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成败录-第3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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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和中国人民是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蒋介石本来想借助共同防御条约，仰仗美国的武装保护，得到安全保障。然而这个条约签订后，中国政府作出强烈反应，决定通过一定军事行动显示自己在维护祖国统一问题上的意志和决心，反对美国的使台湾海峡现状固定化的阴谋。１９５５年１月华东军区在张爱萍司令员指挥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实施了建国以来首次陆海空协同作战。仅用数小时解放了一江山岛。这不仅引起蒋介石的恐慌，而且使美国决策者紧张了一阵，忙于应付“海峡危机”。　　　　
　　　　台湾海峡危机不断升级，世界各国都为之不安。许多国家担心美国会卷入中国内战，进而演变成为东西方大战而殃及自身。有的国家在联合国提出了《停止在中国大陆沿海某些地区敌对行动》的提案，要求海峡两岸双方立即停火。但有些国家则提出了想把台湾分割出去的主张，如建议台湾交由联合国“托管”或中立国“代管”。还有一些人乘机鼓噪“台湾独立”、“中立化”。　　　　
　　　　对于想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的各种主张，都是为一切炎黄子孙所不能接受的。周恩来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再严正表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都明确规定台湾归还中国，绝不容许联合国或中立国“代管”，不容许外国侵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中国的内政，是为了维护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是为了维护世界和平。　　　　
　　　　蒋介石是积极主张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但他坚决反对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也反对“两个中国”。自１９５５年２月８日起，他接连发表声明，强调大陆、台湾都是中国领土，不能容人割裂；曲解台湾的地位是别有用心的，“两个中国”的主张荒谬绝伦。　　　　
　　　　后来，在１９５８年的第二次海峡危机期间，在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中出现了鼓吹金门、马祖“中立化”的逆流。美国政府也想搞“划峡而治”即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蒋介石的态度强硬。他公开拒绝杜勒斯“停火”、“撤兵”的建议，他仍然声称要“反攻复国”的口号，这是他的一个政治动员性的口号，他明知不可能，却要坚持，目的在于，为了维持台湾的稳定。此举也违背了整个中华民族的意愿。另外，他以强硬的态度反对“台湾独立”、“国际托管”、“台湾中立”等种种制造“两个中国”的言论和行径。美国当局动员蒋介石从金门、马祖撤兵，退回到台湾本岛，企图压蒋介石搞“划峡而治”。对美国的这一企图，他保持着高度的警惕。美国的这个意图，是通过杜勒斯在９月３０日的记者招待会上表达出来的，美国打算以让出金门、马祖为条件，换取中国政府的“停火”和不使用武力，从而在海峡之间确立一个永久的分界线，达到“划峡而治”、永远分裂中国的目的。　　　　
　　　　蒋介石对杜勒斯的讲话作出了强烈的反映，他在回答《星期日泰时晤士报》记者时，用尖锐的语气指出，美国关于“台湾地位未定”的说法和“托管”台湾的建议，是“空洞和愚蠢的”，重申台湾无可争议地是中国领土。　　　　
　　　　在两岸军事对峙，炮火连天的情况下，蒋介石拒不撤兵，坚守金门，把美国拖住。两岸领导人以一种民族心灵上的默契，挫败了“划峡而治”的分裂阴谋。毛泽东把话说透了，炮击金门，“就是帮助蒋介石守好金门”。　　　　
　　　　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坚决反对“两个中国”、“台湾独立”的种种暗流，在客观上对于维护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团结，抑制美国对台湾的进一步侵略，有其积极作用。　　　　
　　　　评析：　　　　
　　　　蒋介石率领国民党残余势力败退台湾之初，惶惶不可终日。但没有多长时间基本上转危为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朝鲜战争的影响，朝鲜战争的炮火“掩护”蒋介石躲过一劫。而从蒋介石主观上分析，对国际突发事变，观察比较敏锐，反应比较迅速，及时作出一种姿态，透过这一突发事变寻求美国等列强的庇护与支持，可以说蒋介石是朝鲜战争的最大获利者。　　　　
　　　　蒋介石退台后，仰美国人的鼻息，得以苟延残喘，虽然策略属于“下三烂”，为后人所耻笑，却对于国民党而言，对于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利益集团而言，得到了一定的实惠。然而，这着棋的最大的失败在于，给了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的口实。当然，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两个中国”，蒋介石知其难为而弥坚为之，除了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外，还是有民族意识因素的驱动，其意义在于，实际上在台湾岛内维系了“反独促统”的根基。客观地讲，这有功于国家和民族。


术篇第98节　经儿可教（1）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主义思想极浓的人，又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一种理念与这样的一种心态结合，表现在权力传承问题上，必然是父传子接，且无特殊情况，非嫡子不可。　　　　
　　　　蒋氏父子的权力传承，从准备到最终成为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潜意识地超前准备算在一起，大体经历了育苗、洗脑、磨砺、清障、部分权力让渡、亲政六步曲。　　　　
　　　　从实践检验的角度审视，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是比较成功的，在蒋介石撒手离开人间时，避免了腥风血雨似的权力争夺与社会大的震荡，而且其子蒋经国把台湾那块小天地治理得还不错，成为亚洲的“四小龙”之一。然而，这种非民主政治程序的权力交接留下了祸根。　　　　
　　　　当蒋经国准备权力交接时，摒弃了以血缘为纽带的庸俗的权力交接班的模式，但却没有一套健全的民主机制与程序遵循，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借鉴其父蒋介石凭直觉和个人的好恶选才用人的经验，使得李登辉这一类的伪君子、野心家有机可乘。蒋经国把权交给了一个“台独”分子，这绝对不是蒋氏父子的心愿，这又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经儿可教”，蒋介石严督其学有所成　　　　
　　　　在蒋经国和蒋纬国幼小时，蒋介石用这样的话进行赞扬：“经儿可教，纬儿可爱。”蒋介石有区别地对两个儿子作这样的评语，不知是儿戏，还是确实是有感而发的议论，无法作进一步的考察。但是从两人成年后的不同性格，以及对他们的不同的政治安排，可以揣摩出蒋介石对他们的期望有所不同，对蒋经国的教育花了很大功夫。　　　　
　　　　事例：　　　　
　　　　从对蒋经国起的学名看，望文生义，希望孩子长大了，能成为经国济世之才。蒋经国性格内向、执著，私塾教师对他的评语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比他小５岁的弟弟蒋纬国的来历有种种说法，最可靠的说法，那就是他们俩不是一个母亲生的。比较知道内情的作家，进一步说蒋纬国的母亲是一位身着和服的东洋女子，是蒋介石在日本留下的爱情结晶。之所以要把他与戴季陶联系起来，不是因为他是戴的私生子，而是蒋把他过继给戴做干儿子。即使是这样，按照中国的传统，经纬两“国”，有嫡庶之别。　　　　
　　　　蒋纬国与其兄性格有很大的反差，他性格开朗，而且长大以后幽默，比如在台湾已经佩上将军衔的他，当谈到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时，他逗笑地说：“过去我是总统的儿子，现在升为总统的弟弟。”这样一个很严肃的政治问题，他这样一说别人听起来却很轻松，常言道：“江山易改，秉性难移”，从中看出孩提时的蒋纬国的性格是如何的了。这可能也是蒋介石觉得“可爱”之处。不同的评语，是不是蒋介石已经对他们的前途有不同的预期，这很难说，但两个人后来走了不同的仕途，一个从政到掌握党权、政权，一个从军到执掌军权。　　　　
　　　　儿时的蒋经国，并没有得到通常人家那样的父爱，这一方面，是因为蒋介石正在从事“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是他在追赶“性解放”的时髦。但我们绝不可由此而做出蒋介石并不喜欢蒋经国的结论。他作为父亲，把蒋经国的关爱放在严格教养，悉心培养，照他所规划的模型铸造上。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说得好：“我们姑且不谈蒋先生本人的行为德性，和他一身功过，他对儿子的教养，是下过很大的工夫的。”这就是说，蒋介石对儿子给予的是一种不同内涵的关爱。　　　　
　　　　他对蒋经国兄弟俩的教育，非常严格和认真。即使蒋经国刚刚上本镇的武山学校时，就给小蒋提出具体的阅读任务，据蒋经国回忆，他年仅１０岁，其父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蒋介石严格督促蒋经国学习，有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那就是成为一个大有作为之才。不过，他对蒋经国的具体要求，则因时因境而有所不同。他最注重的是，用儒学塑造蒋经国的德性。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那样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甚至在政治上，也要效法曾国藩，作为“中国的政治家”。　　　　
　　　　１９２２年，蒋经国离开家乡到上海，考取了万竹小学，成为四年级的插班生。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家乡学校的教育，是新式的教育，课程有外国语文、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历史地理。此时的蒋介石不是保守的而是能趋时而进，他在督促儿子读书的观念上，也很有长进，要求儿子用心学习英文，他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于是这个对学外语并非很在行的父亲（因为他有念德文、俄文均半途而废的不良记录），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学习外语，云云，如此蹩脚的家教，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术篇第99节　经儿可教（2）

　　　　那是一个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那是一个最能激荡有爱国之心的青少年的革命年代。蒋经国也被卷入革命的洪流之中，成为一个急进分子，被下逐客令。因此而在上海待不住了，转到北平就读，后来也因同样的原因，来到广州，听到在苏联举办的“孙逸仙大学”在招生，于是，他要报考“孙大”，到苏联留学。此时的蒋经国，他要求到苏联留学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为了“革命”。就他自己而言，他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就他父亲而言，被人称为“红色将军”，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有这样的要求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此时的蒋经国赴俄的目的不能用后来的蒋经国成事后的结果来套，他的确是为了追寻理想，坚持信仰，献身中国革命，去莫斯科“孙逸仙大学”的。　　　　
　　　　蒋介石让他去“孙逸仙大学”，其初衷就不那么简单了。他有一种矛盾的心态，自他考察俄国起，对俄国革命并无好感，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在内心是反对的。从这一点说，蒋介石不赞成蒋经国去苏联留学，也是很自然的，他还有现实的因素促使他同意蒋经国到莫斯科“孙大”读书。最主要的有两个原因：　　　　
　　　　一是蒋经国已是一个革命急进分子，因参加上海“反抗五卅惨案”大游行，被学校当局开除学籍。没有办法，只好把蒋经国拜托给在北平的好友吴雅晖，在吴雅晖办的北京外语补习学校短暂停留。可蒋经国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学生运动，下狱两周。北平也呆不下去了。与其在国内，倒不如到俄国去更好些。　　　　
　　　　二是蒋介石也有自己的打算。用江南先生的话说：“蒋介石是道地的机会主义者，又是玩弄权术的斫轮老手”。很难排除蒋介石另有所图。那时，“以俄为师”是时髦的话语，到俄国去取经是时髦的行动。况且，他蒋某人在高喊着“我们党的前途端赖尊俄为师”，他难道不能用支持儿子去俄留学的行动来表白自己？他要让蒋经国去苏联留学镀金，积累政治资本，同时也使自己获得苏联顾问的信任，获取政治资本。送蒋经国留学俄国，是蒋介石下的一个政治赌注。　　　　
　　　　１９２５年１０月，蒋经国和同行的共２２人，在广州搭苏联轮船到上海，回到自己的家乡与母亲毛氏告别，然后，在上海乘苏联货轮，经过数天，抵达苏联海参崴，再改乘火车，驶往莫斯科，这是一个漫长的旅行，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旅行：“车外漫天飞雪，人人冻得哆嗦不已，车内竟无取暖设备。因缺原煤，车头引擎的动力，依靠标杆，行驶缓慢，更逢站必停。车上没有餐车，没有饮水”然而，对于怀着一样热情的蒋经国等人来说，这都算不了什么，到莫斯科“孙大”那才是最重要的。　　　　
　　　　经过漫长的旅行，他们一群人终于到了朝思暮想的“圣地”，此时的心情难以言表。到了“孙大”，校方送给了他一个俄文名字“尼古拉”，此后，“尼古拉同志”代替了蒋经国。他和其他２１人分在一个“教授班”，与他同学的不仅有国民党要员的儿子，还有后来成为共产党的革命家的邓小平、廖承志、林袓涵（林伯渠）、乌兰夫。蒙古族的乌兰夫还与蒋经国坐同一张桌子。在这里也是“国共合作”的场景。从此，蒋经国在红色的苏联呆了１３年。对于他来说，这１３年是他确立自己的信仰的年代，也是他蒙受羞耻、经受磨难的年代。不管怎样，这１３年在他的政治生涯中是一个重要的政治阅历。蒋介石让其子旅俄留学，是对是错，这只有他自己评判。　　　　
　　　　评析：　　　　
　　　　如果说，蒋介石作为一个自然人的父亲，有些不太尽人情的话，对儿子没有给予一般权贵、富户那样的亲情关怀，那么，作为政治人的父亲，他是对蒋经国投入了自己的感情的，他严格督促儿子读书，为将来“天降大任于子”作准备，这是一种“望子成龙”的又一个境界。第一，教育从儿时抓起，严督其学，蒋经国年１０岁时，其父就要他读《说文解字》，并且指示说：“此书每日认得二字，则三年内必可读完，一生受用不尽矣。”其教子用心良苦，可见一斑。　　　　
　　　　第二，把伦理教育寓于接受知识的过程中，使学知与做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他给年幼的儿子开的书单子中，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曾文正公家书》。他期望蒋经国“不愧为蒋氏之子”，成为“治国”之才，而“治国”，始于“齐家”。“齐家”的标准，“在家，对亲需要孝顺”。他效法曾国藩对自己的子弟的训诫，要求自己的儿子，在承袭传统道德上成为模范。　　　　
　　　　第三，既重视传统，又能赶新潮。在督促蒋经国学习传统文化时，还在学习西方新学方面能够提出要求，比如要求儿子认真学习英文，甚至说到这样的程度，“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应允儿子的志向，支持蒋经国赴俄留学，既有明确的政治目的，也是一种时髦之举。　　　　
　　　　第四，要求具体，持之以恒。他给儿子写信频繁，每封信必问学业如何，并提出具体内容和量化的要求，即使他对英语一窍不通，却给儿子额外地规定学习任务，传导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