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王卢作孚 作者:胡凤亭-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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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算人工开凿的苏伊士运河了。苏伊士运河不仅沟通了红海与地中海，而且缩短了从欧洲到亚洲的航程，从伦敦到孟买以前是12500英里，现在一下缩短了5500英里，而且巴拿马运河的成功，便把纽约到旧金山的航程缩短了80英里，上海去纽约，则缩短了3500英里以上。这是多么4了不起的成就！这些催人自省的成就，会使我们看到大至我们国家，小至我们公司在世界海洋航业中所占的地位，所起的作用是多么微不足道。今日，我们公司全体同仁奋斗20余年，终于向海洋迈出了小小的一步，亦是值得自豪的一步。”

　　卢作孚强调说：“我们的事业一直处于艰难困苦之中，要求大家仍旧遵循民国23年2月9日签署的通函，即：一、不宣传个人，不宣传事业；二、不介绍事业的成绩，只介绍事业的艰难困苦。”

　　这就是卢作孚的思想风格。

　　卢作孚的话不幸言中，加拿大又传来坏消息，请他立即飞赴加拿大。

　　卢作孚心急如火地赶到加拿大。属下的人员向他汇报：造船所需的大部分设备和配件都是从美国购入的。由于加方对价格变化估计错误，未及时购进器材，加上物价暴涨，原计划造船资金不足，厂方不愿做赔本买卖，轮船不能按期交货厂家的老板找到魁伯克办事处，要求加价，不加价，他们就破产了。

　　“要加多少？”卢作孚迫不及待地问道。

　　“30％！”

　　“340多万加元？这个数目太大了。”

　　卢作孚感到了事情的严重性。

　　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先礼后兵。

　　卢作孚开始与两个生产厂家进行洽谈。卢作孚经过论证，认为加价约28万加元。

　　加拿大两个厂家不同意，坚持从总造价的30％降到25％加价。

　　相差10倍！双方争执不下。

　　加拿大老板下了最后通牒：“如贵公司不满足这个条件，我们就濒临破产，只好停工了。”

　　卢作孚感到这是在仗势欺人。他决定与加拿大两家公司打官司！他请来了非万金请不动的著名律师伊尔斯莱，这位原任加拿大政府的财政部长，在拿到10000多加元后，微笑着开始了工作。

　　两家造船公司的老板也不甘示弱，不惜重金，请时任加拿大总理圣劳伦的儿子为律师出马。

　　据双方律师的意见，这场官司最好是私了。双方私下谈判，加拿大政府派出观察员。

　　但谁也不能说服谁！

　　谈判破裂。

　　卢作孚决定亲自一试。他同童少生、皮尔士等人最后去找了一次加拿大商务部长。

　　“部长先生，贵国造船公司口口声声说困难重重，濒临破产，那么，今天贵国造船公司的情况，就是明天民生公司的处境！”

　　卢作孚的意思很明白，如果逼我们民生公司走投无路时，你们1000多万加元就算扔到太平洋去了！

　　商务部长很清楚这句话的分量。

　　于是，加拿大政府只好直接出面干涉。

　　1947年8月20日，一个为各方所接受的妥协方案产生了。

　　民生公司、造船厂、加拿大政府三方各负担加价总额的三分之一，约计80多万加元。

　　民生公司被迫拿出80多万加元，尽管比原先的三四百万元少得多，但卢作孚是感到自己在这场角斗中成了大输家。客观地说，这场官司双方打了个平手，谁也没输，谁也没赢。

　　　　　　纵横海洋功成名就，风云再起，汽笛一声千滴泪

　　1948年，是民生公司发展的顶峰：拥有江海轮117艘，驳船31艘，总吨位达51682吨，长江沿岸设立了20多个办事处，人员多达8000余人。此外，民生公司在其它行业里还有大量的投资或独资企业，成为中国最大的一家民营轮船公司！

　　民生公司庞大的机构令人惊叹。总公司下设4室3处23课。总公司以下，又有若干层次的机构，如上海区公司辖船务部、业务部、供应部、财务部，部下设课，而设了分公司的就有万县、宜昌、汉口、青岛、天津、基隆、广州等地。

　　民生公司的这些机构，从总的来看，设置还是比较合理的。但是，在其位，不谋其政；人浮于事，人牵制事，官多于兵的现象已表露无遗。

　　整个民生公司患了一种企业的中年病。有人撰文评论道：

　　“公司内部派系林立，互相牵制。按地域分，卢作孚出生在合川，创业初期多是合川人，自然与不自然合川人占优势，被人称为合川帮；稽核长是长寿人，手下人马非长寿不用，又有长寿帮之称；其它还有某氏祠堂、某县同乡会之类的叫法。按年龄和在公司的资历分，有以郑东琴、郑壁成为代表的元老派；以童少生、杨成质为代表的少壮派。按经营范围分，有以主要力量经营长江航业的总公司，被人称作渝帮；有着眼于沿海航业的上海区公司，被人称作沪帮；甚至还有从政府部门转到民生公司，专司与政府打交道的张梁任、李永懋等人，被称作官僚派。各种派别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和既得利益，内耗的精力有时超过对外的精力。逍遥派坐收渔翁之利，乐得在缝隙中逍遥度日。卢作孚不属于哪一帮，哪一派，但问题在于他统辖的是这样一支队伍，齐心协力干事已成当年陈迹。

　　“一些人完全丢掉了民生精神，利用职权和手中的交通工具的便利条件，贪污腐化，走私贩运，或者遁入空门，不理世事。主任秘书郑壁成与卢作孚一起创业，干劲、文章、才能都被卢作孚看重，这时已摇身一变成了重庆一个呼风唤雨的地皮大王，他的办公室成了交易所。财务经理彭瑞成利用货轮贩运生铁，结果露了马脚，职工大哗，一时风雨满城。带黄鱼，贩盐运米的事在一些船上屡禁不绝。一度代理过总经理之职的宋师度，颇能洁身自好，只是走入了另一条路。他深信因果报应，轮回再生之说，甚至在公司里参禅打坐，敬神念经。公司一些人也尾随其后。有的人则上班包妓女，吃花酒。

　　“民生公司业务从江河扩展到海洋，从国内涉足国外，船队在变大，人员在增多，航线在延伸。然而，收入却一落千丈，如果不是沿海航线以丰补欠，长江航线则从1946年到1949年连年亏损，当然，这中间很大一部分是被迫打差搞军运造成的亏损。1947年11月起，不到两个月时间，就强迫民生公司转运各种军需物资达30000余吨，人员近20000人。打差运费低，加之时常拖欠付款，物价一日数变，常常一趟差打下来，到手的钱如同废纸。社会在剧烈地变革动荡，旧的在土崩瓦解，新的尚未建立，这个腐败的社会已将它所有的暗疮和病毒暴露出来民生公司也不能幸免。民生精神的丧失，既是民生公司的悲剧，又是社会的悲剧。”

　　卢作孚从加拿大打完官司回来后，立即卷入了这种包围之中。

　　此时，内战升级，三大战役即将拉开序幕。国民党南京政府已是奄奄一息了。

　　一天下午，卢作孚突然回到家中。一进门，他就大声地对女儿卢国懿喊道：

　　“赶快打开收音机，听共产党广播。”

　　卢作孚聚精会神地听着听着，脸上出现了惊喜的神情。

　　这年冬天，卢作孚在香港与党组织负责人许涤新和张铁生见了面。据一份史料记载，卢作孚的秘书肖林是地下共产党员。

　　卢作孚与共产党的接触，早点可追溯到恽代英、肖楚女；稍晚些时是郭沫若。1938年在武汉时，卢作孚即通过郭沫若与党组织有了联系。

　　卢子英经常领着郭沫若到红岩村卢作孚家。郭沫若去苏联参加一个会议，还是卢作孚和卢子英秘密地赠送的差旅费。

　　卢作孚在1938年时认识了周恩来，从此与周恩来保持着联系。在重庆时，卢作孚经常去曾家岩50号——周恩来办公的地方，聆听周恩来的教诲，直到抗日战争结束。

　　1946年夏末的一天，周恩来还亲自去上海民生公司招待所看望过卢作孚。由于卢作孚后来将大部精力集中在借款造船一事上，很久没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了。

　　1949年春天转眼就来了，时局的急剧变化已越来越明朗。

　　卢作孚在上海召开了一个区公司主要负责人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只有七八个人，他们是：副总经理兼上海区公司经理童少生，副经理宗之塘、杨成质，总公司人事室主任何酒仁

　　大家神情严肃，沉默无语。卢作孚刚刚收到一封电报，一艘油艇在镇江附近的江面上被国民党军队强行截留。

　　1949年初，长江口被国民党海军牢牢地封锁着；接着，国民党的舰艇又截断了通往华北东北的北部沿海航线。种种迹象表明，国民党将撤退，将退往台湾。

　　大家心里清楚，民生公司的轮船将会被掠往台湾。

　　如何保住公司的船只？卢作孚的额头拧成一个“川”字。

　　这次会议后，根据卢作孚的命令，正在太平洋上行驶的加拿大造“门”字号新轮，掉转船头，驶往香港；长江中下游轮船，除少数必需者外，一律驶往重庆、宜昌等上游地段；正在修理的轮船拆掉主要部件

　　4月2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国民党长江防线全线崩溃

　　国民党军队为逃命，抢去了民生公司7只轮船。这批船有5只被抢到了定海。定海离上海吴淞口200余公里。

　　5月19日，王化行搭承招商局的江宁轮赶到定海，准备要回被强行截留的轮船。他在定海江面找到了被封锁在江面上的民本、民俗、渠江、怒江、龙江5只轮船。

　　王化行通过电讯，把情况向卢作孚作了汇报，然后根据卢作孚的指示，配合“民本”轮船长何志全和“民俗”轮船长海礼士，一起商量如何解决几百名船员的生活问题。当时的定海，人多如蚁，物价惊人。根据卢作孚电示，由王化行出面，以卢作孚之名义，去找国民党后勤总部的高级顾问陈地球。经反复交涉，5只轮船上全部船员的生活问题才得到解决。

　　卢作孚得知船员生活问题解决后，才放下心来制定5只轮船脱险计划。他拟了一份电报给浙江省主席，称“民本”和““民俗”两轮是行驶长江的客轮，只能走内河，不能出海，希望予以放行。

　　经王化行四处奔走，历时一个半月，方得到答复：同意“民生”、“民俗”离开定海，但只准直开台湾，下准开往其他任何口岸！

　　卢作孚收到电讯后，心想这样也好，暂时离开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到台湾后再另图他策。

　　数日后，民本、民俗两轮穿越了惊涛骇浪，抵达福州，进而驶抵基隆港。此时，国民党封锁了整个台湾海峡，没有签证，任何船只不得离开台湾。卢作孚电示王化行，以江轮为由，向当局交涉。王化行不负期望，在陈地球的帮助下，驶离台湾，平安抵达香港。

　　两轮安全脱险，另有3艘扣在定海。卢作孚再次电示王化行赶赴定海，设法将另3艘船救出。

　　定海的国民党军事当局认为“渠江”、怒江”、“龙江”三轮乃是登陆艇，可充作军用，坚持不予放行，还扬言要扣留王化行。卢作孚得知后，电呈陈地球和国民党联勤总部副总司令何世谊，声称这3只船太小，不适宜航海之用，请他们放行。最后在陈地球的帮助下，由联勤总部派去一艘大型登陆艇去定海，这才将民生公司的三轮放了回来。不幸的是，渠江、怒江、龙江在途中遇上了飓风，龙江轮被抛上了大树岛，只得弃船救人。这只船后来被国民党军队炮火击毁。

　　至此，陷在定海的5只轮船，除龙江轮损失外，全部脱险。

　　此时，民生公司还有一只重要轮船陷在台湾，就是行驶上海至台北的“民众”轮。这条船当时正在台湾修理。为营救它，卢作孚密电基隆分公司，要他们以开辟台湾到香港的客货运航线为理由，将“民众”轮驶离台湾。

　　基隆分公司根据卢作孚这一密示，很快就把事情办成了。

　　民生公司被国民党派往黄海和东海打差的“太湖”、“宁远”、“定远”等轮船，也先后设法脱离了控制，平安抵达香港。至此，全部营救轮船的工作告一段落。这次长达9个月的营救行动，在港集中了19艘轮船。直到1949年7月，卢作孚才由香港回到重庆。

　　1949年9月2日，祸从天降，一把大火从重庆朝天门冲天而起。霎时又刮起了大风，只一个时辰，熊熊大火掠过朝天门，路经信义街，横扫字水街、大河顺城街，逼向小什字。

　　浓烟滚滚，遮天蔽日。

　　大火所经之地，瞬间化作一片废墟。这次特大火灾，造成了37条街道成了断墙残壁，市民死伤无计，灾民多达4万余人。

　　民生公司办事处、物产部以及轮船和港口设施都在这里——200万银元的资产付之一炬。

　　45名职工殉难！

　　55名家属身亡！

　　这场奇怪的大火燃起时，水厂突然停水，消防队迟迟不肯露面。国民党出动的陆、空部队官员，却被警备司令挡驾了！

　　没人知道卢作孚是怀着何种悲痛的心情回到重庆的。

　　在善后会上，卢作孚双手支撑着头，闭着眼睛，静静地听取汇报。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卢作孚赶忙拿起报纸，挡住脸。

　　模糊的视线依然能看清报上的黑体字。这是昨天的报纸——《民生公司薛萨生襄理因抢运炸弹竟以身殉职》。报载：

　　“民生公司襄理薛萨生，他也是这次大火惨死的一个。然而他一人的死却救活了数万人的生命。据该公司随他一道而幸免逃出的工友述说：薛襄理本是可以不死的，他在甲级囤船上指挥着抢运物资与人。在朝天门泊着两条船，是装小型炸弹的，薛襄理便用拖轮把两个装炸弹的船拖到南岸去，所以当拖轮第三次回到码头时，甲级囤船已经着火。薛襄理就在这时下水被淹死。他虽然死了，但他却救活了数万人。如果两船炸弹不拖走，燃烧爆炸，当时挤在朝天门的几万人都要全部炸死。”

　　在这场大火面前，民生公司其他遇难的职工，没有一人在危险面前逃避。他们在个人的生命受到严重的威胁时，为公司财产、为民众的安全而挺身赴难！

　　会上，卢作孚决心举行公祭。时间定于9月21日，在罗汉寺举行“民生公司为重庆市‘九二’火灾罹难员工及员工眷属追悼会”。他哽咽道：“不有公祭，何慰幽灵？不表哀情，何送忠魂！”

　　民生公司制定了4条善后处理措施：

　　一、逃出的职工，每人借支薪水半月；

　　二、受伤者之医药费用由公司全部支付；

　　三、遭焚死淹死者，由公司找寻打捞并埋葬，家属给以抚恤；

　　四、凡房舍财产受灾的员工家属，由公司供给伙食3日，有愿回老家者，由公司派船送回。

　　善后处理用去2万多个大洋，火灾损失200万大洋，这对于负债累累的民生公司来说，作出那些决定该是多么不易！

　　此外，国内银行该还本付息了；国外银行还债期限迫近卢作孚心力交瘁。

　　“九二”火灾提醒了卢作孚，必须尽快疏散上百只轮船。在公司举行的紧急会议上，卢作孚决定：为防止国民党军队破坏轮船、囤船，快速将船疏散到沿江不通邮路的地方。

　　11月15日，贵阳解放，重庆指日可下，国民党军队在重庆开始大肆撤退，他们一边撤退，一边进行毁灭性的破坏。幸亏卢作孚及时将船疏散出去，否则，洗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