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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当过间谍-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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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韦尔写作《纯真的情人》时，罗尼还活着。罗尼虽然事实上从未读过这部小说，但从他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有关消息。为此他曾考虑向法院指控他儿子，但最后决定打消这一念头。
康韦尔在1977年出版的《荣誉学童》中，试图再次描绘罗尼。这次康韦尔让他扮演一个地地道道的报界巨头：“一个生活奢侈的父亲，长着一头和他儿子一样的金发，养着许多赛马和他儿子一样，他从未安分过，女人和住宅像走马灯似的一直在更换；他老是对人怒吼，如果不是冲着他儿子的话，那就是冲着某个过马路的人。”康韦尔第三次的尝试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女鼓手》里，但这次他用更加隐晦的手法刻画了罗尼。女主角查莉喜欢吹嘘她父亲，目的是为了惹人注目。然而许多事实上并未发生在查莉父亲身上的事情，倒是他父亲罗尼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既然罗尼已进了坟墓，康韦尔觉得可以写得更放开些。《女鼓手》是第一部没有出现斯迈利的小说，虽然几年前，尤其是罗尼在世时，康韦尔还有把斯迈利写进每一部小说的打算。他之所以不让斯迈利出场，是因为他已下意识地在为他父亲留出空间。
罗尼阴魂不散
罗尼的死并不意味着他对康韦尔的影响随之消失。那时候有关罗尼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搅得他晕头转向。他那些繁复的交易，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种种诈骗行为开始受到报应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位住在欧洲某国首都的女士，在罗尼死后不久给康韦尔写了许多信，在这些由他的出版商转来的信中，那位女士坚持说，她与康韦尔在罗马快车上曾有过风流韵事。这些信不像是精神病患者写的，因为她不仅字斟句酌，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令人不能不信。她埋怨康韦尔失约。声称她去火车站接过各种车次的车，满心希望他能在其中的一列火车上。她甚至寄来一些她坐在炉边阅读的照片，她看上去很寂寞。罗尼过去一直在冒充他儿了？康韦尔虽然觉得不可信，但最后的还是接受了这一推测。估计是罗尼为他儿子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随即声称自己是约翰·勒卡雷的文学辅导老师和经纪人——经纪人这个身分对他更具吸引力。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事实，但罗尼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反而常常吹嘘，自己为康韦尔签订了好几份拍片合同，在文学事业的各个方面，他心爱的儿子是如何请教他的。有时候他的离奇想法会与事实巧合。譬如，康韦尔曾收到数封令他困惑不解的信。信是西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寄来的，在这个老板的印象中，康韦尔的下一部影片该是由他来拍了，实际上是罗尼前往该制片厂签订这份合同的，他还索要了一笔金额不太大的经费。尽管如此，由于康韦尔与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对罗尼的这种骗术他没有加以指责，只是写道：“我们几乎能够原谅父母亲的一切，如果他们是为我们而感到自豪的话。”
同时那位不幸的欧洲女士仍然固执己见，没完没了地写信来指责康韦尔。康韦尔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好奇心一定也起了作用，他一直保着沉默。但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的书上配有照片，小说行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士怎么会看不出罗尼与他儿子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年龄相仿，外貌相似，他曾冒充过他的身分？最后他经过考虑给那女士寄去了一份法律文件，正告她这种有害无益的行为必须结束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来打扰过他。假如确实是罗尼与她发展了这种关系——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他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呢？1986年康韦尔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对此作了推测：
为了讨她的欢心，他把一个作家为寂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都说了出来？我吃不准。他向她描述了我的困惑，我遇到的障碍和风险，以及夜间我在设置情节、塑造人物时闪现的种种想法？在假设的各自有别的幻想境地，里是否存在着某个秘密战场，在那儿我们正以战斗的方式来一争高低为了避开父亲，我躲进了间谍天地。为了着手写作《荣誉学童》，我和想像中的伙伴斯迈利一起出发，前往东南亚，虽然我应该料到罗尼的幽灵会在那儿早早地等候我的光临。
1980年，仍想写写父亲的康韦尔，在考虑是否要派一个人去研究罗尼祸患无穷的生活轨迹。1965年出版的《战争倒影》主要是揭示，罗尼与其他自高自大的骗子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欺骗他人的才能是以欺骗自己为先决条件的。在他的特工生涯中，康韦尔目睹过心智健全的人、屈从于这种自我欺骗的行径。而罗尼则是有野心的，想当下议院议员。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应该明白——他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一定意识到——一旦他参加竞选，他过去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然而他作为未来的自由党党员继续参加竞选，不仅操纵全家，而且拉拢朋友支持他。
1986年，当康韦尔终于能在文学色彩最浓的《出色的间谍》中，客观地描写他父亲的时候，他也认识到，罗尼并不奇特，他逃离的乱糟糟的家庭生活，与那些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的生活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罗尼与他们相异的地方，只在于那些官员打着为国家效劳的幌子说谎和行骗。康韦尔认为，为罗尼辩护的理由，在于“他的天敌表现出一种有罪的顺从，而我由于急于逃离罗尼，刻意追求体面，成了他的这种天敌。”康韦尔相信，只有把儿子的罪孽看得和他父亲的罪孽一样深重，只有把两人的罪孽看得轻于那个集团所造成的罪孽，而这个集团正是他们交替进行欺编和服侍的对象时”，《出色的间谍》才能获得成功。
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
由于谍报人员在斯迈利三部曲中形象不佳，情报机构的上上下下被大大激怒了。“我们决不是像我们的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伦郭伊伯里大街的拉波尔奥布特餐馆，与亚历阿·吉尼斯爵士共进午餐时口气坚决地说道——他们两人的会晤是康韦尔安排的。奥德菲尔德曾任军情六处的首脑。他父亲是德比郡的一个农场主，有十一个孩子，莫里斯最大。他原先是想走学术道路的，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的奖学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陆军侦察部队服役时，他在谍报活动方面的特殊才能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这次是因为吉尼斯将在由BBC电视台改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视剧中扮演乔治·斯迈利，非常想会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在共进午餐时，奥德菲尔德显然想否定康韦尔笔下不光彩的形象，因为他反复强调特务机关的道德标准很高，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康韦尔的观点。亚历克爵士对这次会晤非常满意，他发现奥德菲尔德性格开朗，富有魅力，而且非常风趣。他们通了几次信。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他写信给吉尼斯：“我仍然认不出我自己。”也有人传说，奥德菲尔德是弗莱明笔下M的原型。
奥德菲尔德与乔治·斯迈利外貌特征相符。“矮胖，刚步入中年，外表看上去很温顺，毫无野心。他的腿很短，步态显得不很灵活。”奥德菲尔德走路也有点平脚，和斯迈利一样，他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不过，奥德菲尔德似乎并不在乎这种类比。确实，他虽然憎恨出自康韦尔笔下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形象，但他也感到有趣，只是没有外露。当然，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一出现，他便正式退休了。这一定与他的看法有关。
1986年3月奥德菲尔德去世之后，连伦郭的《泰晤士报》也撰文推测他是斯迈利的原型，英国独立电视台“10点钟新闻节目”竟然声称康韦尔承认了这一点。为此康韦尔立即加以否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署名勒卡雷的文章：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尤其是在莫里斯爵士不幸去世的日子里对此我作最后一次说明：乔治·斯迈利的小说出版后很久，我才听说莫里斯爵士这个名字。我根本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个性，都是如此。我们社交上的接触事实上是在他退休之后，也只不过是共进了两次午餐。餐桌上他有责怪我之意，尽管口气非常友好。他认为我把他以前待过的机构描绘得不讨人喜欢。应他的要求，我曾把亚历克·吉尼斯爵士介绍给他，因为他一直是亚历克爵士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表现得非常克制。为此莫里斯非常高兴。
不过，斯迈利与奥德菲尔德之间还有一些褒义的相似点。两人都毕业文法学校，都是东南亚问题的专家，都酷爱历史。除此以外，再没有相似之处了。
一份奇特的礼物
克兰莫里斯女勋爵玛德琳·宾厄姆，约翰·宾厄姆的妻子和奥德菲尔德一样，也不赞成康韦尔诋毁特务机关。她写信给奥德菲尔德的传记作家理查德·迪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会相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就是斯迈利的原型。惟独他不在人世时，我们才会被告知，事实并非如此。”她自己也写了一本书，说明她丈夫是斯迈利最初的模特儿：“显然戴维并不想公开承认杰克杰克：约翰的昵称。就是斯迈利，虽然杰克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60年代末。但当他退休的时候，我想戴维会说出真正的模特儿是谁的。”她认为康韦尔事实上是用漫画手法描写了她的丈夫。她的书被军情五处禁止出版，但实际上书中没有任何有害的内容，根本不能说它违反了安全条例。玛德琳·宾厄姆写道：“就书的内容来说，它只涉及一名情报官员和他家庭的情况，选取的素材是用来为情报机构辩护，反击戴维·康韦尔的荒唐可笑的指摘。”
奥德菲尔德和宾厄姆之所以不可能是斯迈利的原型，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勒卡雷的小说中曾多次提及一些其他的组织，很值得注意。譬如“精英（即倡导者，一个艺术团体。许多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间谍是该团体的成员）一个上等阶层的基督教会团体，大多数成员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一个重要基地的秘密智囊团。”他用剑桥约三一学院代替牛津的基督教礼拜堂。这样真正的来源便更为清晰可辨了。所有迹象表明，维维安·格林——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时的牧师，以后又是他在林肯学院的高级导师——是斯迈利的原型。康韦尔也告诉我们：“大多数搞秘密活动的英国人，都是在战前被卡拉征募去的，他们来自上等阶层内心充满着狂热，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们的工人伙伴。”格林后来告诉理查德·迪肯：“去年10月当戴维携妻与我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收到一份鱼子酱加伏特加酒的礼物，其中还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来自卡拉（勒卡雷小说中‘英斯科中心’主任）的问候。”康韦尔证实了这一个插曲。
玛德琳·宾厄姆不单单关心斯迈利的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她还告诉我：“杰克对康韦尔描写情报机构的方式大为不满，并一直耿耿于怀。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杰克的回信，针对杰克提出的异议，康韦尔写道：‘我写西部小说。由于我写得合情合理，人们信以为真了。’”当康韦尔成为特工部的一名官员时，宾厄姆发觉他变得冷漠无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相比，他不够尽心。后来宾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搞中，猛烈抨击了康韦尔，他这样写道：“在许多间谍小说家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情报官员都是些夜猫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恋者，从而使得情报工作难以开展。”玛德琳说得更为坦率，在她看来，“戴维是在给特务机关的形象抹黑，严重丑化了特务机关一直在夸耀的忠诚的真正品质。通过诋毁杰克的工作，他挖了我们国家的墙脚，使我们成了苏联人的笑柄。”
叛逃后的反思
据说苏联人在康韦尔完成《冷战谍魂》之后，在希腊与他接触过。为此，在他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时，他明确表示不愿去俄国。但另一原因可能起着支配作用，即情报官员在他们离开特务机关之后的五年内，不准去铁幕国家的条例。康韦尔相信，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仍有必要进行。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特务机关在这场斗争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觉得斯迈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熟悉，因为“对读者或观众来讲，阴谋本身是一种安慰剂。人们想用阴谋两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阴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含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图片猫头鹰）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了，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为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二十五年后，格林打算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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