喋血刀锋-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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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穿到前胸时，另一个马上扑上去抱住他。另一凶手便狞笑一声，照样给他一刀。这时，宋夫人尚未断气，但已发不出声，她瞪着愤怒到极点的双眼，紧紧地咬着牙齿，看着自己的孩子和他的小朋友被凶杀。凶手们有意增加受难者临死前的痛苦，最后又给宋夫人补上几刀。他们杀完以后，匆匆把六具尸体埋在附近，便向主持的凶手周养浩去报功。杨随身携带的小皮箱中的财物也被他们当奖金结瓜分了。杨虎城和他儿子尸体的面部，被特务淋上镪水后，埋在一座花台里面。其余的尸体也埋在附近。
　　　　当时参加屠杀的凶手张鹊、张静甫、陈宝琪等20多人，以后都派到云南，由沈醉另行分配工作。他们报到以后，每人都向旁人多次叙述这一过程，讲述时都是以最得意的口吻，争相夸耀自己的“成绩”。事后毛人凤向沈醉谈到此事时说：“老头子（蒋介石）对于这件事干得如此干净利落，很感满意。”
　　　　四
　　　　1949年11月29日，重庆已城破在即，重庆近郊的白市驿机场，陷入了一片离乱纷忙。不远处的巴县海棠溪一带已是炮声隆隆，刘、邓两路大军兵临城下。国民党上下正纷纷逃离这座曾被他们寄予了无限厚望的陪都。
　　　　上午，浓雾刚刚散去大半，只见几辆小轿车在荷枪实弹的军警簇拥下，有些慌不择路地驶入了停机坪。不待轿车停稳，一个身着中山装的胖胖的中年人便弹出车门，直朝那架硕大的运输机奔去。
　　　　这是毛人凤在城破之际，意欲转道飞去成都，准备协助蒋介石拉拢川康军阀和胡宗南一道搞所谓的川西会战，企图作最后的生死挣扎。
　　　　“局座，”架着眼镜、几近泪眼迷离的周养浩忙紧跑上前，紧扶着舷梯眼巴巴地望着自己的上司兼同乡。
　　　　毛人凤闻得呼唤，这才注意到身后送行的人。他从舱口猫出眼，稳稳惊魂未定的神情，朝远处的周养浩和苦着脸、心事重重的徐远举招了招手。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5）
　　　　两人忙趋步上前。毛人凤脸上又浮满了笑，他用手朝空中舞了舞，“你们回去善后一下，然后赶下午的飞机来成都，我安排你们去昆明，先找到沈醉，再从那里转道去台湾！”
　　　　“局座，您呢？”周养浩不死心，还想追问出什么。
　　　　毛人凤凛然作态道：“我陪总裁先去成都，一定要和共产党搞好川西决战！”
　　　　说罢，他朝徐远举、周养浩摆摆手，便缩进了身子。机舱门旋即飞速地关上，舷梯撤走，飞机立时响起了巨大的轰鸣声。
　　　　周养浩苍白的脸上全无血色，他望望空空的停机坪，不放心地问道：“徐处长，我们下午去成都，还有飞机吗？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如果落到共产党手中……”
　　　　“走不脱，脱了走。”徐远举望望他一向瞧不上眼的周养浩，立即打断他的话，“要是落在共产党手中，我们还有活命吗？”
　　　　“以你我的所作所为，即便不落到共产党手中，那些民主人士也不会放过我们，眼下当务之急是赶快去台湾。但愿不要生出什么变故，只要去了台湾，你和我的身家性命才有保障。”
　　　　徐远举听了，默默点头，再也没有说什么。
　　　　在机场送走毛人凤，徐远举和周养浩回到二处后，立即命特务们将关押在“新世界饭店”的32名“政治犯”，解往白公馆后面的松林坡下秘密杀害。中午时分，他们又急忙赶往白市驿机场，搭乘一架飞机，逃亡成都。
　　　　1949年12月8日，周养浩从成都乘坐的毛人凤派来接他的专机在昆明巫家坝机场降落，准备加油后飞往海南，但到了机场，卢汉控制的机场空管却不给他加油，也不准起飞。当时周养浩就预感到情况极其不妙，当沈醉打电话请他进城时，他谢绝了，坚持待在机场。
　　　　9日下午，飞机驾驶员高天禄从外面进来告诉周养浩，飞机上的仅剩的一点油也已经被地勤抽尽了，起飞已经没有希望时。周养浩一看情况不对，解下腰间的手枪，要他的儿子也这样做。接着，他把两支手枪交给了高天禄。
　　　　“我已经知道出了什么事了，你把它们带到外面，扔掉吧。”他苦笑了一下，又自我解嘲地说道：“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武装的人，可能反而会安全一些。”说完这句话，他就马上把军服脱下，穿上一件蓝色的丝棉长袍，混在一大堆等候飞机的人群中。
　　　　10日清晨，沈醉告诉卢汉周养浩在机场，卢汉当即下令昆明市警察局李志正局长亲自出马抓捕。但李志正率领50多名警员赶到巫家坝机场时，却怎么也找不到周养浩。经过逐一排查，总算抓住了周养浩的儿子和秘书以及副官，但他们拒不说出周养浩的去向。于是李志正让四名警员带着周养浩专机的驾驶员高天禄作诱饵，让高天禄不停地喊叫：“周主任！周主任！沈站长派我们来接你啦！”
　　　　突然一名警察发现前面约200米远近的一辆破旧的小汽车里探出一个脑袋来，立即又缩了回去。再喊，就没有动静了。他们赶紧跑过去，拉开车门一看，里面坐着一个中年男子。当问高天禄：“他就是周养浩，对不对？”车里的人叫了起来：“你们不要逼他，我就是周养浩！”这个双手沾满烈士鲜血的“书生杀手”最终落入了法网。
　　　　五
　　　　1950年，周作为战犯被押回重庆白公馆关押。开始时是与沈醉、徐远举等人同处一室。作为战犯关押的高级特务为数不少，主要是军统。由于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三人是同时期的人，徐是西南区区长，周是副区长，沈是总务处长、行动处长、云南站站长，作为首要战犯关押的主要依据又是他们有共同犯罪，还是同时被捕的，一起押在重庆，后来又一起转到北京，所以人们把他们叫做军统“三剑客”。他们在被捕之前关系还可以，可是作为战犯关押以后就不同了，沈醉与徐远举、周养浩闹过不少矛盾，沈醉与周养浩甚至长期不说话，像仇人一样，怎么回事？
　　　　事情要从1950年他们同被关押在重庆白公馆时说起，起初，大家还能“和平共处”。过了一段时间，由于生活方式和生活水平的变化，在那狭小的天地里，为些小事计较，不免就有些磕磕碰碰。
　　　　长期搞职业特务工作的几个人，虽然表面上都客客气气，但心里却提防着，说话做事都特别小心谨慎，怕有人向政府打小报告。比如，每人填写的‘登记表’就互相保密，就是徐远举、周养浩、沈醉，他们互知底细，自己填写的表格也不让对方知道。至于写交代材料，更是小心翼翼，有时对同一个问题如何写，不免探听一下对方的口径时，也是转弯抹角，听话听音，真是“逢人只说三分话，不可全抛一片心”。
第五章　“书生杀手”周养浩（6）
　　　　有一次，审讯人员一时疏忽，在把周养浩的一份供词让他签字时，中间夹着对周养浩处理意见的草稿，被周看到了。处理意见写着建议判处死刑，还有沈醉的揭发词句。周养浩看后胆战心惊，魂飞魄散。他怀疑是沈醉出卖了他，一定还有沈醉揭发的置他于死地的材料。于是怒火冲天，顿起杀心。
　　　　他走到监房，宋希濂、徐远举、沈醉都在，他看着沈醉，眼睛充满了血丝，嘴唇紧闭，咬牙切齿，大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只有徐远举知道，周养浩在杀人前总是这个样子。只见周养浩突然拿起手边的小板凳就往沈醉头上砸去，他几乎使出了全身的力气，边砸边骂。说时迟那时快，宋希濂伸臂一挡，凳子落地。宋希濂当时也只有42岁，身强力壮，周养浩比宋大1岁，可能是宋希濂的个子比周养浩矮的缘故吧，伸手就顶住了周的手臂，凳子就应声落地了。
　　　　周养浩正要来第二次时，凳子已被宋希濂踩得死死的。
　　　　宋希濂忙把周养浩拉到一边问是怎么回事？房间的空气像凝固了一样，谁也不吭声。其实，沈醉已明白了八成，徐远举可能比沈醉还明白，起码有九成。因为在周养浩被审讯人员叫出去之后，徐远举、沈醉都在自己的供词上签了名、按了手印。周养浩出去肯定是干这个，他之所以回到房间气势汹汹，杀气腾腾，直奔沈醉，说明周养浩有严重问题，而且与沈醉有关。徐远举和沈醉都有这个经验，宋希濂直逼周养浩说出原因时，他们两个只是互相对视了一下，沈醉便低下头，擦自己的眼镜。
　　　　此时无声胜有声，宋希濂虽是职业军人，但他也猜到与案情有关，猜到沈醉可能做了对不起周养浩的事。等周养浩气消以后，沈醉开口了，他说：“我是交代我的问题，有联系的人和事也得说清楚。我们的事，你不说，共产党也知道，我们这些人反正活不了，共产党不会饶恕我们，我杀人最多，杀人如麻，交代杀一个与交代杀一千是一样的，倒不如竹筒倒豆子，记得杀多少说多少，涉及谁就是谁。”
　　　　“哼！”周养浩没有再说什么。
　　　　此后周养浩对沈醉一直是横眉冷对，老死不相往来，而沈醉对他此后也是有意回避。
　　　　1956年周养浩被转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但表现却一直不怎么好。他工于心计，加上是搞法律出身，就拼命为自己辩护，每次提审让交代问题，都变成自己无罪辩护的舞台。他总认为自己只是奉命行事，从法理上讲自己是无罪的，因其口才很好，又摆出律师的劲头，有时候提审人员还真说不过他。政府自然不允许他狡辩，认为他是反动立场顽固。
　　　　这样周养浩自己也觉得很沮丧，整天沉默寡言，很少与人交往。平日最大的乐趣就是吟诵古诗词。不过他吟诗有时候也给自己带来麻烦。他唱《金陵怀古》时，被批评为“怀念蒋介石”，他唱《苏武牧羊》，又被指为“思想顽固，不思悔改”。到最后他也就破罐破摔，我行我素，任凭别人怎么说，一切如旧，也不求特赦了。具体表现在不但改造表现较差，连监规也不遵守，也不好好劳动，经常装病。
　　　　1975年3月20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联合下达《关于安置特赦释放人员的意见》，其中第六条规定：“凡愿意回台湾的，报中共中央统战部和公安部办理。”特赦时，监狱方面给他的评语是“虽然交代了一些罪行，但反动立场比较顽固，改造表现较差，不建议特赦”。后来毛泽东亲自说所有战犯一律释放，才赶上这个末班车放了出来。
　　　　由于当时允许他们去任何地方并发路费，周养浩与其他几个特赦人员一道申请去台湾，要求到台湾和家人团聚，但由于台湾方面拒绝他们入境，周养浩等人滞留香港140天没有获得台北方面的允许。
　　　　周总共有6男6女12个孩子，但他多方联系，只有在美国的最小的女儿回信说同意让他去住。他不明白其他子女是不愿意养他还是怕连累，搞的很灰心，但又不愿意回大陆，只好先去美国，去以前，还特意找到了香港中旅，问如果去了美国无法生活，能否还回大陆。中旅请示后回答：来去自由，如在美国无法生活，欢迎回来，给安排工作。
　　　　几个月后周养浩辗转到达美国后，才发现他的女儿和儿子都在小女儿家等他，原来是其他子女的工作多数在台政府任职，为了避免麻烦，只好让和台湾没什么关系的小女儿出面。
　　　　周养浩定居美国后只想安度晚年，对两岸任何事情一概不谈，也谢绝记者访问。直到另一个跑到美国的特赦战犯段克文在美国出书，污蔑中共的战犯政策。台湾记者认为周养浩应该也是反中共的，特意拉美国记者去采访周，没想到采访时周却说“他能和家人团聚，说到底要感谢毛主席共产党的伟大政策”，还说段克文出的书是“胡说八道”，段这个人“不是东西”，还大爆段克文原本只是文强手下的一个上校办公室主任，在文强离开军统时，偷盖了文强的印章才骗了个少将当，还不是实授。搞的台湾记者们尴尬不已。从此不敢再登门。
　　　　1990年周养浩在美国家中去世，享年84岁。去世后，中国驻旧金山领事馆送了花圈。
　　　　参考文章：
《周养浩惨杀杨虎城》，作者：沈醉
《军统最后的暗杀名单》作者：陶朱问，出版社：湖北人民出版社
第六章　国民党金牌杀手刘全德（1）
　　　　·1949年陈毅出任第一任上海市市长，收到了一份特殊礼物——子弹
　　　　·国民党特务机关暗杀陈毅的行动接连两次失败，蒋介石亲自指定了刺客：“不要叫别人去，就派刘全德过去！只有刘全德来，才能‘解决’陈毅！”
　　　　·三批刺客接踵而至，陈毅却执意将自己身边的警卫人员从16人减到6人
　　　　·我公安机关张开罗网，静候猎物
　　　　·与猎物不期而遇，眼看入网的“鱼儿”又游走了
　　　　·国民党金牌杀手最终落网
　　　　·最后的神秘女特务被捕，国民党特务机关刘全德一伙企图谋杀陈毅的计划彻底破产
　　　　1949年5月27日上午9时，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的战役胜利结束，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回到人民的怀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任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司令员陈毅兼任解放后的第一任上海市市长。
　　　　5月27日下午2时，6辆黑色的小轿车在上海市政府大楼前嘎然而止，陈毅一行风尘仆仆走入正门，正在这里站岗的解放军战士肃立，行注目礼，目送新任市长一行进入大楼。
　　　　沿着黑色的大理石台阶拾阶而上，陈毅径直来到二楼145号房间——“市长办公室”。前国民党上海市市长赵祖康已在这里等候接管。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激动人心的讲演，一切都是那样普通平常。这是那个年代绝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的共同作风——朴实无华，埋头苦干。
　　　　摆在陈毅面前的是一座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烂摊子——工业已是半瘫痪状态，全市12000家工厂，只有30％能开工，机器工业80％停工，面粉业由于运输不畅，产量只及战前的1/10，占上海工业总产值74％的轻纺工业，因没有原料和销路，全部瘫痪。生活物资十分紧缺，库存的大米、面粉，只够全市吃半个月，储存煤仅够烧7天。
　　　　流散在上海的近2万名国民党军散兵游勇，还有国民党特务机构撤退前留下的8个特务组织的3万多人，加上数以万计的惯匪、流氓阿飞、扒手及流落街头的难民、乞丐、无业游民，使上海的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经过陈毅和他的同事们一段时间夜以继日的工作，上海市生产开始恢复，供应开始增加，社会秩序开始趋于稳定。
　　　　一天，陈毅正在案头批阅文件，秘书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陈毅接过，看到信封上面写着“新任上海市长陈毅先生收”的字样，沉甸甸的，拆开一抖，“档哪”一声，一颗亮晶晶的子弹落在桌子上，信封内再无其他任何东西。恐吓信！陈毅立刻明白了一切。他淡淡一笑：“哦，寄给我的礼物不轻嘛！”随即轻蔑地将信封、子弹随手丢进桌旁的纸篓。
　　　　站在一旁的秘书又将信封和子弹捡了起来。这段时间，公安保卫部门已经三番五次就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谋害我高级领导人的问题作过报告。对此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几天后，陈毅在对旧人员讲话的时候提到了这件事，他说：“几天前，我收到了一封装有子弹的匿名恐吓信，他们是想要我的脑袋。一粒子弹就想逼良为娼，也太小瞧我啦，我陈毅千军万马都过来了，还会被一颗小小的子弹吓住？”
　　　　陈毅的大无畏气概，使许多旧人员深受感动。两个旧人员主动交代了他们所了解的国民党特务机关一个大阴谋：上海的解放，引起了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