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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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一步步地实施打击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排挤汪精卫的计划。


博篇第4节　志向岂止在封侯（2）

　　　　１９２６年３月，蒋介石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１９２６年３月１８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派人并致函海军局代理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听候差遣。到黄埔后，因获苏联考察团要参观中山舰的消息，经电话请示蒋介石后，返回广州“预备参观”。尽管如此，蒋介石怀疑中山舰此行是要劫持他去海参崴。他的亲信也到处散布谣言，说中山舰“擅自行动”，是“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还说什么“中山舰要炮轰黄埔军校，共产党要赶走蒋介石”。３月２０日凌晨，蒋介石令欧阳格派人闯进私寓，将李之龙逮捕。接着，调动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宣布戒严；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监视苏联顾问行动；占领中山舰，解除中山舰的武装；逮捕黄埔军校和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同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要求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数退出，对汪精卫的住宅也以“保护”名义派兵包围。　　　　
　　　　蒋介石制造这一反共事件激起了公愤，“谭延辏А⒊糖薄⒗罴蒙疃级越�介石不满，朱培德、李福林有些动摇，但各军都想同蒋介石干一下。”尽管党内外反击呼声强烈，但共产党的领导机关采取了退让政策。蒋介石趁机表示是一场“误会”。为了解释“误会”，在汪精卫床前开了一个政治委员会。汪精卫、谭延辏А⑺樟�顾问都客气地表示了歉意，而蒋介石倒反而一句话都没说，精神上占了优势，政治上得到极大成功。汪精卫感到形势无法挽回，难以行使这个“主席”的权力，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随即离开广州，经香港到法国，长期侨居国外，刚刚回国的胡汉民本来想进行活动，在这种政治气氛下，不得不再度离粤。４月，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取代汪精卫任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夺取军权初步得手，从而取得了夺取领导权的初步胜利。　　　　
　　　　评析：　　　　
　　　　俗话说，诗言志。蒋介石在日本写的“东来志岂在封侯”的七言诗，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他的志向和抱负，其内涵具有两重性。　　　　
　　　　一方面，它比较真实地反映出蒋介石在革命前夜的心境，蕴含着救国救民的民族意识。当时一批革命党人云集在日本，讴歌革命新风，呼唤民族觉醒，探求革命真理，商议救国方略。蒋介石在同他们接触，受这些仁人志士的革命精神和人格力量的影响和熏染，激发了革命激情。尤其是他有幸见到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受到启迪与鼓励，对其确定革命志向的影响是重大的，他后来回忆此次会见时说：“我接受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思想基础，当革命风暴到来时，他义无反顾地回国投身于革命。回到上海后，被派往杭州指挥光复之役，他给母亲写了一封诀别家书，表示决心殉身革命。他积极参与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活动，在革命事业屡遭挫折的情况下，他没有放弃。正因为这样，孙中山表达了对他的良好印象，称蒋介石是“昂昂千里之资，虽夷险不测，成败不定，而守经达变，如江河之自适，山岳之不移”。这是革命性的一种表现。　　　　
　　　　“东来志岂在封侯”的诗句还蕴含着另一重意义，那就是干一番大事业，以实现到个人出人头地的野心。这种野心在合宜的土壤中生长，在特殊环境显露，并随着权势的增大而急剧膨胀。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国民党最高权力出现真空。就蒋介石当时的地位和声望而言，并不在人们的视线内，也无力直接参与问鼎，但蒋介石权欲随之膨胀，窥测着时机，一系列事件＇被屏蔽广告＇的发生和现实条件的变化，为蒋介石通向攫取最高权力的道路提供了良机。他利用廖仲恺被暗杀案，玩弄权术，借题发挥，逼走许崇智、驱逐胡汉民，使自己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领袖级人物。接着制造“中山舰事件”，既把共产党人排斥出一军和黄埔军校，又逼走了汪精卫，使自己走近最高权力的位置。　　　　
　　　　权力是个人野心的催化剂，又是野心膨胀的助推器，权力增大野心更大。为了扫除阻碍，他下定了“只有奋斗决战死，中求生耳”的决心，为了攫取最高权力，义无反顾，不择手段，堕落成卑劣的小人。


博篇第5节　言不顺也要争“正统”

　　　　常言道“名不正言不顺”，这似乎是中国人为人处世的通则，大概自盘古开天地以来，万古不变，上自最高统治者下至底层社会的老百姓都要讲究这个，真假不那么太讲究，形式最为重要，在名门望族争嫡系，在武林商界争正宗，在政界学界或者说凡是权力能延伸到的地方都要争“正统”，凡此种种，司空见惯。在诸多正名中，尢以“正统”为大，正统观念根深蒂固，只有那些被皇帝钦定的嫡传，才具有合法性。这种观念，到了近代仍然十分盛行，只要自己宣布为嫡传，就因为已披上合法外衣，从而在政治上处于十分有利的位置。叛变革命后的蒋介石，不遗余力地争“正统”，为自己正名。　　　　
　　　　事例：　　　　
　　　　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尽管对他夺取党政军权的劣迹的指责、声讨不断，言不顺，他也要争“正统”，以借孙中山之威为自己的反动统治补上“正名”的手续。　　　　
　　　　为争取“正统”地位，蒋介石处心积虑，不遗余力地把自己打扮成是孙中山最忠实的信徒和孙中山钦定的接班人。　　　　
　　　　首先，篡改历史，歪曲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他极力向公众表示，自己是总理最依赖的人，与总理的关系很早。这一行为是从夸大他在孙中山蒙难期间的作用开始的，孙中山蒙难，在孙中山的众多亲信离他而去的时候，蒋介石冒险登上永丰舰，帮助孙中山，赢得孙中山的信任。蒋介石事后专门写了《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录自己在永丰舰上与孙中山共同赴难的日日夜夜，在吹捧孙中山的同时，将自己如何得到总理信任，如何与孙中山患难与共，大肆渲染一番。　　　　
　　　　其次，无限抬高孙中山的位置，制造宣传攻势。蒋介石利用自己控制的宣传机器，神化孙中山以树立自己的“正统”观念。蒋介石在建立南京国民党政府之后，在南京有“三多”，即：纪念多、演说多、会议多。不论事情大小，只要能把自己与孙中山联系起来的，就要纪念。即使与他无关的事情，也要通过纪念活动拉上关系。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中央决定每个星期一的早晨，都要做总理纪念周，读孙中山遗嘱，检查工作，后来蒋介石完全把总理纪念周变为总理训话周，每到星期一，他都要发表讲话，攻击政敌，把纪念周变成自己实行独裁统治的工具。　　　　
　　　　再次，通过神化孙中山来美化自己。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蒋介石举办哭灵、迁灵、祭奠陵等一系列活动。这些活动表面上是显示对孙中山的尊重，实际上是将自己说成是孙中山“忠实信徒”“至亲至厚”的嫡传弟子。　　　　
　　　　第二次北伐获得胜利后，蒋介石到了北平，党政军魁首聚集到京城，齐赴西山碧云寺，在孙中山灵柩前举行祭奠典礼。蒋介石担任主祭人，向孙中山宣告北伐成功。祭文这样说：“中正昔待总理，亲承担命之殷切，所以期望于中正者，原在造成革命之武力，铲除革命之障碍，以早脱人民于水火。”这就向大家表明，我就是孙中山的合法继承人，我是“正统”，你们必须接受我的领导。我所做的一切，均属孙中山的遗愿。　　　　
　　　　在宣告祭文后，打开棺盖，瞻仰孙中山遗容时，蒋介石扶棺痛哭，热泪横流，经久不止，冯玉祥将军上前相劝，谁知越是劝，蒋介石越是哭得厉害，弄得大家十分尴尬，只好等蒋介石哭完，实在等得不耐烦了，有人小声地说了一句：“让他哭，我们走，只有他是‘正统’。”话音刚落，蒋介石立即止住哭泣，盖棺散会。　　　　
　　　　在哭灵之后，国民党作出了让孙中山迁灵到南京紫金山的决定。孙中山是一代伟人，在其逝世后，实现他的遗愿，迁葬南京，合乎情理。问题在于蒋介石假借其名进一步抬高自己，使之成为一次宣传自己的政治运动。１９２９年３月，国民党制定了一套详细的安葬计划。为准备安葬，南京方面大兴土木，修建规模浩大的中山陵墓，各级官僚在修建过程中，乘机中饱私囊，搞得民怨沸腾。南京国民政府为修建小山陵墓花了５０万元特别费，但有人估计，修建的费用至少在１０００万元。这对于当时经济极端贫困的中国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支出。这有违于孙中山爱民亲民，为民生奋斗终生的风范。　　　　
　　　　为了将孙中山的灵柩从北京迁至南京，兴师动众。５月，由南京开出专列，出动了陆海空军，几乎全部国民党大员，参加仪式，灵柩在３０万人护送下，步行将近两个小时，从香山抬到前门车站，从北京到南京，沿途各车站都进行了隆重的接车仪式。蒋介石亲自到车站迎接，全南京大小官僚和市民，将灵柩送过长江，举行了三天的公祭日，蒋介石亲自守灵，然后万人空巷，送往紫金山安葬。　　　　
　　　　蒋介石搞这一套，主要是通过死人给活人看。他要向人们灌输，只有他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在此之前，他把孙中山生前写给他的亲笔信，选出１０多封，装订成册，赠送给国民党的高级军政要员，并向受赠者说，对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孙中山是不满意的，认为他们意志薄弱，不能担当大事，向人们暗示只有他才是孙中山先生理想的继承人。但明白人深知，正统与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势而立起来的，言正最终取决于行正。　　　　
　　　　评析：　　　　
　　　　蒋介石千方百计地把自己装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是真正的接班人。采取一系列手法，比如：篡改历史，歪曲自己与孙中山的关系；无限提高孙中山的位置，制造宣传攻势；通过神化孙中山来美化自己，蒋介石搞这一套，主要是通过死人给活人看。他要向人们灌输，只有他才是孙中山真正的继承人。正统与否，不是封的，也不是造势而立起来的，言正最终取决于行正。蒋介石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残酷迫害革命者和进步人士，无论怎样装饰，也免不了落个“骂名滾滾来”。


博篇第6节　百权不如军权（1）

　　　　民国初年，军阀林立，群雄征伐，社会失范。无论你的政治主张如何，还是要用枪杆子来说话，军事力量成为左右中国政治的决定性因素。孙中山走的是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但是在推翻满清王朝建立民国后，没有真正建立自己的常规军队，往往是借用某些军阀去攻打那些阻碍革命的军阀。其结果是，这些军阀得到孙中山的钱，利用孙中山的名得势后，掉过头来反对他，使他多次陷于绝境。这一刻骨铭心的教训，使追随孙中山的蒋介石进一步认识到掌握军权的极端重要性，以至于始终将军队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并将其视为在政坛角逐中的法宝。　　　　
　　　　事例：　　　　
　　　　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后，就投身于武装斗争，但真正感悟到军队的极端重要性，那还是在粤军中任职开始的。１９１８年前后，蒋介石受孙中山的委任，到粤军中担任参谋，但俗话说：“参谋不带长，放屁都不响。”蒋介石虽然尽心谋划，但也中不过是为他人作嫁衣裳。粤军地域观念很强，因蒋介石是浙江人，加上他孤傲自负的秉性，自然要受到粤军的排挤，使他感到自己无能为力，多次辞职。　　　　
　　　　后来，孙中山决定建立黄埔军校，由他担任校长给他建立属于自己掌握的军队的契机，从此他开始用心谋划，在黄埔军校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建立了中国最强大的军事集团———黄埔军人集团。这成为蒋介石打天下、坐天下的基础。　　　　
　　　　从军事才能的角度来说，周恩来的评价十分中肯，他认为蒋介石军事才能平庸，而权术谋略较高。其政治手腕诡诈，让全军服从他一人，是蒋介石治军的根本原则。蒋介石认为军队不管力量强弱，都必须为自己控制，只有属于自己的军队，才是有力量的军队。早年在粤军中，蒋介石的治军才能不在粤军将领之下，但其训练的军队都不听他的。黄埔军校建立后，他千方百计地把军队抓在自己手里，从北伐到最终在大陆败亡，他发家的基础――由黄埔军校骨干组建起来的一军，始终被其牢牢控制，不肯假借他人。正是因为如此，他十分害怕他的军队对他不忠，害怕部下背叛他。为了防止部队背叛，他采用封建法西斯的治军手段统驭军队：　　　　
　　　　第一，形成他与军队之间休戚相关的关系。蒋介石发家依靠这支军队，这支军队要有出路只有靠他一人。如果蒋介石的政治命运结束了，这支军队的生命也终结了。他研究曾国藩、胡林翼带兵经验，刻意模仿。曾国藩的军队都是依靠同乡、亲戚关系建立起来的，官与兵之间不仅仅是上下关系，还有血缘、地缘关系，下级只服从上级，而不是服从上上一级，即使是曾国藩也不能轻易指挥得动，谁招来的部队就听谁的，但这些高级将领又都只服从曾国藩，除他以外谁都指挥不灵，实际上国家军队已经私人化了。蒋介石顶礼膜拜，刻意效法。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权力，将最好的装备给黄埔系，对那些听话而且有才能的学生则破格提拔，对那些有过错的网开一面，给予他们发达的机会。　　　　
　　　　蒋介石第一次“下野”的时候，害怕他的军队为别人利用，特地发表了《告黄埔同学书》，暗示自己不久要东山再起，防止黄埔军校学生因为他下台，而另外投靠他人。果然，在蒋介石“下野”后，凡是黄埔军校的学生都受到别的军阀的冷眼相待，有的甚至还被剥夺了权力，他们不得不发电报给蒋介石，述说自己的遭遇，希望蒋介石能够尽快东山再起，让他们重新掌握权力。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这种特殊的关系使他们的前途命运紧紧相连，产生一种内聚力，逐渐形成了以蒋介石为核心的军事集团，这一军事集团，只听从蒋介石的指挥与调遣，别人即使再高明也不放在眼里。　　　　
　　　　１９４２年，中国远征军组成，远征缅甸，蒋介石将这支军队的指挥权交给来自美国的史迪威将军，要求军队必须服从这个外国将军的指挥。结果，远征军在缅甸战败，往外撤退时，按照史迪威的命令应该全部撤往印度，但当时的黄埔系将领杜聿明却不同意，他要先请示被他们尊称为“老头子”的蒋介石再说，结果这支军队在撤往云南的过程中，翻越野人山，在原始森林中受到很大损失，仅仅因非战斗减员就是战斗减员的５倍之多，杜后来不但没有受到处罚，反而因为“老头子”的信任而升官。


博篇第7节　百权不如军权（2）

　　　　第二，采用特务监视的方法治军。在蒋介石那里，信任跟监视是两回事，他绝对不会因为信任某人而不监视，当然也不因监视而表示已经不信任某人。为了防止军队产生离心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