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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故事:关于中国梦的十个样本-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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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决定树大寨这面红旗了。为了稳妥起见，1964年4月20日，周恩来派农业部部长廖鲁言赴大寨调查研究。5月下旬，廖鲁言写的《大寨大队调查报告》呈送###中央。
大寨开始走入全体中国人的视野，他们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所体现出的智慧和勤劳，打动了许多人。
1964年12月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周恩来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专门表扬了一个小小的村庄——大寨，他把大寨精神总结为：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原则；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爱国家，爱集体的共产主义风格。 。。
穷山沟里出好文章（4）
这一切，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在“农业学大寨”期间，周恩来曾经三次陪同外宾前往大寨，###、李先念、华国锋等中央领导都曾经到过大寨。此外，还有2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也到大寨参观过，比如墨西哥总统埃切维里亚、马里国家元首特拉奥雷、塞内加尔总统桑格尔、缅甸总统吴奈温、莫桑比克总统马歇尔等。1964~1978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各地先后赴大寨学习参观的人，超过了1 000万人，有时候一天就有上万人。
渐渐地，大寨的接待工作也成了一个中心任务。昔阳县专门成立了一个接待办公室，负责协调大寨的接待。只有重要客人，才由大寨干部出面。当时，在接待各地来“取经”的人群时，来访的人们站成两排，大寨干部从中间走过。然后，由在场职位最高的大寨干部讲讲话，就可以了。据说这是得到中央批准的接待方式，因为大寨的干部白天要劳动。陈永贵、郭凤莲本人也是边劳动、边接待。
在无数来“取经”的人群中，一位来自江苏省江阴市华西村的农民给郭凤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叫吴仁宝，在多年之后，他和他的村庄对大寨产生了另一种影响。
在这个过程中，郭凤莲就像一只雏凤已发出清音，引人注目。有一次，周恩来视察大寨。当他看到一个深坑时，就问郭凤莲：“你看这人厉害，还是这水厉害？”
郭凤莲笑着说：“还是人厉害，几千年才形成这么一个坑。我们人呢，战胜灾害没有几年，就慢慢地把狼窝掌和大寨的七沟八梁治理了，还是人厉害。”
周恩来对陈永贵说：“这是个好苗子，你要培养她。”
1973年6月，陈永贵不再担任大寨党支部书记，26岁的郭凤莲接掌大寨的帅印，成为大寨村第三任党支部书记。
9月，在###十届一中全会上，陈永贵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6个月后，头上裹着白毛巾的陈永贵当选国务院副总理，走进了中南海。后来，他写信给毛泽东，要求1/3时间在中央工作，1/3在全国搞调研，1/3在大寨、昔阳蹲点。
就在郭凤莲就任大寨党支部书记的这一年，周恩来最后一次来大寨，在快走的时候，郭凤莲鼓起勇气，请求总理和大寨的女同志合个影。周恩来慨然应允。可惜拍照的时候，男同志们也围了上来。这是郭凤莲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合影，也永远烙在她的心灵深处。
郭凤莲开始走上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高峰。她带领大寨人继续进行土地改造和建设，实行种植制度改革，并大力推进山区田园化、水利化、机械化，大寨的农林牧都有长进。同时，她满足地看着大寨成为一片精神圣地，各地的人们朝圣般的涌来。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笼罩在光环之中的人都能意识到光环背后的阴影。
郭凤莲坚信作为一种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具有普遍意义。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期间，大寨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山区农业生产的典型，而是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先进大“熔炉”，只要是中央的号召，或是上级的提倡，大寨很快就能整理出一整套先进经验。
大寨成了那个时代的“明星”。但是，那个时代所有被历史裹挟着往前走的人恐怕都来不及思考：大寨带有特殊性的建设模式能适用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农业到工业，从教育、卫生、科学、文化，甚至到国防建设的一切领域吗？人们似乎忘记了这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逻辑本身就不符合逻辑。
当大寨这篇“文章”在“###”的政治舞台上越做越大，它的示范意义也就越来越偏离中国农村的实际，尤其是当大寨的经验被总结为“大批促大干”的时候。“###”中推行的大寨“经验”，包括一系列“左”的错误做法和表现，但最集中的是所谓“三条根本经验”，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干社会主义”。这“三条根本经验”，又常被概括为“大批促大干”。
所谓“大批资本主义”绝不仅仅是一句口号，它意味着把农民的自留地、正当的家庭副业和集市贸易统统作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为了学习并超过大寨，有的地方还搞过所谓“五大革命”，也就是没收农民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羊、缝纫机，等等。
当时，农村老太太养鸡也是有定额的，多养一只鸡也会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割掉。偶尔有农民将自留地上的农产品拿到城里出售也得提心吊胆，因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专政”打击的对象。在这样的情况下，人们哪里会有生产的积极性？1978年，中国人均粮产量是318公斤，只比国民经济恢复的1952年多30公斤。
在那个年代，大寨被树为中国农村的代名词，从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县，人们恨不得把全国都建成“大寨”。随着大寨声名日隆，郭凤莲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高点。
1977年8月，郭凤莲当选为###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补委员；1978年，当选为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人大常委会委员。
1978年8月，郭凤莲随中国农业代表团赴美国访问。在20多天的时间里，郭凤莲走过了美国13个州，她默默地对比着中美两国农业的特点。美国人口少，土地面积大，森林面积大，水利灌溉条件好，一户人家经营一个农场，种田几千公顷，农牧俱备。郭凤莲想，要比自然条件，大寨是比不过美国农场的；整个大寨村才几百公顷，人口多，土地少，就算把地种出花来也达不到美国农场的生产条件。大寨能仅仅依靠人均几亩地就实现社会主义吗？那么，大寨要怎样才能实现富裕呢？
现实不能给予郭凤莲答案。就在郭凤莲感到困惑的时候，历史已渐渐对那个年代的逻辑失去了耐心，对富裕生活的向往在人们的心灵中占据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人走在大寨的前面寻找到了答案，又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即将来临。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1）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会场上，在169位中央委员和112位中央候补委员中间，有一位31岁的年轻女性，她默默地坐着，茫然地感受着眼前热烈的气氛和一项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她是山西大寨党支部书记、中央候补委员郭凤莲。
一切变化让她目不暇接。一直以来作为中国农村典范的大寨，在这次会议中却难觅踪影。郭凤莲感到有些意外，她还没有意识到，眼前这一切将被后人视为人类历史上少有的转折点之一。这是中国新的起点，也是大寨16年辉煌的结束，她和大寨由此将开始艰难的蜕变。
此时她并不知道，其实在此之前，变化已开始酝酿。当辛勤的劳动并不能让人们收获富裕，甚至不能让人吃饱饭的时候，一些朴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们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绝大多数江河断流，土地龟裂，受灾农田6 000多万亩，粮食减产。
在省委召开的紧急会议上，时任安徽省委书记的万里心急如焚地说：“我们不能眼看农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样明年生活会更困难，与其抛荒，倒不如让农民个体耕种，充分发挥各自潜力，尽量多种‘保命麦’度过灾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县山南镇黄花村在区委书记汤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开会议，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点粮食度过饥荒。他们让群众种“保命麦”，每人借三分，谁种谁收。对外称联工分不联产，对内则说明是包产到户、责任制。当夜分田到户。第二天天还没亮，根本不用吹哨，人们就下地播种，荒芜的土地出现了很多年没见过的热火朝天的景象。
同属山南镇的小井庄听到消息后，在全村的支持下，干脆把地分了，先干一年再说。龟裂的土地硬得连牛都犁不动，小井庄人就用锄头一点一点地锄开。一周时间，全村就种下了70亩小麦和30亩油菜。不几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庄稼长得格外好。人们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称为“及时雨”。
不过这场“及时雨”，却惹得波涛汹涌。在山南镇的街道和小井庄的墙上，一时间都贴满了大字报：“筑防风墙，修拦水坝，坚决抵制肥西单干风。”一封状告汤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的手上：《汤茂林领导10万人到何处去？》
当人们还在争论不休时，1978年12月，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户农民，已签订了“秘密协议”，按下了18个鲜红的手印，搞起了大包干。由此开始，中国农民选择了与大寨全然不同的发展道路。
1979年2月6日，安徽省委专门召开会议讨论包产到户问题，万里提议将山南公社作为试点，年底总结，好就干下去，不好就收。他还说：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他们拉回来。
消息一宣布，整个肥西县甚至其他各市县都动了起来。
当时，群众这样概括“包干到户”：
“大包干，直来直去不拐弯，保证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并且编了首顺口溜：“大包干，就是好，干部群众都想搞。只要搞上三五年，吃陈粮，烧陈草，个人富，集体富，国家还要盖仓库。”
然而，随着这种做法的影响扩大，争论在更大范围内出现了。
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封读者来信，提出包产到户是倒退，会搞乱干部群众的思想，给生产造成危害。编者按要求已经出现分田到组、到户的地方，必须坚决纠正错误。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2）
与此同时，有的地方甚至刷出大幅标语，“坚决反对安徽分田单干”。已经包产到户的农民，顿时忐忑不安，不知何去何从。
5月21日，小井庄会计李祖忠正在地里干活，突然通知有领导来家了。李祖忠心里七上八下的，扛着锄头边走边想，分田单干怕是闯大祸了！到家门口，看见站着4名公安，李祖忠吓坏了，进屋一句话也不敢说，直看着屋里坐着的一位白发老人。没想到老人第一句话是，“分田单干是好事，你们走了第一步”。后来才知道这位老人就是万里。
安徽的农村改革，在###中央高层引起了激烈的争论。###从一开始就予以极大的关注，他主张不争论，也不强制，让人们对农村改革有一个“看”的过程。同时，###用行动默默地表示鼓励。
###对当时四川省委负责人说：“在农村政策方面，你们的思想要解放一些，万里在安徽搞了个《六条》，你们可以参考。”
在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四川省委制定了《关于目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主要问题的规定》，时称“四川十二条”。这个规定强调要执行按劳分配的原则，规定特别肯定了四川不少地方已经实行的“定额到组，评工到人”的办法，四川省成为全国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又一个发源地。
1979年6月15日，正值麦收时节，万里来到凤阳，得知小岗生产队包干到户后粮食产量由3万多斤一下子提高到了12万斤。面对心存顾虑的县委领导，万里坚定地说：“就让它干嘛，不就一个生产队吗？翻不了天。”
到1979年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在全国尽管还只是个别地方试行，比重仅占9％，但各地纷纷仿效，数量迅速增加。
到1980年春，肥西全县97％的生产队实行包产到户，粮食产量大增，比上年增产136％，向国家贡献的粮食是上年的3倍。
“大包干”，砸碎了“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也吹响了破除人民公社的号角。中国的改革正是从这里率先取得突破的。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大包干”使农民与集体的关系，由过去的行政指挥关系变成了以承包合同为内容的经济关系，农户成为自主经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成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的微观主体。农业、农村经济这种微观层次或微观基础的变化，使人民公社成了一个空壳。
1979年，四川广汉向阳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的牌子被小心翼翼地摘下来，代之而起的是向阳乡人民政府。耐人寻味的是，与50年代人民公社成立时的喧闹不同，它的消失悄无声息。没有广播，没有登报，四川省广汉县的向阳公社成为全国第一个重建的乡政府。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劲风让大多数中国人欢欣鼓舞，却把郭凤莲吹得有些迷惘。回到大寨后，她还是像过去一样，一边组织社员们学习文件，一边利用冬季农闲和大家一起修地垒坝。慢慢地她知道了小岗村所发生的一切，但是她还不想改变大寨的方向。
郭凤莲的内心并不平静，因为质疑大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多。大力支持小岗村包产到户的安徽省委第一书记万里明确宣布：安徽决不再组织参观大寨。多年之后，他回忆道：“如果不反掉学大寨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一套，就不可能提出和坚持以生产为中心，这实际是最初也是最重要的拨乱反正。”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3）
这让刚过而立之年的郭凤莲感到猝不及防，她似乎已经感觉到，大寨执掌了16年的中国农村建设大旗将从自己手中悄然滑落。
1980年11月，###中央83号文件转发了山西省委《关于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经验教训的检查报告》。文件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把先进典型的经验模式化、绝对化、永恒化的做法是错误的，有害的。
郭凤莲当时思想上有点接受不了，尤其是在参加各级会议的场合，当人们用复杂的眼神看着她的时候，郭凤莲如芒刺在背，着实难受。
1980年9月，郭凤莲收到了一份意外的通知。这份来自昔阳县组织部的通知说：即日起你调离大寨村，工资定为行政24级，工龄从今天算起。郭凤莲默默地离开了为之奋斗了近17年的大寨。
那天，郭凤莲向宋立英告别时，忍不住哭了，哭完后说：“还是走了，服从党的调动。”
同月，在北京，陈永贵向第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提出“辞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请求”，得到批准。1983年春，他写报告给###中央，请求到基层工作，被分配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小岗村农民1978年冬天的冒险，在一年多后，变成了近1/3中国农民的选择；又过了7个月，这个数字变成了4/5多。1982年的第一天，###中央发出第一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1984年，99％的农民选择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中国的农村焕发出重生般的活力。
大寨的道路成了过去时。
然而，郭凤莲和大寨的转身却显得格外艰难，对于包产到户，大寨人确实在很长时间都想不通，接受不了。宋立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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