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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元帅之谜-晓亮-第5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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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荣臻抓住这个空隙，亲自到前线察看了这一带的地形：
从平型关口至灵丘县东河南镇，是一条由东北向西南伸展的狭窄沟道，地势最险要的是沟道中段，长约十多里，沟深数十丈不等，沟底通道仅能通过一辆汽车，能错车的地方极少，南北沟岸却是比较平坦的山地，这确实是一个伏击敌人的理想地域。
24日凌晨七时整，敌军已全部进入我军包围的伏击圈，聂荣臻和林彪下达了攻击命令，他们的指挥所设在沟东南边的一个小山头上，站在指挥所，用望远镜可以纵观全沟。聂荣臻同林彪研究决定，把敌军切成几段，分段吃掉它，随即下达了命令。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其激烈程度自不待言。中午时分，战斗接近尾声。聂荣臻随同出击部队下到沟底公路上，只见敌军人仰马翻，燃烧的汽车，遗弃的武器，比比皆是，堵满沟底。聂荣臻在察看战果时，还碰上一个日本兵，躲在山洞里面向我军战士放冷枪，战士们对着山洞用中国话喊：
“缴枪不杀！”他以枪弹回答，死不投降。聂荣臻命令，丢手榴弹，消灭他！那里，八路军战士还把日本侵略军当成内战时期的国民党军，以为打狠了就会缴枪，岂不知他们都经过长期训练，受麻醉很深，军国主义思想装了一脑袋，即使剩下一个人，也拒不投降。
这次进犯平型关的日军，属于板垣第五师团。板垣的全名叫板垣征四郎，在中国呆了很久，是个有名的“中国通”。
早在1929年，他就在关东军任参谋，当时是大佐军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在东北组织伪满州国，就是由他代表关东军同溥仪谈判的。由于组织傀儡政府有功，1937年芦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经升任中将师团长了。板垣师团武士道精神很强，在日军里小有名气。板坦所以选择平型关作为迂回的路线，因为他清楚这里是山西与河北交界处，是个薄弱环节。他以为八路军不可能这样快东渡黄河，更想不到在他眼皮底下会有一支严阵以待的八路军队伍，加上自他带队进攻华北以来，基本上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所以在行进平型关，进入八路军伏击圈时，仍然是骄横的阵势，得意洋洋的样子，虽是辎重和后卫部队，仍然大摇大摆地走着，如入无人之境。结果遭到惨败。
平型关大捷，是我军出师华北前线打的第一个大胜仗，也是中国抗战开始以来的第一个胜仗。这一胜利首先在于它的政治意义。在“恐日病”和“亡国论”到处流行的时刻，这一胜利大大增强了全国人民抗战的决心和信心。115师为八路军树立了威信，打出了志气，打出了威风！捷报不胫而走，立时传遍全国，各界人士纷纷给我党我军发来大量贺信、贺电，甚至连蒋介石也来电表示祝贺。国民党老同盟会会员、当时的第二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先生曾经著文写道：
谨按平型关战役，八路军的大捷，其估价不仅在于双方死亡的惨重，而在于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我们的士气。在敌人方面，从南口战役以来，日寇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在平型关忽然受到惨重的打击与包围被歼，使日寇知道中国大有人在，锐气挫折，不敢如以前那样的长驱直进。忻口战役敌人未敢贸然深入，我军士气高涨，未尝不是平型关歼敌大战的影响。”
除此之外，饱受日本侵略军和国民党溃兵祸害的华北人民，从平型关的胜利中看到了希望，认为共产党和八路军是可以依赖的，这为后来我党在这一地区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广泛的群众基础。115师和聂荣臻、林彪的名字一起，在当时成了令日军听后心跳加快的一种语言符号。在一定意义和一定程度上，平型关大捷也是聂荣臻军事指挥艺术的一次重大胜利。当时有一首盛行的歌曲：“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
2．4 击毙日本“名将之花”
抗日战争开始以后，八路军经过了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游击战争地过渡和转变，这时候，处于华北敌后同日军作战的我军，必须坚持高度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术，防止轻敌和“恐日病”两种错误倾向。身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聂荣臻非常重视研究对敌作战的战略战术。八路军出师华北以后，我军的战略方针改为：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聂荣臻考虑到华北以平原地带为主，应该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壮大自己的力量，“平原造人山”，而不宜强调山地游击战。在对敌作战原则上，聂荣臻强调，手中一定要掌握必要的机动部队，使敌人的小部队不敢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既要善于分兵游击，又要随时集中，形成拳头，消灭敌人小股部队。日本侵略军的致命弱点是兵力不足，所以搞了一套以堡垒推进，“点”、“线”、“面”结合的所谓几何学运动战术，即先控制若干城镇的“点”，然后控制交通要道的“线”，最后联成“面”。聂荣臻从我军缴获的日军机密文件中了解了敌人对付八路军的计划，再次做到“知彼知己，”针锋相对，坚持毛泽东所说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的战术原则，将游击战与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成功地结合起来，1939年秋末雁宿崖歼灭战和黄土岭围攻战，一举击毙日军名将阿部规秀，便是聂荣臻采取的两结合战略战术所取得的一个硕果。
1939年11月，日军“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兼第二混成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十分狂妄，竞敢孤军深入根据地腹心地区。这个第二混成旅团，在日军中号称劲旅，而阿部又是经过特别挑选的能够适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他以中将资格兼任旅团长，担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
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充任，由中将兼任的很少，由此可见它们对八路军边区北线是何等重视。
杨成武首先向聂荣臻报告了敌情，并且说日军到了雁宿崖和银坊，中间只有一条山路可走，两面都是光秃陡峭的山石，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敌军如果孤军深入，我们就可以在这里打它的伏击，集中力量歼灭它。聂荣臻听完杨成武的报告，觉得敌我兵力相比，我军占有绝对优势，同时集中兵力形成拳头，完全具备歼来这路孤军深入之敌的条件。他要求杨成武，一定要抓住战机，坚决消灭这一路敌人。
11月3日清晨，雁宿崖歼灭战打响，从战斗开始到下午我军发动全面攻击，聂荣臻一直守候在电话机旁。经过激战，六百多名日军大部被歼，仅极少数漏网。交战两年多以来，聂荣臻摸准了日军的脾气，尽管它骄横成性，一旦吃亏之后，总要重整兵力，前来报复。于是，他指示参战部队，立即脱离战场，隐蔽于适当位置，待机再战。
果然，雁宿崖歼灭战，使阿部规秀恼羞成怒。11月4日，他亲率敌军一千五百余人，企图进行报复性“扫荡”，挽回“皇军的体面”。聂荣臻接到杨成武报告的这一新情况，要求他们以小部兵力迎击敌人，把敌军引向银坊，让他们扑空，然后隐蔽起来，迷惑敌人。尔后以三支队在银坊北出击，诱敌东进。待敌进至黄土岭一带有利地形，集中主力将其包围歼灭。敌人果然中计，黄土岭围攻战，以我军歼灭日军九百多名，击毙其中将指挥官阿部规秀而宣告结束。
击毙日军中将指挥官，这在华北战场是第一次，在中国人民的抗战史上，也是第一次。日军华北方面军总司令多田骏，得知阿部规秀的死耗，在追悼死者的挽联上写下了：“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还为阿部规秀立了一个碑。日本的《朝日新闻》报，连续三天的通栏标题都是“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这家报纸说：“自从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是没有这样例子的”。日本陆军省发表的关于阿部战死的“详报”说：“这个地形是华北很少见的山地，差不多是没有道路的。中将以下的将士们完全徒步，辛勤跋涉
七日向易县上庄子前进的时候，敌（指我军）利用优势的地形，继续顽强的抵抗，中将果敢地到一线，观察地形敌情，飞来了敌人迫击炮弹，在距中将数步的地方爆炸，碎片打中中将的左腹及两腿等数处，中了致命的伤，遂与世长辞了。”由此可见，对阿部的死，日军是何等震惊。
一分区炮兵营，直接击毙了阿部规秀，受到晋察冀军区通令嘉奖，然而这一历史性的功勋，与聂荣臻的雄才大略和高瞻远瞩是分不开的，没有他的英明领导，这次战争的胜利也是难以想象的。
2．5 平原游击战的奇才
中国有一句古话，“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表明一方面，打仗的总指挥不宜把部队统得过死，因为最了解敌我情势的还是在前方一线带兵打仗的将领；另一方面，处在第一线的将领也应该因势利导，随机应变，灵活运用战略战术，创造性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出奇制胜，变被动为主动，变不利因素为有利因素，既做到“胜可知”又做到“胜可为”，聂荣臻正是这样一位能够创造性地指挥作战的军事人才。
1937年11月7日，党中央指示正式成立晋察冀军区，任命聂荣臻为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8日，太原失守，此时的晋察冀三省边界地区完全被分割在敌后，华北的抗战形势进入了游击战争的新阶段。
创建晋察冀根据地，聂荣臻和其他负责同志充分借鉴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建立根据地、巩固根据地、依靠根据地、扩大根据地的斗争经验。但是也有许多新的情况，需要新的对策。例如，过去党的根据地大多建在大山之中，有的同志就错误地认为只有深山峻岭才能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过于强调地形的决定作用。聂荣臻则指出，开展敌后游击战争，主要是在山地，但也可以在平原地区进行，只要有人民群众支持，我们就可以牢牢站住脚。在一次讨论会上，他鼓励冀中根据地的负责人说，你们的实践是有深远意义的，这是我们党在平原上开创的第一个根据地，你们成功了，对于全国其他平原地区的抗战，将提供有价值的经验。聂荣臻强调，开创根据地，关键是要在那里牢牢站住脚跟，打出一个好局面来。不能到了一个地方，扩充一些队伍，抓一把就走，那是抓不到东西的，其结果是非吃大亏不可。群众好容易把我们给盼去了，才搞了一个眉目，又要把部队拉走，会使他们大失所望。
所以，开辟一个地区，一定首先要着眼于广大群众，把工夫下在建立和巩固根据地这样一个基础上。为了统一边区政权系统和政策法令，在聂荣臻司令员的领导下，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了，老百姓依赖政府，有了政府，他们就觉得有了靠山，什么事情，都通过政府来解决。
1938年开始，大后方的一些民主人士，还有一些国际友人，经由延安，或八路军总部，或直接从平津等地，接连不断地来晋察冀考察访问。他们在同聂荣臻接触中，提出了一个共同的问题：为什么你们能在敌后建立起这样一个面积广阔的抗日根据地？他们对这一点感到很奇怪，日军盘据着周围的大城市和铁路干线，后来又占据了全部的县城和较大的村镇，经常调集重兵来边区“扫荡”，据统计，1938年秋到1939年秋的一年之间，日本侵略军对华北进行千人以上的“扫荡”有一百零九次之多，动用兵力累计达五十万，而八路军或确切地说是晋察冀根据地又是那样远离后方，枪支、弹药和物资都得不到任何接济，这样，怎么能够坚持得住，并且能够不断巩固和扩大呢？
聂荣臻回答说，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关键的一条，就是发动群众，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这就是我们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不断发展巩固的“奥秘”所在。
由于紧紧地扼住了发动群众这一条，八路军不仅在山地站住了脚，而且在平原地区扎下了根。冀西、冀中、平西、平北、冀东，几个地区连成一片，相互支援，互为依托。山地是后方，平原是粮仓。平原上的斗争不好坚持的时候，部队可以撤到山岳地区休整；山地需要粮食和布匹的供应，平原地区给予大力支援。群众不仅供应部队吃穿，还负责物资方面的储存和保护。八路军每年都通过边区政府征集一大批公粮，这些公粮，该需要多少仓库储存！在敌后，不可能建立这么多的大仓库，就是有能力建，敌人连八路军修建的厕所都要毁掉的“扫荡”能允许你的仓库存在吗？部队整日打游击，也不可能将长年的供应带在身上。怎么办？聂荣臻领导的八路军就依靠群众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征集的大批公粮，分片储存在某些村子里，部队走到哪里，哪里就有粮仓。有句古话：“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说明军队的筹粮历来是一个大问题，加上抗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战，粮草问题非一朝一夕之事，这种利用人民群众作“供给部”的办法，委实是一大创造之举。人民群众还解决了伤病员的医疗安置问题，八路军伤病员在群众掩护下，不必担心被敌人发现而遭受危险。
在群众的支持下，八路军从根据地到接敌区，还普通建立了侦察网和警戒线，男女老幼都成为八路军的耳目。老百姓在各个山头和村庄之间，设置了各种报告敌情的联络信号，如“消息树”、“鸡毛信”等等，一旦发现敌情，群众就通过情报网，迅速地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从一个山头传到另一个山头，八路军电话站的电话员，可以据此将敌情及时报告给各级领导机关。大龙华战斗中缴获的日军文件就记载着敌一百一十师团师团长桑木崇明的哀叹：“晋察冀的组织是神秘微妙，不可理解的组织，老百姓可以随便用眼色或手势传达八路军要知道的消息，速度比电话还要快。”在接近敌占区的一些村庄，村与村的老百姓，还开展过“收割”敌人电线的革命竞赛，一夜之间，八路军就可以得到成千上万米的电线。
当时，有些很偏僻的深山地区，山沟里只有几户人家，那里长期和外界隔绝，形成了一个独立的世界。像房山、宛平和涞水、涞源交界的“野三坡”，那一溜几十个村子，一直过着与世隔绝、自给自足的生活。他们长时间打着反清复明的旗号，到民国十八年（1929年）才知道清朝已经灭亡了。“野三坡”的老百姓说：“就是燕王扫北的时候，也没有到过我们这儿。”这里的男人不剃头，女人不裹脚，清朝统治始终没有能进入这一地区。有的同志听说那里民性强悍，不敢进去开展工作。聂荣臻提出一个要求：“要把每一条山沟的工作做好”，因为每一条山沟，都是八路军开展游击战和反“扫荡”斗争的回旋之地，没有群众支持，不说别的，进山出山都十分困难。经过深入细致的发动工作，“野山坡”等地成了八路军可靠的根据地。反“扫荡”的时候，聂荣臻带军区机关钻进那些深山沟，老百姓很热情，他们说：“我们也是中国人呀！
以前哪朝哪代的政府都不把我们当人看，只有八路军来了，才有了做人的资格。”
人民充分发动起来之后，八路军在群众的海洋里，如鱼得水，如虎添翼；而且日本侵略军则处处碰壁，处处困难，找不到向导，找不到粮食和用具，想找一口锅做饭也不容易，犹如盲人瞎马，夜半临池。八路军是保护人民的钢铁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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