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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历史-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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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哈佛大学时发现了周一良和杨联这两个读书的好种子,后来只留下杨联陪他论学唱和。我在《哈佛遗墨——杨联诗文简》的附录中看到赵俪生访美时与杨联在电话里吵架的事,周一良的解释是杨联患有精神病,便向陈先生求证。“在美国待上十年以上的人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吃牛肉恨不得吃生的,”陈先生边吃菜边说,“另一个是有精神病。”
有一次我问他:“胡适的新诗好吗?”他笑着把问题递给童元方:“她是学文学的,你问她。”大家笑了。《在春风里》陈先生说:“我总觉得,胡先生是个诗人,而作不出诗来,这是中国文学界的一大损失。”
有一次打电话给陈先生,他第一句话就说:“你访问了杨宪益,他有两句诗真好,你怎么没引出来?”电话里听到他跑去找了出来:“千年古国贫愚弱,一代新邦假大空”。
1947年,陈之藩在天津北洋大学电机系读书,有一天在广播里听到北京大学校长胡适的演讲《眼前文化的动向》,觉得与他的意见有一些不同的地方,遂给他写了一封信。胡适很快回信,彼此的通信由此开始。陈之藩回忆:“他的诚恳与和蔼,从每封信我都可以感觉到。所以我很爱给他写信,总是有话可谈。”日后这些信集成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1948年6月13日,陈之藩在雷海宗所编的《周论》上发表长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见地独到,为胡适的朋友圈击赏。
李怀宇 和胡适通信之后,你曾到北平东厂胡同和胡适见过一次面,那时候是夏天,你是穿短裤去的?
陈之藩 我穿着短裤,聊了一会儿,训导长贺麟来了,要跟他商量学生闹###的事,我就告辞了,和胡适实际上没说多少话。
李怀宇 第一次和胡适见面,他的风度如何?
陈之藩 我见过的教授多了,胡适就是跟别人不一样,大派。
李怀宇 现在收到《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里作代序的那篇《世纪的苦闷与自我的彷徨——青年眼中的世界与自己》写得真好,思想、文笔,看起来都不像是一个二十出头的人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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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3)
陈之藩 现在让我写也写不出来。就因为那篇文章,他们都吓坏了。他们是胡适、金岳霖、冯友兰、沈从文。他们彼此议论,问胡先生,这人是谁?胡先生说,他常给我写信啊。
李怀宇 你在北洋大学电机系读到一半时,对国家前途感到悲观,想改读哲学救国,就考入清华大学哲学系,这事在你们家掀起了轩然大波,你为了改专业的决定还到清华大学跟金岳霖见过一面?
陈之藩 金岳霖真厉害,我真服他。那时候我很悲观,他说,你知道什么叫悲观吗?悲观就是你认为有一套价值观念以后,比如你觉得金子很值钱,你当然要设法保存,把金子拿到家里来,拿到兜里来,但是保存之无法,金子被人抢走了,乃感悲观。他给我解释半天,我心里很舒服,他并没解答我的问题呀。他说胡先生的思想跟汽车一样(笑),是后来居上,汽车越新的越好。他每一句话都像格言似的,你真受不了。
李怀宇 就是那一次见面,他把你从清华给打回来了。
陈之藩 他又不给你作决定,但是听他这么一说,就又回到北洋大学了。
李怀宇 有没有给他写信?
陈之藩 写信以后才能见到他嘛。写信有好多种,比如说,“怀宇吾兄大鉴”,中国式这么写(从右到左竖着写),也有跟外国一样,横着写,现在大陆也横着写。金岳霖他这样(从左到右竖着写),他怕他手粘墨(笑)。金岳霖跟梁思成住在一块儿。梁思成是林徽因的丈夫,他们的儿子梁从诫在美国说得最精彩的一句话是:前清政府真是腐败,出了我爷爷梁启超;中华民国真是不行,出了我爸爸梁思成;我现在从伟大的祖国来,出了我!大家就一起鼓掌(鼓掌,大笑)。就是这句话,我们听得最舒服。
李怀宇 你和冯友兰有没有见过面?
陈之藩 我对他的书很熟,但没见过,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不容易见到还是怎样,我忘了。我喜欢冯友兰,而胡适不喜欢他,我还在胡适那儿吹冯友兰,胡适太忙,冯友兰的书他大概没看过多少。他不喜欢冯友兰是因为冯友兰是当代同行而出毛病,还是因为冯友兰跟他宗派不一样,那时候我搞不清楚。现在我觉得冯友兰不像他自己书中写的那么好,但是胡适始终倒是一致的,他说什么做什么,都是老实可靠的。但是那时我不觉得,我觉得冯友兰很尖锐。
李怀宇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只写了上半部,冯友兰后来写了一部完整的中国哲学史,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原因呢?
陈之藩 胡适用科学方法来解释哲学,完全走到另一条路,写到魏晋根本写不下去了。但是冯友兰写了,“贞元六书”是好。
李怀宇 你和沈从文是又通信,又见过面?
陈之藩 沈从文非常有意思。他住在中老胡同,是北大的宿舍。我到中老胡同去看他,大概是看完胡适的第二天。他们都是同事,整天聊天。你不知道那时候他们说话,国语都很差。沈从文算是很努力的了,因为他吃教国文这行饭的,还是有些我不懂,但是大致懂。跟他谈些什么,问我什么我都忘了。我也很会出题目给他谈,如:在联大教什么课啦?我熟悉他的小说啦。沈从文的太太张兆和出来了,拿着一堆小孩衣服。他们的小孩小龙、小虎很小,跑来跑去。沈从文就作了介绍,怎么介绍不记得了。
李怀宇 她漂亮吗?
陈之藩 我们那时候全校两千人,女同学只有三四个,漂亮女人没见过,就是看过电影里的白杨之类的。大概她也化了妆,完全在我想像之外,觉得是挺漂亮的。她说沈先生对陈先生的文章很欣赏。我就说没有什么了,我傻傻地也不会答,连一句敷衍的话也不会说。我想到从前沈从文怎么追她,在上海的中国公学她怎么要他怎么不要他。沈从文真是好,看到我觉得他太太很美,所以他就给我台阶下,把话题引到另外的题目上去,我就镇静下来了,镇静下来以后一会儿就好了。我在北洋大学电机系毕业以后,学校分配我到台湾去,那时找事很难的,我在北平自个也找不到事。你看沈从文很奇怪,他就给我找到事了,那时我已去台湾了,坐船到台湾以后接到他的信,他说天津《益世报》里有份工作,也就是写些文章,跟电机完全不相干。后来的信他就说你千万不要回来,华北到处是血与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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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4)
李怀宇 沈从文重要的文学作品都是在1949年以前完成的,你当时觉得他的文章怎样?
陈之藩 沈从文的文章我跟童教授研究过,童教授喜欢他的短篇小说《柏子》,说他这篇写得最好。我喜欢《边城》,大概是电影明星选得漂亮(笑)。我是先看的电影,后看的《边城》。那时候我觉得他的散文不如我写得好(笑),更不用说后来了。因为他联想太丰富,一说出来就是两百个,他联想到什么,联想到什么。这是文学天才,我没那么多联想,我最多十个八个,我已比普通人多了。
李怀宇 我挺喜欢他年轻时的文学评论。他的《论郭沫若》论得多好啊,他说郭沫若的文章适宜于一篇檄文,一个宣言,一通电,一点也不适宜于小说。后来郭沫若对沈从文致命一击的《斥反动文艺》,说他是粉红色文人,估计是那时候埋下了伏笔。沈从文论郭沫若的时候才二十八岁。
陈之藩 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批郭沫若抄钱穆文章,他那时也是最多二十八岁。他到美国以前在新亚书院读书,写得好。
李怀宇 余英时写胡适的《从〈日记〉看胡适的一生》,引发了汪荣祖跟他论战,汪荣祖在《读书》杂志上写了一篇《胡适历程的曲直》,大意说胡适成名太早,一开始就视日记为迟早将公之于世的作品,日记不一定能反映胡适一些真实的东西。
陈之藩 日记很难讲,我觉得胡适的日记百分之九十八可靠,有一点,比方他跟人恋爱,有些那就不说了,最多是如此。
1948年,陈之藩从北洋大学毕业,由学校派到台湾南部高雄的台湾碱业公司工作,后进入国立编译馆工作。此间,杨家骆等人对陈之藩有知遇之恩。有一次,胡适从美国回台湾时鼓励陈之藩赴美留学,知道陈之藩经济拮据,胡适回美后就寄了一张支票。1955年,陈之藩赴美留学。等到陈之藩有能力还最后一笔款时,胡适写信说:“其实你不应该这样急于还此四百元。我借出的钱,从来不盼望收回,因为我知道我借出的钱总是‘一本万利’,永远有利息在人间的。”
李怀宇 你刚开始在台湾工作是怎么样的?
陈之藩 学校派到那个公司做工,我修过好多马达,修马达很有意思。我所有的部下,二十多个都是女孩子,在工厂做工。因为高雄非常热,女孩子一晒就黑了,所有女孩子的脸都包上,长什么样我都不知道,没有一个我知道的。她们结婚的时候因为我是她们长官,以我为荣,请我吃一顿,我得给她们红包,也很严重,挣的钱太少,结婚的太多。结婚时新娘打扮得真是漂亮,你就是阿花啦,我说我怎么不认识,我认识我就追你啦(大笑)。还有一个阿苏,每个都好漂亮,但是我都不知道。我教她们修马达,阿苏坐在这,我搂着她,我只看见她眼睛,别的都看不见,但是手一摸,我说这么细。我按着她的手,那是非拿着手告诉她怎么修不行,没别的办法,手就这么点,手很软。我一握就知道这是阿苏的手,这是阿花的手,别的我就不知道了(笑)。一见到阿苏我就想起薛宝钗,所以我就叫她“薛宝钗”。我们言语不通嘛,她会闽南话,我不会,她国语就说那么一点,但是我是boss,她就慢慢听懂那几句话,什么“上来”、“下去”等。教她修马达,很快乐!那时候假如女工们没有捂着一块布,我一定追一个,story就完全不一样了,不会去台北,更不会去国立编译馆了。
李怀宇 怎么去的国立编译馆?
陈之藩 得诺贝尔奖的朱棣文的外祖父李书田让我去的。李书田是我们北洋大学的院长,他在编译馆,我是他得意的学生。我说我整天修马达干什么,实在无聊,他就叫我去。
李怀宇 在国立编译馆就认识了梁实秋?
陈之藩 那时候李书田跟梁实秋是同事,他是自然科学组的,梁实秋是人文科学组的。李书田写书,也让我写,梁实秋看书然后决定印不印。梁实秋一看就说好啊,我们人文组也没有这样的人,怎么跑到自然组了(笑)。好戏还在后头呢。梁实秋后来变成馆长,不是组长了,有权了。他是文人,活宝一个。他说我提拔天才,我不知道啦,他把我的薪水加了一倍。他老兄一批就加一倍,也不告诉我。他说以写出那书的能力,就应该加一倍。我那时接到钱袋,我说这回怎么这么厚,那时我也不知道。我找到会计,说你是不是搞错了,怎么这么多,扣了税多了几乎一倍,他说你们梁馆长批的,我说为什么,他说你问他呀,你问我干什么。因为那会计主任他也不服,他觉得我跟梁实秋都是从北京来的,他误会了梁实秋,梁是提拔人才,他解释成是因为同乡。
陈之藩:秋水文章不染尘(5)
李怀宇 后来胡适借钱让你去美国留学是怎么回事呢?
陈之藩 梁实秋当馆长以后,胡适从美国回来了,他跟胡适说借钱的事,说你帮帮他。还不是我跟他说的。
李怀宇 那就考到美国去读硕士了?
陈之藩 还没这么简单,这时候我大学毕业已经五年了,我就到领事馆里考试。考试也很有意思,我迷迷糊糊的什么也不知道,他们跟我说你得看Time杂志,不知道是谁告诉我的。我的英文也不那么好,在编译馆算不错的了,考试前真看了Time杂志,还就考那一段,真是怪事,我就译过那一段。笔试我刚预备好就考,真巧一个生词也没有,笔试算通过了。口试那领事从美国来,刚学中文,客厅里坐着一大堆人,他从屋里出来,宣布现在该谁了。他要练练他的中文,他一看“陈之藩”,发音稍微差一点,他大声说“陈——吃——饭”(大笑),大家都笑了,他不好意思,他说:我说得不对吗?我说:你说的全不对。他说应该怎么说?我说“陈之藩”,他就跟着我说,口试就这么通过了(大笑)。
李怀宇 考试通过后就去了美国读书?
陈之藩 没去,怎么去?胡适先生给你存了两千四,你还能跟人家要路费吗?你上飞机要给机票钱。胡适借的是美国要求留学生交的保证金。
李怀宇 那怎么办呢?
陈之藩 你说怎么办?我延迟了一年,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胡适最欣赏的我的作品,是物理书。我写物理教科书是因为没有去美国的单程飞机票,挣稿费,又遇见一个贵人,杨家骆,对我真是好。其实这些人都对我好,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杨家骆是世界书局的老板。人家跟我说你是在编译馆做事的人,你编的书卖给谁,你得找一个教授联名,把他名字写在前头,把我名字写在后头,这才可能出书,就请一个师范大学的教授挂一个名。可笑这个书稿到杨家骆那儿,请求他考虑出我这本书,他就这么一看,说好啊,显得非常惊讶,说不要师范大学教授挂名,就出我自己单个人的,我头一本书就是他出的。出书我也就拿到去美国的路费了,大概五千块台币,美金大概一千块左右,就这么去了。
李怀宇 到了美国就在那里写《旅美小简》,寄回台湾发表。
陈之藩 《旅美小简》那是另外的story。聂华苓在编《自由中国》文艺版,我给她发现了。聂华苓为什么发现了我呢?余英时的太太(陈淑平)是陈雪屏的女儿,陈雪屏在台大当教授,拿钱办《学生》杂志。有一帮师大附中的教员请我去编科学栏,编科学栏时我看他们编的文艺实在不像样,就随便写些,结果哪来那么多东西可写,所以就翻译英国的诗,那就是《蔚蓝的天》。聂华苓知道我能写文章,所以就约我在《自由中国》写稿。我在美国无聊嘛,写完后寄给聂华苓,她就登了。大家都看《自由中国》,因为《自由中国》比较开明一点。
从1955年陈之藩赴美到1960年胡适返台,正值胡适在纽约最是冷清、最无聊赖的岁月,陈之藩有幸和胡适谈天说地,说短道长。陈之藩回忆:“我所受之教常出我意外,零碎复杂得不易收拾。”1962年,胡适在台湾逝世,在美国任教的陈之藩连写了九篇纪念胡适的文章,后集成《在春风里》。
李怀宇 你到美国时,胡适已在纽约了。
陈之藩 他已经在纽约了,偶尔回台湾一趟。
李怀宇 那时是他最寂寞又最清闲的日子。
陈之藩 清闲倒不清闲,但是他很寂寞,大家都不理他。他喜欢整天跟客人聊,他也有可聊的,也喜欢听大家的意见,他外国朋友比中国朋友还多。那时候暑假他常找我,他没得聊。我那房东老太太,她说他的英文比你好多了,我说他是当大使的,她不信,说:你会有当大使的朋友?因为他很客气,我不在时他就留message。
李怀宇 那时候都聊了些什么?
陈之藩 比如说,西南联大四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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