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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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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为天下先（2）
多年之后，戴洁天回首往事，并没有沉浸在对艰难岁月的回忆中自伤自怜，他挖出埋在地下的包产到户资料，细细回望那些激扬岁月的坚持与奋斗，反思原因和问题。1989年，他在一篇文章中将燎原社的试验定性为“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自我完善”。在他看来，“1956年的高级化，基本上是以苏联的农业集体化模式与余粮收集制（统购统销）为‘催生剂’的产物。这样一来，农业经济受到严重挫折。农民失去了土地经营权与劳动自主权，由于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农业积累统统被挖走，农业没有自我发展的能力，更不能向商品经济转化，粮食产量停滞不前，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下降，收入减少，购买力衰退，国内市场萎缩，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停滞状态。”
戴洁天认为过去都认为包产到户解决的是农业问题，是农民吃饭、生产的问题，其实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包产到户打碎了束缚农民几千年的锁链。包产到户以后，耕种土地用不了太多的劳动力，多出的劳动时间和劳动力总不能浪费，于是剩余劳动力都跑出去了。用戴洁天的话说：“这些能人啊，有办法的都跑到五湖四海去了。”
随着改革进一步深入，温州政府的管理职能才逐渐从计划经济下的“无所不包”，转变为“有所为有所不为”，对此，有些专家认为这是高明的“无为而治”。
199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取消了“投机倒把罪”这一界定不清、阻碍市场经济发展的罪名。
“八大王”把温州人敢为人先、不断进取的创业精神表现得淋漓尽致。摆脱了意识形态的羁绊，温州人此后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
桥头镇比它所属的永嘉县更为出名。让这个小镇声名远播的，是一种小得几乎不能再小的商品——纽扣。
快速变迁的30年，让刚刚过去的时光迅速地成为历史。今天的纽扣交易已经登堂入室，那些变得冷清的街道，曾经就是农民们自发经营起来的大名鼎鼎的“桥头纽扣市场”。
即便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个体经济也还是一个禁区。但是，春天挡不住地到来了。1979年开始，从“纽扣一条街”，到桥头纽扣市场，这里成了“中国纽扣之都”。80年代中后期，桥头镇每天都要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客商，中国有90％的衣服上都缝着来自桥头镇的纽扣。新华社的《半月谈》将这个因纽扣市场而蜚声中外的小镇称为“东方的布鲁塞尔”。
桥头镇让戴洁天的思想更加深入。桥头镇原来是很贫困的地方，人均只有两分多土地，但是很长时间里非要“以粮为纲”，劳力归田。解放前，桥头镇的人们已从事做面条、做缸等手工业生产，后来把农民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完全束缚于土地，富裕也就遥遥无期了。所以包产到户以后，农民做起了生意。
在戴洁天看来，包产到户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唤起了农民的积极性，更为深远的是在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内，使农民从土地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冲垮了人民公社，突破性地创造了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经济的细胞，并最终使改革不可逆转地走向市场经济。
仅仅两三年间，在土地匮乏的温州，一些农民开始进入了工业领域，他们诱发了乡镇企业的出现和市场的蓬勃发展。
勤劳勇敢的温州人创造了各种各样的市场。 。。
敢为天下先（3）
桥头纽扣市场、金乡镇的标牌市场、宜山的棉花市场。人们用一句夸张的话比喻温州焕发出的巨大活力，“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在温州买不到的”。
“十万温州供销员”跑遍了全国各地，用双脚拓展着温州发展的空间，用带回的订单向全体中国人阐述一个叫做“市场”的概念。戴洁天为温州商业的欣欣向荣感到###和自豪。
1985年，《解放日报》的记者张也平来到温州，同温州政策研究室的人们一起下去调查了解，回去后写了一篇文章，上面总结了一个惊动全国的现象。
5月12日的《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发表了一篇题为《温州三十三万人从事家庭工业》的文章，文章第一次提出了“温州模式”，创造了这个模式的人们被称为“温州人”。“温州人”三个字逐渐变成一个特定的称谓，不仅指一个商人群体，还包括那个群体独特的精神气质。日后，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温州人”还将成为第一个在世界亮相的中国商人群体。
对于戴洁天来说，他生活的这个城市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吸引着他和其他许多中国人的目光。无数的考察团、访问团带着疑问纷至沓来，戴洁天一边研究全新的温州，一边接待无数的访客。1985年到1987年，每年都有一万多人来考察，他们带来了各种各样的问题，温州市政策研究室当时接待的任务很多。很多时候，接待的过程就是一个辩论的过程。人们带着问题来“挑刺”，戴洁天和他的同事们就依照问题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向考察者作出报告。
和当年首创包产到户一样，做起了生意的温州人又一次走在了前面，但走在前面就意味着承担风险。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一个到金乡镇搞调研的考察团，就让戴洁天和很多温州人不安了好一阵子。
考察团来之前就对温州有一定了解，是带着问题专门来的。当他们走入企业，与人们座谈的时候，一下子发出一二十种表格，每个企业都要填，包括企业雇多少工、有多少资金、多少收入。人们不知道这是要干什么，人心惶惶，生怕是来找毛病的。
一个多月时间里，所有人都悬着一颗心。
但是，即便在最困难的岁月里，我们都相信：历史总是向前走的。何况这已经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了。
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考察团终于表态，金乡镇走的确实不是什么歪门邪道的致富路，金乡镇是靠三分邮票发业务信来联系业务的，正所谓“三分邮票闯天下”。考察团发现只要去看金乡，不分白天黑夜，金乡人都在劳动。这让考察团感慨万千，他们拿出了一面旗，上绣五个大字“敢为天下先”。
这是温州市第一次得到外来的调查团、考察团的鼓励，这个表态让大家终于放心了。戴洁天则认为这是对温州人的最高褒奖了。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1）
在温州每一个普通的早晨，无数的温州人会从一个叫麻行（hang）的码头乘坐渡船往返于瓯江两岸，那里是很多温州人财富之旅的起点。近30年前，戴洁天的小儿子陈坚每天都从这个码头出发，到对面的银行上班。
这是一个很多人梦寐以求的职业，戴家全家和亲戚朋友都非常高兴。大家都觉得终于扬眉吐气了，可以跟别人一样过正常的生活了。
办公室里的陈坚却坐不住了，他也想到那个热闹的商海中遨游一番。没想到，最大的阻力却来自一向开明的父母。
戴洁天和陈小梅对陈坚下海持坚决反对态度，因为一家人中属陈坚的工作最好。他的哥哥在一个集体工厂做陶瓷，很苦很累，他的姐姐还在乡下教书。在这种情况下，陈坚还要下海，家人都觉得不可理解。
对于陈坚的请求，戴洁天感到忧虑。作为父亲，他尤其反对陈坚的想法。刚刚从禁锢生活中走出来的他更希望儿子过得平凡安稳一些。作为一个思想的先行者，戴洁天在儿子的下海问题上表现得有些保守。
怜子如何不丈夫，也许天下的父母都一样吧。但是，戴洁天没有意识到，儿子身上同样流淌着开拓者的血液。
陈坚更希望生活多一些挑战。倔强的陈坚和当时的许多温州人一样，搞起了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和哥哥办了一个鞋厂，每个星期都要骑着摩托车去进货，平常一下班还要去进鞋料、钉等辅助材料。
后来，陈坚还做了个“小生意”——出生纪念币，用180吨的液压机压出8厘米直径大小的铜片，送到各地妇产科医院，在小婴儿出生以后，每个纪念币打上小婴儿的出生年月和姓名，卖给父母们。就是这么个小点子让陈坚赚了不少钱，有十几万。
就在这个过程中，陈坚体会到了自己和无数温州人一样，有着同样的气质。“首先我觉得温州人非常吃苦耐劳，就如大家所说的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这种人大有人在，真的大有人在。因为温州没有什么资源，地域又小，人口又多，也不是什么出达官显贵的地方，几乎每个温州老板都是平民出身，所以大家都是想怎么样很勤劳地把第一桶金先赚回来。温州人的特点，一个是吃苦耐劳，另外一个很讲信用，又愿意帮人，因为他在帮助人家的时候又是在帮助自己。”
在此后的风风雨雨中，正是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乐于助人等品质让陈坚最终走向了成功。
此时，年过六旬的戴洁天显得有些矛盾。
一方面他深深地认同温州人闯荡市场的精神，另一方面却一直反对儿子陈坚下海经商。也许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体会，当一直盼望的变革真的来到自己家的时候，反倒会裹足不前了。又或许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局限，父与子的传承永远都是一个微妙的情感话题。
但是，陈坚最终还是像很多温州人一样去闯世界了。戴洁天没有想到，促使儿子走出国门的起因与自己有关。
陈坚每天要坐船到银行工作，有一天因为有雾，导致船没有按时开，迟到了。银行负责人就开始批评他，陈坚辩解了几句，结果银行负责人勃然大怒，说：“你爸爸是右派，说不定你将来也会是右派。你有意见尽可去告，有种把我也弄个右派嘛。”
从小就有阴影的陈坚如遭雷击，右派子女仿佛是一种永世的耻辱，罩在他身上一辈子都挥之不去。对此，戴洁天沉痛地说：“这个‘左’的思想不知道怎么搞的，他就是看不惯我们这些###的人，也看不惯我们的子女。”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2）
陈小梅知道后也大为愤怒，她曾在接受采访时回忆起这段往事：“他刚刚工作，他向往美好的未来，可是他们总把他爸爸的事情压在他头上，怎么可以这样子做？那次以后，陈坚的心情糟透了，真是太委屈了。父亲那一代已经受了这么大的委屈了，为什么还要承担这样的罪？于是陈坚要出国去。”
陈坚决心自己把握自己的命运，远远甩掉童年时代的阴影。1990年，在戴洁天、陈小梅不舍的目光中，陈坚只身踏上了前往澳大利亚的旅程。
踏上了陌生的土地，陈坚和许多出国寻梦的人一样需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需要融入当地社会。这首先要过的就是语言关。他在初中、高中学的英语根本就用不上，只好从头学习，生存的压力让他的学习速度快得惊人，很快就掌握了简单会话。他以和戴洁天当年一样的韧劲开始为自己的未来打拼。
他曾在澳大利亚每天打三份工，在荷兰的餐馆每天工作15个小时，生活艰难却充满挑战，他的“战绩”和许多出国的温州人一样棒。到了澳大利亚仅仅半年以后，大部分温州人，当然也包括陈坚就有了积蓄。但陈坚并不满足，他需要一个身份，他还要寻找一个人生的突破口。
1992年，陈坚得知葡萄牙大赦，这意味着办绿卡会简单一些，于是他来到葡萄牙。 刚到葡萄牙的第一天，陈坚一下车就找到一位在温州时的邻居，那是陈小梅一个同事的儿子，当时在餐馆打工。但餐馆当时要关门了，他要陈坚先去玩玩，等餐馆再开门的时候，一定介绍他进去。因为没有居留许可，陈坚不敢上街乱逛，只好到电影院消磨时光。可是当时语言不通，只能傻乎乎地一坐两三个小时。陈坚就这样开始了在葡萄牙的生活。
在葡萄牙的前8个月里，陈坚没有找到工作，在澳大利亚打工的积蓄即将消耗殆尽。而他请求长期居留的申请书仍没消息。总不能坐吃山空吧，有人给他出主意，想办法去练摊卖货。
对于开过鞋厂的陈坚来说，摆摊着实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第一天他把摊子摆得很远，既怕人围过来看，又怕人不围过来，即使逛街的人凑过来；他也觉得很难为情。可是，生意不开张，今天、明天的吃饭问题怎么解决？
陈坚没想到在异国的创业正是从摆地摊开始的。刚开始他只感受到了艰难，当时，陈坚每天拖着一百多斤的货物，挤长途汽车，乘火车追逐市场。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陈坚几乎走遍了葡萄牙所有城镇的集市。他每天要把一百多斤的货拉到市场，到了晚上还要拉回去，那段路很辛苦，下雨天有时候会摔倒，一不小心连人带车都会滚下去。
吃饭倒好解决，都是到下午三四点钟的时候，五包方便面泡在一起就吃了。晚上七八点钟有一班火车，到了家都十点多了，匆匆忙忙洗个澡就睡了。跟他的父亲戴洁天一样，陈坚同样拥有坚忍不拔的意志。
渗入温州人骨髓里的是勤劳和坚韧，一年的练摊生活，更像是一堂商业启蒙课，让陈坚近距离地接触了葡萄牙的市场，知道了葡萄牙人的喜好。他发现葡萄牙人很喜欢手表、首饰、太阳镜、随身听之类的东西。对市场和顾客的把握让陈坚慢慢拥有了自己的积蓄。
市场总是特别青睐那些触觉敏锐的人。练摊过程中一个被多数人忽视的环节被陈坚捕捉到了，他把这个环节变成了自己人生的机遇。
市场经济破土生长（3）
那个时候，陈坚每个星期安排一天时间专门去印度人那边买中国人的商品，买回来再卖给葡萄牙人。在买卖的过程中，他一直在想，为什么中国人自己的产品一定要由印度人来经营，中国人难道真的连这点事情都做不成吗？
1993年拿到了葡萄牙居留许可的陈坚迅速回国，他怀里揣着从大哥和温州老乡那里借来的80多万元人民币，回国的第一站就是义乌。
义乌，中国的小商品之都。现在的国际商贸城气派而壮观，每天都有20多万来自国内外的客商汇集在这里。2007年，这里一年的市场成交总量达到了461亿元人民币。
过去的义乌曾经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困县，许多讨生计的农民挑着自家的扁担偷偷干着“鸡毛换糖”的营生。1982年，为了解决百姓的生活出路，义乌敢为天下先，首先开放了小商品批发市场。9月5日，第一个批发市场——稠城镇小商品市场诞生了。从那时起，义乌的小商品开始从马路边、从农民肩上的挑担里慢慢向一个大型市场里汇集。
其后的20多年时间里，义乌小商品市场四迁其址，规模不断壮大。在陈坚回国的那个时候，义乌已被称为“小商品的王国”。
在义乌，陈坚把80多万元人民币都变成了工艺品和首饰，上百种商品足足装满了两个集装箱。那是40尺的标准柜，一共上百个立方。那个时候，个体做外贸还不多，陈坚购买的东西中，有龙泉宝剑，他一张口就要50把。内贸那个时候一般批个10把、20把，顶多买一箱就了不得了。因此商家还以为听错了，又见他年轻，实在不敢相信，付了定金还是很怀疑。
陈坚第一次进的货都放在老房子的天井里，半夜里发动全家人轮流看守这批货。晚上打包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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