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冰人幽灵-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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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虚幻般的想象回到活生生的现实，需要一次软着陆，尽管都有着神奇互联网作为背景。我们要认识这样一个道理：不管世界上有多么逼真的幻像，虚拟和现实是如何难以分清，真正的世界都只有一个。这个世界可能并不美好，但只有它能为人类提供真正完全自由的环境和无限广阔的发展空间，虽然为了得到这种自由，每前进一步，都必须付出巨大的努力。在技术与人类之间，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冲突是永恒的，这是人类面临的一个永恒的难题。但是我们知道，生活、自由和梦想是千秋万代永不灭亡的，绝不会消失的三位一体。马修&；#183；阿诺德曾经说过，“让思想在一个为之百般努力而前景仍不明朗的课题周围自由驰骋。”所指的就是这种境界吧。人类当然不会轻易束缚于虚拟的世界中，毕竟“人应诗意地居住在大地上”……
外篇 《红色海洋》序
《红色海洋》序
一
经历了整整两周逐字逐句的阅读，我终于看完了韩松最新创作的长篇科幻小说《红色海洋》。走出门外，夕阳中的布里斯班河水正在宁静地流淌。昆士兰理工大学那些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职业、不同年龄和性别的学生，24小时不见间断地在大街上急速地穿行。早已开门营业的酒吧里，电视画面全是典雅奥运会开幕式的实况，那些充满何拉（希腊）色彩的游行让人叹为观止。间或，在运动会和广告的间歇，澳大利亚第７频道的新闻栏目一闪即逝，从这个不到10秒钟的画面你能知道，即便在奥运盛世期间，联军的坦克也依然没有松懈地在纳杰夫的大街小巷中寻找那些抵抗“民主伊拉克”的武装分子……
我突然产生了一系列奇异的遐想。
我问自己：如果阿诺德&；#183；汤恩比仍然活在世上，并且，他可以熟练地阅读中文，那么，在阅读了这本充满历史含义的《红色海洋》手稿之后，是否会在他著名的“压力与反抗”理论之外，找到的史学原理呢？
如果米歇尔&；#183；福科没有因为艾滋病去世，在阅读了这部作品之后，又会作何感想？他是否会为自己提出的“权力无处不在”的理论而在坟墓中感到更加放心了呢？
如果爱德华&；#183；赛义德也没有癌症扩散而故去，在阅读了《红色海洋》之后，是否会给自己的《东方学》和《文化帝国主义》理论，增加更多中华文明的佐证呢？
我更在想，如果俄国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或者法国出版家黑泽尔至今还活着，并且还保持着他们那种青春般敏锐的眼光，在读过《红色海洋》之后，是否也会象阅读过托斯妥耶夫斯基或者凡尔纳的小说后那样“彻夜不眠”和“奔走相告”呢？
……
所有这些遐想，将永远没有答案。因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时间的铅幕阻挡了一切。惟有少数天才的目光，才能穿越时间和历史。
而韩松，恰巧是具有这种穿越历史视觉的人中的一个。
二
韩松，1969年出生于重庆，本科就读于西南师范大学外语系，硕士毕业于武汉大学新闻学院。1991年，他以优异的成绩参加考试并进入新华社，历任对外部记者、主任、《了望东方》杂志副主编。在这期间，他撰写了大量报道中国文化动态的新闻和专访，他还参加过中国第一次神农架野人考察。由他参与或单独创作的长篇新闻作品包括政论性报告文学《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和有关克隆技术进展的报告文学《人造人》。
韩松的科幻文学创作起源于大学时代。早在1991年，他的小说《流星》和《宇宙墓碑》就曾经同时在海峡两岸的科幻界引起过广泛的关注。此后，他相继出版了长篇小说《2066之西行漫记或红星照耀美国》、中短篇小说集《宇宙墓碑》和短篇小说《长城》等。
韩松的早期成就，是获得了台湾《幻象》杂志主办的“全球华人科幻小说首次征文”大奖的《宇宙墓碑》。接下来，他的小说还获得了包括《科幻世界》“银河奖”等多种科幻奖项。他的作品独树一帜，在读者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包括郑文光、金涛、刘慈欣、姜云生在内的许多中国著名科幻作家都曾表示，韩松在中国科幻文学中具有不可取代的特殊地位。美国《新闻周刊》（世界版）、专业科幻评论期刊《轨迹》、英国专业评论期刊《基础》等，都曾有文章谈论过韩松科幻文学的成就，并给予过高度评价。
思考和写作是韩松的最大乐趣。他的创作不局限在新闻报道和科幻小说。比如，他也创作过非常独具特色的诗歌、杂文和无法归类的其他小说。1999年他出版的《想象力宣言》，至今仍然是中国科幻文学领域见解独到的作家独白。
象所有的文学大家一样，韩松从来不在乎作品的发表是否，更不注重什么个人的名望。每日的写作本身，就是他的享受的源泉。也正是这种对创作的执着和热情，导致了他对科幻文学文本的多次僭越。而《红色海洋》则是这种文学僭越的最新尝试。
三
100个人阅读《红色海洋》，将会有100种不同的看法。我个人认为，《红色海洋》可以定义为一部有关中国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的长篇科幻小说。
小说的第一部描述在遥远的未来中，人类全面退化并移居“红色”的海洋。这是一个全新的世界，是一个恐怖、威胁和压力之下的严酷的世界。在作者的笔下，分散于海洋各地和各个历史时期的种族，在生理构造和文化传统上都显出惊人的差异。就连个体之间，也差别惊人。但生与死、抵抗与逃避、吃人与被人吃则是所有种族都无法逃避的、封闭的生死循环。
象老舍先生的《茶馆&；#183；第一幕》所得到的评价一样，《红色海洋》的第一部，是中国科幻文学中少有的一个“第一部”。它那种超越万亿年的历史流动、那种覆盖整个地球的宏大场景、那种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精彩较量，将毫无疑问地被载入中国科幻文学的史册。
当万亿年的时间在作者的笔下匆匆滑过的时候，人们不禁要问，这样严酷的未来史，到底是怎么出现的呢？
小说的“第二部”和“第三部”，则重点回答红色海洋世界的由来这个主题。在这两部中，作者着力给“第一部”的世界提供了多种可能的起源假说，每个假说都具有寓言的性质，每个假说都复杂异常，每个假说都充满了不可能的灵异，但每个假说都貌似有着现实的可能性。于是，整个人类的过去被悬疑，被质问，所有的行为的起因和结果，都成了某种可能与不可能、是与不是之间的摇摆物。
在这样的“心理双关图”的影响下，小说发展到最后一部。
第四部的标题是“我们的未来”。有趣的是，这一部中讲述的都是有关中国过去的“历史故事”。从郦道元开始巡游全国、试图为《水经》作注，到朱熹兴教，再到郑和七下西洋发现欧洲非洲甚至南北美洲，历史再度从某种不稳定状态回归稳定。如果说小说的第一部的宏伟壮丽，犹如一串血色的串珠混杂了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那么第四部则清新优雅，象竹林中的一串清丽水珠，透射出中华文化的所有特殊性。如果说第一部中的血与死是浑浊的，那么这一部中的希望与失落，则显得幽深而隐蔽。惟有不断出现的悬疑，才使我们将四部小说重新结构成一个整体。
从整体上看，《红色海洋》是一部看似科幻，实则现实；看似倒序，实则顺序；看似未来，实则历史；看似全球，实则当地；看似断断续续前后不接，实则契合严谨罕有裂隙的优秀文学作品。他所尝试的颠倒历史、循环历史、多义历史等叙事方式，在当代中国作品中，更显得非常少见。它所描述的有关东西方关系、有关人与自然、有关我们的民族和个体生存的严峻主题，已经大大地超出了当代主流文学的创作视野。
我以为，《红色海洋》不仅达到了当代中国科幻小说的创作顶峰，而且，也达到了主流文学创作的顶峰。在他作品的“能指”和“所指”之间的种种精妙错位、模糊和摇摆以及由此导致的多元解码，已经使整部小说充满了组合着并且在不断流动的多种寓言。
四
科幻文学、奇幻文学正在成为主流文学作家和研究者越来越热心文学门类，这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的现象。从美国作家库特&；#183；冯尼格、托马斯&；#183；品钦到加拿大作家玛格丽特&；#183；阿特伍德，主流作家争相创作科幻者大有人在。而大家熟知的后现代文学评论家弗雷德里克&；#183；詹姆逊对科幻的分析热情，则更是给这个潮流增加了学术的佐证。最近几年来，有关美国女作家厄修拉&；#183；勒吉恩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反复出现，则更是标志着科幻和奇幻文学将夺取主流文学最高奖励的趋势。
我同意詹姆逊等一些评论家的看法，科幻文学成为国外主流作家艳羡的一个领域，并不是因为这个领域中缺乏竞争者，更重要的是，它能表达一种现代性甚至后现代性的主题，能试验各种全新的叙事模式。在这个意义上笔者相信，《红色海洋》将不但被列为最近20年内中国最优秀的科幻文学作品，也将被列为最近20年最优秀的主流文学作品。
是为序。
吴岩于澳大利亚昆士兰理工大学
2004年8月20日
外篇 论郑文光的科幻文学创作
2004/08/08 《郑文光70寿辰纪念文集》1999
1、前期科幻创作
若干年来，对郑文光科幻创作的评论大多关注于作品的“语言风格”、“人物塑造”、科学技术与文学风情的“水乳交融”等表面结构，很少有人涉及作者个人生活侧面与作品之间的关系。虽然象铁璀、董仁威等人的评论中提到过作者的生平，但这些生平和作品之间的联系往往是表面化的。如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和种种个人的苦难之后，他的作品更加成熟。这种事物之间的表面联系的确无法解释作品内在构成方面的变化，更加无法阐明作家作为一个天才加体验者和叙述者在某种文化状态下的尴尬境地与潜意识的心理活动。
作为一个在中国科幻文学领域中进行了重大开拓工作、在半个世纪中作品响誉国内外的重要作家，郑文光的个人生活和文本之间的深度关系，应该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
事实上，在郑文光文本的表面意义之下，某些相当清晰的图像正通过作家无形的潜意识传达给读者。这是一个深层结构，这种深层结构的简单涵意是无意识地呈现出作者在寻求个人天性和环境影响之间如何达成协调的痛苦挣扎过程，而这种过程本身就构成了连结平行于作品的另一引人入胜的故事。
根据郑文光的回忆，他的科幻创作起源于1954年。当年，在感受到科学普及读物受到读者强烈欢迎、“美国”和苏俄作家“阿&；#183；托尔斯泰”的科幻读物也十分激发读者兴趣的情况下，他开始科幻文学创作。郑文光的第一部科幻小说是短篇小说《从地球到火星》。这是一部在当时看来“科幻构思”和“文学描绘”都相当出色的小说。小说的出版还引起了当时北京地区的火星观测热潮。在这样的成功鼓舞下，郑文光又赶写了《第二个月亮》、《太阳探险记》等几个短篇。其中《太阳探险记》中，人们借助宇宙飞船到达离太阳前所未有的接近程度，以至于几乎被融化在其中，成为另一个伊卡洛斯的神话。
早期的郑文光科幻小说明显地使人感到，他在同类作家中属于文学功底深厚的一员。这种文学功底来源于童年的教育、对书籍的爱好和个人在文字操作领域与文学感受方面的天才。正是因为这种深厚的文学功底，使郑文光的小说从一开始，就处于一种在艺术水平上的先声夺人状态。与词语的连接和气氛的构造相比，郑文光早期科幻小说的科学技术建构没有什么过人之处。恰恰相反，其中的“科学技术”描绘显得相当简单化和概念化。
郑文光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深知在读者的表面欢迎之下，隐含着相当大的个人创作的危机。他只在大学的天文学系正统地学习过一年，这是远远不够的。他一直对自己的天文学知识欠缺感到不安。在一段关于郑文光与中国原子武器秘密科研小组的领导人之一邓稼先的见面回忆中，郑文光写到：
一天晚上，我因为的被子破了，不得不动手自己缝补。正巧让邓稼先看见。他走过来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说：
“看你的样子，针线活蛮拿手的嘛！”
我让出床的一部分，让他坐下。相互寒喧认识了一下，我继续工作。他又说：
“出生于越南？天文学家？好哇！”
我赶紧声明，我的天文学，只是大学一年级的天文，算不上“学者”。
他沉思了一会儿又说：
“听说你搞科学普及，必定是知识面非常广博，学习的东西无所不包吧！”
“也许将来能这样，不过现在还不行。”
这段谈话虽然发生于1951年，距离郑文光创作《从地球到火星》还有3年，但从之后他的工作繁忙程度来看，他的确没有更多时间将自己的知识补充到令自己满意的程度。这样，《从地球到火星》本身就给郑文光的未来生活制造了一种束缚，那就是如果想继续****读者的需求，继续赢得读者的爱戴，他必须在科学技术建构上下更大的努力。
从1955年到1957年之间，郑文光的主要业余工作一是四处进行天文学讲演，二是研读学术著作以创作大型科学文艺读物《飞出地球去》。所有这些活动在潜意识的水平上，都可以看作是作家为提高天文学与其他领域的技术素养所进行的疯狂努力。想要清晰良好地回答讲演中听众提出的各种问题，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这要求讲演者对科学问题的把握极端娴熟。而从文学水平上看，当时的郑文光对创作一部伊林式的作品已经绰绰有余。这样，他全部的活动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使自己对科幻文学中的科学技术建构的技能，尽快发展起来。
1956年3月，郑文光在《读书月报》上发表文章谈论科幻文学。全文始终围绕着这类文学作品的科学性和幻想性进行论述，而对科幻文学中的其他内容的关心，远远地抛在后面。他写到：
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使人类愈来愈深入地洞悉物质世界的秘密，掌握大自然的规律，从而也提供了，人类运用数千年间总结出来的科学知识，更有效地利用、驾驭、改造自然界的可能性。比如千里眼、顺风耳、腾云驾雾等等，原来只是古代人们的朴素的想象，可是电视，无线电话、飞机的发明已经使这些幻想变为现实。
又比如飞到月亮和别的行星上去，深入地球内部，到海底去旅行，改造整个地球的气候，征服疾病和死亡，移山倒海等等，也都是人类长期以来的美好的理想，在目前，虽然都还没有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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