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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奇人续-第18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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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社会盗墓工具的演进
盗掘古墓一方面靠人的技术、经验；一方面靠工具操作，旧社会民间盗掘工具为锹、镐、铲、斧和火把、蜡烛等。明代以前，盗墓贼没有探测专用工具，明代开始使用铁锥，它的出现使盗掘者仅以地面有明显标志（如封土、墓碑）的墓葬为对象一去不复返。盗墓者利用特制的铁锥，向地面无标志的地下探索，一旦找到古墓，根据锥上带上来的金属气味，选好方位，可直接挖洞盗掘。明代王士性在《广志绎》中说：“洛阳水土资源深厚，葬者至四五丈而不及泉。”“然葬虽如许，盗者尚能锥入而嗅之，有金、银、铜、铁之气（味），则发（掘）。”
从铁锥到“洛阳铲”，是北方盗墓贼使用地下探测工具的一个飞跃。北方特别是洛阳、关中地处黄土塬区，水深土厚，“洛阳铲”的铲夹宽2寸，宽成Ｕ字半圆形，铲上部装长柄，把此铲每向地下钻插一下，就可以进深三四寸，往上一提，就能把地下卡在半圆口内的地土原封不动地带上来。这样不断向地下深钻，盗墓贼对提取的不同土层的土壤结构、颜色、密度和各种包含物进行分析，如果是经过后人动过的熟土，地下就可能有墓葬或古建筑。如果包括物发现有陶瓷、铁、铜、金、木质物，就可以推断地下藏品的性质和布局。经验丰富的盗墓贼凭洛阳铲碰撞地下发出的不同声音和手上的感觉，便可判断地下的情况，比如夯实的墙壁和中空的墓室、墓道自然大不一样。
关于洛阳铲的由来，洛阳流传着这样的故事：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它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有无文化遗存进行普查钻探，为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贡献。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洛阳邙山马坡村，有个农民叫李鸭子，从小就以盗墓为生，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间有一天，他到十几里外的孟津县赶集。有个来自偃师县马沟村的熟人正在搭棚子，准备卖煎包子。双方见面打个招呼，他见这人忙着用一把筒瓦状的短柄铁铲在地上挖了一个竖直的小圆坑，以便插入棚柱。这人用此铲往地下一戳，提上来时带出不少土，一下子触发了他的“灵感”：这家伙比铁锨挖盗洞轻巧灵便，特别是能带上原土，利于判断地下不同地层情况。于是他找了张纸，贴着铲夹画出一张原大图样，回家后马上找铁匠按图打造，一试果然得心应手，效果不错。以后其他盗墓者纷纷仿效，于是得到广泛“推广。”
解放后，文物考古部门对它进行改进，用来对地下有无文化遗存进行普查钻探，为文物考古工作做出了贡献。但在近年全国刮起的盗墓狂潮中，它又被盗墓贼用来重走邪路。
盗墓觅宝之事古即有之，于今尤烈，其方法、技术、工具演变到现在更趋现代化、智能化、集团化，探测用军用罗盘、探测仪，开挖用雷管、炸药、电锯，运输通讯用汽车、摩托车、手机，因而打击盗掘古墓、贩卖走私文物的斗争更为复杂艰巨，任重道远！
山本十七朗没有想到，李强说到后面已经开始给山本十七朗上起了政治课，李强倒是没有什么想发，可是山本十七朗却不一样，山本十七朗本来听完还带着一丝的好奇，希望能够从华夏的墓穴里面找出一点好东西。
不过李强也不管山本十七朗，继续说道：“盗墓现象的历史文化考察古墓是人生终止时最后的定格，也是储存墓主生活时代的若干文化信息的府库。叠叠累累的古代墓葬屡经沧桑变故，因各种原因往往多遭破坏。而最通常的破坏形式，是有意的盗掘。历史上的盗墓相当普遍，甚至曾经成为某些区域的地方风习，成为某些家族的营生手段，成为某些社会群体的行业特征。”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新石器时代的考古资料已经可以看到有意识的墓葬破坏现象的遗存。在春秋时期“礼坏乐崩”的社会变化之后，厚葬之风兴起，于是盗墓行为益为盛行。陕西凤翔的秦公1号大墓，是迄今所发现的先秦时期规模最大的墓葬，也是我国应用科学考古方法发掘的最大的墓葬。这座古墓发现盗洞247个，其中有10数个盗洞直接打入椁室。
司马迁写述中山地方风习，注意到“掘冢”行为的普遍。掘冢盗墓虽然是“奸事”，当时却有人因此起家致富。西汉时不法贵族作恶地方，盗墓竟然成为一种骄悍者嗜好的游戏，于是有“国内冢藏，一皆发掘”，“所发冢墓，不可胜数”的情形。两汉一些严重的社会动乱，如吴楚七国之乱、推翻新莽王朝的民众暴动等，都有大规模盗墓的记录。汉魏之际曾经发生盗墓的高潮，据说曹操军事集团甚至设立了名号为“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专门指挥盗掘冢墓的官职。
唐人所谓“群盗多蚊虻”，“荒冢入锄声”，“髓髅半出地”，“白骨下纵横”等诗句，也反映了盗墓风习的普遍。唐代宗时，郭子仪父亲的墓葬被盗掘，有人疑心是鱼朝恩指使。而郭子仪在御前说到此事时，承认自己所统领的军队也多有破坏陵墓的行为。据史书记载，自唐末到五代初，关中的唐帝陵墓除唐高宗、武则天合葬乾陵外，被逐一盗掘，无一幸免。
宋元明清时代的冢墓发掘和冢墓破坏事件史不绝书。作为政府行为的掘墓事件，最为典型的是金王朝扶植的伪齐政权在中原地区对两京冢墓的大规模破坏。刘豫曾经专设主管盗掘陵墓的官员“河南淘沙官”和“汴京淘沙官。”元代蒙古贵族信用的僧侣，有发掘南宋陵墓的行为。明万历年间，宦官陈奉处理民间盗发李林甫妻杨氏墓一案，为“得黄金巨万”的信息所诱使，竟然“悉发境内诸墓。”武昌市民反对其恶行，曾经掀起激烈的抗议风潮，几乎形成暴动。
盗墓现象的普遍，历代都留下了深刻的历史记忆，于是有“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无不发之墓也”的说法。
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是古来最为普遍的盗墓动机。晋人皇甫谧宣传薄葬，有“丰财厚葬以启奸心”之说。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所谓盗墓“奸心”启于厚葬的说法，虽然颠到了主动与被动的关系，却大略可以说明“自古及今”“无不发之墓”的主要原因，是对“丰财”的欲求。
对随葬品的某些特殊需求，也是我们在分析历代盗墓动机时不能不注意的。宋代有盗墓以取犀带、玉带的史例。有人因此甚至不惜发掘自己父亲的墓葬。张邦基《墨庄漫录》说，宋徽宗喜好古青铜器，于是地方官纷纷发掘冢墓求其器以献上。陶弘景墓被盗掘，据说是为了劫取其中的“丹砂异书。”盗墓者分割“僵尸人肉”以为药，以及盗窃枯骨“以之合药饵”，则是盗墓史中的奇闻。通过发掘前人墓葬，取其营造材料以为己用，也是值得重视的历史现象。在河南南阳的考古发掘资料中，可以看到晋人发掘汉墓，并利用汉画像石作为建墓材料的实例。江苏徐州还发现晚唐时人利用汉墓墓室重新下葬的情形。这样的现象，在文献资料中也有反映。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力争夺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端手段。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发墓，剖棺，鞭尸，同时又都用以发泄政治仇恨。《左传》中已有掘墓复仇的史例。司马迁记述伍子胥“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的故事，在民间有广泛的影响。清雍正年间兴文字狱，曾经发生吕留良因此被戮尸的著名事件。
盗墓技术的发明和传承，在史籍中有资料反映。而相应的反盗墓技术也逐渐成熟。如以疑冢或虚墓迷惑盗墓者的方式等，以石椁铁壁和储水积沙等强化防护的方式，以及以机弩、伏火、毒烟等杀伤盗墓者的方式等，都各有防盗的效用。
传统礼制对墓葬的保护，表现出中国文化对宗法关系的重视。历代多有严禁盗墓的法律。社会舆论对于盗墓行为也予以严厉谴责。古来还流行这样的民间传说，盗墓时会遇到崩雷晦雨、狂风大雾、鼓角之声或者神异动物的警示，如果不理会这种警告，常常会遭致严酷的报复。
第四章 第三百三十六章 盗墓（三）
更新时间：2008…8…30 21：57：41 本章字数：3914
另一方面，自古以来多有盗墓行为与再生奇迹相联系的传说，甚至正史中也不乏此类记载。我们还看到，盗墓这种不光彩的行为，有时却可以导致原先皇室贵族专有的宝用之器得以流散民间，使得黯然埋没于尸骨旁的许多绝世珍宝重见天日，放射出古代文明之光。这种盗墓行为于是具有了与原始动机完全无关的工艺史意义和艺术史意义。古董多来自盗墓所得，而因此所促成的金石研究的进步，有积极的学术文化影响。简牍资料曾经多次充实我们民族文化的宝库，而有时发现途径是由于盗墓活动。例如汲冢遗书的出土，就是中国文化史的幸事。当然，盗墓者因文化品味的低下、鉴识眼光的鄙劣以及行止习惯之粗暴，往往导致许多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直接在盗墓现场或转卖途中即被破坏。这种行为对中国古代物质文化遗存的严重损害，无疑是不可宽恕的。
盗墓对考古工作的干扰与破坏，不仅表现在使墓葬中许多在洗劫中残破遗失，还在于无知的盗墓者往往只根据市场价值尺度进行选择，将一些虽然未必为古董商人看重，却具有极重要的科学价值和文化价值的文物归于毁弃。此外，墓葬对于考古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表现为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墓葬形制、葬式等看来并不直接具有商业价值的遗迹现象，其实都包涵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文化信息，而野蛮的盗掘，往往使这些现象遭到不可挽救的破坏。盗墓行为对考古工作的严重损害，在近期仍然有明显的表现。一些非常重要的文物因盗掘而出土，其发现地点以及其他有关遗迹现象至今仍不能明朗，其考古学的价值于是无法实现，以至于通过科学考古工作本来可能为认识古代社会历史表现出重要意义的资料不能够发挥作用。这些都是使关心和爱重中国历史文化的人们深为痛心的。
盗墓活动为何经久不衰？
历史文献中也可以看到盗墓行为的累累遗迹。唐人颜胄诗所谓“群盗多蚊虻”，“白骨下纵横”，“田竖鞭骷髅，村童扫精灵”，“试读碑上文，乃是昔时英”等，是盗墓现象的写真。通过考古工作的实践可以得知，大量古代墓葬都曾经遭到盗掘。
前人厚葬，后人掘宝
是什么原因导致盗墓现象经久不衰？是否与中国古代文化有着直接关系？北京师范大学古代文化史专家李山教授指出：“盗宝现象的猖獗与中国传统的厚葬习俗密不可分。在阶级社会中，厚葬蔚然成风。”
据介绍，厚葬习俗由来已久，最早可追溯到夏商时期，于秦汉时期达到全盛。比如汉代制度规定，天子即位一年，就以天下贡赋的三分之一“充山陵”，修建帝王坟墓。即使史称“简约”、在遗诏中明令不许厚葬的汉文帝，其霸陵在晋代被盗时，也“多获珍宝。”李山教授说，厚葬习俗根源于中国传统的礼治观念，与古人相信灵魂不灭的迷信思想有直接关系。中国古人讲尊君、讲孝道，又很要面子，厚葬就可满足这种种心态。《吕氏春秋？节丧》记载，当时人们往往用一些能显示身份、地位的专用品及大量的生活资料和珍奇完好之物随葬，其后人也以此为荣。正所谓“欲侈其葬，则心非为乎死者虑也，生者以相矜尚也。”
盗洞最多的墓葬
《中国盗墓史》作者、北京中央党校历史教研室研究员王子今70年代末期就读于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曾经参观陕西凤翔秦公一号大墓发掘工地。他说，站在考古队正在下挖的墓坑中，看到密密麻麻的土色土质均与四周夯土显著不同的247个盗洞，真切感受到历代盗墓活动之惊心触目。这座大墓是迄今所知盗洞最多的一座墓葬。盗掘的年代，自汉代一直延续至唐、宋。这座大墓发掘的最后阶段，王子今也参与了部分现场工作，看到有十数个盗洞竟然一直打到椁室本作品独家文字版首发，未经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更多最新最快章节，请访问www。；；cn！。
盗墓者一般看重轻便易携而又价值昂贵的金属器，对于大件的陶器有时会因无法从狭窄的盗洞中搬出而进行恶意毁坏，另外，他们对墓葬的方式等风俗、宗教文明毫不在意。
盗墓者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地点
王子今研究员介绍，盗墓活动最为普遍的出发点，是对墓主随葬物品的财产追求。盗墓者一般从三个途径确定墓葬的地点。一是查看地面的封土形状以判断墓葬的级别年代等粗略信息，据说有古墓的地方由于自然的地质五花土在埋葬过程中遭到破坏，一般庄稼的长势会比周围地区要差一些。二是从地方文献、民间传说中寻觅古墓的踪迹。三是比较确实可信的用洛阳铲等工具凿土取样，看是五花土还是生土，古墓在建筑过程中必然会在土层中留下痕迹，填埋的土层与原来的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别。根据取出的土层中找到的陶片、木片，铜、金等金属碎片，盗墓者不仅可以判断墓葬的确切位置，还可以知道墓葬的规模，棺室的位置，然后将盗洞直接打到墓室中去。
考古工作充满悲剧色彩
张在明研究员说：“考古工作充满悲剧色彩！很多时候，我们只能去清理盗墓贼挖掘后的残羹冷炙，做打扫战场的工作。”据介绍，现在的盗宝活动已经成为组织严密、销售体系便捷、配合程度紧密的社会活动，大多盗宝贼在当地开个小饭馆作为第二职业，起掩护作用，同时有人专门起牵线搭桥的作用，使文物的卖主、买主都不直接与他见面。
目前的考古、盗宝常常采用的是炸药爆破、遥感探测、航空考察等先进技术。张在明研究员认为，从整体上说，盗墓的黑势力的力量不处于劣势。他说，在陕西省，盗墓和走私的通讯科技要强于文物保护工作者，他们用卫星定位仪、雷达联系，出入用专车，甚至在和执法队员对抗时的武器也更先进。许多犯罪团伙都是有宗法背景的，利用姻亲、朋友等社会关系做掩护。他们工作无须审批，手续便捷，装备先进，作案灵活，往往令文物保护工作者一筹莫展
令人担忧的是，陕西省四个县专业国家工作人员只有四五千人，边远不发达县甚至没有文物保护人员；而陕西的职业盗宝、走私文物的人也接近四五千人，兼职的、为生活所迫“客串”的、干一把就收的则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对于考古部门来说，考古发掘要有严格的审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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