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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别裁(上册)-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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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用处;相反的,有了思想就要学问来培养,如青少年们,天才奔放,但不力学,就像美国有些青少年一样,由吸毒而裸奔,以后还不知道玩出什么花样。所以思想没有学问去培养,则“殆”
,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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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端与偏激
接着下来是: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这是一个问题了。我们知道,“异”就是特别的,“端”也就是另外一头。但在宋儒以后,“异端”
两字,就用来专指佛、道两家,宋以前则没有这种肯定的说法。讲到这里,顺便提到一个问题:现在世界上流行一个名词——汉学。 欧美各国讲中国学问,都称之为“汉学”
,这是世界通称,成了习惯,已经没办法更正了。 事实上这个观念是错误的。 在我们中国文化中所称的汉学,是指汉儒的作学问,注重于训诂。 所谓“训诂”
,就是对于文字的考据,研究一个字作什么解说,为什么这样写?不过汉学很讨厌,他们有时候为了一个字,可以写十多万字的文章,所以我们研究这一方面的书,也是令人头大的。但是古人所谓博士学位——我们现在的博士也是这样——往往凭藉这些专深的研究,可以作一百多万字的文章,这就是训诂之学。后来发展为考据,就是对于书本上的某一句话,研究他是真的或是假的。 这些学问,为了一个题目,或某一观念也可写百多万字。总之,汉儒就是训诂考据之学;在中国文化上叫“汉学”
,意思是汉儒作的学问。 汉学自汉武帝开始,就有“五经博士”
,就是四书五经等书中,通了一经的就是“博士”
,所以中国有博士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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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称,也是从汉朝开始的。 所谓博士,就是专家。 如《诗经》博士,就是《诗经》的专家。 到了唐代以后,就慢慢注重文学了,因为几百年训诂考据下来,也整理得差不多了。到了宋代,当时有所谓五大儒者,包括了朱熹等五个人,他们提倡新的观念,自认为孔孟以后继承无人,儒家的学问断了,到他们手里才接上去。这中间相隔差不多一千多年,不知道他们在哪里碰到孔子和孟子,就一下子得了秘传一样,把学说接上去了,这是宋儒很奇怪的观念。 然后他们就批评各家都不对,创了所谓理学。 不过有一点要注意,我们现在的思想界中,理学仍然非常流行,有一派自称新理学,讲儒学的学问。 但很遗憾,他们还不成体系,仍旧不伦不类的。 至于宋儒的理学家,专门讲心性之学,他们所讲的孔孟心性之学,实际上是从哪里来的呢?一半是佛家来的,一半是拿道家的东西,换汤不换药地转到儒家来的。 所以,我不大同意宋儒。 对于宋儒的理学,我也曾花了很大的工夫去研究,发现了这一点,就不同意他们。 一个人借了张家的东西用,没有关系,可以告诉老李,这是向张家借来的,一点不为过。可是借了张家的东西,冒为己有充面子,还转过头来骂张家,就没道理了。 宋儒们借了佛道两家的学问,来解释儒家的心性之学,一方面又批驳佛道。 其结果不止如此而已,从宋儒一直下来,历代的这一派理学,弄到后来使孔孟学说被人打倒,受人批评,宋儒真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以后经过宋、元、明、清四朝,都在宋儒的理学范围中转圈圈,是不是阐扬孔子的真义,很难下一定论。 有一本《四朝学案》,是讲宋、元、明、清几百年来儒家心性之学的。 尤其到了明朝末年,理学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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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行,所以清朝入关的时候,很多人对明儒的理学非常愤慨,认为明儒提倡理学的结果是:“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指责理学对国家天下一点都没有用。 平常讲道德、讲学问,正襟危坐谈心性,到了国家有大难的时候——“临危一死报君王”一死了之,如此而已。 不过话说回来,能够做到“临危一死报君王”已经很不容易了,但对于真正儒家的为政之道而言,未免太离谱了。 因此,清初一般学者,对于此高谈心性、无补时艰的理学相当反感。最著名的如顾亭林、李二曲、王船山、傅青主这一些人,也绝不投降满清,而致力反清复明的工作。 后来中国社会帮会中的洪帮,现在又叫洪门,就是他们当时的地下组织,是士大夫没有办法了,转到地下去的,洪门首先是在台湾由郑成功他们组织,一直影响到陕西,都是他们的活动范围,所谓天地会等等,都由洪门后来的分衍而来。清初顾亭林这些人,既不同意宋明儒者的空谈,于是回过头来作学问,再走考据的路子,叫作“朴学”
,因此也有称之为汉学的。 我们身为中国人,必须要了解“汉学”这个名称是这样来的。 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学问也称汉学,是指中国学问。 古书上所指的汉学,是偏重于考证的学问,这是顺便介绍的。我们为什么引出了这个问题呢?就是为了孔子这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自宋朝以后,八百年来,一提到异端,一般人都认为专指佛道两家。 这句话不要搞错了,在孔子当时,没有佛家,也没有道家,在当时儒道不分家的。 以儒、佛、道三家的文化,作为中国文化中心,是唐代以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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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所以认为《论语》中异端两个字,是专指佛道而言,则是错误的观念。现在我们回转来研究,什么叫“异端”呢?这在文字上解释非常简单。“端”就是两头,尖端,两边的头,或多边的头谓之“端”。
“异端”是走极端偏向的路线,不走中道的。不但不走中道,而且还标新立异,特别从事怪异的思想。 关于这一点我们如果用现代的思想问题和心理学来研究,也可以说一般的人,大都是喜欢异端的,每个人都有爱好标新立异的天性。
由养士到考试
大家有机会可以读一篇文章,对于处世大有助益,这篇文章简称《论养士》,苏东坡作的。 这篇文章在中国的政治思想——政治哲学领域中,占了重要的地位,尤其是研究政治与社会的人不能不看。 这篇文章很有意义,它提出了一个原则,讲得非常有道理。“养士”这个名称,出在战国时代,当时书籍不如现在普及,也没有考试制度,一般平民有了知识,就依靠权贵人家求出路,到他们家里作宾客。 过去叫宾客,现在的名称等于“随员”
;从唐代到清代叫“幕府”。像曾国藩,不少有本领的人,都在他的幕府里——等于现在的研究室、参谋团、秘书室。 现在也有称作幕僚。“六国的养士”就是这样的情形。那时养士,养些什么人呢?
苏轼指出的分类是智、辩、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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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四种人;实际上也可说只是两种人,一种用头脑,一种用体力。 讨论这四种人,如果以现代职位分类的科学来作博士论文,起码可以写他两百万字不成问题。 但是我国古代文化喜欢简单,所以几百字的文章就解决了。苏轼在这篇文章中说,社会上天生有智、辩、勇、力这四种人,他认为这一类的人好役人——坐着吃人家的——无法役于人。 如果我们用社会学来研究,社会上有许多人是这样的,用头脑非常能干,叫他用劳力就不行,有些人叫他用头脑就像要他的命,要他做劳力就蛮好。 但有些人有力去打架,力气好得很,要他做工,做三个小时就做不下去了。 所以研究社会、研究政治,要多观察人,然后再读有关的书,才有道理。 又像许多人有智,这个智是聪明才智;有许多人有辩术,专门用手段,不走正道,走异端,打鬼主意第一流,正当方法想不出来。 但是不要忘了,他也是一个人才,就看老板怎么用他,这就是所谓会不会用人了。 所以智与辩看起来是一样,聪明的人做事一定有方法,但是正反两面的方法不能相违。 勇与力看起来似乎也是一样,但是勇敢的人不一定有力气,而个子高大孔武有力的人,教他去前方打仗、为国牺牲,他怕死了不干,这是有力没有勇。因此苏东坡说智、辩、勇、力四种人,往往需要人家养他,不能自立。 不过依恃人家,攀龙附凤,也可以立大功,成大业,教他一个人干,就没有办法。所以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焚书坑儒,不养士了,这些人就走向民间去,结果怎样呢?反了!后来到了汉朝的时候,对这种士怎么办呢?到汉武帝时代,就是中国选举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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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始,那个时代的选举,当然不像现代的由人民去投票——这是西方式的选举。 中国式古老时代的选举,是由地方官参考舆论,把地方上公认是贤、良、方、正的人选出来,(以现代名词而言,是人才的分类,贤是贤,良是良,方是方,正是正,不要混为一谈,这是四个范围。)称为孝廉。(中国文化以孝治天下,所以称孝廉。 到清朝时,考取了举人,还是用孝廉公这个名称,那是沿用汉朝的。)
汉朝实行这样的选举制度,就取代了战国时养士的制度,所以汉朝四百年天下,就可以定下来,到隋朝又开创以文章取士的考试办法。 到唐太宗统一天下以后,正式以汉朝地方选举的精神,采用了隋朝考试取士的方法,综合起来产生了唐朝考选进士的制度。 所谓进士,就是将民间有才具的知识分子,提拔出来,进为国士的意思。 那时候考的秀才不是清代的秀才,清代的秀才是考试阶级的一个名称,秀才再考举人,举人再考进士,进士第一名是状元。 唐代的秀才,也便是进士的通称,凡是学问好的、优秀的,都称秀才。
天下英雄入彀中
唐太宗创办了考试制度,录取了天下才人名士以后,站在最高的台上,接受第一次录取者朝见之后,忍不住得意的微笑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他的意思是说,你看我这一玩,天下的英雄都自动来钻进我的掌握中,再不会去造反了。 有功名给你,有官给你做,只要你有本事,尽管来嘛!
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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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唐太宗的得意之处。 苏轼也说,建立了考试制度以后,就等于六国时候的“养士”
,所以他认为养士是很重要的事。 以现在的观点来说,就是智、辩、勇、力分子没有安排很好的出路,没有很好的归宿,就是社会的大问题,也是政治的大问题。但是如何使他们得其养,又是个问题。起用也是养,退休也是养。 讲到养,我们要想到前面所讲的,犬马也有所养呀!不是说有饭吃就得养了,仅仅这样是养不了的。 智辩勇力之士,有时候并不一定为了吃饭。 天生爱捣乱的人,如果没有机会给他捣乱,他好像活不下去,若不要他捣乱,就得把他引入正途,这就是为政教化的道理。解释了半天,“异端”就是走特殊思想,不走正路的,走偏道,而偏道中还想出特别花样。但是,异端有没有用处?
但是有用处的。 举个例子来说,汉朝平定天下,汉高祖说,我不过得到几个人而已。 他是指张良、萧何、陈平等,尤其是陈平这个人,在历史上也是有名的六出奇计,他只为汉高祖提过六个建议,还是秘密的建议,后世从历史上知道内容的也只有五次,另外一次到底是什么花样,直到现在无法确定。所谓奇计者,就是古怪的、特殊的。 我们读了历史也就知道,异端不能乱用,还要以德业为基础,异端多半走入术的路子,术就是方法、权术。 权术没有德业为基础,就要不得。 所以我们再看历史,《史记》记载很清楚,陈平六出奇计,帮助汉高祖统一天下,但是陈平说了一个预言,他的后代不会太好。人家问他什么原因,他说他喜欢用阴谋,他说:“阴谋者,道家之所忌也。”为天道所忌。 果然汉高祖封给他的国,到他孙子手里就亡,他也早知难逃自取灭亡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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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道理,是说明孔子所说的“异端”
,并不是宋儒所指佛道两家而言的异端,而是走偏道,喜欢走特殊路子钻牛角尖的异端。 所以孔子说:“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跟着下来,什么不是异端呢?什么是作人做事应该的道理?
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由是名字,子路的名字叫仲由。“诲”字下应该有一个小标点,诲是说教育、教诲。“汝知之乎?”你知道吗?
“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一个人要平实,尤其是当主管领导人要注意,懂得就是懂得,不懂就是不懂,这就是最高的智慧。 换句话说,不懂的事,不要硬充自己懂,否则就真是愚蠢。关于这一点,几十年来看得很多。 这个时代,很容易犯这个毛病。 很多学问,明明不懂的,硬冒充自己懂,这是很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出去做主管的人要注意。 我们看历史上伟大的成功人物,遇事常说:“我不懂,所以要请教你,由你负责去办,大原则告诉我就行了。”说这话的人就成功了。 如果硬充懂就不行,结果一无所成。 历史上,古今中外莫不如此。 政治的道理也一样,懂就懂,不懂的就是“对不起
我不懂。“这是最高的智慧,也是最高的礼貌。 所以我常对出国的学生们说,有一个最高的原则,也是走遍天下的国际礼貌,那便是你走到任何国家说:”对不起,我是中国来的,对这件事我不懂,请问应该怎么办?“
万万不要认为这样说是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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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这是最大的礼貌,不会吃亏,尤其做国民外交更用得着,最怕冒充懂,就会失礼。到这里是为政的大原则,下面文章的气势为之一转,而转到另外一个人。
千里求官只为财
子张学干禄。 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子张是孔子的学生,他姓颛孙,名叫师,少孔子四十八岁,是位年轻学生。 他到孔子这里来是要学干禄的。 什么叫“干禄”呢?
就是怎样去谋生。古代俸和禄是两回事。“俸”等于现在的月薪;“禄”有食物配给。 禄位是永远的,所以过去重在禄。“干”就是干进、干求、干禄,就是如何拿到禄位。换句话说,孔子希望弟子们学仁学义,子张这位学生来的时候,大概填志愿表与众不同,直截了当,干脆两个字——干禄;要找饭吃,怎样找公务员当。 但是孔老夫子没有气得把他撵出去,反而传授他一套办法说,想做一个好干部,做一个良好的公务员,要知识渊博,宜多听、多看、多经验,有怀疑不懂的地方则保留。 阙就是保留,等着请教人家,讲话要谨慎,不要讲过分的话。 本来不懂的事,不要吹上一大堆,好像自己全通,最后根本不通,这就丢人了。 如不讲过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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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不吹牛,就很少过错;多去看,多去经验,对有疑难问题多采取保留的态度。 换句话说,对于模棱两可的事,随时随地都用得到古人的两句话:“事到万难须放胆,宜于两可莫粗心。”
第二句就是多见阙殆的意思,这个时候要特别小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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