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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心智-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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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子是国君的当然继承人，太子申即使不随军出征，立此战功，也能稳稳地得到魏国的王位，但他率军出征，就有胜负两种可能，如果作战取胜，立下赫赫战功，那也无非是做个魏王，个人不会得到有高于此的地位；而如果作战失败，那就会轻则受贬，重则亡身，就会失去应有的地位。正是这样的道理，徐子轻易地说服了太子申，他要让太子申放弃出征，在国中坐待王位，这就是他的所谓百战百胜之术。
《史记？楚世家》和《战国策？齐二》载，楚国令尹昭阳君在攻破魏国襄陵（今河南睢县）后移兵伐齐，陈轸为齐王去游说劝阻昭阳君，他向昭阳君讲了一个“画蛇添足”的例子后接着说：“您现在已经身为令尹，这是国家最高的官位。您伐魏立功后又移兵攻齐，攻齐若胜，官爵上难以复加，但若攻齐不胜，不仅性命和爵位无法保持，而且会受到楚国人的咒骂，这就等于画蛇添足了。您还不如领兵离开，给齐国留下恩惠，这才是保守成业的持满之术。”
陈轸在这里的所谓“持满之术”和徐子的“百战百胜之术”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它是要求已经处在最高地位的、或者职位上再难以复加的人物放弃一切求功冒险的行为，谨防其失，以此保守已经到手的成业。
历史上的人们看待一定职位的官员，总是持有“无过便是功”的观念，对于一切“有功”的官员，自然难以降低他们的职位，因而历史上的官员一般总是在能上不能下的升迁中漫度他们的从政生涯。应该说，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上述所谓百战百胜之术确实可算太子申、昭阳君这些人物保持功名、稳中求升的策略，然而，这种策略是放弃国家事业而专门营私的策略，是使采纳者变成一名尸位素餐、无所作为之人的庸人策略。给昭阳君献来此策的陈轸，是为齐王办事的说客，足见这种策略可能正是敌对国家所采用的诡计。
太子申采纳了徐子的百战百胜之术，准备班师回国，但是已经欲罢不能了，因为徐子所献的策略仅仅适用于地位难以复加的人物，太子申无升级封爵的诱惑，愿意放弃立功冒险的行为，但他身边的人物正对这次出征寄托着立功封爵的希望，他们不愿意放弃这一立功受爵的机会，终于推动太子申走到了他不愿去的地方。
太子申在徐子的唆使下，意欲放弃出征求功的机会，回国保位，其实，他的太子之位本来就处在了难以保守的危险境地，当时各诸侯国的惯例总是国君出征、太子守国，如《国语？晋语一》和《左传？闵公二年》载，晋献公当年派太子申生率兵伐赤狄，许多大臣就反对说：“太子，君之贰也”，即认为太子是国君的副职或国家的储君，主张遵守“君行则守”的古之旧制，让太子在家守国。晋献公则回答：“我有几个儿子，还不知道要立谁为继承人呢！”坚持让申生率军出征，申生本人为此猜测说：“我恐怕要被废掉了吧？”申生后来果然被逼杀。列国时太子出征而国君守国的事例并不多，而仅有的几次多是太子地位动摇的迹象。太子申被魏惠王任将命征，其中一定包含着父王对他的另一种难以明言的用心。因而，徐子的建议即便被采纳实施，太子申也未必能够“百战百胜”地坐待为王。
徐子：坐保成业，“百战百胜”（2）
徐子的百战百胜之术，包括陈轸的持满之术，为部分自满于已有功名的官员提供了一种保守成业的“绝妙策略”，这种以守庸为进取的策略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它的存在暴露了该制度的严重弊端。
惠施：善处无毁，持宠保荣
惠施是战国时的名士。《战国策？魏二》、《韩非子．说林上》记载说，惠施的友人田需一度受到魏王的器重和宠用，惠施于是告诫他说：“你一定要很好地对待魏王身边的人。比如那杨树，横着栽下能生存，倒着栽下能生存，折断栽下它也能生存。但是如果十个人栽它而一个人拔它，那它就难以生存了。十个人栽这一易生之物，却抵不过一个人的破坏，原因就在于栽起来困难，而拔除它很容易。你今天虽然能使自己受器重于君王，但如果想要除掉你的人多了，你必定就很危险。”
田需受到魏王的器重，一定具有他取得魏王器重和赏识的某方面能力。然而，不管田需的个人能力有多大，都不能必然地保证他长久地受到君王器重，因为魏王作为一国君主，他处在国家政治活动圈的中心，受到许多公侯大臣和左右侍臣的拱围，他必有自己身边的一批亲信之人，这些人物参与他的决策和用人，影响他对事物的判断，甚至会动摇他的某些既成观念，田需如果不能争取到这批人物的认可和支持，那他们必然要在魏王面前诋毁田需，最后势必动摇魏王对田需的信任，使田需失去已经获得的宠信地位。
杨树是一种易生之物，但它一经栽下，却经不起一人的拔除，要想使它生存下去，就必须戒除任何人的拔除。同样，田需虽有赢得君王重用的能力，但他也经不起人们的诋毁，要想取得君王的长久信任，也必须防止人们在君王面前的诋毁。惠施把这一道理明白地告诉了田需，从而教给了他一种实用的保宠之方。
惠施的保宠之方向人们无意间透露了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它告诉人们，一个人在社会上受器重的程度，不仅取决于他的个人能力，而且取决于他与周围世界的人际关系，取决于他联系大众的程度。良好的人际关系能够保证个人的潜在能力得以在社会上实现。
我们还应看到，人是一种自觉能动的生物，他不仅必须适应环境才能生存，而且具有为生存而改造环境的能动性，他和杨树的生存还不完全一致。然而，惠施对田需的告诫，仅仅注意到了人必须适应环境的方面，却忽视了人可以改造环境的方面。它一味劝导人们善待君王左右，虽然指出了社会生活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但这种劝导有可能使人误入一味投人所好、追求八面玲珑的处世之道，使人最终丧失真实的自我。一个丧失了真我、扭曲了自我本性的人必定不会大作为于社会，因为他们为了保证自我对周围关系的适应，总是舍得把个人有限的精力投注于对自我灵魂的戕伐和对自我行为的设计调整上，既没有大作为的气魄和自信，又没有抗拒外在压力的决心和韧力，他们事业的成功和人生价值的获得反倒是难以思议的。
惠施：“投票”惨败，理证反常
张仪一度做过魏国之相，这期间惠施也参与魏国之政。《战国策？魏一》和《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张仪准备联合秦、韩而进攻楚国，惠施却主张与楚息兵罢战，二人为此争论了起来。群臣都倒向张仪一边，认为攻打楚国有利，魏王于是准备采纳张仪的意见。惠施入见魏王说：“对于一般的事情，赞成的和不赞成的大约人数对半，何况对于大事呢！联合秦、韩进攻楚国，这是国家的大事，群臣却都赞成，这大概是进攻楚国的好处非常明显，并且群臣的智力非常相同吧？但现在攻楚的好处并不十分明显，而群臣的智力又不会相同，这说明有一半意见被堵塞了。那些劫持君主的人，本来就会使君主失去一半人的意见。”
张仪和惠施当着魏王的面进行对楚政策的大辩论，可以说，张仪关于攻楚的意见被群臣“全票通过”，惠施对群臣的“表决”无可奈何，事后却对这种“表决”提出了异议。
惠施运用逻辑推理手段向魏王分析指出了这次表决结果的反常。他认为，只有攻楚的好处非常明显，并且群臣的智力非常相同时，群臣才能对攻楚的意见一致赞成。提出了这一基本前提后他指出，现实情况是攻楚的好处并不十分明显，因为魏王就此事征询群臣意见，本身就说明他对攻楚之利尚在疑惑；同时，群臣的智力不会非常相同。这些情况表明，现实中不具备上述基本前提得以成立的条件，那么，按照常理，群臣对于攻楚的看法绝不会完全一致的。
惠施认为，全票通过的表决结果违背了事情的常理，说明反对攻楚的意见被人堵塞了，而堵塞不同意见的人由于能给君主造成一种人人赞成某事的印象，在没有经过充分讨论的情况下就促使君主对该事拍板定案，因而可以视作对君主的劫持。
惠施在表决结果于己不利的情况下，转而对表决本身提出质疑，表现了政治手腕的极大灵活。我们难以知道魏王对攻楚一事的最后处理结果，但从惠施的质疑中却能悟出一些道理。
对于一些重大的政策分歧，人们只有在不同意见的争论中辨清是非，识别优劣，才能做出比较合理的选择。那种一致赞成、全票通过的现象如果出现在不同意见的争辩之前，自然省去了论辩的麻烦和鉴别的困惑，但却是违背常理和极不正常的事情。它取消了决策人对不同方案进行鉴定和选择的可能机会，难以保证决策方案的优化，是一种看似有利、实则有害的现象。
不正常的现象总有不正常的原因。在张仪和惠施的意见表决中，我们能够想像，历史上作为纵横家的张仪一定比作为名辩家的惠施具备更多的社会活动能力，不是论辩是非，而是社会活动在这次表决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使表决变得极不正常。自然，各种不正常的现象都有各自特殊的原因，决策人要使表决一类事情正常进行，就应想法强化表决人的是非意识，排除权威影响、强力压迫和私情拉拢等因素对表决人的干扰，尽力消除导致非正常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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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雎：无由辩罪，佯死逃生
范雎是战国时代极有成就的政治家，《史记？范雎列传》和《资治通鉴？周纪五？赧王下》记载了他在魏国遭受迫害、佯死逃生的计策。
范雎随魏大夫贾须出使齐国，齐王见范雎机敏，赐给他金银牛酒，范雎婉言谢绝。但贾须知道赐金一事后，认为范雎出卖了机密，非常恼怒，回国后告诉了相国魏齐。魏齐抓来范雎，让门客舍人用棍棒抽打，最后打落了门牙，打折了肋骨。任范雎百般解释求饶，魏齐终是不依，必欲将他活活打死。范雎见求饶无望，遂假装死去。魏齐见范雎已死，方命舍人停止抽打，使人把尸体卷于苇席中，扔于厕所，又让饮酒的宾客们撒尿于尸上。酒足饭饱之后，魏齐安排一卒看守尸体，他与宾客相继离去。晚上，范雎见身边再无他人，悄悄对守卒说：“你能想法让我出去，我一定重金酬谢。”守卒答应了，即去请示魏齐，要求把厕所的死人扔出去，于是范雎在守卒的协助下逃了出去。他后来改姓换名，去了秦国，被秦昭王重用为相国。
在这里，范雎为了免死脱生，相继采用了两条计策，其一是佯装死去，迷惑魏齐。魏齐对范雎，不打死不肯罢休，范雎看到这一点后即用此计，让魏齐要达到的目的在表面上实现，以此来遏止魏齐的摧残手段。范雎既无法改变魏齐的致死目的，又无力制止魏齐的致死手段，那么，佯死一计就成了他自我保护的最后一着。范雎相继的第二条逃生之计是贿赂守卒，争取协助。守卒乃奉命守尸，彼此无仇，范雎对其诱之以利，遂将其化作自己暗中的帮手。由于此计的实施，才使自己脱离虎窟，实现逃生。
济阳君：矫命自攻，陷害政敌
《韩非子？内储说下》讲述了魏国济阳君借君王杀害政敌的自攻之计。魏国有二位大臣与济阳君关系不睦，为除掉二人，济阳君让人捏造魏王之令，兴兵进攻自己的封邑。魏王知道后制止了进攻，并且追查矫命之罪，他询问济阳君说：“朝中谁与你有仇呢？”济阳君回答说：“我与朝中谁也没有仇冤，只是与两位大臣关系不睦，但他们不至于到这个程度。”魏王问身边之人两位大臣是否与济阳君关系不睦，身边人都说确是这样。魏王于是认定是两位大臣捏造了王令，将两位大臣诛杀。
济阳君的自攻之计是以陷害政敌为目的的。他捏造王令，进攻自己的封邑。在魏王看来，进攻封邑事小，捏造王命事大。由于济阳君是捏造王命的受害者，当魏王追查捏造王命的犯罪人时，自然就首先想到了济阳君的仇人。济阳君是利用人们对自我伤害的难以置信心理，把自己暗中所干的矫命之罪“栽赃”给了朝中仇人，借君王之刀杀掉政敌。
当魏王按惯常思路追查济阳君的仇人时，济阳君仅仅提到他与两位大臣关系不睦，并佯为两位大臣开脱，这种故显忠厚的姿态其实是在有意衬托两大臣的机险阴毒，增加君王对他们的反感，同时又是在掩饰自己的陷害心机，避免君王对自己产生疑心。
作为济阳君自攻计的受骗者，魏王在处理此事上有着明显的失误，他仅仅用人们不会自我伤害的惯常心理去看待问题，一开始就排除了济阳君矫命的可能。当他知道两位大臣是济阳君的仇人，进而要惩罚两人的矫命之罪时，仍然没有想到将要诛杀的两大臣，有可能是被他们的仇人济阳君所陷害。他只想到济阳君是矫命的受害者，从而认定矫命者必是济阳君的仇人，但却没有想到矫命的真正受害者乃是两位大臣，而两大臣的仇人正是济阳君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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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就：偷浇楚瓜，以德报怨
战国时梁国（魏国）有一位名叫宋就的大夫。《新序？杂事》中记叙，宋就当年曾为梁国边县之令，与楚国相邻，两国边亭都种着瓜，梁国的人勤奋浇灌，瓜长得很好，楚国人懒惰，不常浇灌，瓜长得不好。楚国的县令为此责备楚亭之人，楚亭人心恶梁亭之瓜，遂晚间偷搔之，致使其瓜死焦。梁亭人发觉此事后，准备晚上去偷搔楚亭之瓜，事前去向宋就请示，宋就回答说：“为什么要这样呢？仇怨，是灾祸的根由。因为别人恨己，自己就报复恨人，这太偏执啦！要我说，你每天晚上去浇灌楚亭的瓜，不要让楚人知道。”梁亭人果然每晚去偷浇楚瓜。楚亭人白天见瓜已浇过，而且瓜长得一天好于一天，很感奇怪，于是偷偷观察，结果发现是梁亭人为他浇瓜，他非常感激，将此事报告了楚边县之令，后来这事一直传到楚王耳中，楚王知道这是梁人暗中相让楚国，觉得梁人很重信义，遂主动和梁国和好。
梁亭的瓜长得很好，就使相邻的楚亭之瓜显得不好，当楚亭人为此受到县令责备后，他把怨恨归之于梁亭的人和瓜，于是暗中搔之，令其死焦，以此作为对梁亭之人的报复，也好使自己免去被县令责备的窘境。
楚亭人的搔瓜行为出自内心的嫉妒，他和梁亭人在同样的自然环境下种瓜，本应得到相同的结果，尽管他自己比梁亭人懒惰些，没有在浇灌上做出应有的努力，但他不愿意接受梁亭人之瓜更好的事实。嫉妒正是一个人在自己所经营的事情上，不愿意看到与自己具有可比条件的人超过自己的一种隐秘心理，这一心理的目标是要让嫉妒对象之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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