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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与变迁-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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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重新种植庄稼，而饥荒亦每每随水灾而来。这个老大难问题，直到1949 年后通过植树造林和修筑堤坝才开始得到解决。
长江比黄河更大，全长有3200英里，其流域与降水量均为黄河的两倍。与黄河不同的是，长江可以通航，在适当的季节，万吨汽轮可航行630 英里到达汉口，小些的船只还可继续通航1000 英里。雨季到来时，河水从汉口上游的三峡以每小时14 英里的速度涌向下游，这时就需要特别的汽轮才能通航。长江支流众多，每年携裹大量的淤泥入海，而长江三角洲则以每70 年1 英里的速度不断扩张。长江下游的几个大湖起着水库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每逢雨季到来之时，内外堤的水位落差亦可能高达4O 英尺一50 英尺，因此洪灾并不鲜见。
气候
中国大部分的国土都在欧洲以南，像北京的纬度低于那不勒斯与马德里，而广东的位置则与撒哈拉沙漠大致相同。中国比美国东部纬度要低，北京、上海、广州大致与费城、莫比尔、哈瓦那相对应。中国地属亚洲大陆，大陆性气候明显，与美国同纬度的地方相比，冬季偏冷，而夏季也更为炎热些。如北京，7 月份的气温酷似开罗，1 月份又同斯德哥尔摩一样寒冷。
干冷的大陆气团与海洋性气流在中国交汇时便产生了每年主要的降水。夏季时这股海洋性气流深人内地，有时还会到达蒙古。南方大部分地区每年降水达60 多英寸，不仅可以灌溉稻田，也有利于航运。长江中下游地区内河航道密布；与之相反，西北地区每年的降水量不足灌溉作物所需的2O 英寸，也几乎无内河航运可言。秦岭是一条重要的气候分界线。秦岭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年降水量超过4O 英寸，足以维持养活全国2 / 3 人口的稻作经济，秦岭以北则是干燥的黄土高原。另外一条分界线是原为抵抗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部落入侵而修建的长城，它将中原农业区与其北部降水不足以发展农业的草原地区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
地质学家们推测，冰川期晚期时亚洲内陆来的大风把细腻的黄土吹到中国西北大约10 万平方英里的土地上。黄河每年在华北平原淤积的就是这种黄土。幸而这种黄土比较肥沃，其中所含的矿物质在降水稀少的地区并未流失掉。尽管如此，北方地区仍经常会发生饥懂：作物生长期太短，降雨太少而且极不稳定。北方农民在用上电泵之前，常常面临旱灾的威胁。在过去的1800 年中载于史书的饥荒不下1800 起。
南方由于降雨较多，水土流失现象比较严重，而且，南方的高地中只有15％的上地是宜于栽种的平地。不过南方大部分地区都可种双季稻，这里的人口密度高于北方，生活水平也稍为高一些。
三、中国的传统经济与社会
农田一直是中国的最大自然资源。因此不难理解，气候与地势对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制度的形成具有很大作用。尽管中国的史书和别国一样，往往忽视普通人的生活，我们还是不难总结出典型中国百姓生活的几点特征。第一，中国的耕地只有美国的一半，却要养活几乎四倍于美国的人口。80 ％的农业人口生产出的粮食只能维持其余20 ％人口的生存，除了猪和鸡，他们还未学会畜养更多动物来提供食物。由于缺少牲畜，农民主要依靠人粪即所谓“夜土”来给庄稼施肥。即使在最好的条件下，中国的农业也是一种充满了风险的事业。其次，中国的经济生活属于严重依赖人力的劳动密集型。农业生产耗费了大量人力，以种稻为例，必须把稻种密密地播在苗床上 ；而在主田里收割冬季作物后，又需耕地、放水准备插秧，1 个月后稻秧长到大约8 英寸高时，又得花费人工将它们插种到主田里，整套工序大致和美国种植小麦、玉米一样，都需用手操作。因此，推行机械化是很困难的，因为这样一来就很难安置节省出来的劳动力了。
同样，著名的丝织业也需要投人无穷的人力。一磅刚刚孵化出的蚕总数约有70 万条，人们采来桑叶喂它，经过五周的精心呵护后便进入成熟期，这时原先一磅重的蚕可重达五吨，在此期间消耗掉的桑叶则有12 吨，但最终产出的丝只有150 磅。半机械化的剥茧抽丝不过是这种耗费人工的程序中最后一个环节。中国南方的另一传统家庭工业― 种茶，其拣选、分类、烘焙、再拣选、再分类、再烘焙直至包装一整套工序也需要类似的人力投人量。
通过人力汲水、灌溉的辘护或水车亦集中体现了这种经济方式的劳动密集型特征。再如运输，无论是登山用的滑竿、平地上的手推车，或是水路用的灿板、城市中常见的轿子（近代代之而起的是黄包车和三轮车）； 也全都是劳动密集型的。直到今天，在中国，一辆自行车和一辆摩托车载的人数也相差无多。
中国农业自古就在每小块土地上投人大量的人力和（如果有可能的话）水。拥有土地因此成为一切经济奋斗和投人的主要目的。土地制度与农业赋税世世代代都是让官员和平民们大伤脑筋的事情。而且，由于农民缺少资本和贮存设施，只能听任中间人贱买贵卖，忍受每月二分甚至更高利息的高利贷盘剥。这就加深了剥削的程度，农民们可能会不得不把收成的一半都交给地主。如何把农产品运往市场也一直是个问题。典型的做法是分散型贸易，即各村都在当地的集市上进行以物易物的贸易。集市及周围脚程以内的村庄形成的贸易单位极易受到天灾（如水灾、旱灾）的破坏，但在正常情况下，一般总还能维持下去。因此，面对战争、入侵和各种社会变革，这种传统的集市与乡村经济总能依靠其自发、自足的特性并连同其惰性通过固定的渠道保留下来。尽管近几十年来的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如水库、更多的引水渠、电泵、植树造林及作物改良等等，但这仍不过是重新塑造中国人生活的一个开端。
社会传统
尽管对中国这么一个庞大、古老而多样化的社会作出几点概括往往会产生误导作用，但对外国观察者来说，仍须牢记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家庭而非个人、政府或教会。每个人的家庭都为他提供了主要的经济支持、安全、教育、交际及娱乐活动。通过祭祖，家庭甚至还是个人宗教感情的重心所在。在儒家所说的五伦（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中，有三种属于亲属关系。中国的伦理体系并不指向上帝或国家，而是以家庭为其中心的。
中国的亲属关系涉及上下五代，庞杂无比。一家老少数代同堂为其理想模式，但这往往只有富裕人家才能做到。典型的中国家庭一般大约有五口人，与西方家庭其实大致相似。
中国的家庭中，上下尊卑有着严格的区分。每个人在家里的地位都取决于他的出身或婚姻，因此在中国有一整套繁复的专门术语来称呼各种亲戚关系。父亲是一家之主，他至少在理论上控制着家里的财产并决定子孙们的终身大事。所谓“百善孝为先”，就说明了这种个人对家庭的服从关系。家庭包办婚姻（这时老练的媒婆正好大显身手）则再明显不过地象征了这一点。婚姻不是个人的结合，而是家庭与家庭之间的结合。传统上妇女嫁前从父、嫁后从夫、夫死从子。寡妇不得再嫁，而男人却能三妻四妾。除了嫁妆，妇女无财产权可言，婚后也必须作为外来者低声下气地在婆家度日。改变这一现象在日后一也是中国现代革命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西方那种多元社会里，各种社会力量，如教会与国家．资本与劳动力、政府与企业，都通过法制以获得有机的平衡。而在中国，社会行为规范却来自家庭制度本身所蕴含的忠贞诚善等个人品德：法律是进行竹理的必需厂具；而个人道德却是社会的基础中囚社会远未因为法律观念薄弱而导致无政府状态，恰恰相反，它靠孺家思想紧密地结成一体，可以说，这种伟大的伦理制度比法律和宗教在西方所起的作用还要巨大。正如所有的大型农业社会，中国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权力和荣誉鸿沟。中国社会传统上分为由高到低的士、农、工、商四个等级。作为教育阶层的“士”应该具有高尚的品德，他们同父权家庭一道，通过执行最高权威― 皇帝的命令，统治着公众生活大大小小各个方面，并为我们留下卷恢浩繁的史书― 自然它们是从当朝的角度来写的。
第02章 古代中国：文明的诞生
一、考古发现
中国的农业大约是在黄河转弯的地带发展起来的。这些地带位处西部高原林地与东部低地沼泽之间，渔猎为生的先民在此驯养家畜，并开始耕种土地来获取食物。渐渐地，黄河中下游地区也出现了农业，继而又发展到华北平原。这里冬季气候虽然恶劣，上古之时却很适宜发展农业〕 事实上，这一中国文明的中心地带在许多方面与埃及的尼罗河冲积平原、美索不达米亚的两河流域及今天巴基斯坦境内的印度河流域很类似。它们都因降水不足而森林缺乏，这反而有利于开荒种地，同时这几条大河，如果控制得当的话，不但提供了丰富的水源，而且通过定期泛滥还能保持土地的肥力。有一点很重要，即华北平原在东亚农业区中是最容易从印度和西亚到达的地方一、：就我们所知，西亚出现古代文明基本要素的时间远远早于东亚，所以这些文明要素有可能是通过中亚的草原、山地逐渐传入华北平原的口这方面有不少证据，如种植小麦，驯养马牛羊，使用战车、青铜器和铁器等比比皆是。
另一方面，近期考古发现证明东亚和西亚同时在一万年前发明了陶器，而泰国北部出现青铜器可能还要早于中东。今天东亚地区的主要作物― 大米，源自东南亚，在史前长江流域地区就开始大量种植了。上古时期的中国已出现了丝织业，很久之后才传入西方。几种重要的家畜原产地不同，且各有分工，如猪、鸡、狗用作食物，而水牛则用来耕地。东亚的基本农业工具是锄而非西方的犁。东亚最有代表性的旧石器是石刀，其他地区则是石斧；东亚典型的新石器是半月形的石刀及绳纹灰陶，这些器具与西亚及欧洲均大不相同。
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东亚的农业与上古文明是独立发展起来的。中国西北黄河转弯地区的文化亦脱胎于东亚文化，但似乎问时也受到西方的影响、）不过日前并无证据表明这些影响来自于战争或迁徙，而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先民们似乎便是今天中国人的嫡系先祖、甚至在那时，中国北方的文化就已经显示出了东亚文明的独有特征。
彩陶与黑陶文化
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北方相继发现了彩陶文化和黑陶文化；起初它们被认为是西亚文化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产物，但近期研究表明，黑陶文化是在彩陶文化基础全几发展起来的。
彩陶文化又称仰韶文化，广泛分布于山东以外的华北地区，而在寸扩肃持续时间最久。其最重要的遗址位于西安（古称长安）附近的半坡村，距今已有七万年的历史：，这种文化的典型代表是红黑二色的大型陶瓶，上面往往绘有粗了醒目的几何图案。尽管它们与西亚彩陶不无相似，但我们不能因之便断定仰韶的彩陶在文化上摹仿了西方，因为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考古线索可以证明它到底从何而来。
以山东龙山文化为代表的黑陶文化，与彩陶文化覆盖的地区相同（除了西北一隅），另外还延伸到山东及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种黑陶薄而有釉。黑陶文化显示出某些来自西亚的影响（如驯化的绵羊、马匹及陶轮）已进入华北地区；与继起的一青铜时代相比较，也能看出明显的文化同一特性，如它们都有足部中空的三足鼎，相同的神道体系和城墙筑板，而后者在今天的华北地区仍能见到。
青铜时代
至迟在公元前15 世纪，中国人就发明了不同于西亚的青铜铸造技术。早期的青铜器多为一些小件武器，主要发现于黄河大转弯的南部地区，如河南一带；中期青铜器以郑州出上的文物为代表。该地当年是显赫一时的商朝国都，四周为20 英尺高的夯土城墙，面积达一平方英里。城外有两座青铜冶炼场，精美的礼器就是在这里铸造的。
晚期青铜器以安阳为代表。18 的年，中国学者发现一些北京药店出售的“龙骨”上刻有古代文字，之后他们按图索骥寻到安阳，在这里发现了迄今最为古老的汉字及其中所记载的上一古历史文化状况。
这些文字中记载了历代商王的名字及有关商朝后期社会（约公元前l400年至公元前1050 年，当时国都即在今天安阳一带）的大量第一手资料。显然，考古发现证实了历史记载的真实性，当时疑古派的学者不得不改弦易辙，承认历史上确实存在过商这个朝代。
二、上古中国传统
中国现存的最古文献成书于公元前500 年之前，对上古历史均语焉不洋。不过在随后的几百年中，中国人却撰写了大量讲述中国文明起源及上古历史的书籍，而且越是晚出的书，讲述的历史也就越为古老。这些书谈到的自然都是作者生活时代的信仰与风俗而非上古所有者，不过此外多少也还保留了一些早期的神话与传统文化，当然也有若干真实的历史记录。
从这些文献及考古发现中，我们可以隐约看出中国从母系社会逐渐向由众多氏族（或类似的集团）组成的父系社会进行转化。“姓”就是从上古的氏族名称发展而来的，当时就同现在一样冠于人名之前，而不像欧洲人那样缀于名后。中国人历来强调异姓通婚，所以直到今天他们都认为同姓的人不宜结婚。
当时的宗教思想集中在氏族及其神格化的祖先上、祖先崇拜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中国文明的一个特点。此外，一个农业社会自然还十分重视对于农业生户：至关紧要的“天”、土地的肥沃程度、谷神及宇宙万物和气象历法方面的知识。权威有极强的宗教性，统治者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大祭司与历法的制订者。
中国人很早就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与政治大一统的理念。由于他们对西方各大文明一无所知，他们以为中国是唯一的文明国家而周围的人则为“四夷”因此他们自称其地为“中国”（意即“中央国家”，不过常被误译为“中央帝国”） ，这种称呼一直沿川至今。而所谓“天下”，也不过是指隶属并服务于中国的其余地区罢了。对于上古历史的知识与推测，也是按照政治、文化大一统格局下的帝下世系严密衔接而成的历史事件序列。
文化英雄
中国人对于臆造出的上古历史说法不一，最常见的一种始于“三皇”（可能为父系部落的首领）、继之以“五帝”及“三代”（夏商周）而进入真实的历史。三皇五帝常被视为文化英雄，因为早期的文明成就，像用火、渔猎和农业的起源、历法、医药、文字都归在他们（及其他相对不那么著名的人）的名下。如黄帝的妻子被认为是丝织业的创始人，因为丝织是典型的女性工作。
五帝中的最后两位尧和舜，其最为人所称道的事迹是将天下禅让给有才能的人而非自己的儿子。尧传位于舜，舜传位于禹，这三位是中国最有名的帝王楷模。禹也是一位有名的文化英雄，曾治理洪水，将全国划分为九州。中国人对全球性大洪水的记忆在“大禹治水”这个传说即可窥见一斑。
上古的王朝
从禹开始，中国历史的可信度就强多了。他建立了夏朝，其时约在公元前2205 一公元前1766 年之间（亦有人认为是在公元前1994 一公元前1523 年之间）。历代夏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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