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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利害攸关的事:貂蝉艳美形象背后的隐秘-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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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这样的视野去认识,我们就会发现,貂蝉这样一位处于社会低层的女子,虽然被司徒王允所优待,但这种优待并不是一种仅仅出于王允大人的乐善好施的好心肠,而是另有他图。也正是以貂蝉之聪明,才会对迟早有一天会到来的,供五允大人“驱使”的情况,而惴惴不安。于是,才有其于深夜于牡丹亭,“长吁短叹”之举。

  按理说,这一情节本有唐突之处,试想,一个年方的二八少女,正值青春年华,竟会有深夜为二八少女,正值青春年华,竟会在深夜为“国家大事”而“长吁短叹”,实在让人不解。

  应该说,其受王允大人之“恩养”,欲以为报,进而对时该会到来的机会,留心注意,故对王允大人“查颜观色”,才有其在被王允大人发现后,脱口而出:“近见大人两眉愁须,必有国家大事,又不敢问”之语。而其于深夜不寝,一般而言,不符合其身份与“礼制”,到象是一种有心的伺机等待,从故事情节于此的前后发展来看,这一行为的动向,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可貂蝉为何要这样急切或热心于司徒王允大人的“ 驱使”呢?固然我们不能排除其为报王允大人之恩,更有为救国于难的取大义之心怀,但是,如果仅是如此,我们就只是从概念的一般性上,去认识这一人物。

  也就是说,如果仅是如此,我们就很难从中得到出美的感受。

  【古人的共识】

  应区分的是,这种所谓美的感受,不是指那种出于“一般性”的,而不是出于个性的“概念外化”。即对有关于美的概念的一般性外化,是指我们在前所引用的那些若干对貂蝉外貌的每个细节和其行为的描写。这些描写,实际上并不能引起我们对于美的真实和生动的感受。

  需要强调的是,貂蝉之美的“艳”,作为古代美女中的“天下第一艳女”,如此的评价所突出的美的形式,是无法在上述的那些描写中得到具像化的再现的。

  “貂蝉送酒与布,两个眉来眼去。”“布请貂蝉坐,貂蝉假意欲入。”“布欣喜无限,频以目送貂蝉。貂蝉亦以秋波送情。”

  这是《三国演义》中描写貂蝉与吕布初见时的“表演”。与此可以比较的是,貂蝉见董卓时,“笙簧缭绕,簇捧貂蝉舞于帘外”,还有在后来,貂蝉为董卓“执檀板低讴一曲”,轻歌曼舞,以“情”入境。

  在吕布知道貂蝉已被董卓纳入相府后,布“入卓卧房后窥探”,却被貂蝉发现,“故蹙双眉,做忧愁不乐之态,复以香罗频拭眼泪”。而在吕布没有看见的时侯,对董卓却是极力使其“为色所迷,月余不出理事。”在“卓偶染小疾”时,“貂蝉衣不解带,曲意迎奉。”可见周旋于二人之间,游刃有余的功夫,和用心之深。

  但问题也正在于此——如果我们仅仅是停留在对貂蝉绝佳媚功的评价上,又如何来对其“美”的绝伦进行之评价呢?

  要知道,并不是我们做为现代人,有意去这样评价:“闭花羞月”的貂蝉,确实是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而是在于,这是古人的“定论”,我们需要考察的是,为何古人会有这样的共识呢?

  ——貂蝉的之美在于“艳”,是被深隐于以《三国演义》为主的,两干多来杂说百家的描绘之中的,在那些艳词丽句之中,这个“艳”字被挖掘出来,其实是有目的的。

  【这种“主动性”的作用】

  事实上,如果我们去仔细品味志上面所引用的《三国演义》中,貂蝉周旋于董卓与吕布之间这段故事情节时,就会发现,在罗贯中似乎并非过份渲染,且所用字数不多,对这样一位大美人而言,几乎可以说是“不动声色”的描绘中,

  有一个“现场感”的问题,被忽视了。即我们若是去身临其境,就会发现一个与书面语言的无声无息所不同的情景是,在此幕好戏中,貂蝉的大放异彩,如前面所引宋玉《神女赋》中所叹:“其始来也,耀乎若日初出照屋梁,其少进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这种景象,只能是貂蝉的外貌之美所引起的,与前面有关貂蝉行为之“主动”近乎于“献媚”相联系,这种“主动性”的作用,应该是如此最佳效果中最主的因素。

  也就是,只有这种“主动性”,才会使其美,呈现出“艳”,即只“形神皆备”,才能成就如此近乎于真的危险的欺骗。

  仅以貂蝉舍身取大义,是很难解释这种“艳光四射”的“内心世界”的全部内涵的。

  【被唤醒了的自我】

  事实上,貂蝉做为社会最低阶层的歌伎、女乐,固有其职业性表演的一面,其被“训习歌舞”,也是为有朝一日的这一幕做准备的。但是,这些情况,与此场景的实际气氯相比,是不能让人信服的。然而,要是我们从更大的意义上讲,也就是其行为的目的,被解释为是为救国于难,而不惜舍身取义的话,同样带有相当程度上的概念化趋向。

  在此,也许只有对貂蝉形象的个性化认识为出发点,才能对此有接近于真的认识。

  也就是说,只有将貂蝉的行为与她个人存在的社会性相联系——以其表现,必然出自于其“身份”被同样假设发生了变化,使之与此重大行为相适应,而这种身份变化的暂时性假设所解除的,恰恰正是那种原的,来自于政治统治对女性精神,甚至是身体和性的压迫,但同样重要的是,这种“解除”,只有政治出自于自身的需要而“同意”,才能做到。

  这个说法,我们可与前面的所说相联系,是会有所理解的——

  在那个时刻的貂蝉是“自由的”,因而是“自为”的。

  她同此而被唤醒了自我,恰如“惊鸣宛转掌中身,只疑飞过洞庭春”的一只暂时获得自由的小鸟,虽然只能在“画堂”中飞,却也有“一片行云”那样的轻盈和自在,这种需要与其身份后处环境相比较后,才能体会到的感受,是其“精神”使有关于美的观念,从诗的内在性的描绘中被释放出来,成为生动的可感受在外在之具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五节 爱的缺失与审美中的情感作用:貂蝉形象的隐喻。
【貂蝉与吕布的关系,似乎与政治已脱离了干系】

  在有关貂蝉的身世及结局中的历史资料中,其与吕布本为夫妻的说法,具有相当的数量。

  直接来源是《三国志·蜀书·关羽记》中注《蜀记》,关羽向曹操多次“乞娶”吕布部将秦宜禄之妻杜氏,被曹操抢先占有。有明代人胡应麟,读书不细,误认为关羽欲取吕布之妻,还有唐代著名“鬼才”诗人李贺《吕将军歌》“溘溘银龟摇白马,傅粉女郎火旗下。”有人便认此于猎猎风中火红之旗下,随吕布上阵的“傅粉女郎”,便是貂蝉。

  而《后汉书·吕布传》注引《英雄记》:“建安元年(公元196年)六月,夜半时,布将河内兵都萌反,将兵入布所治下邳府,诣厅事阁外,同声大呼,布不知反为难,直牵妇,科头,袒衣,将相从溷上排壁出,诣都督高顺营。”

  又裁:“布欲令陈宫高顺守城,自将骑断太祖(曹操)粮道,布妻谓:‘宫顺素不和,将军一出,宫顺必不同心共守城也,如有蹉跌,将军当于何自立乎?妾昔在长安,已为将军所弃,赖得庞舒私藏妾身耳,今不须顾妾也。’布得妻言,愁闷不能自决。”可见吕布临阵,确有妻妾相随,此为貂蝉形象的之影子。

  《三国演义》第十九回:“下邳城曹操鏖兵,白门楼吕布殒命。”曹操攻下邳,吕布欲断其后路,留陈宫、高顺守城,其“复入内对严氏说知此事”,严氏之“泣曰”,如同前段所引《英雄后记》中的记载,让“布闻言愁闷不决,入告貂蝉。貂蝉曰:‘将军与妾作主,勿轻身自出。’”

  貂蝉这样说,含意不明,其与吕布的关系中,似乎表现出与政治已脱离了干系,正因为如此,才有在此之后的许多说法。

  【以此表明貂蝉的平民身份】

  吕布此时又是因为女人,听从了妇人之言,而误了卿卿性命——

  出不了城,吕布向袁术求救,袁术却因曾经的双方子女婚姻问题,怪吕布“赖我婚姻”,即以吕布未将其女嫁于其子为借囗,不愿出兵相救,吕布冒险出城,“将女以绵缠身,用甲包裹,负于背上,提戟上马。”欲冲出重围,却未获成功。

  元杂剧《连环计》中,王允路遇收留貂蝉,其唤王允为爹,却不能将自己有丈夫事情告知,她和吕布由于黄巾之乱务离,三年后发现吕布正在京师,她“在后花园中烧炷香,对天祷告,愿俺夫妻们早早的完聚咱。”(《连环计》第二折),吕布则在明知道貂蝉“原来在老宰辅处,”而发誓“要杀了那老贼(董卓),夺回貂蝉,才称俺平生之愿。”

  还有就是元代《三国志平话》,主要以长篇历史故事为内容,其刊刻年代,为至治年间(公元1321~1323年),其中有貂蝉自述:“贼妾本姓任,小字貂蝉,家长(丈夫)是吕布,自临洮府相失,至今不曾见面。”以及与此内容相近似的元杂剧《夺戟》云:貂蝉小字红昌,原为布配,以离乱入宫,掌貂蝉冠,故名;后作为王司徒义女。

  元代无名氏《锦云堂美女连环计》中,有关貂蝉配与吕布为妻的内容,大致相同。

  而有关貂蝉身世的陕西米脂说,有康熙二十年《米脂县志·舆地第一·古迹》中截:“貂蝉洞,在(米脂)城西艾蒿湾(今艾好湾),亦俗传也。”而该地民间历来有貂蝉在貂蝉洞降生,羞花闭月的故事,且有民谚曰:“清涧石板瓦窑堡炭,米脂的婆姨绥德汉。”因此有传说貂蝉仍米脂人,吕布为绥德人。这个传说,让此二人的关子被溯及为原是同乡,阅接佐证了二人原为夫妻之说。

  一般而言,这种见之于对正史中记载的变相引用,致野史又被演衍,更在戏曲、故事的粉墨登场,其中有几分真,几分假,很难说情。

  而我们这里的问题是,无论有关貂禅与吕布为夫妻之说是否为真,貂蝉与吕布的这一层亲近关系被假设后又被演衍,再被那些以此为真的人们所渲染,除了似乎有些部份确实来自于历史资料的原因外,定然还有其它原因,才会让人们做此类宣扬,而乐此不疲。

  事实上,正如貂蝉这一形象因为杂闻百说的相互矛盾,而致其本身也充满了矛盾一样,将貂蝉与吕布拉上关系,似乎还隐藏着人们内心的这样一层意思:

  貂蝉身为女人,毕竟难离人间儿女情长,其不致于孤单一人而不为*,以此表现为貂蝉应念人间烟火,且以此也与其原为平民身份相近。

  【与人们身份的相近,成为传诵她的理由】

  貂蝉不可能真的就是天上仙女下凡,更不是生于大户人家之女,她需要被民间传诵,因此要有传诵她的理由,才会成为可能。

  当然,这样一种身份上的相近,首先来自于其身为歌伎,或为俾女,或为妾,皆为社会阶层中身份本身就很低的人群之中;其次,其舍生救国于难之举,虽为大义之举,王允大人也断不会让自己亲生的,身份高贵的亲生女儿去做的,也只有貂蝉这样身份的人,才会去做。

  这种传诵,应该来自于人们的所为在赞誉之余的同情,而同情,则应当具备的条件,首先就是为身份的相同或相近,才有可能发生的彼此人生境遇大致相同,即因此而表达出的:“你是我们中的人,”那样因此而产生的的亲情或乡情。

  不过,这些似乎都不是主要的。貂蝉被传为与吕布为妻,当然《三国演义》中,她最后事实上也做了吕布之妾,并不是什么好事,且与上的那种同情她的情感,是自相矛盾的:易反易复的吕布,有的是小人心,并不是什么好人,其亦为虎狼之人,这似乎是让貂蝉形象又受到了多一处的玷污,但不要忘了,貂蝉与吕布二人原为夫妻,至少让我们因此会感到的不同于其舍生取义行为的地方,是在于前者有人们所熟悉的情感,而后者没有。

  在此意义上讲,这二人原为夫妻之所续“貂尾”,不但不是一种多余,而确实是一种必然的补充。

  【让这个形象因为情感而被温暖】

  无论怎样去看《三国演义》,我们会有感觉,这是一本关于男人的书,写的多是男人之事,更多的也是让男人们看的书,书中出现不多的几位女人,就连曹操所臆想之“铜雀春深锁二乔“的大乔、小乔,也只是隐约的影子。少数不多几位女人的出场,也只是作为一种毫无生气的陪衬。如刘备之妻,关云长千里走单骑护送,赵子龙大战长板坡所欲救所甘、靡二位夫人,包括阿斗,这二位女士,也都只是一个本面式的角色。而为表现曹操枭雄本色之“奸”的一面,《三国演义》中有描写他因发现张绣的婶娘(张济的遗孀)长得漂亮,便纳入帐中,以及似乎说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曹丕乘乱纳甄氏,也只是一种体现了男人在性的欲望驱使下的“偶尔露狰容”。

  但是,对貂蝉的描写,可以说几乎都是正面的,并且下足了功夫。貂蝉因《三国演义》而出,卓然独立于千秋,其个人事迹虽然也仅仅只是做了被司徒大人所操纵的实施“美人计”的主角,以美色代替干弋利剑,其形象本身,虽然在不同时期,以及不同的艺术作品或民间传说中,都有不同:在民间传说中,无论将其与关羽,或是吕布相联系,都是一种意在彰显的体现,而不是为了把这个形象抹黑。

  当然,将其与吕布相联系,与将其与关羽相联系,所不同的是,前者宁可让貂蝉与吕布这个以不义为作为行为宗旨的“小人”有牵连,并因此而会对其形象有一定的影响(貂蝉之大义之举与此是矛盾的),但却这些好事者,置之不顾,以世俗之自然和质朴的取向,让这个形象因为情感而被温暖,让这个人物被置于符合其自身社会属性的存在之中,让我们审美观在那种来自于田野的温情中发生改变,。

  值得可惜的是,有关于此与的戏曲故事等,并没有在这方有过多的挖掘,并因此而使我们的审美感受,于是杂乱、矛盾之中,仅有一种短暂的愉悦,随后就会被冲散。

  【但这只有通过对缺失的发现,才会有所认识】

  言及于此,我们再回到有关于貂蝉形象的主流认识上来,包括对于貂蝉身世主要解说,以《三国演义》给我们所留下的东西,做为主要研究对象,也就是对艺术美本身的探讨,却并不能仅通过对形式感受,如对有关貂蝉之“艳”,去人云亦云,就算是亲眼所见,如我们在模特儿走秀的T台上,对形式美的感受,都并非能做出正确的评价,更何况我们这些后来者,对貂蝉姑娘,谁都没有见过,又怎么去发表高见呢?

  这种情况,其实很好理解,比如我们对评选出的“中国小姐”,“世界小姐”,并不以为然,故有眼见也并非为实之说,不足为怪。

  那么,做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貂蝉,她的评委们都是谁呢?

  是的,我们这里正是要说,这个对好古代美人所进行的选美,其标准是什么呢?

  以前面几节中的讨论方式,在本节中,我们是有收获的,也就是我们似乎又有新的路径的发现:

  正因为以正说貂蝉而言的,有关于其本人身世中情感生活描写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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