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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成败录-第3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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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４９年春，代总统李宗仁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和谈条件，下令释放杨虎城。李宗仁一方面给重庆市长杨森一道释放杨虎城的命令，另一方面派一架专机到重庆想把杨接走。杨森接到李宗仁的命令后，拿不定主意，只好打电话给在上海的毛人凤。毛请示在溪口的蒋介石，蒋介石反对释放杨虎城。于是毛人凤等特务头子决定把杨先转移到贵阳。
同年８月，蒋介石从台湾返回重庆，亲自主持对西南地区的破坏活动。９月初，军统特务到贵阳面见杨虎城，佯称蒋介石在重庆要见他。杨虎城信以为真，于１７日回重庆。当天晚上１１点钟，特务们将杨虎城及其儿子拯中，还有杨的年仅９岁的幼女、秘书宋氏夫妇和他们的孩子全部杀害。
评析：
杨虎城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爱国英雄。在国家和民族处在最危急的关头，最需要统领抗日武装的军事将才的时候，蒋介石因个人的恩怨，把杨虎城囚禁起来，愧对于“抗日领袖”的称号。事隔１０多年后，指使特务将杨虎城夫妇及其子女、秘书全家杀害，连天真无邪的幼女都不放过，再次使他这个毒辣、残暴的独裁者的嘴脸暴露无遗。
术篇第85节 退而不休（1）
蒋“退而不休”，李“总而难统”
以退为进，是蒋介石在政局危困时采用的伎俩。他攫取最高权位后，曾三次“下野”。对他的政治前途影响最大的是第三次。在１９４９年初蒋家王朝即将倾覆的时刻，他被迫“下野”，这是其最为惨痛的也是最后一次“下野”。即使在如此背运之际，他也没有让最难缠的政敌李宗仁占到便宜。
事例：
蒋某人“退而不休”，李宗仁“总而难统”。徒有虚名的李“代总统”，坐在“总统”宝座上，如同放在火上烤。即使这样的“总统”，蒋介石也不让给李宗仁，在败逃台湾的过程中，又把“王冠”夺了回去。
首先，白崇禧落井下石，蒋介石挥泪卸“冠”。１９４８年底至１９４９年初，蒋介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他亲自督战辽沈大决战，４７万人的精锐“国军”却被他的黄埔学生林彪指挥的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全歼。转而奔赴徐州，指挥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其以黄埔系为基础的“国军”被分割包围，即将被全歼。傅作义的部队也被人民解放军实施战略包围。蒋介石众叛亲离，即使最忠实于他的亲信，也把对“老头子”的不满情绪表露出来。有蒋介石的文胆之称的陈布雷自杀身亡，这说明最知内情的亲信们已意识到蒋记政权濒于破灭，“油尽灯枯”了。美国这个靠山也靠不住了。洋老板早就对蒋介石失去信心了。１９４８年１１月，美国选举总统，蒋下注支持的候选人杜威竞选失败，对蒋介石很不“感兴趣”的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蒋既尴尬又失望。接踵而来的，那就是美国后台老板正在酝酿改换“奴才”，而桂系的“老大”李宗仁被他们认为是出来“补天”的最好人选。
在这样的背景下，白崇禧趁蒋之危，闹了一场逼宫的闹剧。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２４日，白崇禧自武汉发出“亥敬”电称，民心代表军心，民气犹如士气，默察近日民心离散，士气消沉，遂使军事失利，云云。这个通电语气尚和缓，但倒蒋的态势咄咄逼人。紧跟着，长沙绥靖公署主任程潜、河南省主席张轸，直率提出，要求“总统毅然下野”。
蒋介石四面楚歌，夜不能眠，催眠的烈性安眠药再也不灵了。他开始酗酒，据说，每天夜晚都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他很想改变目前的困境，１９４８年１２月３１日，在总统官邸进行新年“团拜”，宴请国民党要员的宴会上，发表了《新年文告》。这个文告是由张群代念的。洋洋洒洒数千字，中心内容是向毛泽东“求和”。至于个人进退是用隐晦的词语表达的。在文告的最后字句中暗示：“只要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张群念罢，蒋介石扭头问坐在右手的“副总统”李宗仁对文告有什么意见，李回答说：“我与总统并无不同意见。”蒋的死党们因此在宴会上大声嚎哭。蒋介石愤慨地说：“我并不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产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
１月２１日，蒋介石宣布“引退”，由李宗仁代“总统”。同日，下午４时，他乘“美龄号”专机，从南京明故宫机场起飞，起飞后，他吩咐驾驶员绕空飞行一周，向首都作最后一瞥。“无限江山，别时容易见时难。”他心中十分清楚这一别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从此，一代自命不凡的“独裁者”梦断金陵，踏上了不归之路。
其次，蒋介石溪口遥控权柄，李宗仁蹲“总统”宝座如同火上烤。蒋介石从发表《新年文告》起就积极为自己准备退路。一方面，他违背与李宗仁的许诺，在“总统”前面加上了一个“代”字。各报均相继以头条位置刊登了蒋介石的“下野文告”和李宗仁的“继任文告”。李宗仁细读了这两则文告后，心里很不是滋味。文告指出，依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九条，“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总统职权。务望全国军民暨各级政府，共关精诚，同心一德，翊赞李代总统，一致协力，促成永久和平。”
李宗仁对于这样的文告表示不能接受，拒绝担任“代总统”，结果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威胁道：“德公，我们是老朋友，我愿以老朋友的资格劝劝你。你是知道蒋先生的为人的，你应知道你现在所处的处境。南京现在特务横行，你身边的卫士都是蒋先生的人，你还要争些什么呢？争得不好，你知道在这种局面下，什么皆可发生，你自己的安全，都可能没有保障。”李宗仁听罢，木已成舟，也只好以说不出什么滋味地过把“总统”瘾，管他什么代不代的了。
在下台前，蒋介石做了一系列安排：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张群为重庆绥靖公署主任，陈诚为台湾省主席，蒋经国为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薛岳为广东省主席。他把亲信安置在大陆西南、东南、沿海及台湾的重要部门，并密令将大陆的军械、黄金、美钞和故宫文物运往台湾。
蒋介石虽然名义上隐居溪口，实际上，他还是牢牢抓住权柄不放。在溪口小镇架设了７部电台，准备随时操纵局面，而国民党的党、政、军要员奔赴溪口，请示总裁面谕的人仍源源不断。溪口取代了南京成为事实上的“陪都”了。２月，行政院长孙科将他的政府机关“疏迁”到广州，声称这一举动，是表明反对李宗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中共主席毛泽东，接受毛泽东提出的“八项条件”的投降举动。圈内人也清楚，孙科此举，也是为了报竞选副总统被桂系打败的“一箭之仇”，这就把府院矛盾公之于世了。石头城只剩下一个代总统办公处。至此，李宗仁“代总统”几乎被架空了。
与蒋介石的“退而不休”相比，李宗仁虽然坐上总统宝座，但他到现在才真正搞清楚蒋介石在总统前面加上“代”字含义了，“代”使总统形同虚设。除他的桂系外，几乎没有人听他的。他想获得国库的黄金做军费，可是中央银行没有人听他的话，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黄金被运往台湾。他试图与中共“和谈”，但蒋介石亲信继续抵抗，根本不把他这个“代总统”放在眼里。后来好不容易派出代表团北平，与中共和平谈判。可是“和谈”，也是蒋介石在幕后操纵，没有蒋介石的首肯，任何协定也不能签订。
术篇第86节 退而不休（2）
孙科也与总统彻底闹翻了，于３月７日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大厦即将倾覆，大概谁也不愿出来做国民政府的送葬人，李宗仁求何应钦出来帮忙，何说，他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不敢做任何事情。
当然，政坛老手李宗仁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也向老蒋施压。李宗仁对人说，现在政出多门，一国三公的情形，谁也不能做事，我如何能领导？李还威胁说：“我们管不了，就交给蒋吧！总统不过是代理，一走就可以了事的。”李向外放风，请蒋介石出洋。于是中外报纸都登出，国民党几个人物正在劝蒋出洋。蒋介石也做强烈的反应，他对来溪口向他汇报和谈事宜的张治中说：“报纸上早就登出来了。他们逼我下野尚可，逼我亡命不行！如今我是个普通公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他在传递出强硬的信息后，把锋芒收缩了一下，又说：“你可以告诉德邻，我一定支持他。德邻现在所负的责任，德邻的成败就是我的成败。我愿终老家乡，绝不再度执政。”然而，他所设的谈判底线，是毛泽东绝对不会接受的。这就意味着李宗仁将一事无成。
“和谈”最终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的原因宣告失败，到北平参加谈判的和谈代表，在北平集体“起义”，投入到人民的怀抱，他们后来参与了筹建新中国，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对他们以诚相待，这些人以心换心，出谋献策，心心相通。
第三，收回“王冠”，“落草王”蒋某人也要抢着当。在李宗仁拒绝在“和谈”协定上签字后，他也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匆匆忙忙南下。南京被强渡长江的人民解放军所占领，宣告统治２２年的蒋家王朝被推翻。
李宗仁与接任行政院长的閰锡山两次来到台湾，要蒋介石出山，到广州“主政”。小蒋（经国）不以为然，似乎认为“尚非其时，亦非其地”。可是老蒋（介石）则认为复出的机会将要来临，于７月１４日率领大批党政要员从台湾飞抵广州，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的名义通过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最高权力机关。李宗仁毫无思想准备，只得听从蒋某人的摆布，宣布成立非常委员会，主席是蒋介石，副主席是李宗仁。蒋介石把“王冠”夺回，从幕后走到台前了，即使是“落草王”他也当仁不让。
评析：
蒋介石在最高权力宝座上，曾几上几下，几伏几起，始终没有放弃权柄。即使在蒋家王朝即将覆灭时，仍能把失去的“王冠”从李宗仁手里夺回。这并不是因为他在国民党政治圈内的政敌不精明，而是因为蒋某人太诡诈；他弄权的本领加上垄断的政治资源，一直使他在权力角逐场保持着绝对优势。
蒋介石是把一个又一个的李宗仁们压倒，但他在与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的较量中，权术完全失灵。其根本原因是，权术的功能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它的适用范围也是极其有限的。权术碰到以马克思主义为思想武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失去了它的魔力了。“权术”不能违背“天意”，所谓“天意”，中国共产党人认为是“民意”，是“民心的向背”。毛泽东的事业得人心，所以必胜无疑。
术篇第87节 幻想国际公理（1）
常言道，弱国无外交。自鸦片战争以降，旧中国的外交史是一部屈辱外交史。蒋介石比较喜欢仰仗国际势力解决他在执政中所遇到的麻烦和问题，在国际争端中也能通过外交途径寻求解决。他的政治生涯与国际交往有着密切关联。他的发迹与攫权，下台与复出，崛起与沉沦，辉煌与尴尬，都可以看到洋人的影子，外交的痕迹。他的成与败，与国际交往不无关系。
然而，蒋介石在国际交往中的成功，并不等于国家和民族的成就。他仰洋人的鼻息，为了一个阶级、一个政党、一个集团乃至于一个家族的私利，不惜损害国家和民族的尊严，不惜牺牲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如同周恩来所言，是“跪着办外交”。就总体而言，蒋介石的外交谋略不是大略，而只是“小术”。他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旧中国的屈辱外交的命运。
守株待兔，幻想国际公理落空
“守株待兔”源出于《韩非子•；五蠹》，这一典故说的是一个农夫近似愚蠢的故事，自古以来，几乎是老幼皆知。这个成语实际要比喻的是，不知变通或妄想不经过努力而侥幸得到成功。用这个成语来评判“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政府的外交作为并非夸张。
事例：
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政府的无为外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１、与军事上的不抵抗主义相适应，提出了怪异的对日“四不”外交方针。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在全国迅速掀起抗日救亡热潮，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和宣战。蒋介石对于这种正义要求，不仅不予以支持，反而加以指责，称这是“绝路”，是“自取灭亡”。在他看来，民众不要要求高了，“国民对政府唯一之要求，则在绝对不订立丧权割地之条约”，其他“无论用何种方式与行动，无论解决对日外交问题之迅速，皆应予政府以斟酌情势自由运用之余地”。这一大段话只不过是一种托词，随后他提出了“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对日外交方针，称这是“今日我国外交唯一之途径”。
蒋介石的“四不”对日外交方针如同日戏，在鸦片战争时期，满清朝廷一个封疆大员在广东被英军掳到印度关在大牢里讲过类似的话语，但那是他已失去人身自由的情况下，想保持民族“气节”的一种托词。而堂堂的最高当权者以“四不”作为对日外交方针，实际令一切爱国的、善良的国人费解。“四不”暗含着蒋介石不敢挑明的企图，继续蒙骗愚弄国人，给人们一种和平幻想；另一方面，是向日本伸出橄榄枝，乞求日本不要扩大对华侵略，其核心内容仍然是对日妥协、退让的不抵抗主义的翻版，是误国之策。
蒋介石被迫下野后，声称要“入山静养”，实际上，念念不忘他的“四不”方针。担心接替他执掌南京政权的孙科、陈铭枢会“贸然与日本绝交，绝无通盘计划，妄逞一时血气，孤注一掷，国必亡灭”，只有自己重掌大权，继续对日本妥协退让，才能“挽救危机”。蒋介石的“四不”的对日方针抛出，日本回应的却是扩大对华侵略势态，不久，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２、妄想美英抑日，美英以“不承认主义”搪塞。
蒋介石指使张学良下令部队，对日本军队的侵略不进行抵抗，在战场上的不作为，实际上也就等于放弃了争取国际声援的权利。但是他却幻想同日本帝国主义讲公理，把全部希望寄托于国联，更指望美国、英国出来干涉和制止日本的侵略行为。虽然美英与蒋介石集团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可是，他们却认为，日本侵占东北之举，是以后进攻苏联的重要步骤。因而均采取容忍、观望态度。
当日本继续扩大事态时，美国政府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事变及其对策。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经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他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进行所谓的“道义制裁”。１０月，总统胡佛把美国的态度讲得更明确，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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