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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三落三起-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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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检查”又送上去了，仍然不能使几个领导人满意。在由这些领导人主持的中共江西省委工作总结会议上，通过了《江西省委对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四同志二次申明书的决议》，对他们作了组织处理：部分或全部地撤销他们的职务，还当众缴了他们的枪，责成他们进一步“揭发”自己的错误，“再不容许有任何的掩藏”。对此，邓小平气愤地陈述道：“我所上交的两份检查，写的全是实话。回顾历史，认为自己所做的一切，是对党的事业负责任的，是对中国革命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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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家说我是毛派（3）
这时，邓小平担任的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了，被下派到乐安县所属的南村当巡视员。到乐安工作未满10天，又责令他回到省委，据说原因是因乐安是边区，怕出问题。
有一次，他被叫到一间屋子里，有人拍打着桌子，大声地对邓小平喊叫：“你的三次书面检查，全是在为你自己歌功颂德，错误一点都没有承认，现令你向党写第四份申明书，假如继续抵赖下去，必须考虑你的党籍。”
邓小平强压住心中的闷火，他站起身来，坚定地表示：“我要说的都说了，每句话我都是经过认真考虑的，全是真话实话，我可以用党性来保证负责，现在没有什么再要说的了。”此后，隔几天他都被逼问一次，但对方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但是，他始终没有向“左”倾错误路线屈服。在逆境中他还是保持着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还是抱着乐观主义态度。在王稼祥、贺昌等人的帮助下，他顽强地一步步走出第一次政治磨难的阴影。随后，他被调到红军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又担任了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的主编，参加了长征。
毛泽东于1934年夏天在自己经常途经和居住的会昌写了一首著名的词《清平乐·会昌》，其中有“踏遍青山人未老”的词句，毛泽东自己讲，这是在形势危急、准备长征、心境郁闷的境况下写的。同样，会昌给邓小平的印象也是极为深刻的。在此地，他曾因坚持正确主张而受到了革命生涯中的第一次错误打击。这件事，连毛泽东到晚年还记忆犹新。1972年8月14日，毛泽东写道：邓小平“在中央苏区是挨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见《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
如果说毛泽东第一次在武汉见到邓小平还没有很深了解的话，这时的“邓、毛、谢、古”事件一定给他以相当深刻的印象。所以在他开始有了发言权时，自然不会忘记这位坚持正确路线所谓“毛派”的头子。在他的影响下，邓小平真正渡过了政治难关。先是出任中央秘书长，参加了著名的遵义会议，尔后又被派到红一军团担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1936年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1937年担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938年初出任由中国工农红军精锐组成的三个主力师之一的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邓小平经历了突如其来的第一次打击之后，迅速上升到我们党的军队的重要岗位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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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1）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副统帅”
毛主席说我不听他的话是有过的。但也不是只指我一个人，对其他领导人也有这样的情况。
——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的两次谈话
一九六六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当时很多老干部受迫害，包括我在内。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是“统帅”，我是“副统帅”。这十年中，许多怪东西都出来了。
——1987年4月30日邓小平会见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政府副首相格拉时的谈话
邓小平的第二次“落”是在1966年，这一年他62岁。表面原因是他和其他中央领导一样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因而在行动上表现为和刘少奇等迅速派出工作组制止北京混乱直至部分地区###的局势。
1966年5月是个不寻常的月份。全国各地呈现出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古老的北京，更显得黑云压城城欲摧。
5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在对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分别进行批判的基础上，根据林彪指控，诬陷他们4人为“反党集团”，停止、撤销了他们的领导职务。会议期间，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又称《五一六通知》）。认为，已有“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因此必须批判、清洗这些人。林彪则于5月18日作了杀气腾腾、大讲政变历史的“五一八”讲话。会议决定设立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康生为顾问，姚文元等为成员的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实权相当大，实际上不受中央政治局约束，成员虽几经变动，但它却是“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指挥部。谁也没有料到，给中国人民造成巨大灾难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就这样开始了。
面对危机四伏的紧张局势，在中央第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及邓小平心急如焚，他们去杭州当面请示毛泽东之后，回到北京及时派出工作组稳定混乱局势。陈伯达等从中阻挠，邓小平坚决表示：“撤工作组我不赞成”。然而，毛泽东回到北京以后，听了江青等人诬告，指责工作组。刘少奇、邓小平只好违心地作检讨。
1966年8月5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这份文字不长却多处修改的大字报，炮打气势磅礴，好恶态度鲜明。它从6月初以来发生的事情谈起：
……在50多天里，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
这张大字报虽然未指出姓名，但指控的问题严重得足以置人以绝境。
同年10月，金秋季节的北京已是秋高气爽，然而，炮打刘少奇、邓小平的气温却居高不下。中共中央又召开工作会议，着重指责刘少奇、邓小平提出了“压制群众、打击革命积极分子的错误路线”。
毛泽东气恼地说：“邓小平什么事都不找我，几年不找我。”然后，语调一转，不无幽默地说：“他这个人耳朵聋，听不见，开会坐得离我很远，对我是敬鬼神而远之。”毛泽东、邓小平之间工作关系上的疏远，思想认识上的隔膜，表现在对一些重大问题的见解上。
邓小平是批判对象，自然出席了会议。他在检讨时直言不讳：“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的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司令部。”随后又添加了一些违心之语。
毛泽东双眉舒展，他对邓小平的检讨表示满意，提议邓在“补过自新”之后，加几句积极振奋的话。几天后，他批评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大字报贴到大街上“不好”，提出要“允许刘、邓革命”。
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2）
可是，林彪一伙却不依不饶，企图置刘少奇、邓小平于死地。在这次会上，林彪拖着惯有的长音煞有介事地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是刘、邓发起的。”曾是邓小平老部下的谢富治也在会上居心叵测地说：“邓小平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一个30年‘一贯正确’的形象，在党内有很大的影响（当然他过去做了许多工作）。这次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阻力所以如此大，同这种影响不无关系。”
江青、陈伯达、康生、张春桥一伙更是惟恐落后。在他们的精心策划下，对刘少奇、邓小平的批判不断升级。
11月8日，那个张贴“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聂元梓，又与另外10人贴出了《邓小平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大字报。
1966年11月12日，在首都各界纪念孙中山诞辰一百周年大会上，邓小平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以后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此时刘少奇已经被“打倒”。从当时拍摄的照片看，邓小平目光看着讲话稿，显着格外地镇静。
12月25日，“造反司令”蒯大富带领5000余人摇旗呐喊，在北京城区公然进行诬陷刘少奇、邓小平的反革命宣传，把“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等巨幅标语，贴上了神圣的天安门城墙；
1967年1月1日，北京二十几所高等院校学生和一些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声讨”刘少奇、邓小平的“罪行”。
8月5日，批斗刘少奇和批斗邓小平、陶铸的会议，分别在中南海内刘、邓、陶各家的庭院里进行。康生的妻子、“中央文革特派员”曹轶欧临场指挥，安排录音、拍电影。这几个批斗会与同时在天安门举行的群众###遥相呼应。
随着批斗“第二号走资派”邓小平的不断升级，造反派开列了邓小平的“十大罪状”：1。作为党的总书记有擅权的行为；2。批判个人崇拜有亵渎毛泽东的权威；3。在1961年召开的一次党的会议上违背了毛泽东思想，在农业政策中提出白猫、黑猫能逮住耗子就是好猫的口号；年鼓吹要搞科学技术职称和学位；5。通过1961年的高教六十条“削弱党的领导作用”；6。反对毛主席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7。不同意毛主席对文化政策的批判；8。镇压北大“革命学生运动”；9。“文化大革命”初期派工作组压制群众运动；10。留法以来就是桥牌迷，把他喜欢的桥牌伙伴用“专机”接送。
1968年10月，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会议上，“第一号走资派”刘少奇被罗织“叛徒、内奸、工贼”的莫须有罪名，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则由于毛泽东出面干预，保留了党籍。从此，邓小平的形象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和家人在中南海自己那所冷清的庭院里默默地度日。这座庭院叫含秀轩。邓小平这个难得的人才竟在这样一个雅称之处被监管起来，而且这一“管”就是3年。
然而，令人十分费解的是，尽管当时的报刊和社会上传遍邓小平“罪名”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各种文件中，竟然没有任何一级组织对他作出任何处理决定。
接下来邓小平被监管3年，就是在他的祖籍，也是他第一次落难的地方——江西省。在省会南昌市西南方向新建县，有一片丘陵，因为地势较高，可远眺南昌城区，故称为望城岗。福州军区南昌步兵学校就设在这片绿树环抱的土岗上。军校内有幢原校长、政委住的二层小楼，叫做“将军楼”，“文化大革命”开始，人去楼空，1969年10月26日，邓小平和妻子卓琳、继母夏伯根被安排住了进来。此后，外界“四海翻腾，五洲震荡”，这里幽静宜人，好似世外桃源。将军楼里的“囚徒”，迈着沉静的脚步，走出了两条“邓小平小道”。
——周而复始的“邓小平小道”。
将军楼的住户，开始了在这里生活的第一天。邓小平起得很早，这也许是多年戎马生涯中养成的习惯吧。只见他披着上衣走下楼梯，然后穿过一楼客厅向楼外走去。在院子里，他伸开双臂，活动活动筋骨，就迈开脚步，快步地顺着院内的竹篱笆墙散起步来。大概是觉得在小院落里环绕散步，不如到院外去好，所以想到外边看看。突然，他往外走的脚步一下子停住，锐利的双眼落在院门口站岗的两名解放军战士身上。他看到了两双警惕的眼睛正望着自己。转过身来一看，戎装整齐的监管人正站在楼门口，一双眼睛也在注视着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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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刘少奇之后第二号“副统帅”（3）
此时此刻，邓小平明白，居住环境虽然幽静宜人，但他们仍然是住在将军楼里的“囚徒”。想到这里，邓小平转过身来，继续在院内散起步来，把所有注视他的目光远远地甩在身后。由于不得随意外出，不得与外人接触的管理规定，他就只能在将军楼的院落里走动。天长日久，就在院里踩出了一个环形的平整小道。有的当事人曾感慨地说：“邓小平同志在这条小道上，来回走过千百次，他留下的足迹将使这里的人们永远怀念和他一起度过的那些岁月。”
每天早晨，邓小平总是径直走下楼，在院子里散步。特别是睡完午觉醒来，则必须围绕着院子走上几十圈，这种锻炼身体的方式，无论是冰天雪地的寒冬，还是烈日炎炎的酷夏，日复一日，从不间断。
他散步的姿势也很特别：头略低着，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作前后摆动，胸膛挺直，完全像一斗士，决不是像一般人双手背后，悠然踱步。他迈动的步幅也很大，而且走得十分急促、敏捷，相当于行军的速度，决不是像常人散步时的四方步或八字步。
后来到邓小平身边生活的女儿毛毛，在回忆父亲当时散步的情形时说：“他沉思不语，步伐很快，就这样一圈一圈地走着。……看着他永远那样认真，永远那样沉静的神情，看着他向前迈出的快速而稳健的步伐，我想，就在这一步一步之中，他的思想、他的信念、他的意志，随着前进的每一步而更加明确，更加坚定起来。这些思想的蕴蓄成熟，是否已为日后更加激烈的斗争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呢？”
——曲折延伸的“邓小平小道”。
1969年11月的一天上午，邓小平夫妇穿好新劳动服，由监管人陪着，迈出步校大门下了坡岗，沿着一条沙土大路，向自己“劳动改造”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走去。当时，该厂党支部书记兼革委会主任叫罗朋，曾在刘、邓领导下工作过。他从监管人口中得知邓小平夫妇第一天来厂路途中就引起了部分行人注意，很感不安，心里想：邓小平、卓琳每天往来于步校和工厂之间，如果走大路，要绕个大弯，多走一里多路，特别是要经过长途汽车站。邓小平已65岁，“文化大革命”初期遭受巨大冲击，心情极不愉快。如果在大路上再遇到些无理取闹的人胡搅蛮缠，势必给他以更大刺激。所以，得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
随后，罗朋和“排长”（相当于车间主任）陶端缙到工厂后院仔细观察，如果在厂区围墙开个小门，经过山坡和田埂，只需要20分钟左右，走一公里，就可到达步校。经过监管人同意，罗朋等带领工人做好门框，门上配了锁。又沿着西侧山坡修了条小路，铲除荆棘，移开乱石，加宽田垄，遇到坑坎就填满铲平。几天后，小道修好了。
从此，邓小平夫妇到工厂劳动方便多了，既节省行走时间，又避开了行人。这样，每天早晨7点45分、中午11点半，邓小平夫妇都在监管人“陪同”下，走在这条新修的小路上，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小路变得平整、坚实。
不幸的是，一天中午从工厂回来时，走在小路上的邓小平脚下绊了一下，跌了一跤。对他这样一位60多岁的老人来说，这一跤很重了。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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