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人物:易中天文集 第十卷·帝国的惆怅-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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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执法人又不是诸葛亮一个。诸葛亮公平，其他人也能保证公平？要知道，那些人不是荆州集团的，就是东州集团的，很难说他们不滥用职权，利用执法之便打击益州集团。这一点，罗开玉先生的《“攻心”联再研究》一文有很清楚的阐述，也请读者自己查看。
　　由此可见，无论任人唯贤，还是依法治国，都无法消除益州人士的“反侧之心”。因为只要不改变“荆州第一，东州第二，益州第三”的“鸡尾酒政权结构”，无论诸葛亮怎样出以公心，在益州士族眼里也都是“宽严皆误”。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发动对外战争，使国家长期处于战争状态，以外战防内战。
　　这就是我要说北伐曹魏是“安内必先攘外”的原因。可惜的是，这一招不但未能搞掂国内的反对派，反倒加速了蜀汉的灭亡。
　　

五　蜀汉为何而亡（1）
对于蜀汉政权的灭亡，罗开玉先生曾经发表过一个观点，即“蜀汉表面上是亡于魏，实质上是亡于当地的土著豪族”（《“攻心”联再研究》），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可以和孙吴作对比。晚年孙权统治的吴国，情况是很糟糕的，可谓法纪不立，言路不通，君臣猜忌，骨肉相残，与诸葛亮领导下蜀国的政治清明刚好相反。然而，治理的最好的最先灭亡，治理的最差的国祚最长，这又是为什么呢？原因之一，就因为孙权有计划有步骤地实施了“吴人治吴”，实现了自己政权的“江东化”。江东士族既然已经把自己和孙氏政权绑在一起，实现了他们利益的“一体化”，那么，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也要保卫东吴。
　　蜀汉则相反。刘备、诸葛亮不但没有实施“蜀人治蜀”，实现自己政权的“益州化”，反倒不断将益州士族底层化、边缘化。在刘备、诸葛亮的统治下，益州士族政治上受排挤，经济上受盘剥，法律上受制裁，仕途上看不到希望，与蜀汉政权不但不是“同路人”，反倒可能是“对立面”。在这种情况下，蜀汉政权的领导人再优秀，再鞠躬尽瘁，再以身作则，都是没有用的。益州士族不可能像江东士族那样保家卫国，只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袖手旁观，冷嘲热讽，甚至幸灾乐祸，里应外合。利益，决定了益州士族的整体取向。
　　这里面不能说没有诸葛亮的责任。诸葛亮过高地估计了他政治理想的号召力。他不知道，此刻的曹魏已非当年的曹魏，“兴复汉室”也早就成为过时的口号。因为对于士族地主阶级来说，实行了“九品官人法”的曹魏比东汉还好，他们为什么还要“兴复汉室”？反倒是坚持汉初制度的蜀汉，完全没有了吸引力。因此，益州士族不会真正支持诸葛亮的政治理想和建国方略。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件，那就是等待曹魏来“解放”他们，以便实现他们的理想。我们知道，那就是“蜀人治蜀”加“九品官人”。
　　益州士族的这个理想，是当时历史发展的大势所趋。这个趋势告诉我们，士族地主终将登上历史舞台，成为中华帝国的统治阶级。曹丕那里已经这样做了，孙权那里也在做。所以，曹丕的魏，已不是曹操的魏；后期的吴，也不是前期的吴。他们都在为晋做准备，“反潮流”的是蜀汉。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奇特的现象：司马氏的晋，执行的是没有曹丕的曹丕路线（儒家士族路线）；诸葛亮的蜀，执行的却是没有曹操的曹操路线（法家寒族路线）。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家寒族路线无法战胜儒家士族路线，因此三国终将归于晋。晋是不是就比魏、蜀、吴好？未必。在这里，没有个人好恶，也不作价值判断，只是说出历史事实。
　　这样一来，我们对“攻心联”就可以重新解读了。我的解读是：倘若能够从根本上做通益州土著集团的思想（能攻心），他们的“不安之心”就会消除（反侧自消），并不一定要通过对外战争来解决国内问题（从古知兵非好战）；如果不明白士族地主终将成为统治阶级的天下大势（不审势），即便公平执法，也会左右为难（宽严皆误），这是后来治蜀的人要充分注意的（后来治蜀要深思）。
　　显然，这里并无对武侯的不敬之处，相反给予了充分的“历史之同情”。说得再明确一些，所谓“宽严皆误”，并非批评诸葛亮执法不公，而是说由于他坚持的政治理想既“不合时宜”，又不对益州士族的心思，结果便“宽也不是，严也不是”。这样一种评价，如果也被说成是“把矛头对准诸葛亮”，那就只能理解为故意找茬了。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五　蜀汉为何而亡（2）
实际上，作为个人，诸葛亮身上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我在《品三国》节目的第五十一集《百年孤独》，总结了他的四种精神：心系天下的国士精神，审时度势的务实精神，鞠躬尽瘁的负责精神，公正廉明的法治精神。这难道是贬低，是故意做“翻案文章”？但是，我们重读历史，不能一味歌功颂德，更应该总结教训。那么，蜀汉政权有没有历史教训？有，其中之一，就是由于连年战争而人民甚苦。据《三国志·薛综传》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当时出使蜀国的薛珝回国以后就对孙休说，我看蜀国是差不多了。为什么呢？走进他们的朝堂听不到正义的声音（入其朝不闻正言），走进他们的田野看不见健康的脸色（经其野民皆菜色）。另一个名叫张悌的人，也在邓艾和钟会刚刚出兵的时候断定蜀汉必将灭亡。理由之一，就是当局穷兵黩武（玩戎黩武），人民苦不堪言（民疲卒敝）。他的话，记载在《三国志·孙皓传》裴松之注引《襄阳记》，也记载在《资治通鉴》。
　　如果说薛珝和张悌是吴人，其言不足为训，那么，蜀国自己的统计数字总能说明问题吧！据《三国志·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蜀记》，刘禅投降时，蜀国有民二十八万户，九十四万人，而军队则有十万，官吏则有四万。也就是说，平均每九个人就要养活一个士兵，每七户就要供奉一个官吏。蜀国人民，实在是负担不起了！
　　这种状况，并不能只由刘禅和姜维来埋单，因为他们执行的正是诸葛亮的“政治遗嘱”。无疑，诸葛亮坚持北伐，自有他不得已之处。我在《以攻为守》一集，已经给予充分的“历史之同情”。其中之一，便是“小国更要图强”。用《华阳国志·后主志》的话说，就是“以弱为强，犹可自保”；或如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所说，一方面通过战争来保存自己（巩固以存），另方面通过战争来寻求机会（待时以进）。所以，对此不能简单否定。但因此造成了“人民甚苦”的现状，却也是事实。当然，由于诸葛亮以身作则，蜀汉官员总体上是比较廉洁的。由于诸葛亮依法治国，蜀国的治安也是相当好的，陈寿谓之“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上〈诸葛亮集〉表》）。但我们要记住，这种状况，是靠“战时军事管理”的方法造就的，未必“可持续发展”；而老百姓更关心的，还是自己能够吃饱肚子。
　　那么，前面说的这些，是赵藩的意思吗？这就不知道了。赵藩先生早已作古，我们没法求证。但我以为这并不要紧。赵藩写“攻心联”，原本就是借古论今。我写此文，亦不过借题发挥。只要事情说清楚了，原意不原意的，也就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看待历史。因此，不妨将“攻心联”略改数字云：
　　能攻心，则疑虑自消，从古知书非好辩；
　　不审势，即褒贬皆误，后来治学要深思。
　　不知诸位以为然否？
　　2009年6月9日定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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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变法迫在眉睫（1）
公元1067年，是一个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的年份。这一年正月，三十六岁的宋英宗病逝，法定的接班人皇太子赵顼（音须）承嗣大统当了皇帝，是为宋神宗。当然，神宗是他的庙号，死了以后才叫的。在世的时候，我们大约只能唤他一声“当今圣上”。
　　神宗是北宋王朝的第六任皇帝，前面五任是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真宗赵恒、仁宗赵祯和英宗赵曙。此后，则还有三任皇帝，即哲宗赵煦、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这时，北宋王朝已过去一百零八年，算是步入中年，而新皇帝却很年轻。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出生的赵顼，此刻正好二十岁。年轻人血气方刚，总是想做些事情的，宋神宗也不例外。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熙宁变法”。
　　变法是宋神宗“新官上任三把火”的头一把。因为它是从赵顼登基的第二年即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开始的，因此叫“熙宁变法”。后面的两把火，则是元丰年间的“改制”（改革官制和兵制）和“用兵”（进攻西夏）。看来赵顼这哥们确实是一个很想有所作为的年轻人，只不过他的作为似乎效果都不怎么好。变法是一再受阻，节节败退，对西夏用兵更是次次惨败，因此赵顼死后得到的庙号竟是“神宗”。据谥法，“民无能名曰神”，也就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的意思。历史上叫做“神宗”的，还有一位明代的万历皇帝朱翊钧。但万历皇帝是在位四十多年不理朝政，什么事情都不做的，竟然和这位独断专任大刀阔斧的赵顼享用同一个庙号，这也真是让人“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不过话又说回来，宋神宗的变法，倒也不是自寻烦恼，无事生非，为政绩而政绩。变法是有道理的，甚至可以说是有远见卓识的。我们知道，一个成熟的王朝，如果顺顺当当地延续了上百年，那就几乎一定会出问题。因为历代王朝实行的政治制度，即中央集权的帝国制度，其合理性是建立在生产力水平不高，社会成员普遍贫穷落后的基础之上的。正因为普遍贫穷落后，这才不但需要一个统一的国家，而且需要一个至高无上的权力实体（朝廷）或权力象征（皇帝）。一旦富裕起来（不贫穷），强盛起来（不落后），或贫富拉开差距（贫穷落后不普遍），王朝发展成超级大帝国（突破规模），麻烦也就接踵而至。《宋史·食货志》说：“承平既久，户口岁增。兵籍益广，吏员益众。佛老外国，耗蠹中土。县官之费，数倍于昔。百姓亦稍纵侈，而上下始困于财矣！”也就是说，和平安定的时间长了，人口就会大幅度增长，开支也会大幅度增长。一是军队越来越庞大，二是官场越来越臃肿，三是宗教越来越兴盛，这些都要增加费用。何况富裕起来以后，要求也不同于前。不但官员的排场越来越大，就连民众的生活也渐渐奢侈，财政岂能不成问题？
　　与此相反，行政的效率则越来越低，国家的活力也越来越少。因为承平日久，忧患全无。朝野上下，慵懒疲软，得过且过，不思进取。熙宁年间的情况便正是如此。五个宰相副宰相，除王安石生气勃勃外，曾公亮老气横秋，富弼称病求退，唐介不久辞世，赵捊锌嗔�天，时人讽刺说这五个人刚好是生老病死苦。这种暮气沉沉的状况，并非大宋特有，其实也是所有“百年老店”的通病。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一　变法迫在眉睫（2）
因此每到王朝的鼎盛时期，动乱的烽烟便已悄然升起，帝国的丧钟也已悄然响起，只是大家看不见也听不见。他们看见听见的，是形势大好，是歌舞升平，是“云里帝城双凤阙，雨中春树万人家”，是“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但等到“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来”时，就后悔莫及了。大唐便是这样。
　　宋神宗显然不愿意看到这种结局。
　　事实上当时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据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引卢策所言，宋仁宗皇祐年间，国家财政收入三千九百万，支出一千三百万，占收入的三分之一。宋英宗治平年间，国家财政收入四千四百万，支出八百八十万，占收入的五分之一。而到了神宗的熙宁年间，收入虽达五千零六十万，但支出也是五千零六十万，竟占收入的百分之百。如此说来，赵顼的国库，岂不等于是空的？
　　支出增长的原因很多。按照《宋史·食货志》的说法，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辽夏威胁，长期作战，岁费弥加。这一条其实包括两项，即“军费”和“岁费”。所谓“岁费”，就是大宋每年送给辽国和西夏用来购买和平的钱。这些钱，不但年年要给，而且不断增加。这是没有办法的事，除非能把辽国和西夏灭了。不过宋王朝显然没有这个能耐，不被他们灭掉就是万幸。但买来的和平并不可靠，所以军费和岁费一样，也是有增无减。
　　二是募兵益广，宗室蕃衍，吏员岁增。这同样是没有办法的事，因为你不可能不让人口增长，更不能不让皇亲国戚、凤子龙孙们生儿育女。于是只好相应增加管理的人员和机构，增加职务和官位。结果“禄廪奉赐，从而增广”。
　　其三就是制度问题了。宋代实行的，是中书、枢密、三司各自为政的制度。中书就是中书省，管行政；枢密就是枢密院，管军事；三司就是户部、度支、盐铁，管财政。据《宋史·食货志》记载，早在宋仁宗至和年间，谏官范镇就看出了这个制度的问题。范镇上疏说：“中书主民，枢密主兵，三司主财，各不相知”，结果，国库早已空虚，枢密院却还在招兵买马（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人民早已贫穷，财政部还在横征暴敛（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省知道民众的情况，却无法制止枢密院的征兵和财政部的聚敛。当然没有办法的。因为这种制度，原本就是为了削减相权加强皇权，哪个皇帝肯改？
　　实际上，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本身就有问题。从皇祐到熙宁，不过二十年光景，财政收入就增加了百分之十二以上。在当时的条件下，经济增长哪有这样的速度？显而易见是加重人民负担所致。支出的增长速度就更成问题，竟达百分之三十八以上！如此入不敷出，王朝哪里还能支持得住？
　　何况神宗还是个志向非凡的人。他自幼便痛心于对辽国和西夏的屈辱退让，焦心于国家的财政紧蹙和朝廷的萎靡不振，恨不得一夜之间就让自己的王朝振作强大起来。他多次对臣僚说：“天下弊事至多，不可不革”，又说“国之要者，理财为先，人才为本”。问题是，到哪里去找既敢于改革又善于理财的人呢？
　　他想到了王安石。
　　

二　时势造英雄（1）
王安石也是一个志向非凡的人。
　　王安石天资聪慧，博学多才，读书过目不忘，作文动笔如飞。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和满腹经纶，他在二十二岁那年，即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考中进士第四名，从此踏上仕途。与众不同的是，少年得志的他，既没有得意忘形，也没有飞黄腾达，更没有上蹿下跳结交权贵，为自己谋取高位。从宋仁宗庆历二年到宋英宗治平四年，二十五年间王安石一直在关注和思考着国家的命运与前途，《宋史·王安石传》说他“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这个志向和这些思考曾促使他给仁宗皇帝上过万言书。史家认为，这份万言书其实就是他后来实施变法的纲领性文件（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万言书交上去以后就没有了下文。王安石明白，改革时机未到。于是，他一次次谢绝了朝廷的任命，继续在地方官任上韬光养晦，并种他的试验田。王安石谢绝这些任命也并不容易。因为当时的舆论，是“以金陵（即王安石）不做执政为屈”。朝廷也屡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