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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落的一代:中国的上山下乡运动-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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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可以说明与过去一脉相承的不只是宣传：根据官方的统计数字，1977年的下乡人数跟1976年相若＇ 1976年1 880 300人，1977年1 716 800人。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但是，必须指出，当时就加快及扩大了1973…1974年间订立的新措施。这是很正常的，因为当年，华国锋积极参加了那些措施的拟定与推广工作，同时他不仅是1973年会议的组织者，还是产生株洲模式的湖南省的主要领导人＇ 见本书，页120…123。＇。1977年大部分知青是下乡到城郊，而新领导人强调必须将运动规划好组织好，以解决已出现的问题＇ 见华国锋在中共十一大作的政治报告，刊于Pékin Information，1977年8月29日，页60。＇。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领导小组表现活跃。1977年3月召开了一个讨论会，会上陈永贵主任揭发了四人帮的罪行，并再次肯定必须解决知青的具体问题（生活条件、婚姻、学习，等）＇ 这篇讲话载于Issues and Studies，1978年6月，页98…109。＇。4月15日一个工作组进驻知青办，进行揭批查活动，要消除一切四人帮的影响，并决定知青办由农林部代管＇ 顾洪章等，《始末》，页248。＇。1977年有关下乡运动在中央和地方报刊的文章突然少了，反映出在强调要解决具体问题的背后，隐藏着高层对需要执行什么政策存在分歧。
四人帮倒台和1978年底中共中央11届三中全会之间的两年，实际上是华国锋与邓小平之间暗中争权斗争的时期，1977年3月原则上给邓平了反，到8月真正落实，随后他就官复原位＇ J。 Guillermaz； 前引，页594。＇。从新领导第一项真正“反毛”＇ 这里所指的是文化革命中的毛。当然，领导人们总是不停地引用毛的语录，以证明他在最后几年也是极力反对这项改革的。＇的措施中可以看出那显然是邓的影响，这项措施是恢复高考，而且中学刚毕业的学生就可以参加。这次重要改革记载于10月12日教育部的一份正式文件上＇ 这项改革是10月21日刊登在报章上的，见《人民日报》，1977年10月21日，第一版。邓小平早在1977年8月8日就已经宣布恢复高考及停止“群众推荐”制；见《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4…499。＇，白纸黑字写明取消进入高校前必须实行体力劳动的规定。改革也意味着今后不再是人人非下乡不可，所以在这一点上，又回到了文化革命前的“不平等”制度，重新提起已为人忘却的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一颗红心、两种准备”＇ 同上。这个口号出现在1957年，而在1962…1966年期间大量使用；见Lau Yee…fui et al； Glossary of Chinese Political Phrases； 页516。＇。将要毕业的中学生应该做两手准备，进大学或者参加生产，两者同样是为人民服务。已经在农村的知青以及所有其他30岁以下的青年都有一个新的学习机会。不过，知青得做好考不上的思想准备，政府急忙出来明确表示：“绝大多数知识青年要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或是上山下乡”＇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事实上，共570万个考生，却只有27万3千名额，就是说只有4。79％考上了＇ 1984年，上升到23。4％。关于这个问题，见S。 Rosen； ？Recentralization； Decentralization and Rationalization？； Modern China； 1985年7月，页312，《中国教育年鉴，1949…1982》，页499、519、548。＇。估计考生中约有半数是知青＇ 刘小萌，前引，页680。＇。12月12日的文件中有一句话对许多考生，尤其对仍然身在农村的知青考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政治考查主要看本人的政治表现”＇ 《教育大事记，1949…1982》，页499。＇。这就给所有的“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开辟了新天地，他们从1960年代初起就一直被排除在进入高校的行列之外。所以，那是削弱“血统论”的重要征兆。
就数量上来说，恢复高考对下乡运动的影响微乎其微，因为高校名额实在有限＇ 见本书，页198…199。＇，然而对运动在意识形态上的意义，影响颇大。年青人中新的“思想”问题因此就出现了，当局是很清楚的，《人民日报》的一篇《编后记》这样写道：“如果因为没有考上大学就灰心丧气，甚至感到没有前途，是不对的”＇ 《人民日报》1977年11月16日第三版。＇。一个月以后，为纪念毛发出伟大号召9周年，《光明日报》用了一整版的篇幅来介绍知青模范，他们懂得利用自己的知识去使农村现代化，另外也介绍了一些有远见的负责干部，他们帮助知青朝这条路发展（组织函授课程、科学实验组，等）＇ 《光明日报》1977年12月22日第二版。＇。
1978：从犹豫不定到有限的再确定
邓小平恢复了领导职务，又搞了几项改革，现在需要根据党的新目标、各个派别的愿望以及它们之间的力量均衡来给下乡运动重新定义。胎死腹中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会议提上了日程。在1977年12月12日到1978年1月13日期间举行的有关同一问题的座谈会的闭幕式上，宣布6月召开全国大会。这次座谈会是由知青办组织的，来了全国各地的知青办负责人，有些与会者针对下乡运动提出了很尖锐的根本性的意见＇ 刘小萌，前引，页653。＇。这些离经叛道的抱着怀疑态度的人很快就让中央拉回正道上来，最后座谈会又再继续为下乡运动唱赞歌＇ 公开发布这次会议结论的一篇文章有一个很明确的题目：”进一步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谴责四人帮既徒然破坏运动又反对知青跟工农相结合。该会的最终结论显然就是一切照旧、按既定方针办：
“有一部分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将要继续升学，或者回到城市参加工业、商业等方面的工作。但是大多数知识青年将要继续留在农村，参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请留意，这是政府第一次同时公布官方统计的累积下乡人数（“1600多万”），及仍然留在农村的知青人数（“大约1000万”）：以如此审慎的办法来承认，已经有几百万知青合法返城了＇ 见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前引，页110。见本书，页192。＇。然而，知青的“扎根”行动依然高度得到赞扬，宣布将要召开的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应该“总结十多年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经验，解决好这方面的问题，推动这一社会主义新生事物的发展”＇ 《人民日报》1978年1月25日第一版。＇。
但到了年底真的举行该次大会时，就再也不谈什么发展“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了。这个词语是指在文化革命中新发动的政策，而1978年正巧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换年代，从这一年开始，对毛思想遗留下的一切，特别是文化革命，都要重新作出评价。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由6月1日的一篇文章引起的＇ 《光明日报》1978年6月1日第一版。
＇，这场“哲学性”的大争论正是要质疑毛的永远正确。到10月底，报章上充斥着对教条主义和个人崇拜的批判，大家都很清楚面对着一场由邓小平领导的实用主义官僚与以华国锋为代表的毛思想体系的忠实维护者之间争夺权力的斗争。1978年12月，著名的中共11届三中全会祝圣了邓小平的胜利＇ 全会最后公报，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12月24日。＇。然而，即使对手不得不作自我批评，那也还不是完全的胜利（华是在1980年秋至1982年秋期间逐渐丧失一切权力的）。实现四个现代化需要“团结和稳定”，这就意味着妥协。
至于上山下乡，座谈会到全国会议结束之间的一段时间，是一个变化不定的时期，也是激烈讨论时期，对当局来讲这是个非常棘手的问题，甚至会随时引起爆炸的。这就是为什么如同1977年，在1978年《人民日报》只有很少有关下乡运动的文章。从1月底到12月中，官方在这个问题上几乎完全不置一词＇ 在1978年全年《人民日报》只有11篇文章谈及这个问题。＇。但是，虽然表面上这个政策没什么新意，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使上下各阶层的许多人有机会批评指责下乡运动。这种“思想解放”，其实也是言论开禁，到年底就更加毫不掩饰了，那个时候改革派的攻势进入了最后阶段。在三中全会后的一个理论务虚会上，自由知识分子于光远、邢贲思直截了当地抨击上山下乡这项政策＇ 刘小萌，前引，页657。＇。从具体执行的情况来看，1978年跟1977年截然不同。年初像过往一样，为知青组织了春节慰问活动。回北京探亲的知青甚至得到机会去瞻仰毛泽东陵墓，有的则参加各种大会或研讨会，所有这些的目的不外乎是要加强“他们留在农村干革命的决心”＇ 北京电台广播，1978年2月3日，刊于FBIS，1978年2月10日。＇。各省市也召开了大小会议，首先是为了贯彻北京一月座谈会的精神，另外还要组织1978年毕业生的动员工作＇ 《人民日报》1978年1月31日第三版；贵州电台广播，1978年2月21日，刊于SWB；1978年2月25日；江西电台广播，1978年3月17日，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辽宁电台广播，1978年9月10日，福建电台广播，1978年9月21日，以及吉林电台广播，1978年10月26日，刊于FBIS，1978年3月24日、1978年8月11日、1978年9月15日、1978年9月29日及1978年10月31日。＇。与上一年比较，这些会议上宣布的下乡青年数量目标是降低了，不过降幅并不惊人＇湖北省估计有5万人下乡，而上一年有“6万多”；见湖北电台广播，1978年7月27日，刊于FBIS，1978年8月11日，以及《人民日报》，1977年11月8日，第四版。＇。3月份，华国锋在第五届人大期间反复强调政府要把下乡运动继续进行下去的决心＇ 见华国锋的报告，载于《人民日报》1978年3月7日。＇。
5月知青办公室要求各省市按照四个现代化的原则来准备安置毕业生，增加留城的名额。因此大部分省市都添补了可免下乡的青年类别，但并不是统一的。从全国来看，当年究竟有多少知青下了乡？只有一个官方数字，是陈永贵1978年底在全国会议上做的报告中提及的：到那个时期为止，一共有1700万知青下了乡。而1977年底宣布的数字是“1600多万”，那么这就意味着1978年下乡的人数稍微低于100万。1700万这个数字后来在中国或外国被反复引用，其实那不过是一个泛泛的估计，而且陈永贵也没有说清楚这个数字是不是包括文化革命前下乡的。根据后来的资料显示，1978年仅有48万零9百名知青下乡，只相当上一年下乡总人数的28％＇ 见国家统计局统计司，前引，页110。＇，而知青办本来预计的是减少一半。全国各地计划下乡的人数比这个预计要低：60万＇ 刘小萌，前引，页719。＇。实际上，最后的下乡人数还要低，这就说明抵制的力量相当强。
在1978年间，下乡政策开始出现其他的变化。报刊上介绍的知青典型与过去不一样了，现在是自学出来的“专家”，他们通过实验和研读“中外”科学文献来推动农村的现代化建设＇ 《人民日报》1978年1月6日第三版、1978年1月18日第二版及1978年5月16日第三版。＇。再也不提思想上接受再教育了。人们主要关心的是：如何解决1973年以来在继续改善知青工作中出现的具体问题。其实，负责人都知道，要解决问题，第一次全国会议采取的措施是远不足够的。1977年12月21日，在座谈会上派发的一份内部简报上，知青办公室透露，根据一项全国范围的调查，许许多多的知青生活仍然达不到自给自足。在13个省市自治区下乡青年生活不自给的比例超过50％，而在云南、贵州、四川、福建及甘肃等地则高达70…80％。知青办也承认，到1976年底，大约100万知青还没有像样的住房，结婚知青的住房问题尤其严重。时间一年年过去，年青人的婚姻问题就越来越迫切需要解决，但财政预算上的投资少得完全不值一提。黑龙江的一个农场预计，如果那儿的知青都结婚的话，那得需要28年才能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 刘小萌，前引，页668…672。＇。知青中众多大龄未婚者，尤其是大龄未婚女青年，他们的问题在全国都变得很尖锐（至于原因何在，请看第九章）。
又出现了一个新问题：那就是知青办公室和教育部联合发出的通知的主要内容：保证想参加高考的知青有足够的时间复习。许多知青抱怨没有时间准备1977年的高考入学试，所以后来就规定报考知青每天都有一点儿工余时间复习功课。但是，不可以耽误生产，为了准备考试而擅自返城的青年都被召回原工作单位＇ 1978年5月6日通知（新华社讯，1978年5月11日，刊于SWB，1978年5月19日）。亦见湖南电台为落实通知精神的广播，1978年5月16日，刊于SWB，1978年5月27日。＇。此外，还禁止地方干部阻挠知青报名，当时，新政策使这些干部丧失了过去的特权，他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就拒绝开具必要的批准证明信。6月底《人民日报》曾刊登一封读者来信，反映出在某些地方“土政策”依然罔顾所有上面下来的通知，继续把知青的命运操纵在手＇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
在中央对知青的具体问题表示关注的同时，各市镇政府也越来越积极地在他们管辖的地区内开辟尽可能多的职位，以发展集体事业及服务行业＇ 《人民日报》1978年6月26日第三版。＇。另有一件更加令人深思的事：正在动员1978年毕业生下乡运动达到高潮的同时，北京和广州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对一个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代表团说，上山下乡政策在不久的将来就会结束＇ 《大公报》，1978年7月21日。刊于FBIS，1978年7月27日。＇。从华国锋在1976年12月农业学大寨会议＇ 见本书，页146。＇上将有关放弃运动的流言归罪于“阶级敌人”的阴谋到这个半官方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段时间内中国走过很长的道路。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1978年10月31日开幕，至12月10日闭幕。正是在这次会议的前夕及会议期间，有关从根本上质疑这场运动的意义及其前途的消息，才在报章上有所披露。这些质疑是立足于对四人帮在这方面的政策所作的批判，这就说明作为过去极左下乡运动铁矛的辽宁省，现在是处于修正主义的最前列。毛远新事实上已经被摒除出政治舞台，张铁生被送去了劳改营，而朝阳农学院则从此关门大吉＇ 见《明报》1978年10月30日及《人民日报》1978年2月21日第四版。＇。
四人帮自认最忠于毛的思想理念，为了捍卫它而展开批邓运动，几个月之后倒台了，对方在批判初期又用同样的手法，指责这个帮派背叛毛的思想路线，他们才是毛的忠实信徒。这就给中国的政治运动涂上“超现实惯例”的色彩，令观察家们目瞪口呆，但很难令广大群众心服口服＇ 有关揭发“四人帮”的第一次运动，见W。 Zafanolli，前引。＇。1978年底的批判不同于前期，触及到了根本问题。《辽宁日报》当年在一篇“评论”中透露，以前有些寻找“总体解决办法”（株洲模式之类）的负责人曾经被指责“跟再教育政策唱反调”。又说：
“结果是不合理的城乡劳动力交流。在某些地方，知识青年和当地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日益突出，农民的负担愈来愈沉重。许多下乡青年谋生有困难，这就加重了他们单位和家庭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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