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遮蔽与记忆-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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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七年北京被占领后，身在北京的吴佩孚就更加显眼。日本人制订了“南唐北吴”计划（唐即唐绍仪，被国民党暗杀），要其出山。但吴佩孚表示，日本人不撤兵就不从政：“我文天祥还是做得了的。”一九三八年，汪精卫投敌后，日本人又指定了“汪吴计划”，并派汪大汉奸找他协商事宜。吴佩孚找了各种借口，就是不和汪精卫见面。回信：“公果能再回重庆，通电往来可也。”真是对汪精卫的绝好讽刺。
吴佩孚是熟悉历史的，他是把洪承畴和被俘的抗清首领孙兆奎的一段对话来讥讽汪精卫。洪承畴是明末第一号大汉奸，他在松山被俘降清。崇祯皇帝起初听信传闻，以为他死了，曾下诏为他在正阳门建“昭公祠”。洪承畴和孙兆奎的这一段对话在历史上令人拍案叫绝。
洪问孙：“你从军中来，知不知道在扬州守城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
孙反问洪：“你从北地来，知不知道在松山殉难的洪承畴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狼狈不堪，急忙下令把孙兆奎杀了，吴佩孚让汪精卫再回重庆，这批判的武器的回答也够汪精卫心里窝火的。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文章将军——吴佩孚（5）
后来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第一次，土肥原以下自居，一见面就求情说日本陷于战争泥潭：“请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总司令双方来电，请我出面调停。当然可以。”这无疑是又出了个难题，土肥原无以应对。
第三次，土肥原以高官为诱饵，劝说吴佩孚出山维持中日民族关系，并保证恢复吴往日的权势。土肥原说：“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土肥原见有商量的余地，立即提出：“既然如此，就请您出面，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如何？”吴佩孚听后欣然点头同意。
没多久，日本及沦陷区的报刊大量报道吴佩孚要召开记者招待会的信息。土肥原还派人为吴佩孚准备好了记者招待会的“讲稿”，并命令翻译不论吴佩孚是否按照讲稿说，都要按讲稿逐句进行翻译。
一九三九年三月三十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吴佩孚居住的什锦花园。
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的“讲稿”。吴佩孚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就开始作即席讲演。开场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可吴佩孚讲着讲着突然话锋一转，一字一句地说：“惟平乃能和，和必基于平。本人认为，中日和平，惟有三个先决条件：一、日本无条件自华北撤兵；二、*应保持领土和主权之完整；三、日本应以重庆（国民政府）为全面议和交涉对手。”怕在场的日本人听不懂。吴佩孚又厉声令秘书“断乎不容更改”地将自己最后的“政治宣言”翻译成日语。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地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一九三八年十二月的一天，什锦花园驶进了几辆小汽车，从车上下来几个身穿便装的日本人，领头的是吴佩孚的老朋友冈野增次郎。此人过去担任过吴佩孚的顾问，跟在他身后的便是接替土肥原的川本少将。川本对吴佩孚大加赞赏，并提出要拜吴为师的恳求，还以孝敬师母为名送给吴佩孚夫人一大笔钱。其实这是川本对吴实施的所谓“联络感情式”的拉拢方式。当时汪精卫已投靠日本，日本人提出了“汪主政，吴主军”的方略，所以继续对吴佩孚实施诱降。这次吴佩孚着急了，他连夜差人把钱退还了川本。川本见此计失算，就又打起吴佩孚身边人的主意，但最终也没有结果。最后川本亲自出马劝老师出山，吴佩孚却说：“如欲和平，必须全面撤兵！”川本苦求说：“老师应该体谅弟子的苦衷，土肥原将军因您拒绝出山而受到一生最大的挫折。如今，厄运又将落在弟子头上，如果老师执意拒绝，弟子只有剖腹自杀，以谢天皇。”吴佩孚却说：“承你错爱，拜吾为师，却不见你读经问义，你我之间不过空有一层师生关系罢了。又何必以师徒之虚名相逼？”然后他又送川本一句孟子的话：“小国不可以敌大，寡国不可以敌众，弱国不可以敌强。中国国大、人多，日本终必失败，这就是我对中日战争最后的看法。”川本气得只说了一句话：“大帅会后悔的！”本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汪精卫也曾亲到北平，约吴佩孚前往日本华北方面军总司令的官邸，商谈合作。吴佩孚断然拒绝，说：“我们是中国人，谈的是中国事，到日本人那里去谈什么东西？”
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吴佩孚吃饭时，饺子馅里的骨头碴儿嵌入牙缝中，顿时疼痛难忍。听说吴佩孚患了牙疾，日本方面表现了过于热情的关注，驻扎在北平的川本少将、华北汉奸组织“安总部部长”齐燮元等人，带着牙医前来探视。
吴佩孚的夫人张佩兰及幕僚见他们来势汹汹，本能地上前阻拦，但被川本带来的宪兵赶出卧室。日本医生手拿锋利的手术刀，并没有刺向化脓的牙槽，而是直刺玉帅的咽喉。只听一声惨呼，吴佩孚圆睁双眼，口中血如泉涌，就此离开人世。吴佩孚死后，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陪都的报纸上，更赞誉吴佩孚为“中国军人的典范”。其实，典范，我以为这是吴佩孚身上所承传的中华文化在军人骨子里的道统，这种军人的道统在乱世往往就产生一种生命的悲壮，作为军人，如果有了苟且，总觉得那是对军人荣誉的一种轻亵，是对军魂的一种伤害和否定。
吴死后，在北平成立了由社会名流和生前友好一百八十多人组成的“吴上将军治丧处”；治丧期间赴吴邸吊祭者达数千之众；出殡之时更是万人空巷，从什锦花园胡同的“吴公馆”到德胜门内的拈花寺，京城撒纸钱高手绰号“一撮毛”的全福沿途撒纸钱六百多斤。
吴佩孚下葬的那一天是一九四○年十二月六日，北平城刚下过一场大雪，冷风飕飕，滴水成冰。吴佩孚的灵柩过处，路旁站满黑压压的人群，没有人说话，只听到一阵阵轻轻的啜泣声，许多人的眼里都噙满了泪水。这是北平市民自发地为吴佩孚送行。那纸钱在空中回旋、翻飞，似昨天的雪接着下。漫天遍野，低的气压让人难以忍受。日寇铁蹄下的北平，这种场面让人感受到陆游诗歌里描写的“遗民泪尽胡尘里”的哀痛。纸钱翻飞，人们在为一个人招魂，在为“遗民”中的坚持与坚守的道统的北方的老军人苍凉悲怆的情怀招魂，而送葬的人们呢，也许是在为未卜的前途哀伤，在为不知何年仍死望恢复的等待哀伤。
吴在死前，曾有一副自撰的对联，这基本是夫子自道：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抱瓮，真个解甲归田。
如今怕再没有这样风雅的舞文弄墨的军人了。没有文化营养的宝剑或许要锈迹斑斑，诗词吟哦的将军只能到历史中去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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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1）
张爱玲笔下的故事
沦陷时期的上海，四位太太大白天开着强光灯打麻将。洗牌时一只只钻戒光芒四射。女主人易太太的丈夫是汪伪情报机关首脑；三个女客中，有两个的丈夫也在汪伪政府任职。最年轻的“麦太”，闺名王佳芝，名义上是易太太的干女儿，惟独她没戴钻戒，但是她涂得亮汪汪的薄嘴唇娇红欲滴，一张秀丽的六角脸经得起无情的当头照射，酷烈的光与影更托出她的“胸前丘壑”。她跟易太太是两年前在香港认识的，香港陷落后，麦先生的生意停了，王佳芝来上海跑单帮，被易太太留住在她的家里。
身材矮小，有点“鼠相”的易先生，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觑一个空子向佳芝发出一个暗号。佳芝即推说有事，告辞。她乘易家的汽车出去，吩咐司机开到一家咖啡馆，打发司机回去。然后她进咖啡馆打个电话，出来，雇三轮车到凯司令咖啡馆停下，进去等人。
她等的是易先生。原来她本是岭南大学的学生。广州沦陷前，岭大搬到香港。汪精卫一行人抵达香港后，她和几个男女同学怀着流亡学生的心情，有志报国，遂自发组织起来做业余特工，定下一条美人计：由一个女生去接近易太太，然后诱惑汪精卫身边的红人易先生——此公好色——设法把他引出来，除掉他。充当香饵的，自然非学校剧团的当家花旦王佳芝莫属，可惜鱼儿没有吞钩，计划没有成功。
珍珠港事变后，海路复通，这群学生转学到上海，与一个国民党地下工作者搭上了线。那位特工极力鼓励他们继续进行，于是王佳芝与老易又接上关系。今天正是设好了圈套，要在约定地点刺杀易先生。佳芝等了半天，才见一辆木炭汽车开来，一望而知是他的车。她出去，上车。易先生要司机开到福开森路去幽会，佳芝说附近有爿店，她想趁便去修一只耳环。易先生自然不能不奉陪。车于是折回，从义利饼干行过街到平安戏院，对面就是那家凯司令咖啡馆。
走进珠宝店，讲定修配耳环一事之后，易先生主动提出要履行诺言，给佳芝买个钻戒做纪念。印度老板在店堂后身，两层楼之间的一个阁楼上接待他们，挑出一个六克拉的粉红钻戒让佳芝试戴，“光头极足，亮闪闪的，异星一样，红得有种神秘感”。佳芝知道，刺客已埋伏好了。在“紧张得拉长到永恒的这一刹那间”，她自问是不是有点爱上老易了。看到他脸上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她突然想：“这个人真是爱我的。”然而太晚了，她低声说：“快走。”他立刻明白，跳下楼梯，夺门而出。汽车“吱”的一声尖叫。“砰！”车门声还是枪声？车开走了。
易先生回来了，即命令封锁，把抓到的人，包括王佳芝，统统枪毙。他又站在他太太背后看牌，心里想着王佳芝。“他觉得她的影子会永远依傍他，安慰他。虽然她恨他，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什么情感都不相干了，只有感情。他们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的关系，虎与伥的关系，最终极的占有。她这才生是他的人，死是他的鬼。”
也许在张爱玲看来，国家民族的伦理只是一个抽象的道德规则，而生存本身却是每个具体的人在活，不能靠道德而活。生活中充满了道德的困境，人在具体生活里往往难以尽到道德责任，即使这个人尽力想做到。王佳芝让性让身体和个人欲望战胜了所谓的民族国家。也许在张爱玲看来，生命的感觉应遵循自己的欲望，个人有权利处置自己。然而在民族危亡的时分，这样的为虎作伥，只能是可怜的动物性，这样的伦理支撑是什么？是对汉奸肉体的迷恋，是写出汉奸易先生也有爱的柔软。
非涉风月 何关色戒（2）
张爱玲的小说是惊世骇俗的，她颠覆了黑白、忠奸分明的价值观。张爱玲笔下的汉奸，也不是那么的可恶，反而长得“苍白清秀”，倒让人起了几分楚楚的可怜：“此刻的微笑也丝毫不带讽刺性，不过有点悲哀。他的侧影迎着台灯，目光下视，睫毛像米色的蛾翅，歇落在瘦瘦的面颊上，在她看来是一种温柔怜惜的神气。”更特异的是，王佳芝之所以动情，那情却不是拿到台面的情爱，而是*。“事实是，每次跟老易在一起都像洗了个热水澡，把积郁都冲掉了，因为一切都有了个目的。”征服一个男人通过他的胃，“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如果王佳芝背叛了她的同志，是由于她纯情的爱，她还可能被人们谅解，但是，她却是因为性的享受，而产生情，殃及了大义，这，才是最大的颠覆，才是小说真正的强大张力之所在。她最后对他的感情强烈到是原始的猎人与猎物，虎与伥，谁是猎人？从表面看易先生是猎人，王佳芝是猎物；但就肉体的释放而言，王佳芝可能是猎人，易先生可能是猎物。
李安的故事
张爱玲为何把这个故事写了三十年？这篇小说很多的地方欲言又止，遮掩、延宕、吞吞吐吐，像一只老茧在艰难吐丝。在小说里，性写得隐晦，但是张爱玲仿佛给李安写了导演批语：“到女人心里的路通过*”，像一句写在剧本旁边的导演眉批。导演完全看懂了*在这出戏里关键的地位，所有的戏剧矛盾和紧张，其实都源自这里。
李安把女义士转化为辗转汉奸胯下的*，*成了爱的容器。胡兰成曾这样评说张爱玲：“爱玲种种使我不习惯。她从来不悲天悯人，不同情谁，慈悲布施她全无，她的世界里是没有一个夸张的，亦没有一个委屈的。她非常自私，临事心狠手辣。”又说，“爱玲对好人好东西非常苛刻，而对小人与普通的东西，亦不过是这点严格，她这真是平等。”张爱玲的不悲天悯人是对道德底线的颠覆，但李安在这个故事里看出的不是冷酷，而是张爱玲的爱情自传：“我觉得好像是她的自传，就是她对爱情的牵情之作，这是很明显的。”他觉得：“这个故事并不冷酷，反而有一种温暖很打动我。”这种温暖是张爱玲把对胡兰成的爱借王佳芝和易先生的身体，表达出的一种如何到达女性心灵的路途。
李安讲的不是汉奸和爱国者之间的超越政治立场的爱，而是性的力度。
两个年龄、知趣、政治和意识形态不同的人，各怀着目的走到一起。由于身体的温暖，由于性，彼此走到对方的心灵深处。
情本是王佳芝的动力。她本来是因为对邝裕民朦朦胧胧的情，才加入邝组织的地下小组的。王佳芝为了宏伟的杀敌目标要初试云雨，本来是希望和邝裕民做，但是在那个特殊的时刻，邝却没有自告奋勇。王佳芝手脚冰凉，与那个貌不惊人的有嫖妓经验的梁闰生试了。杀敌计划破产，易先生消失了。突发的杀人事件使王佳芝不仅手脚冰凉，心也冰凉了。从香港到上海，四年后再相见，王佳芝还是喜欢邝裕民的。情再次鼓舞她，她同意再次扮演麦太太，就因为这清晰的喜欢邝裕民的情。
性改变了王佳芝，王佳芝要演的是没有情的性，要与易先生真真实实地上床做性。本来她还要扭捏羞涩一番的，但是易先生没给她扭捏的机会。易先生的第一次很暴力，很野蛮。王佳芝像小鸡一样被鹰隼一下子抓了过去，易先生在看似野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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