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没风波里-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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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全家五口人，拥挤在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屋子里，过了两三年。1972年，###出任中共甘肃省委书记、甘肃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从1977年6月17日起，###成为甘肃的“一号人物”。
　　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发表之后，###在甘肃便注意到这篇不同凡响的文章。接着，他又注意到《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一文。在###的提议下，甘肃接连开了两个座谈会：先是在6月25日由中共甘肃省委召开甘肃省理论工作座谈会。接着，在6月27日，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和《甘肃日报》在兰州联合召开“真理标准”座谈会。
　　也就是说，中国省级第一个“真理标准”座谈会，是在甘肃召开的。
　　后来，###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与他在“真理标准”大讨论中旗帜鲜明有很大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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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6）
在北京的大量采访，使我获得许多第一手资料，使《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有了扎实的基础。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完成之后，香港版迅即出版，书名改为《从华国锋到邓小平》。
　　与此同时，这部长篇准备出内地版。
　　由于这部长篇属重大题材，必须报请国家新闻出版署批准，出版前花费很长时间办理逐级审批手续。
　　经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审读、国家新闻出版署同意，此书得以在1998年初，由广州出版社出版。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谨以本书献给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二十周年。”
　　《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出版后，我忽然接到中共上海党史研究室一位朋友的电话，告诉我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史研究》杂志发表长篇文章，对《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进行评论。我没有订《中###史研究》杂志。那位朋友便送我一册。
　　《中###史研究》杂志的评论上万字。评论指出：《1978：中国命运大转折》是叶永烈党史纪实文学系列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也是同类题材作品中比较好的一部。第章上海的海也很深
　　

温馨的上海（1）
虽说我是上海的“北京作家”，奔走于北京的胡同和四合院，其实我也穿行于上海的弄堂和高楼，寻访诸多历史老人。我写作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历程的纪实长篇《红色的起点》时，很多采访是在上海进行，因为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我写作《“四人帮”兴亡》，很多采访也是在上海进行，因为“四人帮”又称“###”。
　　自从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分配到上海工作，上海就成为我写作、生活的基地。
　　上海是一座充满商业气息的城市。中西文化在这里交融。作为南方人，作为在海滨长大的我，完全融合到这个海派文化的大本营。我爱上海。正因为这样，我宁可一次次前往北京采访，却始终把根据地扎在上海。
　　温馨之中，夹带着潮润，上海盛夏的夜风轻轻地推开窗帘、轻轻地吹拂着……
　　家住高楼，而窗口又朝着东南，对于昼夜有着特别明显的感觉。夏日的清早，才五时多，耀眼金色的朝阳，已经把光芒射进我家。到了傍晚，一轮夕阳西下，窗外开阔的天空从橙色转成淡灰。灰色不断加重，一幢幢高楼的轮廓变得模糊。窗外终于变成一片浓，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我家正处十字路口。俯瞰窗下的马路，车如长河，喧嚣不已。遥望远处，长长的黄浦江上的大桥亮起一串串明灯，像一条银色的项链挂在夜上海的前胸。
　　我的诸多夜晚，在书房中度过。特别是在赶写长篇的时候，往往夜以继日。书房里耀如白昼，我的十指在电脑的键盘上飞舞。
　　我也休闲。我喜欢与妻下楼，在夜色中漫步。我家楼下，就是一家一千多平方米的大饭店，灯光一片雪亮。前后左右，二十多家酒家、烧烤店、火锅城、小吃铺、泡沫红茶店、肯德基，组成“吃的连锁”。与二三朋友在餐馆小聚，边吃边聊。我喜欢雅静的所在。一家餐馆老板为了招徕顾客，在店堂里搭了丁字台，时装表演队的小姐们在台上款款而行，音乐声震耳欲聋，我反而从不光顾。
　　夜色中的人行道，变得拥堵不堪。彩色地砖被各种各样的地摊覆盖，卖“毛栗子”（上海话，即鲜荔枝）、手机皮套、长筒丝袜、沙滩裤的喊声响成一片。我最爱去的是盗版书摊。林林总总的盗版书装满“黄鱼车”（上海话，即三轮车）。据说“黄鱼车”高度“机动”，一有“情况”可以随时“转移”。在那里，我常常买到我著作的最新盗版本——我已经“收藏”了整整一书架的盗版本。
　　夜十时之后，地摊收场，取而代之的是折叠桌、白色塑料椅，“大排档”上场了。虾肉馄饨、大排面、炒田螺、海瓜子、花蛤汤、白斩鸡，应有尽有。尽管许多人吃得津津有味，我却从来不敢做座上客。我一看那污浊不堪的洗碗水桶，就敬而远之。
　　离我家二百米处，是一家电影院，而楼上则是图书馆。我只看“大片”、“名片”。有时，倒喜欢在图书馆里翻看各地报纸杂志，犹如在铅字间散步，名曰“文学散步”。
　　有时候与妻“打的”外出。很多朋友劝我买车。我们这座大楼里拥有“私家车”的人颇多，入夜，院子里停满各种牌子的轿车。我却喜欢“打的”，以为多了一辆车，还得花费不少时间“伺候”。上海的夜色是迷人的。我在欧洲，发觉商店在六时就关门，而上海的商场往往在十时还人声鼎沸。卷扬电梯、大理石地面、中央空调，上海商场的购物环境是一流的。在商场信步，也是一种休闲。
　　也有时就在家附近散步。家对过就是街心花园。五十米处，是一条颇宽的河。一般我们几乎不愿在河边走，这倒不是怕湿鞋，而是受不了那臭气。这条河是苏州河的支流，直通黄浦江。最近，随着苏州河的河水变清，臭味随之消失。河边漫步，成了夜晚的舒心事。当然，有朝一日河上开通小艇夜游，在皎洁的月光之下，银波粼粼，轻风徐徐，当会更舒心。
　　当一轮明亮的朝阳又一次早早照进我的卧室，新的一天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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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馨的上海（2）
我又开始坐到电脑前，开始我的写作。也有的时候，我背起照相机和录音机，在上海进行采访。
　　上海这个“海”也很深。我在这个“海”中，寻访了那些格外敏感的人物……
　　

闯入托派禁区（1）
1998年8月1日清早，我接到郑超麟先生的侄孙女郑晓方的电话，她悲痛地告诉我：“爷爷在今天早上四时二十九分走了！”
　　我即给香港发去电讯：
　　托派领袖郑超麟在沪去世
　　受海外关注的中国托洛茨基派（托派）领袖郑超麟，8月1日在上海去世，享年九十八岁，至死坚持政治理想。
　　郑超麟是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时的领导人之一，留学法国期间与邓小平同住一个房间，后来曾经担任陈独秀的秘书及以陈为首的托派中央宣传部长，解放后曾因托派问题而被关押二十七年。近年，郑曾亮相于《邓小平》文献纪录片第一集，也曾出镜于中央电视台最近播放的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
　　这里是按照中国习惯，“享年九十八岁”是虚龄。
　　香港《亚洲周刊》在8月10日发表了这一消息。
　　当天，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全文转载了这一消息。
　　由于《参考消息》发行全国，据晓方告知，许多郑超麟的亲友是从《参考消息》上得知郑超麟去世。
　　郑超麟先生一生坎坷。他曾用一句话向我概括自己的苦难：“在国民党的眼里，我是共产党，所以我坐了七年国民党的监狱；在共产党的眼里，我是托派，所以我坐了二十七年共产党的监狱。”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对这两种监狱能够有一种‘比较感’的人，非你莫属！”他哈哈大笑起来。
　　我自从1984年因采访而结识郑老之后，我们成了忘年交。
　　晚年，他著述不已。就在他去世前夕，还以九十七岁的病躯，写完一部新著，还写出法国纪德所著《从苏联归来》新译者序（30年代他在国民党监狱中曾译过这本书）。他的许多手稿，至今尚未得以刊印，相信日后总会有一天出现在书店的书架之上。
　　郑超麟的记忆力极好，可以说是“活字典”。李谷城先生写《中共建政前领导核心之研究》一书，在香港查不到朱锦堂的资料，托我代查。我在1995年2月8日请教郑老。他当时毫无思想准备，随口便说：“朱是安源人，我与他在中共‘四大’见过……”
　　他回忆了许多关于朱的事情，以至于朱的音容笑貌都说得一清二楚。
　　在郑超麟晚年，他的一部书稿，曾送邓小平看过。此事鲜为人知：
　　那是我在北京看望王力时，他说起邓小平有一次在北京外出，正好路过王辩家，嘱停车，派人前去敲门。因事先无通知，适值王辩外出，未能见面。王辩乃王力夫人王平权之大姐，过去曾与邓小平共事。
　　我即对王力说，我看过郑超麟一部未出版的手稿，叫《记尹宽》。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尹宽曾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后来与郑超麟一起奔赴陈独秀麾下而成为托派大将，又与郑超麟一起因托派问题关押于上海市监狱。《记尹宽》一书，曾用相当篇幅写及尹宽前妻王辩。
　　王力一听，托我回沪后向郑超麟借《记尹宽》手稿。
　　后来，我把郑超麟的《记尹宽》手稿复印，把复印稿交给王力，而王力则通过“内部途径”，送呈邓小平。这样，邓小平得知郑超麟仍健在……
　　郑超麟坐冷板凳坐了那么多年，到了晚年，忽然“红”了起来，来访者应接不暇。
　　1998年1月7日，他因胃出血住院时查出晚期肝癌。晓方不愿让爷爷增加痛苦，便一直瞒着他。
　　到了5月初，他开始感到疼痛。先是腰的两边痛，后来发展到胸部，痛得半夜睡不着觉。他意识到自己得了重病。他加快写作进度，在5月20日把最后一部书稿全部完成。翌日住进了医院。
　　这时，他的癌症已经严重扩散，而他自己并不知道。在医院住了半个多月，他觉得病痛轻了些，就坚决要求出院。6月9日，他出院了。
　　6月28日，香港李谷城博士夫妇来沪，欲访郑老。我给晓方打电话，晓方告知，医生说，爷爷最多只能活两个月了。医生的预言果然很准确。
　　

闯入托派禁区（2）
郑超麟也自知不起，坦然而又泰然地给自己拟好了讣告，而且把身后事一一吩咐晓方。他把后事的细节，都一一安排妥当。
　　郑超麟在电话中，告诉他的朋友们：
　　“我这个人什么病都没有。我这个瓜熟了，给了营养也吸收不了。父母给我的生命用完了。我这个瓜，你不去摘它，它也要掉下来。”
　　7月20日晚，中央电视台将播放文献纪录片《共产党宣言》，内中有他的镜头。他正惦记着在晚上看这电视片，却不慎在中午跌了一跤。晓方接到爷爷电话，急急从单位赶回家中，送他到附近医院，缝了六针。回家之后，他的头脑还清楚。到了晚上六时，他昏迷了，被急送仁济医院，医生开出了病危通知。
　　从此他在昏迷中度过最后的十一天……
　　郑超麟的命运乖戾，还不仅在政治上。他漫漫二十七年铁窗生涯终于熬到头的时候，分到那二居室新房，在当时已是很不错的了，而他的患难与共的妻子刘静贞恰恰在这个时候死去！当郑超麟晚年在电视中频频出镜，国内外来访者纷至沓来，那二居室房子显得太旧太狭小，经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特批，分给他高层新楼一套二房一厅。他刚刚迁入新居不久，便离开了人世……
　　郑超麟晚年，所幸晓方极为孝顺，细心照料，才得享长寿。我曾对郑超麟戏言：“邓小平比你小三岁，生活条件、医疗条件比你好得多，却先你而去。你郑超麟如此‘超龄’，晓方的功劳‘大大的’！”他大笑说：“邓小平比我忙得多，我是‘闲人’一个！”
　　他“走”后，我最初得到的通知是，告别会在8月7日举行——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离世的“八七会议”出席者，特意选择“八七”向亲友告别。但是，上海有关部门突然要求提前举行，改为8月5日上午。
　　我很少出席追悼会，因为追悼会那种压抑的气氛往往使我几天无法正常写作。特别是最近几年，我尽量不出席追悼会。但是，戴厚英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著名右派分子陈修良的追悼会，我参加了；这一回，郑超麟的追悼会，我也决定参加。
　　我如期赶往龙华殡仪馆为郑老送行，见到满墙满地都是花圈。据晓方统计，送花圈、花篮的共二百一十九人，唁电挽联五十份，出席告别会的约一百五十人。作为托派领袖，郑超麟去世时能有这么盛大的场面，已是很不错的了。表示悼念的，不仅有郑超麟的亲属，而且有中央电视台、中###史研究部门、上海市政协、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郑超麟的家乡——福建漳平市政府。
　　郑超麟的家，离西宝兴路殡仪馆近，而送别会却在离他家颇远的龙华殡仪馆举行，据云因为他曾在龙华监狱关过七年，所以他选择了在那里作最后的告别。
　　郑超麟晚年很“红”。在1997年，频频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成了中国的“热点人物”。
　　他出现在中国千家万户收看的大型文献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在第一集里，他曾三度出现。他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回忆着邓小平。
　　他第一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国留法学生”；
　　他第二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他第三次出现时，标明的字幕是“原上海市政协委员”。
　　郑超麟比邓小平年长三岁，年轻时赴法留学，曾与邓小平同住一室。此后，他与邓小平有过许多交往。正因为这样，他是邓小平早年革命活动不可多得的健在的见证人。他多次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是理所当然的。
　　郑超麟先生引起广泛注意，最初是在邓小平女儿毛毛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出版时。
　　那是在1989年，邓小平的女儿毛毛来沪时，曾去访问了耄耋老人郑超麟，请他回忆当年与邓小平一起在法国留学的情景。后来，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多次提及了郑超麟。
　　本来，作为一个历史见证人，被写入《我的父亲邓小平》，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是对于郑超麟来说，这是非同寻常的。因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物。他曾被“冷冻”了多年。所以，他的名字出现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曾使许多知道内情的人惊讶不已！
　　

闯入托派禁区（3）
后来，他居然走上屏幕，出现在大型文献纪录片《邓小平》中，更是非同寻常。
　　我望着郑老安详的遗容，记起1984年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我却如同闯进了禁区，进入“地雷阵”——因为在那个时候，托派仍是可怕的名声，尤其是他这样的托派领袖。尽管当时他是上海市政协委员，但他几乎不为记者、作家的笔所触及，而且行动并未完全自由。
　　当时，我是在上海市监狱采访时，得知了他的特殊经历，要求前去采访。上海市监狱告诉我，必须向有关部门办理手续，得到批准，方可前往。不然，你会“说不清”的！
　　这“说不清”三个字，表明了郑超麟的特殊。也就是说，弄得不好，我会被怀疑跟托派有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