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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没风波里-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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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您帮助。但,我不愿意谈那一段伤心的往事,更不愿它在我活着的时候公之于众。一个女作家,又是单身的女作家,这种心情您是可以理解的。我别无他求,只求安宁。我不希望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更不希望让人家议论我的个人生活。而且,我觉得这一段报刊上关于我的文字已经够多了。
  不论是美言或恶言,都不能过。过犹不及。因此我希望在今后的一段日子里被人忘却,专心写作。
  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一切由您自己决定。作为同行,愿意今后多向您学习。
  祝
  笔健
  戴厚英
  八五、六、四
  于是,我多次前往复旦大学,对她进行详细采访。
  我们开始了倾心长谈。
  浓雾散去,她显示出真实的面目。她是那样的坦率、真诚。她说,她从未这样详细地谈她自己。
  磁带盘缓缓地转动着。她的声音不断地“凝固”在棕褐色的磁带上。时间悄然流逝,一盘又一盘磁带录上了她吐字清晰的声音……
  在她的长谈之中,她特别谈到父亲被打成右派分子对于她一生的极其深刻的影响,引起我的强烈共鸣。她的谈话使我清晰地意识到,反右派斗争所造成的灾难,不光是坑害了那众多的右派分子本身,而且给更为众多的右派分子的子女们带来巨大的灾难……
  她与“书香门第”、“家学渊源”无缘。她本是赤贫土地上的一棵小草。但她是一棵奋斗的小草。她拥有脚下广袤无垠的大地。
  她的家乡流行一句话:“人是一棵草,沾地就能活。”戴厚英正是一棵“沾地就能活”的小草。
  1938年3月5日,她降生在安徽淮北阜阳地区颍上县的一个小镇上。那儿是穷乡僻壤。
  她对我开始这样的自述:
  “我的一家,很普通,也很善良。我的父亲是店员出身的合作商店经理,小镇工商界的头面人物。仅仅因为对统购统销政策提了一点意见,就给打成右派。
  “在我父亲成了右派之后,灾难又波及到我叔叔。叔叔是一家国营百货商店的经理,工作中出了点差错,丢失了一千元现款,硬说成是他偷的,而且是有意破坏!县里公安局派人下来,把他看起来,不许回家。我们家里的人,大约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非常要面子,自尊心非常强。叔叔性格很刚烈,他受不了这样的冤屈,自杀了!二十八岁的婶婶成了寡妇,叔叔死的时候也是二十八岁。他们有一个小女孩,四岁。婶婶肚子里还有一个,几个月以后才生下来——就是我现在的堂弟。婶婶不识字。叔叔死后,她孀居一辈子。她才五十多岁的女人,头发全白了,看上去完完全全是个老太婆。
  “就在叔叔自杀后一个月,小偷给抓住了!我婶婶要求处死那个小偷。我们都劝她,小偷毕竟只是偷你的钱,没偷你的命呀!
  “叔叔死后,婶婶没法维持生活,就跟我们家合在一起过。那时候,我父亲本来是经理,因为成了右派,被降职降薪,每月工资只有二十九元五角。
  “父亲只有一点粗浅的文化。母亲比父亲大一岁,文盲。”
  在戴厚英成名之后,母亲无法读懂《人啊,人!》,无法理解为什么《人啊,人!》会遭到“大批判”,但是她常常把《人啊,人!》当做最为珍贵的礼品。每当至好亲朋来访,母亲总是对戴厚英说:“送一本《人啊,人!》吧!”
  戴厚英这样对我继续回忆道:
  “我母亲在街道缝纫组工作。母亲是很能干的家庭妇女,会做一手好针线、一手好菜。可是,收入也极其微薄。
  “家里一窝孩子,七个。我排行第二。大姐早就出嫁。三妹在1958年去新疆,1967年因患糖尿病,没钱买胰岛素,一个月的工资才能买几针胰岛素,怎么买得起?她死了,才二十五岁。她丢下一个小男孩,养在老家。我下面是四妹和三个弟弟。
  

为戴厚英写《非命》(5)
“父亲被打成右派,影响了我的所有弟弟妹妹的前途。全家蒙受了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双重压力。特别是接着遇上三年自然灾害,我们过着赤贫的生活,饿得躺在床上起不来。
  “我爱我的父亲。在那个小镇上,我是有名的孝女,从来没有跟我的父亲‘划清界限’。在经济上,我一直对家庭承担最大的义务。”
  戴厚英回忆说:
  “在1980年以前,我过着绝对贫困的生活,比《人到中年》里的陆文婷还要穷。
  “现在想想,那么多年贫穷的生活,其实我并不是在为家庭承担责任,而是为错误的反右派运动,为父亲被错划为右派承担苦果——本来,这苦果不是应该由我来承担的。所以,我是‘左’的路线的受害者。像我这样,在全国有许许多多普通老百姓,都承受着‘左’的苦难。
  “当女儿寄养在安徽老家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当时只有四十八元五角,除了留十几块钱吃饭之外,全部寄给家里。那时,我常常到了月底,没有钱了,连吃饭都困难,就到朋友家里借个三元五元,混过困境。
  “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没有向国家要过一分钱的补助。
  “女儿来上海以后,我也仍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负担家庭。可是家里还不够用,还欠债。到了1964年,家里为了还债,甚至不得不变卖了家具。
  “所以,父亲一谈起家庭的往事,就说,‘我们家全亏厚英’!
  “直到现在,我仍为父母承担赡养的责任,因为父母都老了,需要我在经济上给以支持。”
  戴厚英对父母、对家乡充满着爱心。她几乎每年春节都回家,跟父母、乡亲一起过节——从当年最贫穷的时候到后来成为“著名作家”,一直如此。
  戴厚英和故乡,和父母、姐姐、弟弟、妹妹、乡亲,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这么多年,她几乎年年要回乡探望。虽然她曾开玩笑地对我说:“每一回回家,我都得‘上上下下打点’!”但是,浓浓的乡情,浓浓的亲情,使她每一回回家,都得到了心灵的慰藉。
  戴厚英曾说,她的父亲信奉这样的人生哲学:
  “破帽常戴,吃亏常在。”
  戴厚英对这句话作了这样的注释:
  “破帽子好,可以戴得时间长;吃亏好,可以活得时间长。”
  戴厚英还“总结”了戴破帽子的“三大好处”:
  “其一,破帽子没有人抢,没人偷,戴得长久。
  “其二,天底下总是破帽子多,新帽子少,因此戴破帽子显得‘大众化’。
  “其三,戴破帽子的人没人看得起,因此也没有人嫉妒和排挤。”
  戴厚英的父亲,正是戴着右派分子这“破帽子”,过着“吃亏”的日子。
  父亲错划为右派分子,对戴厚英的人生道路和创作道路,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由于戴厚英成了右派分子的女儿,她此后曾长期处于“二等公民”的地位,在政治上得不到信任和尊重。尤其在“左派”掌权的“文化大革命”那些年月。她背着“右派子女”的沉重的十字架,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喘息着蠕行。
  戴厚英的作品,一直充满悲剧色彩,究其原因,也源于此。尤其是在她的代表作《人啊,人!》中,戴厚英描写了主人公何荆夫在1957年因所谓的“用资产阶级人性论反对党的阶级路线,用修正主义的人道主义取消阶级斗争,用造谣中伤攻击党的领导”而被打成右派分子,从此开始人生的坎途。其实,何荆夫身上,有着戴厚英自己的影子。
  其实,从戴厚英的生活和创作道路可以看出,1957年那场所谓的反右派运动,不仅仅使五十多万无辜的右派分子贬为“贱民”,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下一代——右派分子的数百万子女。
  戴厚英后来坚定地、勇敢地用她的笔与“左”先生们鏖战,就在于父亲被打入“另册”后,使她看透了“左”的危害和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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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6)
“一个人头上一颗露水珠,各人享的是各人的福。”
  “自己跌倒自己爬,指望人家是瞎话。”
  家乡流传的富有哲理的话,使戴厚英明白“一切靠自己”。
  人穷志不短。从小就在逆境中遭受磨难的她,练就了倔强的性格。她不知逆来顺受,却只知逆风行舟。她很早就饱尝了“左”的苦难。她懂得了奋搏的含义。
  戴厚英曾这么说:
  “父母给了我一个不安分的血型‘O’。一个永远画不圆的圆圈,一块什么也不长的石头,这就是‘O’。”
  “既然淮河哺育了我,我就应该俯首帖耳地做她忠实的女儿。”她是家中唯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的姐姐是文盲。尽管祖父以为女孩子不需要读书,她还是哭着要念书。
  她从小学念到初中。从进初中开始,她就住校,离开了家。父母称她为“孤雁”,远离了雁群。
  戴厚英却说,她其实不是“孤雁”,她的心一直和“雁群”紧紧系在一起。
  淮河的大水,冲走她家仅有的一点财产。于是,家道中落。
  她从高中起,靠助学金生活。
  “孤雁”越飞越远。1956年,她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因为念师范每月有十二元五角伙食费和三元零用钱。
  戴厚英说:“我这样一个来自贫苦地区、贫苦家庭的女孩子,能够上大学,我一直认为是因为新中国给予的。我对解放了的新中国,确实是充满感情的。
  “我在上海念了四年大学,不知道上海最大的百货公司在哪里!我从来没有到过上海的南京路!因为我只靠每月三元的零用钱生活。买了书,买了纸、笔,就没有钱了。
  “我穿的是母亲手缝的用靛蓝染色的龙头布衣服,完完全全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打扮。一点也不错,我确确实实是一个乡下姑娘,一棵路边的小草。”
  她唯一的嗜好是读书。在大学里,她徜徉于书山报海之中。她的胃口好大,贪婪地“啃”掉了一部又一部中外文学名著。她担任过系学生会的文艺部长。
  她提起了同学沙叶新。后来,沙叶新成了上海著名的剧作家。她说:
  “我跟沙叶新在一个系里。我们曾同台演出,我演他的妈妈!”
  她编过校刊的文艺副刊。她在校刊上发表过一首歌颂青春的散文诗,被《光明日报》转载了。这是她平生迸发的第一颗文学火花。她第一次领取五元稿费。这对于一个穷学生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1960年,她毕业了,分配到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文学研究所。
  她住进上海巨鹿路上海作家协会的集体宿舍。
  一间小屋,三位女友同住。
  她这样形容自己当年的形象:
  “短头发上扎一根橡皮筋,对襟棉袄,那件旧花布罩衫还是一位同学送给我的。我大学毕业了,还是一个乡下姑娘的样子。
  “我年轻时,一股子热情。我认为我是党培养的,是‘党的女儿’!我听党的话,跟党走。
  “第一次使我伤心,是在1961年。我写了申请入党报告。可是,整整一年,没有一个人找我谈过一次话!后来,我就提意见了,党支部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求入党,怎么没有人理我呀?终于,一个支部委员找我谈话了,说我要经过长期考验,因为我家庭出身不好——父亲右派,叔叔又是那样死的,何况你自己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
  “在反‘右’中思想有过摇摆?”反“右”的时候,她只不过是个十九岁的姑娘呀,刚从乡下来到城里,怎么“思想有过摇摆”?
  哦,问了一下,才明白:
  那时候,许杰教授被打成右派。他再三申明,他以人格担保,他没有反党。她同情这位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她相信这位知识分子的人格。她跟另外两个小姑娘,写了一张很小的大字报,很害怕地贴在一个角落里,说能否让许杰老师与党委书记进行一次公开的辩论,让我们辨别一下是非?这还了得?“貌似公正,同情右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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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戴厚英写《非命》(7)
对了,对了。那时候还有人贴出一张大字报,说的是“救救教育事业,老师待遇低”。她想到自己将来也是一名教师,看了以后心里很难过,就在大字报上签了名。后来那张大字报被定为“反革命大字报”。凡是签过名的,都要向党“交心”。她签过名,不言而喻,“右倾”!
  虽然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使戴厚英的脑子里多了一根弦,但是她仍然还愿意紧跟共产党。那时,她一星期要给父亲写一封信,劝他对社会主义、对党不要动摇。
  戴厚英感叹道:
  “那次谈话之后,我真的准备迎接长期考验,一门心思接受思想改造。那时候,我确实是非常驯服的工具——尽管我的本性是桀骜不驯的,但是我认定了信仰之后,我是很虔诚的。我一片真心拥护共产党。”
  1962年,她的父亲终于被摘去右派分子的帽子。她松了一口气。她并不知道摘帽之后,那“摘帽右派”本身也是一顶可怕的帽子!
  1964年,她被派往上海郊区——上海县梅陇公社,作为“四清工作队”队员,参加了两期“四清”运动。她本来就是农村姑娘,在劳动中不怕苦,不怕累,受到“四清工作队”的好评,“四清工作队”准备发展她入党,要她再写入党报告。可是,当“四清工作队”跟她所在的单位——上海作家协会联系,上海作家协会党支部不同意,因为家庭问题的阴影依然笼罩着她,说“右派的女儿怎能入党”……
  戴厚英长叹一口气:
  “我大哭了一场!从那以后,我再也不写入党申请报告了。”
  大抵由于我从不抽烟,面对着烟雾袅袅的女性,感到奇怪,感到纳闷。
  我记得,戴厚英在《人啊,人!》中写到本不抽烟的赵振环,学会了抽烟。原因是“闲茶闷酒无聊烟”。
  我问起了她什么时候开始抽起这“无聊烟”?
  没想到,她说,她把香烟当做心灵的止痛剂!
  她跟我谈“文化大革命”中的痛苦经历;
  她跟我谈与丈夫离婚的痛苦过程;
  她跟我谈《诗人之死》一书遭受的磨难;
  她跟我谈《人啊!人》一书遭受“大批判”的苦难……
  戴厚英不仅抽烟,而且酒量也不错。她的性格和为人,更多的像男性。所以,我曾笑称她是“男性化的女作家”。
  但是,戴厚英在女儿面前,却是中国典型的良母;
  在父母面前,是绝对的孝女;
  在姐姐、弟弟、妹妹面前,在乡亲面前,有着深深的亲情。
  所以,戴厚英既有男性化的一面,也有典型的东方女性的一面。
  经过多次采访,我写出了报告文学《雾中的花》。
  我请戴厚英改定。她一边看,一边抽烟,不时抽泣着——因为《雾中的花》勾起她许多痛苦的回忆。
  她非常喜欢这篇《雾中的花》。
  我也以为在这篇作品倾注了诸多心血,是我新作中不亚于《思乡曲》的作品。
  我本来想在《文汇月刊》上发表《雾中的花》。遗憾的是,他们一听写的是戴厚英,就摇头了!
  我曾与上海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也摇头了。
  我也曾与北京其他刊物联系。一听说写的是戴厚英,同样也摇头了。
  我明白,在北京与上海不可能发表这篇报告文学。
  正巧,青海一家杂志——《人才天地》向我约稿。我只得把《雾中的花》“发配青海”。
  青海的《人才天地》杂志毕竟影响有限,虽然那一期特地用戴厚英像作封面。也正因为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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