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百年商业巨子-第10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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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大夫，您如今腰缠万贯，还用这么辛苦吗？”
　　　　赵章光回答说：
　　　　“我们的事业是无止境的。为患者服务是我一生的追求，我离不开患者，他们就是‘上帝’。”
　　　　至今，他一年中有一半时间在外地巡诊，掌握第一手材料，改进产品质量。
　　　　赵章光也有“职业病”，就是见到生人先看头发，就连对外商活动也是如此。他会两眼直瞪瞪地盯着外宾的脑袋，以至使对方有些发窘。不少空中小姐都认识赵章光，因为他乘飞机到全国各地巡诊时，在飞机上见空中小姐脸上有青春痘，就免费赠送“粉刺一扫光”。
　　　　有时候，为解除患者痛苦，他不惜破费。一九九二年六月，一位二十三岁的江西姑娘专程来北京找他治疗秃发。女孩家生活困难，就在北京边打工边求治。赵章光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决定免费为她治疗，一个疗程后，女孩子头皮终于长出新发。
　　　　赵章光就是这样，富贵不忘真情，普渡众生，心系天下。
　　　　赵章光本人不讳言自己有钱。
　　　　据一九八八年到一九九一年统计，“101”系列产品已为赵章光带来了三点八亿元的销售额，一点六二亿元的利税，三千六百二十万美元的创汇。可想而知，赵章光绝对称得上超级富豪。
　　　　他挣的钱“一辈子也用不完”。他说：
　　　　“如今对我来说，怎样使钱用得更有意义，倒是我经常考虑的一个问题。”
　　　　一九九一年九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李鹏亲手把“尊师重教、振兴中华”奖杯授予赵章光，并赞扬道：
　　　　“你在中国带了一个好头！”
　　　　赵章光带了一个什么好头？
　　　　原来，四年里，他为教育事业捐资五百三十万元，为社会福利事业、扶贫事业和预防艾滋病基金会捐款近二百万元！
　　　　作为农民的儿子，他永远忘不了小时候因为穷得不得不辍学的痛苦，忘不了中国贫穷的教育事业。他曾动情地说；
　　　　“一个国家要想在世界上挺立，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而这又需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文化的发达。说到底，还在于重视教育”
　　　　他不想守着金钱做奴隶，而要用钱做些利国利民的事。1992年6月，赵章光宣布设立三项科技功臣大奖，其中一项是要对第一个获得诺贝尔科技奖的中国人奖励十万美元。
　　　　与他社会公益事业一掷千金、万金的慷慨形成鲜明反差，他平时生活十分简朴。出于工作需要，他经常出入大饭店，但用完餐后，回到家里还要吃一顿口味清淡的家常饭；他平时只抽国产烟。偶尔抽一支洋烟，对他来说就是“高消费”了。
　　　　对于子女，他绝不溺爱。他的爱人刚迁到北京，孩子们上学路途远，又不熟悉路，手下人就用小轿车接送孩子上下学。赵章光知道后，立即说：
　　　　“不要用车送他们上下学，路途太远，马上买几辆自行车，可以骑车上学嘛。”
　　　　平时，他只给孩子们很少的零用钱，让他们养成自我奋斗的精神，赵章光有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毕业于医科大学，从事着“101”事业。
　　　　赵章光的工作很忙，几乎每天都睡得很晚。除去必要的应酬，他把晚上的时间都用在读书上。读书是赵章光乐此不疲的嗜好。尽管睡得很晚，他却坚持凌晨五点钟起床，为的是利用这个时间给国内分厂和国外办事机构拨长途电话，询问生产和销售情况。他说：
　　　　“这个时间打电话找谁都能找到，个个都被我堵在被窝里。”
　　　　这位大亨业余爱好很少，他最喜欢听越剧，还喜欢拉二胡，据说拉得还不错。有时为了轻松一下，他也去卡拉OK歌厅坐一坐，听一听新潮歌曲。他爱听可不会唱，有时被朋友推到台上，也只会唱“红星照我去战斗”，引来一阵笑声。
　　　　古人云：
　　　　“父母在，不远游。”
　　　　赵章光是个大孝子，却遗憾地与年过八旬的双亲天各一方。他们体弱多病，不愿离开故土到北京与赵章光生活在一起，忠孝难以两全，这使赵章光时时感到不安。
　　　　大亨妻子林徽云，不愿呆在家里享福，却远离温馨的家庭，单独一人在浙江乐清章光101分厂任副厂长，贤惠能干的妻子正好借此机会照顾家里年迈的公婆，不便赵章光分心，多少减去了他的一份内疚。对于妻子的孝道，赵章光心里有说不出的感激。
　　　　最近，浙江省评出“十大特色家庭”，赵章光一家因把全部精力投入“101”事业而名列榜首。对此这位大亨很得意。
　　　　他已培养出一批思想洒脱、朝气蓬勃的新一代“101”事业的接班人，这些年轻人文化素质高，开放意识强。
　　　　二十八岁的林余存八十年代初就跟着赵章光闯天下，尝尽酸甜苦辣。他历经磨难，又虎虎生气，提任总厂副厂长已有五年，最近，赵章光将筹建丽京章光保健公司的任务交给他，让他出任总经理，独立经营。
　　　　总厂的另一副厂长杨乐钧只有二十六岁，是本科管理专业的毕业生，他主抓总厂的国际部的业务，使出口率以每年百分之三十五的速度递增。
　　　　医科大学毕业生赵胜惠被派往日本东京，一面开诊治疗脱发症，一面筹建“101”总厂设在那里的分支机构，担负独当一面的工作，赢得了日本舆论的好评。
　　　　赵章光看到“101”后继有人，感到非常欣慰。他满怀信心地说：
　　　　“到了二０００年，地球上凡是有脱发患者的地方，都要有‘101’系列产品出现。”
　　　　（丽君）
　刘永好和希望饲料公司
　　　　刘永好，出生于1951年，籍贯四川，学历大学。全回工商联副主席，希望集团副董事长、总裁。
　　　　一九八二年任四川省机械厅企业管理干部学校教师时，开始以孵化良种鸡、发展鹌鹑养殖和饲料生产创业。
　　　　一九八七年，刘永好兄弟兴建西南最具规模的“希望饲料研究所”，聘请专家研究开发出“希望1号乳猪饲料”。一九八八年四月，与泰国正大集团开展促销大战。经过数月竞争，“希望”饲料销量大大超过“正大”饲料。
　　　　一九九二年中国首届农业博览会上，“希望1号”乳猪饲料荣获金奖。
　　　　一九九三年，“希望”打进上海滩，在嘉定成立“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又与浦东国有饲料厂合资，创办了在上海的第二个“希望饲料公司”。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吴邦国为“希望”落户上海听取了刘永好的汇报，并为“希望城”题写城名。
　　　　估计财产七～十亿元。
　　　　脱“公服”，当专业户
　　　　一点点灰色的东西，就像从山顶滚下来的一堆乱石块。原来这是一个小村落，一个在花岗岩上的孤零零的小村，像一个真正的岛巢似地悬贴在那里，在这高山上几乎是望也望不见的。
　　　　这是四川省新津县古家村。这个川西坝上有名的贫困村，没有一条完整的路，无水、无电，缺医、少药，一个劳动日仅值二角七分钱的小山村。
　　　　这里的山民们世代在此繁衍生息着，很少有外人来过。只是在“文革”期间，这里突然热闹起来了。后来那些知青又各奔前程，不知去向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的一天，这个小山村又热闹起来了。原来曾经在这里插队的知青回来看望他们了。村民们奔走相告，像欢迎什么大人物似的。
　　　　傍晚，当晚霞消退之后，天地间就变成了银灰色。乳白的炊烟和灰色的暮霭交融在一起，像是给墙头、屋脊、树顶和街口都罩了一层薄薄的纸；使它们变得若隐若现，飘飘荡荡，很有几分奇妙的气氛。小蠓虫开始活跃，成团地嗡嗡飞旋。
　　　　在一个泥砖墙茅草顶的小屋里，四个当年的知青，也是同胞兄弟，正在举行决定自己命运的方桌会议。
　　　　桌子是方的，坐着四个兄弟：毕业于成都电讯工程学院、就职于国营大厂计算机室的大哥刘永言；有师范专科文凭、在县教育局供职的二哥刘永行；而老三刘永美（因过继现名陈育新）和老四刘永好，则分别是四川农学院和省电大的毕业生，一个在县里当农技员，一个在省里当中学教师。他们手里都捧着硬梆梆的“铁饭碗”。按理说，命运之神对刘家四兄弟是够垂青的了，可他们偏偏又不安分。
　　　　一种施展才华、追求富裕生活的强烈冲动，在四兄弟胸中激荡。
　　　　老三陈育新，这个满脑子猪仔鸡娃、化肥和农药的农技员，很想真刀真枪闯荡一番，他胸有成竹地说：
　　　　“我爱人是农民，就让我先辞职回家试验，砸了锅也还能靠两亩承包田过日子。”
　　　　刘永好握着拳头说：
　　　　“我情愿冒点风险背‘农皮’，也不肯安安稳稳干一辈子穷教师。人生不过几十年，年轻不间几时闯？”
　　　　这话里虽然带几分罗曼蒂克，却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经过三天三夜的家庭高级会议，终于一锤定音：“脱‘公服’，当专业户！”四兄弟先后辞职，变卖手表、自行车，凑足一千元资本，要大干一场。
　　　　“奇异电子厂”泡汤了
　　　　四川新津县古家村是刘永好的第二故乡。他十七岁就插队到这里。那时，他对许多事情都似懂非懂，也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便像作梦似的，来到广阔天地这个大有作为的地方。
　　　　古家村是个贫困村，用老百姓的话说，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地方。当地农民每天从早干到晚，才能挣二角七分钱。他们这些从城里来的孩子连农民一半的活都干不上，能挣多少钱呢！生产队长照顾他们，给一半工分，也就是一角四分钱。孩子们刚下到这里，什么都没有，什么也不懂。暂时给他们倒出一间房，通长一大铺炕，能睡十几个人。从中间用秸杆编成的莲子糊上牛皮纸隔开，男、女生各住一间。
　　　　刚下到农村，都是一些十几岁的城里孩子，不懂什么是生活，怎么过日子。他们有米一锅，有柴一灶坑，用完了就一无所有。到了青黄不接的时候，他们就饿肚子，有时连盐都没有。他们白天要下地干活，晚上睡在冰冷的坑上，一天三顿只能光吃饭，没有一点菜，连盐也没有。日子一长，怎么能受得了。实在忍不住，就跑到老贫农家借点盐，回来化成盐水，大家用盐水就饭吃。
　　　　那时，他们多么想吃顿菜呀！有一天，集体户的户长对同学们说：
　　　　“咱们已经有一个月没有吃菜了，下地干活觉得浑身无力。今天咱们都体半天，去山上找野菜，回来再到老乡家借点盐，咱们用野菜醮盐水，改善一顿生活，饱餐一顿如何？”
　　　　大家听了，都高兴地跳起来。留两名女同学在家做饭，其余的人都上山找野菜。十点多钟就回来了，大家欢天喜地地美餐一顿，只见十几个人都围在锅台边，每个人手里都拿着头号大碗，碗里的饭都是两碗扣在一起，像小山似的，吃起来都碰鼻子。野菜醮盐水不知怎么那么好吃，平日里叽叽咋咋的声音不见了，大家头不抬、眼不睁地往嘴里忙活儿着
　　　　“户长，咱们休半天吧，大家痛痛快快睡半天。”
　　　　户长也觉得浑身疲劳，于是就满足了大家的要求。这一觉不打紧，一直睡到第二天早晨，还是贫协主席来敲门，把大家叫起来的。原来，头一天没有上工，贫协主席是集体户的名誉户长，就觉得很奇怪，以为孩子们累了休一天，也是人之常情。第二天，早晨上工，老户长见孩子们又都没来，便觉得不对头。急忙赶来，叫开门，见都躺在炕上不起来，便上前挨个叫。大家好容易支撑起来，把老户长吓了一跳。只见各个都肿得变了样，老户长问道：
　　　　“你们干什么去了？怎么变样了？”
　　　　有一个同学吃得少，中毒较轻，便把头一天的事说了。老户长一听，马上到外屋察看野菜，一看就喊起来了：
　　　　“你们这些孩子，什么都不懂，这哪是野菜！这种山菜有毒，你们都中毒了！”
　　　　说着，便往门外走去。
　　　　多亏老户长发现得早，他找来赤脚医生，又用当地的一些土办法给大家解了毒，没有几天同学们都复原了。
　　　　古家村虽然穷，但山里人心地善良、朴实。知青得到他们很多照顾，那些往事都一一记在刘永好的心田里。他很早就暗下决心，等自己有能力的时候，一定要让这些朴实、善良的山里人过上富裕日子。这个理想隐藏在他的心里多年了，一直不能如愿。
　　　　现在，他毅然决然地退了职。这不啻破釜沉舟。这一步已经豁出去了，就是天大的困难挡路，也只有拼老命往前闯。
　　　　弟兄们筹划着在古家村办一个“奇异电子厂”。这也是刘永好多年的夙愿。
　　　　兄弟四人分头筹备，首先就是资金问题。那是80年代初期，中国的老百姓普遍生活水平低，筹集资金谈何容易。他们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想尽了一切办法。
　　　　在那些日子里，刘永好没有白天，没有黑夜。黎明之前，小路那样清凉、湿润。他穿过草原，穿过密林，在那垂拂双肩的树枝下行走。那时，天地为一种宁静的暗灰色所笼罩，四处静悄悄的。不久，一线晨光，像火烛一样在东方燃烧，一切暗夜朦胧，倏然逝去。这时，才有人走动。没多久，人们看到那红珊瑚球似的冉冉升起的太阳。于是，从深深树丛中传来鹧鸪的鸣声。这时，那小路更加明亮了。刘永好的步子更快了，他的裤腿已经被露水打湿半截了。
　　　　那些日子，刘永好不知哪儿来的那股劲头。他不知疲倦地奔波着，在灰蒙蒙的大道那边，秋天的原野远远地伸展着，一望无际。田野上空，一条条烟似的云彩静悄悄地飘动着。微风在田野上悄悄地吹过，它翻看着羽毛草和干草茎，又悄悄地飞向河边。微微潮湿的青草在早晨的寒气中散发着香味。收获后的大地在休息，可刘永好却没有休息日。
　　　　功夫不负有心人，资金终于筹集好了。
　　　　下一步就是拿出音响样品。他邀请了几位电器专家，查阅了大量有关资料，群策群力，集思广益。经过反复试验，征求多方意见，多次改动，最后拿出样品。
　　　　这时，刘永好才算松了口气。可是，没等刘永好把气松完，便出现问题了。
　　　　原计划是兄弟们筹划着同生产队联办“奇异电子厂”。这一天，生产队长慌张地跑来说：
　　　　“永好，咱们的‘奇异电子厂’泡汤了。”
　　　　刘永好闻听，脑袋轰的一声。为此事他费了多少心血呀！跑了一春八夏，上下嘴唇一对就泡汤了，他怎能甘心呢？
　　　　他急忙跑到公社，找到公社干部打听此事，那干部头都没抬就说；
　　　　“枪毙了！”
　　　　刘永好不服气地问：
　　　　“为什么？”
　　　　干部不假思索地说：
　　　　“开什么黑店？有这种‘公私融合’的政策吗？”
　　　　刘永好不肯让步，说：
　　　　“三中全会已经给中国的大政方针调了弦定了音。公社为何不执行呢？”
　　　　干部说：
　　　　“你急什么呢？国家的政策只承认‘专业户是农村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呀。”
　　　　一句话把刘永好说得闭口无言。他无言以对，只好认倒霉。一路上，他不知怎样走回来的。他不知该怨谁，该恨谁，该与谁理论。他想大声疾呼，引人来问自己，好乘机把那些冲击他心灵之门的苦恼和烦扰倾吐出来。
　　　　当他冷静下来时，反复思索着所发生的一切。从市场经济的发展程度来说，中国是刚从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国家。这样的“中国特色”，决定着他的总政策稳定的前提下，必然存在某些具体政策的不稳定性。处于调整过程中时，国家也在探索着进行。作为自己，要想符合共和国发展的逻辑，纵横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