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严不是无代价的:从日本史料揭秘中国抗战-第3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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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福夫人为此愤然质问麦克阿瑟：“我们合众国的小伙子们，就是公然在日本妓院这样出入得脏病的吗？你这个司令对此很自豪吗？”美国舆论对此抨击日烈。
　　尴尬的麦克阿瑟不得不作出决定。1946年3月10日，占领军司令部以“公然卖淫是对民主理想的背叛”为理由，要求日本政府关闭各处慰安所。26日，日本政府下令各地警察署遵照执行，并谢绝美军官兵继续访问慰安设施。
　　日本政府随即下令遣散慰安女，五万五千名慰安女，带着满身的疮痍，没有任何补偿就被赶到了街上。
　　这些慰安女中，很多继续从事色情行业，或在RAA经营的“茶舍”、“咖啡厅”、“酒吧”等地为美军服务，成为被美军称作“潘潘（PANPAN）的暗娼（美日间的默契，以暗娼代替公娼，继续慰安服务，实际上RAA要到四年以后才正式宣告终止）；或者为美军包养，称为“安丽”（英语“Only”的日文发音）。
　　没有了和慰安所的合同强制，依然去做同样的事情，是这些慰安女下贱道德沦丧吗？也不全是。根本的原因还是日本政府。由于从事这种职业，又多半身染疾病，慰安女已经难以为原来的环境所接受。但是，她们在皮肉生涯中少少的积蓄，又因为日本政府在同一时间进行了“存款冻结”政策而化为乌有——“存款冻结”是日本当时为了解决物资缺乏，并进行新旧币制更换实施的政策，所有五日元以上的货币，都要存入银行而且冻结，等待新币流通后才能使用。这一冻结，就是两年半。而解冻的时候，由于通货膨胀，其价值已经只有存入的四分之一。冻结存款，使慰安女们顿时陷入衣食无着的绝境，她们唯一的生计，也就只有继续从事皮肉生意了。
　　这里面，“潘潘”的命运更为凄惨。她们的典型形象是站在街上，抹着很重的口红，穿着美军仓库里出来布料作的连衣裙，必须随时随地满足美军的要求，来换取微薄的收入。当时有民歌这样唱道：“喝醉了的美国兵和潘潘，在公园的野草上就作那种事，像狗一样——三个、五个、十个的孩子，学着美国兵扭屁股——美国兵笑，潘潘也笑——小孩子的石头砸过来了。”
　　“安丽”要好一些，甚至警察也因为她们是美国兵的“准夫人”而多加照顾。然而，她们的命运最终依然是多作了弃妇。美国兵们回国的时候，对“安丽”没有任何义务，包括他们的孩子。日本电影《人证》就描述过这样的例子，其中的《草帽歌》和母亲为了掩饰作过“安丽”而杀死自己混血儿子的情节，或许还有读者记得。
　　在整个美军占领日本期间，尽管日美两国在舆论督促下多次试图取缔这种半地下的“慰安”服务，却因为上层的三心二意，始终不能根除。这期间，美国军医“改良”了梅毒的治疗方法，改口服片剂为从龟头直接注射药物，希望用这种极为痛苦的治疗方法稍稍遏制美国大兵的性欲。而日本警察和“潘潘”在街上的追逐，更是那一段时间的一道无奈风景。
　　随着美国对日本占领的结束和日本的经济腾飞，这段历史已经被渐渐掩埋。然而，在日本，依然有富良知的人在不断地提醒着。
　　五十年了，日本政府从没有给过RAA的“玛丽”，“潘潘”们一个交待，更不要说补偿

　　日本为占领军提供慰安服务纪实（4）

　　当年，NHK电台曾经作过一个节目《幸运町的“潘潘”》，来描述她们的生活，其中菊地章子为主角所作最后的咏叹《流星》，一点儿被世界所抛弃的辛酸，恰似正是说她们的命运：流星之下占我身，今日宿何处也，此心纷乱。
　　胸中可还有心在？
　　我实不知，欲泣也无泪。
　　这女子，无人知她是谁。
　　也知道日本战败后的惨痛是咎由自取，也知道日本对战争的反省根本还不及格，也知道我们自己的同胞中，还有更为凄惨的遭遇可是，写这个题目的时候，还是无法摆脱对潘潘们的同情，或许，仅仅因为同是人类。
　　附：草帽歌的歌词：Ma…ma；　do　you　re…rem…berthe　old　straw　hat　you　gave　to　me？
　　I　lost　the　hat　long　a…go　flew　to　the　fog…gy　can…you。
　　＇Yeah；　ma…ma；　I　won…derwhat　hap…pened　to　that　old　straw　hatfall…'in　down　the　moun…tain　side；out　of　my　reach　like　your　heart。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　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　blow　'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　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Sud…den…ly　that　wind　came　upsteal…'in　my　hat　from　me。　Yeah；　swirl…'in　whirl…'in　gusts　of　windblow…'in　it　higher　a…way。
　　＇Ma…ma；　that　old　straw　hatwas　the　on…ly　one　I　real…ly　loved；but　we　lost　it；　no　one　could　bring　it　back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like　the　life　you　gave　me。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1）

　　上
　　中国軍が敗れて牡丹江の林口付近まで追い詰められた。そのとき十一人の女性兵士が、負傷者を肩に負い放歌高吟しながら牡丹江に身を投じ自決した、日本軍の注意をひきつけ、主力の撤退を助けた。
　　这是从日本番町书房《关东军与开拓团》一书中摘录的，对中国军队一次失利的描述，翻译过来就是“战败的中国军队被追赶到牡丹江畔林口附近，此时，（中国军队中的）11名女战士背负伤员，高声唱着歌，投入牡丹江中自尽而死。（她们的行动）吸引了日本军队的注意力，帮助了主力的撤退。”
　　作者没有说明这次战斗的时间，但是对比中日史料，我认为此处所描述的，应该是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一师1938年在乌斯河畔的战斗，史称“八女投江”（这里日方记载是11人，与中方记载不同）。
　　在八年的抗战中，我国军民曾饱尝失败的痛苦，那种最后时分的惨烈场面，又何止一个“八女投江”。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战败，是为中国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一幕。苦战八年的中国军民欣喜若狂，集团军总司令冯治安将军挂上腰鼓冲到街上的庆祝人群中边敲边舞，动作癫狂，直到泪流满面
　　冯将军的失态可以理解，1937年7月7日，正是他所部的三十七师在卢沟桥奋起抵抗，揭开了这次救亡战争的序幕。这一打，就是八年，佟麟阁、赵登禹，多少好兄弟战死沙场，他前任的集团军总司令官张自忠将军也是在湖北战场壮烈殉国。
　　我想，很多中国人都会想知道——那些横行一时的日本“太君”，当此战败之时，他们当时的表现和经历又是怎样。
　　接触过一些侵华战争中的日本老兵，但是，谈起战败投降那一刻，他们中的很多人却讳莫如深。
　　最初认为这是他们“顽固”的一种表现。然而，慢慢发现，他们不肯谈，有的并不是顽固，里面也有些难以说清的东西。
　　认识一个叫松元的日本老者，八十多岁了，依然身手灵活。我到日本的时候，需要装电话，还得到过他的帮忙。2002年，在京都的一位中日友好雄鹰会的成员伊藤老先生去世，我去参加了他的葬礼。葬礼上，松元表现得极是伤心，下来后我问起他和伊藤的关系。
　　日本战败的时候，松元从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队伍中逃出来，想逃到当时称为“关东州”的大连寻机乘船回国。路上遇到同样逃出来的伊藤，两个人风餐露宿，靠吃山中的野果和橡子才活下来。
　　这样，我才知道松元当年是关东军中的日军军官，于是问他有没有和苏军作过战。松元苦笑一声，说还在行军战争就结束，一枪没放整个部队就投降了。他接到命令后随联队长到苏军司令部洽降，苏联人还用葡萄酒和大列巴面包招待他。
　　那，我随口问，既然如此你何必还要逃呢？
　　问完，却是半天没有回答。萨奇怪地转头去看，却见松元站在那里，二目微闭，身体僵硬，不自觉地变成了一个类似立正的姿势。
　　好久，松元才极为艰难地开口道：“这没有什么好说的。”
　　随后，就闭紧了嘴巴，嘴角向上抿，脸上的肌肉绷得极紧。以我经验，这是一个典型的表示拒绝的身体语言。这让我感到很是惊讶——难道他当时是为了什么“武士道”的精神才逃走的？
　　细看去，却见他的鬓角，竟然淌出了点点汗迹，而他的眼神分明带了一种难言的——恐惧。
　　对，就是恐惧，一种隔了几十年依然在瞳仁里面闪烁的恐惧。
　　这时，主持葬礼的南部先生在我肩膀上拍了拍，摆摆手，示意我不要再问了。
　　葬礼结束后，我坐南部的车走，在车里逮了个机会问他——为什么不让我问松元那个问题？
　　南部似早就想到我有此一问，点点头，说：“松元从来不谈他战败时候的事情，你这样问，随后低声说，有很多那个时候的事是我们不愿意回忆的。”
　　“你们？那么，南部先生当时也在中国的东北？”
　　南部先生点点头：“我在西伯利亚的俘虏营干了六年苦力，对不起，我那时也是关东军。”
　　“那么，所谓不愿意回忆的事情，是哪些事情？能举个例子吗？是觉得投降丢脸吗？”最后一句是我的采访策略。
　　南部先生看了我一眼，说：“不是。”他把车停在路边，停了片刻，对我讲了他在战败时候的经历。
　　那时，南部还是一个“初年兵”，他们向苏军投降之后，苏军收缴了日军的武器，然后让他们行军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列队坐在空场上。
　　然后然后就是枪声。四百个日本兵，被打死了两百多名，每一个都是脑后中枪。
　　南部当时坐在队列里，看着一个苏联兵提着一支转盘机枪，从后面走到前面来，枪口还在冒烟。而后，苏联军官下令剩下的日本兵挖坑埋葬死者，回营房吃饭。南部记得当时被打死的日本兵，都是队列后排的，一排一排地打，不分军官和士兵
　　“你们没有反抗或者逃跑？”我忍不住问（没问他武士道精神呢？）。
　　“败了，什么都没有了，就看着别人来杀，一点儿反抗和逃跑的心都没有。心里很平静，好像被杀是很正常的事情。”南部慢慢说道，“那时候就是用枪对着我的头要打，我也不会想跑。”

　　战败之日的日本人（2）

　　一瞬间，我想起了南京草鞋峡被俘和遭到屠杀的中国军人——有人曾经责怪他们那样多的人，为何不起来反抗就被屠杀，甚至有人说那是因为中国人懦弱
　　末了，南部苦笑一声：“你知道苏联人为什么杀我们吗？”
　　日军中有人密谋反抗？苏军报复？立威？几个答案都被否定了。
　　原来答案很简单，苏联人在这里只准备了150个人的饭，可是来的俘虏有400人。怎么办呢？再做250人的饭？还是让俘虏从400变成150？
　　显然后一个办法省事得多
　　南部后面说的话在日本现在这一代人中很少能听到了，他说：“我去过南京的纪念馆，这是——因果。”
　　我问他：“松元就是因为这样的事情，才逃走的？”
　　下
　　南部摇了摇头，说，这样的事情当时很多，不算什么，他不会那样胆小被送到西伯利亚的日本人，苏联人说死了六万，实际上失踪的有六十多万。他是军官，看到的或许不仅这些他从来不说为什么从苏联人那里逃跑的，我还是今天，才第一次听到他说作过洽降的军使呢。
　　战败的时候，到底是看到了什么，经历了什么，让日本关东军军官的松元决定逃跑和一直恐惧到几十年之后呢？至今，于我依然是一个谜。
　　实际上，日军战败之时的情状，在很多回忆中还是可以看到的。
　　比如，日军战败时在黑龙江省方正县的王绍德是日军战败的目击者，当时19岁，他的回忆或可作为一点历史的记录。
　　当时，王所在的方正县赵炮屯有一个日本人开拓团（日本政府组织的一种武装移民屯垦组织），人称鬼子营。王绍德给其中的日本人增田作长工。1945年8月，苏军在抗日联军余部引导下向日本关东军发动总攻，日军全线溃退。赵炮屯的日本开拓团一片混乱，当此地的日本人发现上级没有通知他们就离开了的时候，一场惨剧发生了。
　　当时，王正在和朋友吃饭，忽听“鬼子营”方向传来咚咚咚仿佛劈柴拌敲油桶的声音。王心中一寒，“这不是枪声么？”王扔下饭碗就往“鬼子营”跑。
　　王绍德向那里跑，是因为他和增田的妹妹秀子有一段特殊交往。1945年夏天，平时对他这个长工比较好的秀子，有一次在田间和王面对面坐着，瞅了一阵以后低声说：“绍德，日本快垮台了，6个国家打3个国家，我们国的回不去了，我要嫁给你。”王也想到了日本有这一天，但没想到来得这样快，他觉得秀子人不错，但是娶了她又觉得类似汉奸，于是推托说：“我有老婆了，咱们做朋友吧。”秀子发急说：“有老婆不怕，我当小的。”王说：“养活不起。”秀子攥住他的胳膊说：“我能干活，什么活都能干，不用你养活。”王还是拒绝了。
　　事实上日本战败的时候，有些日本女性的确依靠嫁给当地的中国人得以活了下来，
　　此时听到枪声，王对秀子还是比较惦念，也觉得她可怜，于是立刻跑去看发生了什么事。他冲进“鬼子营”，只见各家都关死了门，像是走了。匆忙中他推开一家相识的日本人家门，只见被子、褥子在床上铺得很整齐，母女两个人头朝里枕着枕头仰面躺着。一个母亲、一个孩子，都穿着崭新的衣服，一条白毛巾盖在头上，只有殷红的嘴唇和冷冰冰的鼻孔露在外面。
　　王吓了一跳，一边想她们是不是服毒自尽了，一边去扒拉她们的脚，想不到脚动头也跟着动，才发现她们已经死去多时了，脑后和枕头上淤着冰盘大的血迹。原来是被枪打的，子弹从眼眶打进去，从脑后出去。
　　震惊的王绍德跑到第二家打开门，这家有一个三十多岁的母亲和三个孩子，也是他很熟悉的。结果看到这个母亲倒在炕中间，三个孩子在她身边横躺竖卧，白毛巾丢在一边，显然曾经拼死反抗。
　　他们日本人在杀自己人！王绍德在他的回忆中写道：“不用说，是日本人自己打死了自己。他们怎么这么残忍，我真不敢相信。日本兵、日本特务屠杀中国人我看见过，我相信，难道日本开拓团连自己的同胞都不放过吗？”
　　“王的，”王绍德踉踉跄跄地冲出门，三个持枪的日本人迎面叫住他。
　　这几个人他都认得，两个是五十多岁的老头子，一个是十六七岁的少年，他们的眼珠子通红，枪口还冒着烟。然后，是一段令人难忘的对话。
　　那个少年把枪扔给王，问他：“王的，是朋友不是？”
　　王很害怕，应付道：“是，朋友！”
　　那少年把衣服拽开，指着胸口，冲王绍德喊：“是朋友，朝这儿打！”
　　王绍德吃了一惊，看这两个日本老头血红的眼睛，他扔回了枪，不干。那少年冲上来揪着衣襟吼：“大人，孩子，统统死了，我们心不好受哇！”
　　王问：“是你们杀死他们的？”
　　“是！”两个日本老头直认不讳。
　　“你们自己为什么要杀死自己？！”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