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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侠.历史-第2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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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符号，西方世界的切和中国的颇有不同，前者更具叛逆性而后者更接近完美的理想主义者，这和符号的特质有关：不论在哪里，切都被当作对人们心中不满的逆反，不满的差异，自然也产生了作为符号不同的切。格瓦拉：中国的切迷对全球化不会有太多切肤之痛，而在另一些国家，激进青年们也不会其改造私有化的故事产生多少兴趣。
英雄时代早已离我们远去，在这个消费至上的时代，商场、竞技场的经营成为社会偶像的主流，但任何时代、任何社会的任何人，其心目中或多或少都有英雄影子的存在，在今天的中国，在缺乏英雄的年月里，切。格瓦拉这样的英雄符号也更容易流行、更容易被当作人们的心灵寄托，而且如陈年佳酿，历久弥醇。
………【让爱心传递起来】………
生长在贫困家庭的内蒙古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学生李莹，在被确诊患上癌症后，两次谢绝学校组织的捐助，并在临终前嘱咐父母，将自己角膜捐献。
李莹谢绝捐助，是因为她的同学大多和自己一样来自贫困家庭，本身经济条件也不好，她不愿增加别人的经济负担；她捐献角膜，是感谢社会的关爱，尽最后的可能报答与回馈社会，虽然她年轻的生命已悄然结束，但这种能为他人、为社会着想，能推己及人的社会感、责任感，却正是当今社会不少年轻人所缺乏的，着实令人感叹。
不仅如此，如果说捐献角膜属于身后慷慨，她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乐观对人，并承担起调解同学矛盾、排解同学心理问题的“闲事”，在明知来日无多的情况下，日复一日做着这些琐碎而有益的事，则更让人觉得难能可贵。她的同学曾两次组织捐款，在她患病期间也给予她很多帮助、照顾，她同样用这种一点一滴的方式去报答、去回馈，这是关怀与关怀、爱心与爱心的彼此传递，生命的温暖、社会的价值，正是在这种爱心传递中变得真切、感人、让人留恋和期冀。
不过也应看到，这种爱心的传递，原本可以更流畅、更温暖、效果更好。李莹谢绝同学帮助并非不需要或不想接受帮助，事实上她的父亲李建国曾在无奈之下瞒着女儿，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匿名求助，关键是李莹一家不忍心拖累同样不宽裕的同学，可以想象，她那些善良但同样一贫如洗的同窗就算倾尽全力，所能给予的帮助也有限。
如果爱心的传递，总在贫困者与贫困者相濡以墨的层次上打转，那么类似李莹的感动和遗憾今后还会时常看到。爱心的传递，应更多体现在“损有余以补不足”，让有能力承担的人多承担一些。
要达到这一目标，最有效、最根本的，当然是建立一套制度保障体系，用税收阀门调节收入，用社会福利体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实现全社会的爱心传递循环。近年来，类似李莹这样的不幸者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尽管许多人踊跃捐助，伸出自己充满爱心的双手，但这种非常态的爱心行动往往挂一漏万，或力不从心，不免让许多可能的生的希望，最终变成永远的遗憾。只有从制度上建立常态的、全员的保障体系，才能让爱心的传递，进入一个全面覆盖、有效互动的良性循环当中。
当然，中国人口多、国家大、底子薄，这样一套完整社会福利体系的建成生效，绝非旬日可期，况且即使在医疗福利体系健全的国家，在紧急情况下的募捐也是时常可见的。在福利国家加拿大，中国留学生郝硕患肺癌后，就得到各界的慷慨捐助，为艾滋病人、血友病患者、患病儿童募捐，乃至为医院和医疗中心集资的事例也举不胜举。
然而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些国家，这种募捐、筹款多数并非即兴应急之举，而是常态化、普遍化的行为。在加拿大，银行柜台、超市收银台、餐厅大堂、加油站收款机，甚至博彩中心的彩票柜台上，往往都放着个装零钱的透明盒子，上面写着捐款的目的，许多人都会把找零的钱随手投进去，虽然往往只是几分钱，但覆盖面广（有的超市十几处收银台每处都放一个），参与者多，聚沙成塔，集腋成裘，既不加重好心人的负担，又能在紧急时派上用处，不至于临阵磨枪，当然，他们也有应急式的募捐，如节日筹集、慈善晚宴等等，但那些都是锦上添花，给爱心的温暖多添一把柴罢了。
可见，即使医疗体制的保障暂时提不上日程，即使募捐这种爱心传递方式还要在一段时间内唱主角，我们也有可能、有必要让这种形式更有效、更合理，既能更多、更好地助人，又不至于让助人者太过辛苦。爱心的传递是全社会的希望所在，正因如此，各方各面、每个社会成员，都有责任让这种传递更生动、更流畅。
………【“纸上富贵”不是富贵】………
据新华网10月7日报道援引中国科技部有关报道称，中国已成为“名副其实的”科技人力资源大国。
依据是一组数据：2006年度中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3500万人，居世界第一位；研究开发人员总量为142万人，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2位；全社会科技支出经费总额4500亿元，全社会研究开发支出总额3003．1亿元，居世界第5位；研究开发投入强度达到1．42％；发明专利申请量居世界第6位……俗话说的好，事实胜于雄辩，这样漂亮的数据，似乎足以支持“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了。
不过另一组数据就不那么漂亮了：瑞士洛桑《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关于科技一栏，中国的排名从1998年最高的世界第15下滑至近年来的第25－35间，这和最新的综合竞争力排名（第15）形成巨大的反差。撇开数据看实际，大到汽车、飞机、航空发动机，小到液晶电视、数码相机，中国虽有众多品牌，但有几项核心技术完全不受制于人？这种局面，似与“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尚有一定反差。
根据洛桑国际管理开发研究院的研究结果，各国和国际组织评价科技实力或竞争力的首选核心指标，不是R&；D（研究与开发）人员投入总数，也不是其资金投入总数，而是Ｒ＆Ｄ／ＧＤＰ，即研究与开发总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按照国际公认标准，这一比值小于1％的国家为“缺乏创新能力”，1％－2％为“有所作为”，2％以上且持续一段时间，才能成为“有较强科技竞争力”。中国直到2003年这一比值才刚刚突破1％，去年投入3003。1亿元，达到历史最高的1。43％，虽说比过去进步显著，但不但远未达到2％的“较强科技竞争力”标杆，甚至离“九五计划”规定的1。5％目标尚有差距。
不但如此，前面那组漂亮数据也非全无可商榷之处。在去年的政协会议上，就有来自大学的委员指出在中国科技项目推进中存在立项审批草率、行政和商业干预过多、单纯攀比成果和论文数量等诸多弊端，中国去年论文总发表数和专利总申请数都达世界第四，这两项数据15年来一直在迅速提升，可其中究竟有没有水分，是颇值得推敲的，美国物理学会期刊总编马丁&；#8226；布鲁姆就曾指出，中国论文发表数逐年增加，论文质量却逐年下降。至于科研项目中的所谓“钓鱼项目”、甚至类似“汉芯”那样的“伪项目”，就让人难以启齿了，北京大学教授甘子钊院士曾说“有时在科研上搞个虚假成果比搞个豆腐渣工程还容易”，虽然这也许只是个别特例，但见微知著，也足以让我们不敢对“科技人力资源大国”的头衔过于自得。
况且，说“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就意味着科技只有转化为生产力，才有现实的意义。在西方发达国家，科技成果转化率通常在30％以上，芬兰、瑞士等欧洲小国科技人力、资金投入绝对值并不高，但科技竞争力排名却常年居世界前列，甚至往往凌驾于美国之上，靠得正是其超过50％甚至70％的科技成功转化率，因此各国科技人才基本向企业倾斜，如美国，80％的科技人力资源集中在企业。反观中国，70％的科技人才集中在高校、科研院所和机关，国家重点实验室的60％、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26％建在大专院校（这组数据同样来自中国科技部今年9月24日的公开表述），科技人力资源虽多，配属却极不平衡，至于科研成果转化率差距更大，全国政协常委张涛曾说每年中国数万科研成果“90％以上无实际价值”，形成大量“科技泡沫”，数据虽未必确切，但与世界水平的显著差距却不难看到。
纸上富贵不是真富贵，一群舢板焊接成的“航空母舰”也出不得大洋，从有关方面，到普通中国人，还是尽量淡忘“科技人力资源大国”这个口惠而实不至的头衔，正视中国科技竞争力仍徘徊在世界中游水平的现实，并踏踏实实地找到真正提高科技竞争力的途径为好。
………【非洲没有遍地黄金】………
近日，一则关于非洲的神话在众多大小媒体铺天盖地，传得沸沸扬扬，说的是“中非商会保定直属分会”会长刘建军在非洲各国奇迹般发达，并获封“西非六部大酋长”的神话。
任何一个有一定非洲经历的人，在仔细阅读那则奇文后，都会发现无数的漏洞。
该会长在一开始就详述了自己“赞比亚河畔”的起家经历，可赞比亚根本就不存在“赞比亚河”，只有赞比西河，而拥有4万公顷水浇地、在非洲较早普及水稻种植的赞比亚，自然也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连“开沟挖井”都不会；他不止一次津津乐道于非洲农业的高产量，“种什么产量都很高”，可事实上，非洲许多地区固然日照时间长，降水充足，但土质薄，养分低，单位产量很差，即以刘会长所言赞比亚为例，中国在那里历史最久、成绩最好的“中垦集团中赞友谊农场”，经过多年土壤优化和农田水利建设，小麦亩产也只能达到800斤左右，且由于大多数国家存在明显雨、旱季，一般只能实现一年一熟，或农作物和经济作物套种两熟，而不可能如刘会长所言“一年三熟”。
刘会长一再建议投资非洲蔬菜种植项目，并称“蔬菜价格高，种起来容易，利润也高”，实际上非洲普通蔬菜，如生菜、黄瓜、油菜、西兰花、西红柿等，价格只略高于国内，如西非国家贝宁科托努，一棵生菜卖50西非法郎（人民币不到1元），内陆国家马里则卖200西非法郎（两块多），一公斤黄瓜，多哥洛美菜市场卖800－1200西非法郎。至于韭菜、大白菜、空心菜等精细蔬菜，固然价格不菲，如多哥华人超市“天地亿万多”的韭菜春节时可以卖到4000西非法郎一公斤，冬瓜卖过2500西法一个，但这些蔬菜基本上只有中国人自己问津，当地人甚至白人都很少购买，如刘会长所言“西非贝宁等国蔬菜普遍几十块人民币一公斤”不是事实。在非洲种蔬菜存在“一低二高”，即人工低、成本高、售价高，不论西非还是东非，一个农业工人的月薪都可控制在人民币300－400元左右，但种子、化肥、农药、机油等（刘会长说非洲不用化肥农药也是错的）都因不能生产，价格高出30％－100％，虽然蔬菜售价比国内高，但天气炎热，不耐久贮，利润也只略高于国内，一位在西非颇有名气的台湾菜农经营数十年，也只堪称小康，客户集中在华人圈中，像刘会长所言“几十倍”的收益，不知从何而来？
刘会长建议投资渔业，并称“西非人不爱吃鱼也不爱养鱼”，事实上西非沿海国家酷爱吃鱼，著名的塞内加尔鱼饭是众多西非人的最爱，在贝宁科托努繁华的米赛博大街随处可见的街头饭摊，和木薯饭一同出售的，正是烧鱼或鱼卤，内陆国家马里，有享誉非洲的“鱼都”莫普提，马里鱼干畅销西非、北非，显然，西非人吃鱼也养鱼，而且非常普及，指望靠养鱼发大财的念头，不啻痴人说梦。
刘会长还建议投资资源开发、矿藏开发和工业投资，并称“有发财机会，无任何风险”，事实上资源开发项目早有大量跨国公司介入，小资本、小企业生存空间已较艰难，而在非洲、尤其刘会长建议的西非、东非和中部非洲各国经营加工制造业，则存在政策不稳定、劳动力资源匮乏（当地缺乏熟练工人且很难培训，中国工人比例受限制）、不确定因素多等种种难题，未必能获得预期收益，如甘肃惠凯在多哥洛美投资衬衫厂，结果产品单位成本竟高于直接从国内进口，挣扎几年后关门了事；上海华源在马里合资的纺织厂也因主打产品真蜡布成本远高于市场售价而举步维艰。
刘会长还谈到投资医药行业的丰厚利润，而实际情况是，在大多数非洲国家，医药行业的准入受严格限制，中国药品很难打入主流市场，而混迹于大市场里为数众多的街头中国卖药者，经营既不规范，利润也无保证，甚至居无定所。至于刘会长津津乐道的“清凉油神话”，20年前容或如此，但如今由于中非贸易联系紧密，即使偏僻市集也随处可买到，且尼日利亚、喀麦隆等国已有厂家仿制，清凉油早已“下凡”，不再有昔日的光环。
为打动更多的读者、观众或听众，刘会长还编织了众多美丽的轶事或神话，然而这些更加漏洞百出。
刘会长称西非很多国家“鸡不生蛋”，事实上不论贝宁还是加纳，多哥还是马里，城里街头、墙上，都不难找到“养鸡场供应鸡蛋肉鸡”的广告，不少国家还把鸡肉分等，“肉鸡”价格高出“蛋鸡”数倍，若西非鸡都不生蛋，“肉鸡”、“蛋鸡”云云岂不成了笑话？
刘会长绘声绘色地讲述了“非洲的鞭刑”，并猜测是“大象和犀牛皮做的”，还讲述了“私刑”、“小偷市场”等耸人听闻的故事。事实上非洲一些地方按古老习俗或宗教教规，的确存在诸如砍手、投石、木棒之类私刑，但“鞭刑”（刘会长刻意强调是“三鞭”）却是马来人的传统，至今新加坡仍在沿用，非洲却不见踪影；刘会长还说科特迪瓦对小偷一律处死，这更是无稽之谈：这个前法国殖民地自1960年8月7日独立以来，一直沿用法国的大陆法系，更重要的是，科特迪瓦于2000年正式废除了死刑，成为非洲仅有的11个取消死刑国家之一。
刘会长谈话的高潮，是描述其2002年8月在科特迪瓦被“非洲六部”加冕为“六部大酋长”并赠送“国家土地100公顷”，仪式之盛大，堪比“20年前一届”访问当地的美国总统。
西非各国早已实行共和政体，虽有“酋长”、“埃米尔”等荣衔，但都是传统的象征称号，并无土地、行政实权，有些国家也会将“酋长”称号授予有贡献的外籍人士，但同样是荣誉性、象征性的，不可能也无权赠与土地；科特迪瓦在2002年8月正处于激烈内战之中，国家本身四分五裂，很难想象负有安全责任的“内务部长”会参加这样一个仪式，何况“内务部”负责警察和治安，“授予酋长”不在职权范围内，“代表国家授予土地”则更是越权得离谱了，何况西非各国部族众多，小小的多哥也有41个部族，加纳有14个，科特迪瓦有60个，彼此互不统属，何来“六部大酋长”的编制？
美国历届总统访问非洲者寥寥无几：1979年卡特首访尼日利亚、利比里亚；1998年和2000年，克林顿两次共访问加纳、乌干达、卢旺达、南非、博茨瓦纳、塞内加尔、尼日利亚、坦桑尼亚8国；2003年7月，小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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