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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经济家眼中的金融危机:重新发现凯恩斯-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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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年代经历的经济低迷印证了一点，如果私人部门开始去杠杆化，也就是减少赤字，它将加剧而不是减轻经济危机。这就是凯恩斯所称的“节俭的悖论”。为了走出经济衰退，货币的数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消费，凯恩斯在1936年时写道：“杯到嘴边还会失手，世事难料。”
结论
对凯恩斯而言，这很简单。他也许并不一定能预测金融危机的爆发，事实上他不认同经济生活是由可预测的事件构成的，但他一定会料到经济危机是会发生的，特别是当政府在危机酝酿时没有竭其所能去避免它，而是任由其自然发展，危机很可能就真的出现了。一个有灵性的经济应该建立起一套预警机制，以防金融风暴的袭击。过去30年主流经济学所推崇和促进的一套体制，使类似的金融风暴很容易发生，而且一个世纪中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这是因为我们存在着认识误区，我们相信，所有的风险都可以被准确地估价，所以金融市场会自我调节到最优状态。那些挑战自由市场论政策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无法在两派辩论中胜出，因为他们接受自由市场论者的基本前提：在经济学中，逻辑为纲。但应该是什么样的逻辑呢？现在该是大师登场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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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学的天才（1）
1883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生在剑桥的一个书香世家，正值这座学府处在文明的鼎盛时期，他的圈中好友包括摩尔、伯特兰·罗素和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等当今最著名的哲学家，凯恩斯还和剑桥的一个另类文化圈“布鲁姆斯伯里团体”结缘，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中有很多作家和画家，凯恩斯和他们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当时的英国社会正从维多利亚时代向爱德华时代过渡，凯恩斯赶上了学术思潮涌动、性意识觉醒的时期，同时他还心怀极其务实的志趣。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凯恩斯开始积极拯救他并不特别推崇的资本主义制度，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凯恩斯认为这一制度是可以使社会文明得以延续。他总是清醒地意识到，追求财富只是手段，不是目的，人类的目的是“明智、愉悦和幸福地”生活。他对经济学也并不热衷，希望有一天经济学家能像牙医一样有用。1在他的芭蕾舞演员妻子莉迪亚·罗珀科娃眼中，凯恩斯“不只是一个经济学家”，以上这些可以证明这一点。凯恩斯自己也觉得“他的世界观”滋养了他的经济学，使他对人类本性的理解远比经济学家研究的“经济人”更为丰富、更为深刻。事实上，凭借着他广泛的兴趣和丰厚的学养，他是投身于经济学研究中最为优秀的非经济学家，正因为此，他是伟大和脆弱的结合体，他把对当时社会动荡时期人类行为的一系列深刻的洞见付诸于他的经济学研究，但是这些见解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被纳入这个学科的核心，所以他的思想很快就被逐出这个学科的领域。20世纪30年代，凯恩斯的思想越来越具有创造性，他的生活方式更接近社会习俗。1946年他因心脏病辞世，为他的国家贡献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他对市场运行的理解反映了他个人作为投机者和投资者的经历：在这方面，他很像乔治·索罗斯和沃伦·巴菲特，当然，对市场的理解并不是建立在直接的经历之上的，凯恩斯非常擅长借助自己和他人的“经验数据”，建立市场体系实际运行的理论框架。和纯理论家截然不同，纯理论经济学家对混乱的现实视而不见，而是将沉思的目光聚集在他漂亮的模型上。作为一个经济学家，凯恩斯坚持认为他的假设应该越接近现实越好，而在其他一些经济学理论的研究中，模型的优点在于他们假设的非现实性。凯恩斯是一个非常脚踏实地的人，他天生就有一个公务员所具有的必备素质，他曾在印度事务部和国家财政部工作过好几年。他在政府部门的表现最主要的特点是他有能力将理论运用到实践中。很多理论是为了解决当务之急而临时凑合的，凯恩斯的理论思考总是可以被纳入紧凑的行动计划中，穿插在现有的政府制度中，所以不必在对既定的实践或者更不如说既定的社会秩序——造成剧烈冲击的情况下就得以实施并且奏效。很少有人注意到凯恩斯是一个哲学家，他的经济学著作充满着哲学智慧的光芒，他所思考的经济生活，其目的和意义都是围绕着伦理。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他具有科学家和布道者的双重人格。所以，凯恩斯在为当代经济问题把脉、诊断和开具药方时，充分结合了他的各种非凡天赋。
他是一个怎样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在为他的导师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写悼词时曾有这样一段文字：
博学的天才（2）
经济学大师必须具备少有的一组天赋……他在某种程度上既是数学家、历史学家，又是政治家和哲学家。他一定理解符号的意义，但又能用朴实的语言表述。他一定是在普遍的条件下思考特殊性，同样，抽象思维和具象思维兼而顾之。他在反观历史的基础上，研究当下，为未来提供方向。人类本性和社会制度的方方面面皆在他的研究视野之内，同时他必须保持明确的目标和公正的姿态，时而像一个超脱而清贫的艺术家，时而像一个识时务的政治家。2
这番描述和马歇尔相去甚远，却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惊人的相似。
他对万事万物充满着好奇心，研究任何一个专题时都会编织一套奇思妙想的理论。他把17世纪的科学家牛顿称做“最后一位魔术师”，3而不是第一个理性主义者。在他中年过后，他时常抱怨说那些年轻的经济学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意思是他们无法从更广博的文化知识中汲取营养，诠释经济事实。
他才智超群，伯特兰·罗素是同时代最智慧的哲学家，他写道：“凯恩斯是我所见之辈中学识最高、思路最清晰的一位。每次我和他辩论，我感觉我就像在冒生命之危险，即使透过气来也常常感觉自己像个十足的傻瓜。” 艺术史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也认为，凯恩斯毫无保留地奉献了他的聪明才智：“他从来都没有熄灭过他的‘车前灯’。”
他思想善变，总是很快改变他的观点。他在思考时喜欢天马行空，正因为如此，他的朋友奥斯瓦尔德·福克说：“尽管有些浮夸，但他却能比其他人更迅速地感受和捕捉到事态的进展。”
凯恩斯是所有经济学家中最具敏锐直觉的一位，他对特殊情景下的态势有着非凡的洞察力。他具有和弗洛伊德不相上下的科学想象力，“这样的科学想象力蕴涵着丰富的创意、惊人的可能性和切入实际的假设，它们在直觉和普通的经验中都可以找到坚实的基础。”他同意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深刻的经济学直觉”的说法，他引用德·摩根对牛顿的评价：“他如此沉醉于他的推测，尽管他知道有很多猜想是无法找到证明的方法的。”凯恩斯对那些无法证明的推测也确信无疑。4
凯恩斯对马尔萨斯的评价是：“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体验林林总总的变化，不时用严肃思维的原则对这些体验做出分析和解释，马尔萨斯具有非凡的能力将两者在他身上合二为一。” 这个评价也言简意赅地概括了凯恩斯自己的经济哲学。他在1938年告诉罗伊·哈罗德，经济学是“用模型表述的科学思维，加上为现实世界挑选一个适当的模型，后者实在是门艺术……好的经济学家凤毛麟角，因为他必须能用‘警醒的观察力’挑选最佳模型……很少有人具有这种天赋。”5凯恩斯对统计数据显示的经济事实高度重视，他常说他是在“捣鼓这些数据并琢磨这些数据的含义”时灵感突发的，在发现数据之间具有相关性时，他会和其他经济学家一样欣喜若狂，但众所周知他对用统计方法预测未来的经济计量学持怀疑态度。他坚决认为好的统计学不是给回归系数提供数据，而是为经济学家的分析提供直觉素材，他还坚信，数据信息如果落到一个没有经过哲学训练的人手中，将变成危险而误导的玩具。 。 想看书来
博学的天才（3）
凯恩斯是20世纪经济学最伟大的推广者。（也有人认为应该让米尔顿·弗里德曼与凯恩斯平分秋色。）在今天的著名经济学家中，只有保罗·克鲁格曼和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在认真地致力于向大众推广经济学思想。凯恩斯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所获得的成功和他的个人风格是密切相关的，就像今天主流经济学的失败（请允许我这样说）也是和它的风格密切相关。凯恩斯有着什么样的独门秘籍？他生命中有很多时间是和文人墨客为伍，他饱读弗吉尼亚·伍尔夫、里顿·斯特拉奇的书和福斯特的著作，里顿·斯特拉奇的讽刺风格理所当然地在他身上留下了烙印。他博览各种哲学书籍，很多意象的运用都来自宗教文化。他清晰、简洁、用词准确到位的行文风格，以及他用平实的语言传递深邃的思想的非凡能力，是他头脑中智慧的内在爆发，他对英伦语言的精湛把握得炉火纯青，更重要的是他总是满腔热情地用人们能够明白的语言、用人们自己平日交流的语言、用能够反映人们当时经历的语言，将他的思想传达给读者。在公共语言的历史中，凯恩斯和公众的互动是最接近亚里士多德的《修辞三段论》概念，特别适合论述“不断处于变化的事物”，然后从听众和观众的社会知识库中建立前提。
凯恩斯善于归纳的习惯和他对重大特殊事件灵敏的感悟力似乎不太合拍，这也正体现出他“抽象、具象思维俱佳”的超强能力，使他的经济学既令人瞩目又扑朔迷离。与他同时代的库尔特·辛格曾这样回忆：“从手势、眼睛和语言看……他像一只鸟，非常轻盈灵巧，在高空中反复盘旋画出一道道弧线，有时却突然从天而降，一下子准确地捕捉到某一事实和想法。”他的经济学同行经常痛斥他把抽象事物和具体事物混作一团，约瑟夫·熊彼特批驳他：“披着一般科学真理的外衣，提供的一些建议只适用于特殊历史时期的紧要关头。”在熊彼特看来，凯恩斯构建的是“他头脑中自己设想的特殊情况，然而在解释时却狡猾地把它们推广到了普遍情况。” 他的剑桥同事丹尼斯·罗伯森把他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称为“深陷衰退的理论”，库尔特·辛格也不敢断定“《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事实上不是专指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段极为特殊的时期，即政治急剧变迁、社会心态随之产生动荡，凯恩斯事实上也并不只针对并不可能发生的现象”。6
凯恩斯对这些批评做了有效的反驳，他说由古典经济学建构的世界恰恰并不是我们身处的现实世界，关于“正常”和“非正常”的辩论，关于某个时代是否需要特殊要求的争执，仍然是经济学理论争论的焦点，它使经济学丧失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服务的能力。
在我为凯恩斯撰写的传记中，我把他描绘成一个“与众不同的经济学家”，我想再进一步展开一下。深入他的内心世界，他根本就不是一个经济学家。当然，他可以“研究”经济学，不遗余力地贡献他的智慧。他戴上经济学家的面具是为了赢得威信，就像他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出入这个城市的正式场合一样。他并不相信经济学家们所信奉的一套思想体系，这套体系现在依然存在；他并不对既定的世俗观念盲目地顶礼膜拜，他是一个自己学着如何游戏的异教徒。如果生活在历史的更早期，他可能会被迫放弃他的信仰，或被活活烧死。他所处的特殊历史时期和当时的社会自由使他能敢于追求自己的信仰，只有一个内心充满自信和睿智，对祖国和人类充满激情关怀的人才会立志改写西方的学术传统，这就是凯恩斯矢志不渝要完成的事业，我们不得不惊叹他用努力换取的最后成就。他让他同时代的人彻底着了迷，在他离世的30年时间里，他的思想余晖和道德光芒还久久萦绕在凡间。但那些继承了他的学说的技匠们却发现凯恩斯的思想和他们这门学科的主题格格不入，他们试图把凯恩斯的思想统一归并到这门学科中，但却困难重重，力不从心，最后搞得不伦不类；下一代经济学家们则彻底放弃了凯恩斯主义，正统经济学在较量中取胜，经济学的殿堂虽有所震动，但还是摇晃着没有倒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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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中的凯恩斯（1）
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很多是从他自己商业生活的体验中提炼出来的；他首先是一个投机者也是一个投资者，然后才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除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参与过一个市场共享计划，解决兰开夏郡纺织业的过剩产能问题以外，他对商业是“造物”而不是“赚钱”的了解很少，这在今天以金融为主宰的世界显然是资质不足。“对投机本能的深刻理解造就了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他的朋友和金融家尼古拉斯·达文波特如是说。7凯恩斯在投资上的成功给了他足够的威信使他能够大胆地提出经济问题。讲究实效的人对能够赚钱的经济理论家不会吝啬尊敬，今天索罗斯和巴菲特之所以能备受瞩目，也是因为他们的上亿身价。凯恩斯遭遇了经济危机爆发程度最深的时期，他的货币理论从酝酿到最后形成《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总是不断受到当时金融界各种事件的启发。他最后供职的地方是英格兰银行，任董事。
他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遇到英国“信贷紧缩”的经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期，那年他31岁，被英国财政部从剑桥大学诏令过去应对银行业出现的危机。简略地讲，当时零售银行发现自己手持大量坏账，不是因为他们不负责任地随意放贷，而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所有交战国都设立了外汇管制，使得购买英国物资和证券股票的买家无法将资金汇给金融中介机构，而金融中介机构恰恰又是从零售银行那里获得融资促成交易的。伦敦的承兑所（相当于商业银行）无法向贴现所（相当于批发银行）偿还它们的借款，贴现所又不能向零售银行偿还它们预支的款项。银行曾经认为流动的资产突然无法正常流动，银行首先终止贷款业务，紧接着几天以后，银行甚至拒绝储蓄客户提款。政府关闭了伦敦证券交易所，还讨论是否应该暂停金本位制。凯恩斯在解释这场危机时说：“如果A欠了B，B欠了C，C欠D，依此类推，那么A的失误最终会导致一连串的连锁反应。”8
凯恩斯在财政部据理力争，认为有必要暂时搁置那些旧的票据，保证新的票据得以及时处理，让银行和贴现所在一定时间内暂时保持这些坏账。然而政府却抛出了一套在凯恩斯看来十分浪费的救市措施。政府出面担保，英格兰银行买下了1亿英镑的旧债（约等于现在的86亿英镑），财政部印制了7 000万新英镑（相当于现在的60亿英镑），放在英格兰银行供所有银行使用，且无须抵押。伦敦因此免除了大量债务，但却让纳税人付出了代价。
凯恩斯在《经济学杂志》上曾撰文剖析了这场危机，9他批评了合股银行为了股东的利益大量“囤积”公共资金，而不是将资金贷款给企业投资。回顾一下，我们很清楚地看到，扭转经济衰退的办法并不是增加货币供给，而是政府大量增加了军备开支，也就是说，动用的是财政政策而不是货币政策。银行危机还有另外的个人原因，凯恩斯个人曾借款给贴现所，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也担心银行违约，他向政府敦促不要为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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