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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轮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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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帕拉兹
近来，有人在报上著文《重提帕帕拉兹》，竭力为1997年戴安娜事件后国人曾一度怒斥过的中国“帕帕拉兹”鸣不平。好像中国的“帕帕拉兹”在报道、炒作名人中还无聊、糟糕得不够，离开了他们，中国或世界就“少了声音”。我以为这是一种误解。
“帕帕拉兹”原本是意大利电影中的一个人名，后来成为西方新闻界专司追踪名人、*名人隐私的记者的代名词。
近来，《四川日报》连续发表4篇评论，对中国当前追踪、炒作文艺圈名人的“娱记”给予了严肃的批评。两相一比较，我又发现所谓西方的“帕帕拉兹”，即中国过去称为的“小报记者”，现在尊为的“娱乐记者”、简称“娱记”的便是！
一说起“娱记”，大凡识过几个字的当今中国人，对他们的情状、行藏、品味就绝不陌生了：成天奔忙于演艺圈、影视界和当时当地最热门的体育赛场，为个中名人写报道、拍照片，偶尔也干一些双方有利、牵线搭桥之类的私活。其中，不乏上层次、有水平、写出高质量报道的大手笔、名记者。然而也确有不少类似旧上海滩无聊小报记者的主儿，常以猎奇的角度、低下的格调、谄媚的口吻、耸人听闻的标题、粗糙俗气的文字、卖弄*或故作酷相的照片，去报道那些影星、视星、歌星、笑星、球星和节目主持人的种种生活。比如他们又领了什么角色、获了什么奖项（芝麻大点的也要渲染一番）、写了什么“自传”；新恋了什么朋友、新买了什么别墅、新购了什么小车、新访问了什么国度；爱吃什么菜、爱喝什么酒、爱穿什么时装、爱用什么化妆品：深更半夜爱到什么地方；“三围”是多少、身高是多少、体重是多少、出场费是多少，有多少异性被他（她）的风度、美韵所击倒，下一步可能演什么角色，可能与谁搭档、可能与谁结婚、可能何时生贵子麟儿、可能何时拿大奖等等。我不是说明星们的生活不该报道，也不否认名人报道的新闻价值，只是必须说、郑重其事地说：近些年来这类报道太多了、太滥了，有的太俗了。与其他类别的报道相比，它成了类似相扑运动员那样的肥胖儿，咋看咋别扭。这不仅很多读者反感，就是被报道过的不少明星也同样反感，许多时候对他们的采访避若瘟疫。而对于“娱记”们同样应该开展的“舆论监督”，譬如明星偷税漏税的恶行、道德沦丧的丑态、粗俗不堪的举止、质量低下的演出等等，有报道，却不多、却不深、却不了了之！我这里也不妨套用贾宝玉对林妹妹的一句话：“我心疼都心疼不过来，还敢惹怒你！”
中国的“娱记”与外国的“帕帕拉兹”，其实都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在西方，十八世纪，当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时候，新闻业也扶摇直上，“帕帕拉兹”便应运而生。它适应了广大市民读报、休闲、猎奇的需要，又为演艺和文化业的发展充当了“催生婆”，起到了“活广告”的商业作用。特别是当后来电影、电视业的出现、发展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帕帕拉兹”更是走红，他们的视觉又从单一的演艺圈子扩大到文化、体育、宫廷、朝政等各类明星之中。只要有明星的出现，就有帕帕拉兹的跟踪。
我国的“娱记”是近年来各新闻传媒（主要是报纸）为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纷纷扩版后迅速衍生和壮大起来的。他们的劳动，对传播信息、活跃版面、争取读者、增强报纸的可读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然而，娱乐的低层化、表象化、泛滥化，他们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诟病娱记，核心的还是要诟病那些主管娱乐的部门领导、单位领导、行业领导，只有他们在整体宣传的思路上，把握住了娱乐宣传在整个社会宣传中的比重是多少，娱记该安排多少，哪些娱乐性的内容根本不能报道，哪些内容必须限制报道。如此，帕帕拉兹猖獗泛滥的势头才能有效遏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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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面对两只船
以下的故事，有人说是周总理回答的，其实我是从隔壁农民周大爷处得到的。
儿时，周大爷问我：“你说咱们县，有多少个茅坑？”
我掰着指头算不清。周大爷嘿嘿一笑说：“两个茅坑。一个男茅坑，一个女茅坑，不是吗？”
周大爷又问我：“你说咱们省有多少演员？”那时正演样板戏，演员从公社开始就有，多如牛毛。我歪着脑袋想半天也难以回答。周大爷又是嘿嘿一笑说：“还是两个。一个男演员，一个女演员。”
对于周大爷这机敏的回答，在我整个童年中都充满敬意。多少年后才得知，周大爷答案的精髓，也是师承前人。前一个脱自郑板桥，后一个脱自李笠翁。
现在我又见到一则有关“两”的故事：乾隆皇帝游江南，爬上了镇江金山寺，龙目一望，见江面上往来船只如梭，就问身旁一位老和尚：“僧家，你在这里住了多少年啦？”老和尚答：“住了几十年了。”乾隆又问：“你既住了几十年，可能告诉我，你每天看见长江上有多少船只往来。”老和尚答：“只看到两只。”乾隆惊奇地问：“何为两只？”那老和尚不慌不忙地说：“人生只有两只船，一只为名，一只为利。”乾隆听后感慨不已。
是的，对人来说，任何群体与个体都会经常遇到名和利的问题。俗话说：“人生在世，吃饭做事。”“吃饭”，当然牵扯着利，做事，自然关系着名。既然如此，我们又当如何对待名利的问题呢？
还是先看看伯夷与叔齐的故事。
伯夷与叔齐都是商末孤竹国国君的两个儿子。伯夷名允，字公信，为老大。叔齐名致，字公达，为老二。相传其父君临死时留下遗命，让老二叔齐继位。及至父死后，叔齐不做国君，要让位于伯夷。伯夷心想，父亲既然有遗言让叔齐接位，我怎么可以接受他的推让呢？于是就逃跑。叔齐看到哥哥一跑，自己也随他同跑，都是为了躲位。二人跑到周国，时值周文王死后武王正誓师伐纣，于是兄弟二人便叩马相谏，指责武王父丧用兵不孝、为臣弑君不仁。武王左右的人很恼怒这事就要杀死伯夷叔齐。武王坚决不准，以为他们是“义人”，将他们赦释。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耻食周粟，便逃隐首阳山（今山西永济南），采薇而食，饿死山中。（见《史记·伯夷叔齐列传》）
这段故事大约就是我国记载较早而又影响最大的淡泊名利的典型例子了。试想一想，老国王死了，顺理成章得到一个王位，但是兄弟二人你推我让，谁也不去继位，反而双双逃位。不是把名利看得很淡的人，做得到吗？武王灭商后，伯夷叔齐为显清白，不做“贰臣”，干脆逃到首阳山中，不食周粟，而靠挖野菜充饥过日子，终于饿死首阳山中。不是冰清玉洁之人，能够坚持这种“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操守吗？
还有一段类似的故事也很感人。三国时候，管宁与华歆均为同学少年。一次他们一起挖地，管宁挖到一块黄金，看都不多看一眼就当泥土丢开。而华歆却过去多看了一眼才离去。这样管宁就与华歆绝交了。为什么呢？因为管宁从华歆多看一眼黄金的细节上，看出了华歆不是安于淡泊的人。果然后来华歆扶助曹丕篡汉，做了大官，也成了千古罪人。于是管宁就一生在楼上读书，永不下楼谋事。这意思很明白：“楼下黄金楼上人”。楼上之人尽管清贫，但清贫之人是决不肯与污浊之人混为一谈的；肮脏的土地就在我足下，但清白之人是决不会踏上一脚的。看看这里的主人把清白与污浊的界限划分得多么分明！
此类故事多矣，恕不赘言。由此我们可以看出，东方文化在名利问题上历来主张清贫、淡泊、节制、圣洁，顶多退让到“君子生财，取之有道”。或者“审时度势”，“功到名成”足矣！而凡是追逐、贪婪、淫逸、享乐和巧取豪夺、欺世盗名等等观念和行为，什么时候都会遭人唾弃的。
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坚持无产阶级的义利观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名利问题的“两只船”已经更加突出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某些场合下，就等于是名利的“地雷”、名利的“陷阱”埋没在你身边。这就要求我们，脚莫乱踩，一乱踩往往伤残人生；手莫乱伸，一乱伸往往被捉住；船莫乱上，一上错了许多时候就难以下来。最好的态度是：名利淡如水，事业重如山。该得到的，什么时候都能得到；不该得到的，什么时候都不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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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先生赛跑
1919年1月，陈独秀在回驳对《新青年》的批评时，第一次使用了“德先生”和“赛先生”这一昵称，我以为这算得上中国翻译史上的一道闪电。他说：“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拥护那德莫克拉西和赛因斯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来，引到光明世界。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迟。”（引自《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自此，称*为“德先生”、科学为“赛先生”的这一“五四用语”，便在中华大地风行起来了。
多少年过去了，吾国的德先生，从新*主义而社会主义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通衢大道上阔步走来，人民当家做主的政治*权力不断增强。而赛先生呢？自然不甘落后，早在40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就将近代科学带入中国。以后的各次政治运动如“洋务运动”、“百日维新”等等，虽然都在不断地唤醒华夏民族的科学意识，然而都不及“五四”运动的猛烈，而且迅速付诸实际行动。我们的有识之士“猥自枉屈”，从欧美等地请来了赛先生，从蒙童开始学习“格致”（声光化电等实用技术），以及多种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终于迎来了当今电子科学、数字科学等等高科技时代的到来。然而，当吾国国门再一次打开的时候，特别是近些年来以信息科学技术为代表的知识经济向我们涌来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正视一个现实：咱们赛先生的奔跑速度与人高马大的洋选手相比，确实落后了一大截。
怎么办？赛先生的特质就在于那个“赛”字。恰如火车与汽车赛，高速列车与飞机赛，赛得交通工具大发展；今天我们也要国内与国外赛，沿海与内地赛，赛出一个科技现代化的强国来。同志哥，不要自卑，不要胆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已经把我们无情地推向这个赛场了，华夏儿女焉能“拉稀摆带”！
赛起来就要加大投入。这些年来，我国的科技经费投入尽管逐年增加，但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却是很低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投入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0．7％左右，而1996年竟下降到了0．48％。这相对于美国使用的2．45％，日本使用的2．9％，我们的投入真是太小了。因此，“既要马儿跑得好，又要马儿吃饱草”的问题，已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勒紧裤腰带加大资金的投入，对自然条件差一些的中西部地区，还要给予政策上的优待，这才正是我们的赛先生翘首以盼的呢！
赛起来还必须加强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教育，大力提高国民的文化水平，这本来是加大投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我从报纸上阅读到的一件事却刺痛了我的心：一次，美国未来学院院长杨·莫里森同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谈起智力资源与资本的关系问题，陈章良无奈地告诉杨·莫里森，目前95％在欧美名牌大学攻读博士研究生学位的北大毕业生，拿到学位后，都留在了美国或欧洲没有回来。我们最宝贵的资源在流失，报纸上却在为我们又引进了多少外资而沾沾自喜。据调查表明，我国公众具备基本科学素养的比例仅为0．3％，而美国、欧共体国家公众达到基本科学素养的人口比例，却比我国分别高出23倍和15倍。至今我们不少地方伪科学肆虐，封建迷信盛行，显然与全民族的文化科学水准低紧紧相关。这别说为我们的赛先生助跑了，不拖其后腿便算是幸事。可是我们还比较普遍地认为：资本是最重要的资源，因而以把美国的资本大量引进而高兴；而美国人显然是把知识看成是比资本更重要的资源，是把中国的人才大量引进本土而高兴。在两个不同的“兴奋观”面前，难为我们的赛先生了。好在我们现在终于真正懂得：华夏民族的文化水准飙升之日，便是赛先生的腾飞之时。只可惜这一并不艰深的道理，我们似乎明白得晚了一些。
赛先生在赛跑，德先生在加油，我们的炎黄子孙呢，一定要雄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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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匿名信
一个幽灵，在空中游荡。它一旦降临某单位，常常引起轩然大波。这绝不是革命导师所说的“共产主义”，而是匿名信。
匿名信，牵连着复杂的人文和社会因素，简单地肯定或否定它，都难以说清问题的实质。这里，我试做一点具体分析。
我以为匿名信大体可分三种类型。第一类，告发的事实准确，揭露的问题严重，提供的证据也很确凿。在反贪斗争中，不少“蛀虫”就是通过它挖掘出来的。但由于举报者碍于所处环境*法制不健全，打击报复势力强大，揭发信也就只好暂不留名了。赫鲁晓夫位居苏共政治局时，官位不可谓不大，但一句反对斯大林的话也不敢讲。而斯大林去世后，赫氏便在党的代表大会上公开批判其*，有人便递上纸条说：你当时也是其权力核心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为什么不起来反对斯大林的*？赫氏把纸条上的内容当众念了一遍，随即大声问道：“这是谁递上来的条子？请站出来！”会场上一阵骚动，没人吱声。赫鲁晓夫哈哈笑道：“你们瞧，现在我们这样*，又这样无须恐惧，而写条子的同志还不敢站出来说话，试想，在斯大林*时期，我敢公开出来顶撞他吗？”我阅读这段史料时，既对赫氏的机变巧答叹服，又对写条子的人不敢挺身而出亮明身份表示理解。写这类匿名信者，尽管算不上铮铮汉子，但我们也就不勉为其难了吧！
第二类匿名信，告发问题的动机基本端正，主要事实也大体准确，但告发者除了提防当事人报复外，还有种种不愿公开身份的特殊原因，比如担心个人掌握的证据还不够充分，对法律的某些规定还不很清楚等。因此，便在揭发信上隐去了真名实姓。著名作家魏明伦的戏剧《巴山秀才》，是按真实的历史事件改编的。他剧中那个迂腐秀才为揭穿所谓“巴山民变”的真相，把科场卷子写成了“状子”，还将自己的真实姓名“孟登科”写成“柯登梦”；年龄由“五十一岁”变成“一十五岁”，终于使一场冤案大白于天下。因此，写这类匿名信者，我们也权当是那个为民请命而又迂腐胆小的“巴山秀才”好了。
然而，第三类匿名信就让人不可理喻了。这类“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黑帖子，状告某人问题重大，言之凿凿，骇人听闻。而调查结果，不是捏造事实、无中生有，就是捕风捉影、夸大其词；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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