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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国元帅:叶剑英的非常之路-第2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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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还嘱咐王震多到老同志那里走动走动，听听他们的意见。
王震说：我听首长的，做老帅的联络参谋吧！叶帅还要王震做做警卫部队的工作。
王说：我找警卫师的领导一个一个谈话。
王震非常尊重和信赖叶剑英，凡是叶帅交代的事，都一一照办，并把办理的结果和了解到的情况、意见以及各方面的动向，随时汇报。
他还主动到中央警卫部队帮助解决干部转业等方面遇到的困难，以加强联系和交往。
在此期间，聂荣臻元帅也特地从城内搬进西山，靠近叶剑英住所住下。
秘书们经常看到这两位老革命家相聚密谈。
他们朝夕相处，敞开心扉，议论国家大事：这几个东西闹腾得不得了，一定要设法解决。
投鼠忌器。
特别是那个人，不太好办。
不解决也不行。
看起来，得想个办法，不能用正常手段解决。
……两位老帅机警地深入探讨对付“四人帮”的办法。
叶剑英冷静地观察江青一伙的动向及事态的发展。
他不只同聂荣臻交谈，也主动走出去同其他同志接触，交换对形势的看法。
“为大于其细”，叶剑英每办一件大事都深思熟虑，明察秋毫。
他留心每天看到的文献、报刊和资料，还向秘书们打招呼，不但要注意国外的动向，更要注意研究国内问题。
他说：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不要只见森林不见树木。
要求办公室的同志全面了解国内每天发生的大事，特别是“闹腾”得最厉害的几个人的活动情况。
不论工作怎么忙，他每天都要听两次汇报，做到全局在胸。
七、在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夺权的危急时刻，挺身而出，决心除奸
灾难不断降临到中国人民头上。
7月，德高望重的朱德委员长突然病逝。
全国人民正在沉痛地悼念这位伟大革命家之际，唐山又发生了自古少有的大地震。
在天灾人祸的折腾中，毛泽东病重垂危。
在弥留之际，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守候在他的病房，排着队走到病榻前，一个一个看望老人家，准备最后告别。
叶剑英走过来了。
他深情地望着这位自己跟随多年的领袖，那样高大魁梧的身躯，变得如此消瘦，那样满面红光的容颜，变得如此憔悴。
一阵悲痛袭上心头，有千言万语又无从倾诉。
这时毛泽东双目微睁，看到了站在他面前的叶剑英，眼睛突然亮了起来，并且活动手臂轻轻相招。
可是，叶剑英只顾伤心，泪眼模糊，并未察觉。
待他走出病房时，毛泽东忽然又意识清醒，以手示意，招呼他回去。
一位护士见此情景，马上跑到休息室找到叶帅说：“首长，主席招呼您呢！”叶剑英立刻转身回到病榻前，聆听最后遗教。
只见毛泽东睁开双眼，嘴唇微微翕动，想要说什么，只是说不出来。
叶剑英握着他的手，又急又悲，凝神注视，伫立良久，只好轻轻移动脚步，离开病房。
他陷入沉思：主席的心脏还没有停止跳动，头脑还在思考。
为什么特意招呼我呢？要说什么呢！还有什么嘱托？……他的心情很沉痛，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与世长辞，举国志哀。
叶剑英以十分悲痛的心情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毛泽东的治丧工作。
连续几日，首都人民隆重举行吊唁仪式，悼念这位为创建新中国奋斗终生的敬爱领袖。
在全国人民沉痛悼念的日子里，“四人帮”加快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真像毛泽东生前预言的那样是“迫不及待”了！王洪文擅自要秘书在紫光阁架设17部电话，盗用中央办公厅名义，通知各省、市、自治区，凡是重大问题必须直接向他们报告，妄图架空党中央，由他们擅自发号施令，指挥全国。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3）
江青一反常态，置毛主席的丧事于不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大喊大叫：“要开除邓小平党籍！”她每天到毛泽东的机要秘书那里，软磨硬泡，索要毛主席的文件和档案材料。
秘书抵挡不住，被她“借”去两份机密文件，结果，不但不退，还涂改得面目全非。
“四人帮”为什么对文件如此感兴趣呢？叶剑英看穿了他们的诡计，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伙人拼命抢文件有两个动机：一是心虚，怕那里面有涉及他们问题的致命的东西。
二是要整人，找打人的“炮弹”。
很显然，“四人帮”一旦把毛主席的文件档案搞到手，就可以任意销毁罪证，任意篡改“最高指示”，为所欲为。
有鉴于此，叶剑英就向汪东兴打招呼，提醒他注意，加强戒备，并亲自打电话给他，严肃地说：毛主席生前，你保卫了他的安全，主席去世了，请你看管好他的文件档案，暂时来不及清理，也一定要好好封存起来，千万不能遗失。
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大事。
汪东兴照办了。
面对“四人帮”的横行肆虐，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经过巨大创痛之后，更加觉醒了：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结束，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必须清除。
人心思治，人心思定。
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正义力量正在凝聚、成长和壮大。
人们一齐把希望的目光投向北京，投向党中央，希望有人站出来，振臂一呼，带动千军万马，涤荡妖雾，重整乾坤。
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遭到不断打击、迫害和严密监视。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瞩目于叶剑英。
这位革命家虽然被宣布“靠边”了，但他仍保留着党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务，在国内享有重望。
粉碎“四人帮”的伟大斗争，把叶剑英推向70年代中期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使他成为领导这场斗争的风云人物。
他毅然决然承担起历史赋予的使命。
粉碎“四人帮”的重任，使叶剑英处在斗争的漩涡里。
他以一个政治家所具备的科学的态度和冷峻的目光，高瞻远瞩，审时度势，分析估量全国的形势和人心的向背，同时想到了毛泽东的嘱托。
毛泽东不愧是一位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他晚年错误发动和领导了“文化大革命”，但他毕竟察觉了江青等人阴谋篡权的活动，逐步减低了对他们的信任度。
他第一个在政治局宣布江青一伙是“###”、“四人帮”，并进行过多次严厉批评，表示要加以“解决”，同时，从组织安排上堵住了他们妄想爬上党和国家领导高位的途径。
叶剑英认为，毛泽东从政治上组织上两个方面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很重要的“两着棋”！想到这里，毛泽东弥留之际欲语不能的情景又浮现在他的脑际，他想：那时，主席的心脏还未停止跳动。
他为什么要第二次看我呢？……他联想到毛泽东生前多次讲过汉朝周勃、陈平平息吕氏作乱、巩固汉室的故事，清醒地意识到，解决“四人帮”，也是继承毛泽东的遗志。
毛泽东从1974年起对“四人帮”不断提出批评，1975年5月3日，批评他们破坏党中央团结时说过：问题要解决，下半年不行，明年，明年不行后年。
后来因整邓小平，就把这件事拖下来了。
毛泽东在生前没有来得及解决，现在到了非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还能让“四人帮”继续闹腾下去祸国殃民吗？让这伙败类要把中国引向倒退吗？难道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能被他们断送吗？难道有着半个多世纪斗争历史、几千万党员的中国共产党，能让“四人帮”篡夺领导权吗？难道浴血奋战几十年的几百万人民解放军会听这伙野心家的指挥吗？叶剑英在思索着。
作为一名跟随共产党和毛泽东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多年的老党员、老战士，眼看着党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在这个严重关头，他不负重望，又一次顺应党心民意，挺身而出，逆流而上，决心团结众人，坚持斗争，挽救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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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4）
经过长时间的观察和思索，叶剑英意识到，解决“四人帮”这场斗争需要一个酝酿、决策和实施的过程。
在酝酿阶段，应当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思考对付“四人帮”的办法。
在决策阶段，由于带有极大的机密性，只能限于极少数几个人知道，而决策付诸实施，更要机警行事了。
“英雄所见略同”。
此时，其他老一辈革命家也正在考虑如何清除“四人帮”这个关系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陈云、聂荣臻、李先念、谭震林、乌兰夫、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老革命家都曾与人商议，并直接间接找过叶剑英交谈。
其他的一些军队和地方上的老同志，或访问，或探病，或捎口信，采取各种方式，向叶剑英反映情况，提出扭转危局的建议。
叶剑英经过与党内军内的许多同志个别接触和交谈，心里有了底，增强了战胜“四人帮”的信心。
但是，这位政治阅历和斗争经验非常丰富的革命家在思考一个问题：粉碎“四人帮”这场斗争不是个别人的行动，而是在党的最高层组织内部的一场斗争，亦即中央政治局内多数同志与“四人帮”的斗争。
毛泽东去世后，“四人帮”急于抢班夺权之心，路人皆知，招来众怒，只要政治局团结，齐下决心，就可以使“四人帮”遭到毁灭性打击，但这需要做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和组织工作。
这项工作首先要取得华国锋的支持。
华国锋担任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职务，是由毛泽东主席提议，经过中央政治局一致通过的，这是历史条件造成的。
叶剑英的组织观念一向是很强的。
从党的组织原则出发，他十分尊重和爱护这位党中央主要领导人。
毛泽东逝世当天夜里，当江青一伙在政治局会议上大叫大嚷“批邓”不力，干扰毛泽东治丧工作，给主持会议的华国锋施加压力、进行刁难时，叶剑英曾厉声说：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紧紧团结在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周围！他维护党的团结的壮举，大煞了“四人帮”的威风。
现在要解决“四人帮”，理所当然地更要照顾大局，尊重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华国锋，征得他的支持和合作。
这是个重大的组织原则问题，也是合法解决“四人帮”的必要条件。
叶剑英主动地关心、接近华国锋，多方了解他的处境和主张，亲自到他在东四史家胡同的住地，找他交换看法。
叶剑英发现华国锋也正在考虑这件大事，陷入困境，想找老同志摸底，寻求帮助。
在多次交谈中，叶剑英与华国锋分析局势，剖陈利害，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活动。
叶剑英殷切希望华国锋能够站出来，担负起领导这场斗争的责任。
并劝他多到老同志那里走走，听听意见。
华国锋担心自己资历浅，老同志不支持。
叶剑英斩钉截铁地说：请你放心，我支持你，老同志支持你，只要你站出来，大家都会支持你的！并且告诉他，想找谁，先打招呼。
华国锋听了，主动找一些老同志交谈，斗争的决心和信心增强了。
叶剑英继续在奔走。
他亲自到中南海，几次找汪东兴交谈，并利用他在西山的隐蔽住所，同政治局委员和其他一些老同志杨成武、李德生、韩先楚、杨得志、吴克华等个别打招呼。
每次谈话，他都扭开水龙头，或打开收音机，用杂音干扰窃听，防止泄密。
人民力量的兴起，反击步伐的进逼，使“四人帮”感到穷途末路，大事不妙。
他们争分夺秒，加紧从政治上、组织上、武装力量上进行反革命夺权准备。
9月16日，在“两报一刊”社论中抛出了“按既定方针办”的所谓毛主席的“临终嘱咐”，并连篇累牍地大肆宣扬。
19日，江青打电话给华国锋，要求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常委会，“讨论重大问题”，特意声明，不要叶剑英参加会议。
叶剑英的非常之路 第七篇（15）
中央副主席不让参加，相反地无理提出，她和姚文元、毛远新3人必须出席会议。
这3人均不是政治局常委，明明没有资格，怎能出席会议呢？会议讨论什么问题，江青避而不谈，却要求立即答复。
华国锋被逼无奈，只好下午开会。
会上，江青一伙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公开提出，毛主席的文件档案、书籍，从现在开始要交给毛远新清理。
对此，会上产生了分歧。
在华国锋主持下，经过一番争论，会议否定了他们的无理要求，毛主席的文件档案决定由中央办公厅封存。
“四人帮”的夺权活动在上海同步进行。
9月21日，张春桥在北京单独接见了在上海的亲信徐景贤，听取他与南京军区司令员丁盛等一起密谋武装暴乱的情况。
上海突击发武器7万多件。
这还不算，据上海市财政局的档案材料记载，这时“四人帮”一伙在上海、湖南、安徽等地还制造和购置了枪支48400余支，指挥车10辆，雷达指挥仪10套，步、机枪零件418000件。
他们计划装备30个步兵团，10个高炮师，1个坦克师，1个摩托师，配备130火箭炮108门，高射炮730门，等等。
这些数字虽然尚不能包括全部，但它可见一斑。
28日，张春桥又派秘书萧某去上海，通知徐景贤、马天水、王秀珍等人“要提高警惕”，“要准备打仗”。
并且说：要看到资产阶级还有力量，问题是谁挂帅？明目张胆地提出“挂帅”问题，准备动手夺取最高领导权了。
9月29日，“四人帮”使出一贯伎俩，在政治局会议上按照事先商定的口径，众口一词，一人提议，三人响应，胡搅蛮缠。
江青劈头提出：毛主席逝世了，党中央的领导怎么办？王洪文、张春桥一唱一和，要求安排江青的工作，实际想让她当主席。
接着，江青一伙横生枝节，又提出了一个毛远新是否回辽宁的问题。
会上，华国锋读了毛远新为此事给党中央写的信。
叶剑英、李先念都说，毛远新留在北京已无事可做，要他回辽宁。
江青大发雷霆，张春桥随声附和，要毛远新留下来处理毛主席的文件、档案，还提出要他“准备三中全会的政治报告”。
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实际是要召开三中全会，公开篡党夺权。
这些无理要求，当即遭到华国锋、叶剑英等多数政治局委员的拒绝。
江青大吵大闹，围攻华国锋，高喊：没有事的都走！会议被江青搅散后，江青逼着汪东兴要毛主席的文件。
汪东兴问叶剑英怎么办，叶帅回答说，要坚决顶住！形势越来越紧。
“四人帮”和党中央政治局的较量已到了最后阶段。
双方都在抓紧准备，和时间赛跑。
这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一场重要斗争！正如叶剑英分析的：毛主席逝世以后，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全世界的革命人民，都非常悲伤。
正当我们沉浸在悲痛之中的时候，“四人帮”认为篡党夺权的时机已到，疯狂地开始了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罪恶勾当。
因此，政治局同“四人帮”的斗争，趋于白热化。
在这样的紧急时刻，谁若犹豫观望，谁就等于自取灭亡。
叶剑英在这一期间，加紧与华国锋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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