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一哥王阳明-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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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阳明笑了，给他讲了一番“爱亲本性”的道理，听得和尚眼泪哗哗地淌，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剧变，哭着谢过阳明，收拾行李回家去了。
　　阳明也回到北京，销了假继续当他的刑部主事。
　　不久，机会来了。已经小有名气的王阳明被派到山东去主持乡试。
　　齐鲁之地，圣人之乡，又是选拔人才的工作，王阳明开始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了。
　　于是，当年的山东考生们集体抓狂了。因为当他们拿到试卷时，发现第一题的题目是“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
　　这句话是孔子他老人家说，意思是：大臣嘛，用道义侍奉君主，行不通就辞职。
　　放明朝，这句话是很犯忌的。因为孔子生活的时代是春秋，诸侯割据，礼崩乐坏，周天子根本没人鸟，八佾舞于庭成了家常便饭，僭礼之事随处可见。那么OK，诸侯都不遵循人臣之礼了，底下的贵族还有对其死谏到底的必要吗？
　　到了战国，形势更是每况愈下，孟子同学愤怒了，骂骂咧咧道：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路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由此可见，儒家的原教旨是反对愚忠的，归纳起来就是：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于是，朱元璋反感孟子，派人删节《孟子》一书就显得天经地义了——“民贵君轻”也就过过嘴瘾罢了，剩余价值理论也就用来批判一下万恶的资本主义罢了，你还很傻很天真把它当真了？
　　然而，王阳明首场就出这样的题是颇具深意的。
　　对比宋儒里的理学代表朱熹和心学代表陆九渊不难发现，理学的要求是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外在事物归纳总结得多了，经验值攒够，你就升级了。
　　那么，这种从外向内的修身路数到底有什么问题？
　　很简单，因为格到什么程度才能升级并没有统一的标准，于是就出现了心与理无法合一的问题。这就跟天天提“保持党员先进性”一样，你就是说破了嘴，也有人当耳旁风，心、理终判为二。
　　于是，朱熹自认为很扎实的学问在陆九渊看来都是虚的。九渊同学早就说了，小朱啊，你那套理论都是“歧出和假借”，支离而空洞，是“道问学”，于身心性命无关，最多也就成个专家学者，对学术文化有所贡献，而于道德践履，成圣成贤没什么鸟关系。
　　陆九渊认为成圣之学是内在的感悟，是人格的完成和践履，由内而外，达到与天地合德同万物一体的境界，而与知识多寡、学问深浅并无直接联系，这也是后来王阳明“人人皆可成圣”的由来。
　　一言以蔽之，理学与心学的区别就是“为学”和“为道”的区别。
　　朱陆之争从“鹅湖之会”始，终二人一生。几百年后，理学因官方的吹捧而成为显学，但问题终于慢慢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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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三个理学达人
原儒并不反对追求利益，《中庸》里也有“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的语句。
　　只要你品德高尚，名扬四海，位高权重，富甲天下，寿比南山又有何不可？
　　问题是这仅仅是一种理想状态，现实中才德与禄位并不完全对等，最明显的例子就是道德楷模孔子。孔子的思想品德肯定能打100分吧？但此人一生却颠簸流离，教书糊口，被后人遗憾地封为“素王”。
　　到了明朝，才德与禄位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加剧，有才德者不必有禄位，有禄位者未必有才德。人人都做抬轿人，无人想做轿中人。朱熹被大家伙抬来抬去，成了标准的敲门砖。
　　于是乎，有人问了：人科举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不至于选出来的都是唯利是图的人渣败类吧？
　　OK，问得好。理学这玩意有人当敲门砖使，也有人坚信不疑，但后者要么成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的花瓶，要么极端固执、偏激。
　　坚守理学的人一般都自律甚严，具有高洁的人格和凛然的正气，这些都是他们超越常人之处。但这帮人严于律己，更严于律人，薛瑄就是其中的代表。
　　小薛是理学专家，由于当御史当得不错，天天笔耕不辍，揭露社会阴暗面，身兼《南方周末》《杂文选刊》等知名报刊杂志的客座评论员，文笔犀利，思想深刻，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于是，以三杨为代表的政治局委员想接见一下小薛，鼓励他继续创作，争取成为一面了解民生、反映需求的窗口。按理说是个正常人都不会拒绝，搞不好就是条升迁之路啊！但小薛不这么想，他认为自己负责纠劾百官，不应私见大臣，从而拒绝相见。看看，这就是纯正理学家和普通人之间觉悟的差异。
　　到了正统年间，王振呼风唤雨，扰乱朝纲。但对小薛而言，机会却从天而降。由于大臣们都不屑与死太监为伍，以王振为首的黑社会团伙长期处于人才匮乏的尴尬局面。为了挽回局势，小王开始刻意拉拢群臣。小薛因为和小王是同乡而被提拔为大理寺少卿（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三杨出于好心劝他去见见王振，至少面子上要过得去。小薛拒绝不行；三杨无奈又找和他关系不错的李贤去劝他，小薛终于忍不住，开始义正词严了：我的官职是天子给的，现在却让我向私人谢恩，我做不到！
　　后来王振越做越大，文官见了都要上前作揖行礼，只有小薛视而不见。王振出于尊重，主动向他作揖，小薛也不还礼。
　　是个男人都该怒了，何况一个太监？
　　薛瑄得罪了权倾朝野的王振，终于被诬蔑下狱，差点丢掉性命。
　　这还不算，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有一段记载，说小薛当年做南安提学（南安市教育局局长）时，一些生员因为生病回家休养，小薛便停发了这些人的廪米（官府按月发给在学生员的粮食）。停发倒也罢了，问题是他竟然还要追讨回以往所发的廪米！
　　也许你认为这很刻薄，但小薛从不这么想。人是立志要痛下决心克除私欲还复天理，最终达到圣人境界的。在这天理与人欲的交战中，在这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他彷徨过，艰难过，并一再自勉：千万不能因为困难而懈于用力。考察小薛的心路历程，可以深切体会到他的矛盾和痛苦。
　　另一个达人叫曹鼐。此人是宣德八年的状元，深谙程朱之义，之前他在做典史（县公安局局长）时，捕盗抓获一美女，目之心动。换了别人，美女今天不献把身肯定是说不过去了。而作为一名生理正常，血气方刚的青年，曹鼐却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课，告诉了我们什么叫“发乎情止乎礼”。
　　美色当前，小曹坚强不屈，不断地在纸片上写下四个字：曹鼐不可。写一张烧一张，反反复复几十次，其思想斗争之激烈，由此可见一斑。难能可贵的是，小曹最终还是坐怀不乱，克制了情欲，成为一名当代柳下惠，真不知道是可喜可贺还是可悲可叹。
　　更严重的是理学家邱濬，此人官至礼部尚书，内阁大学士。
　　邱濬廉洁耿介，自甘清苦，一生嗜学，至老不衰，应该说没什么大的污点。但各种史书中却记载了他很多不好的遗闻琐事。《明史》中说他性格狭隘，经常跟同僚吵架，还把帽子扔到地上置气。若只是缺乏容人之量倒也罢了，很多人对邱濬的评价都是诸如“貌如卢杞心尤险，学比荆公性更偏”之类的恶语。
　　荆公是王安石，这个倒也罢了。卢杞却是唐德宗时最大的奸臣，为相期间残害忠良，颜真卿就栽在他手里。一次，郭子仪大宴宾客，姬妾环绕。一听说卢杞要来拜访，郭子仪马上让姬妾全部退下。有人不解，问之，郭子仪说：卢杞相貌丑陋而心胸狭窄，妇人见之必笑。他日若得志，我全族都有覆灭之险。
　　将邱濬比作卢杞，可见其人格品行已经受到严重的怀疑。
　　即便如此，邱濬仍没有被归入小人的行列。若再向前发展，偏执之心与逐利之心相结合，就使得士人的人格问题更趋严重。
　　

15　俞伯牙和钟子期
明朝中期这种情况就蔚然成风，口诵仁义道德而行杨朱利己之实的人渣败类如过江之鲫，数不胜数。这帮人往往还瞒天过海，身居高位，把持朝政，祸国殃民。一时间效尤者众，纪纲颓坠，士风败坏。
　　俗话说得好，时势造英雄。就在大伙被恶心得快受不了的时候，出现了一个人，一个对阳*学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的人。此人手举一本《象山全集》，斜刺里杀将出来，向大家推荐已经被忽视了很久的陆九渊。这个人就是陈白沙。
　　陈白沙早年从学吴与弼，学了半年觉得没什么新意就走了，自个儿回家闭门读书。读累了就自己动手修了个春阳台，天天坐在里面思考问题，足不出户好几年。
　　陈白沙最初也和大多数乖孩子一样，遵从朱圣人的教诲，到处格物，结果一无所得，总是觉得心与理不能融会贯通，便逐渐转变到从心中自求的方向上来，最后得出“道也者，自我得之”的感悟。
　　陈白沙是明代由朱转陆的第一人，可谓心*动的先驱。他秉承陆九渊的“宇宙即我心，我心即宇宙”，提出“天地我立，万化我出”的心本论，“静中养出端倪”的功夫论，确立了自己的心学立场。
　　仔细梳理一下心学的发展脉络不难发现，陆九渊最早把人的主观精神“心”作为本源，用以反对朱熹将心与理一分为二的理学，革除士人只重诵读古书而忽视主观精神修炼的流弊。
　　他以“辨志”“求放心”为其思想体系的出发点。辨志，也被称为“霹雳手段”：一事当前，审查自己的态度是否大公无私，是否趋义舍利，把人从现实的功名利禄、荣华富贵等夺人心志的境遇中超脱出来，用本心决定方向、做出判断。正所谓“先立乎大者”，先弄明白了做人的根本道理，学会了怎么做人才可能无往而不利。
　　然后是陈白沙。小陈的确是明朝第一个转弯的人，而且是180度的大转弯，直接转到道家、佛家那去了。事实上陈白沙思想的转变并非孤立现象，而是一种时代潮流、历史趋势。明代前期的士人思想可以于谦之死为分界线，于谦的遭遇直接导致了一种信仰的崩塌和对朱熹那套理论的怀疑，伴随着这种绝望，陈白沙的思想应运而生。
　　由于黄宗羲的评价“有明儒者树立成圣的理想，寻找成圣的方法，至陈白沙始明，至王阳明始大。”后世便将陈白沙归为心学一脉。
　　其实，他更倾向于佛老。
　　陈白沙很少发表学术论文，常常借诗明志。他的诗只有一种题材——山水田园诗；他的诗最喜欢赞美一个人——陶渊明；他的诗都有同一个主题——反映官场是桎梏人的牢笼，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由于过于风格化，以致他的学生湛若水都深受其影响，乃至小湛参加完会试后，考官杨廷和拿着他的卷子笑着对其他人说：“这个卷子肯定是陈白沙的学生做的。”拆开糊名处一看，果然如此。
　　湛若水，广东增城人，从学于陈白沙。小湛原本不想参加科举，因母命难违，才入了南京国子监。弘治十八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当庶吉士。当时王阳明刚在山东主持完乡试，被授予兵部武选司主事（国防部人力司处长），结识了湛若水。俩人一见如故，大相契悦，一起讲求身心之学。
　　阳明对湛若水的评价是：守仁立世三十年，未见此人。湛若水对王阳明的评价是：若水泛观于四方，未见此人。
　　俩人认为已经八股化了的理学，是为今之大患，“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因此，他们的共同目标是从理学中突围出来，倡明真真正正的圣学，最终在思想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就在王阳明、湛若水往来于兵部和翰林院，相互讨论，出入孔孟，游弋佛老，沉醉于精神盛宴的同时，一场巨大的风暴即将到来。
　　

16　官不聊生的日子到来了（1）
正德十三年，恶搞皇帝朱厚照郑重其事地下了一道谕旨，要给一位名叫朱寿的将军加封镇国公。他命吏部道：“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朱寿，统领六师，扫除边患，累建奇功，特加封镇国公，岁支禄五千石。”
　　朱寿是谁？拽到可以让史上最自大最不理朝政最非主流最脑残的明武宗朱厚照这么重视？
　　朱厚照抢过主持人的话筒：你爷爷的，我就是朱寿！看什么看，没见过帅哥啊！
　　话说明孝宗朱佑樘大好人一个，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好不容易博了个“弘治中兴”，结果因为忽视了对娃的教育，导致辛辛苦苦十几年，一夜回到弘治前。
　　朱佑樘快挂的时候，派人把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三人召至乾清宫病榻前，嘱托道：“朕自继位以来，一直遵守祖宗法度，不敢怠慢荒惰。日后之事，多烦尔等费心！”
　　就这样还不放心，专门拉着刘健的手，托孤道：“太子年幼，好逸乐，爱卿当教之读书，辅导他成为明君。”
　　烛台上的火光飘忽不定，随风摇摆，终于化作一缕轻烟，渐渐散去。老实人朱佑樘轻轻地走了，不带走一片云彩，还留下了一个祸根。
　　山雨欲来风满楼。
　　中国的史书问题多，争议多，但所有的正史，秘史，稗官野史都统一口径，坚定不移地给与了明武宗一个明确的评价——昏庸至极。（朱厚照：你爷爷的，那是他们跟我的价值观不同。）
　　朱厚照到底有多昏庸？一个很形象的例子就是清朝的皇子们在读书时如果不专心，师傅就会马上怒斥一句：“你想学朱厚照吗？”于是，这些小皇子，小贝勒，小格格们私下里玩游戏时，一言不合就会吵起来。
　　贝勒甲：靠，你丫二不二啊，你朱厚照啊！
　　贝勒乙：草，你丫才朱厚照呢，你爸朱厚照，你妈朱厚照，你全家都朱厚照！
　　平心而论，朱厚照也是冤大头。李东阳就曾说：老百姓的情况，郡县不够了解；郡县的情况，朝廷不够了解；朝廷的情况，皇帝不够了解。
　　其实，这个说法已经很保守了，现实情况往往更遭，老百姓和皇帝之间起码隔着七八道关卡，是个人都会不指望信息在经过这么多层传递后仍不失真。
　　由于每道关卡都是一道选择题，加工哪个，隐瞒哪个，说多说少，如何取舍，这些都是有讲究的，也是各级官吏必须拿捏好的头等大事。
　　因此，在权力方面，皇帝无与伦比，但在信息的封锁和扭曲方面，文官集团却占据着得天独厚的优势。即使是负责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的六科给事中和都察院御史也不能免俗，要么被收买，要么等着被踢出局。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官场上彼此心照不宣的共识——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皇帝很着急，后果很无奈。
　　朱元璋就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全知全能的神仙，不可能对官员的每一起违纪行为都了若指掌。因此，他遍插特务，机关算尽，就是为了监督百官，肃贪反贪。然而，这场猫和老鼠的游戏似乎永无止尽，贪官污吏就像野草一般顽强，赶不尽、杀不绝，义无反顾，前赴后继。
　　被逼无奈的朱元璋甚至用发动群众运动、重金悬赏的方式来保证吏治清廉。可惜他忘了一点，所谓的官和民不过是一种身份的转化：考中进士是官，脱了官服就是民，骨子里那些东西没有任何改变。贪官即刁民。
　　事实也是如此。很快，原本信心十足的朱元璋就开始抱怨一些刁民利用他赋予的权力横吃横喝，敲诈勒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