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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健翔:像男人那样去战斗-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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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对方的特点。我们在语言文字的运用上有相似或相得益彰的地方。有人说我们是足球解说中的黄金搭档。也有人在网络上写文章说喜欢我们的“足球相声”。其实，这首先是张路老师的个人综合实力和年龄阅历，能够从容地应对比赛里的一切情况；其次，我对足球、对生活的理解和认识，也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到了可以笑对赛场风云的时候。我们两个人的语言特点和解说风格，相得益彰互为补充，很快产生了“化学反应”，生成了新的元素。
很短的时间内我们之间有了良好的默契，就算在很快的节奏下，我们也很少出现抢话叠话的情况。我知道他两个短句之后一个长句，稍稍停顿，再连两个短句。他知道我两个词或两个单句，之后加一个长句或者加两个长句。我们在激烈快速的场面中，能保持思路一致，语言上相互配合。
我们之间的默契还体现在相互帮衬和维护、圆场，又不是盲目的护短。一次分析意大利国家队的时候，张路提出一个观点，说意大利没有好后卫。后来有些人在网络上对他恶意谩骂。作为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对此很气愤。更重要的是，客观上我也赞同他的分析。到了下一周的转播，我在解说中对张指导说，我非常赞同您提出的意甲没有好后卫的观点，因为意大利队队长卡纳瓦罗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他们没有好后卫。
幽默的人生是反躬自笑的人生，幽默的足球是看透了的足球。30岁之前让我幽默，我会觉得体育有什么可幽默的？2001年后，这一切发生了改变：在解说中，首先是发现幽默之处，其次是表达能力到位，而且表达的时候需要两人相得益彰，不断深入。这在曲艺中叫“三翻四抖”，在戏曲中叫“一唱三叹”。这种感觉很奇妙，没有交流准备，而是在比赛之中随意地迸发。我们这五六年下来，不敢说每场意甲的转播都有乐子，但每个月肯定都会有。也许这和我2001“中卡之战”风波的经历有关。从那以后，比赛对我来说也许不是胜负，而只是另一个复杂又丰富的人生舞台吧。
2001年5月份，罗马夺得联赛冠军，观众冲进场把队员衣服扒光了，我和张路说得很轻松搞笑，当时我们也被现场的气氛所带动。意甲有两名队员，一位是迪那塔莱，另一位是迪米凯莱，这两人的名字仿佛是故意和解说员找茬。我们用很自嘲的口吻，说这俩队员就是成心让解说员犯错。他们一块在场上，还都踢前锋。张路又补了几句，说他们个头差不多，动作差不多，球衣黑白竖道的，号码也看不清楚。意甲场上有一位参加过1990年世界杯的老队员，我说这就是足球场上的活化石，张指导立即接着说头发都没有，牙都没有多少了，老队员修炼成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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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惟淼
和我合作最长的顾问是前国脚李惟淼。李指导是70年代后期的国队家队员。1995年我第一次出道解说大赛，就是和他一起主持美洲杯。1995年我们开始转播德甲联赛，他做我的转播顾问，一直到2003年“非典”。因为一些个人原因，他不再来央视做德甲转播解说顾问。我们一起做了8年，他对我的关心和帮助令人难以忘怀。
李指导年龄和张指导相仿，是非常认真坦诚的人。他50多岁，是梦舟明星足球队教练，有时候还上场踢球。他踢球技术细腻，非常认真，让人感受到老一代运动员的朴实与风度。李指导的解说风格平实、朴素、专业、准确，语言简练。虽然年龄差了将近20岁，但我们是好朋友。
我们经历过一次演播室惊魂：一次德甲转播时，中场休息出解说员的镜头，我正说话，头顶上一根手指粗的灯管掉下来了。幸亏我当时身体前倾，手臂撑着身前的台子，面对镜头说话。窜着火苗的灯管顺着我的后背，垂直落到地上，而且还把我的椅子烫了一个“漂亮”的洞。当时演播室就冒起了烟雾，烟很呛人。如果不灭火，势必引起火灾。我把一个话题交给了李指导，希望他能多说一会儿，把镜头切至他的个人特写。我则迅速拿起矿泉水灭火，手脚并用，把火给灭了，然后镇定坐下，重新面对镜头。李指导说了很长一段话，等到全景镜头，一切又风平浪静，观众并不知道差点发生一场火灾。事后查看，我坐的办公椅靠背上，烫了两分钱大的圆洞，地毯上是黑色长条状烧痕，越想越后怕。
李指导还参加了2002年世界杯后方的解说和评论。当时我们希望他能去韩国和日本现场，但因为他是北京市体育总会的秘书长，不能请假太久，所以没有成行。至今还有很多人怀念我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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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乔生
假如用宅心仁厚来形容一个人的话，我会立即想到韩乔生老师。这也是我们一起工作的同事对他的诚恳评价。
他是前辈，但是对我们后进电视台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欺负或看低一等。他待人宽厚，工作任劳任怨，生活乐于助人。偶尔他在工作的时候出了口误，我们也替他着急。他非常坦诚，没有老一辈的架子，经常跟我们交流。2002年世界杯，去韩国的路上，他非常认真地问我：“健翔，你帮我出出主意。你说该怎么办，才能避免失误？”
我说：韩老师，你少说一半的话就行。结果他虽然非常努力，却没有完全做到。我觉得他在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还是比原来变化了许多，这都是他认真准备的结果。唯一遗憾的是，有时他会被准备得太多的材料噎着。韩老师误认为自己准备不足，其实准备得太多了。说的时候想得太多，一句话想把三件事都放进去。我们希望他别出差错，别让观众说他。听到观众有不良反应的时候，真替他着急，也替他叫屈，因为他是那样勤奋、敬业，任劳任怨。
刘建宏说过：“我们对韩老师的敬仰有如滔滔江水绵绵不绝”，这不是在开玩笑，因为韩老师绝对是有迷人人格魅力的一个人。雅典奥运会，他每天完成所有转播之后，又在新闻中心给北京一家报纸写专栏，写完之后大声朗诵给仍然在新闻中心坚持工作的同事。读完后，大家一乐，他也特别高兴，把邮件一发，高高兴兴地回到记者村睡觉。他每天只睡四五个小时，白天又参加转播。快50岁的人，精力之旺盛，令人感叹。
他是个热爱生活，又活得很细致的人。家中一尘不染，井井有条，小摆设、小装饰品的点缀无不显示主人的风格和品味。在台里，他是有名的“大张罗”，古道热肠，替同事们做了许多分外的事。
至于《韩乔生语录》，那是网络时代的产物，把许多其他同行的口误都算成他的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而且体育解说和其他可录制节目的语言是不一样的，比赛进行成什么样都得说，没法修改，还无法提前准备，出口误是难免的。把众人的错误甚至经过胡编乱造全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妥当的。我个人也犯过不少错误：有时候把名字叫错了，有时候舌头绕不过来了等等。
不过，时间长了，大家会体会到韩老师的人格魅力，现在很多人喜欢他。他以一己之力扛过那么大的压力，我们都很佩服。假如哪个年轻人遇到困难，他是第一个打电话安慰的人。“中卡风波”后，韩老师第一个打电话给我，嘘寒问暖，对我表示关心理解和支持。网上传言我去凤凰卫视，第一个出来辟谣的也是他。
有一年冬天，他忽然很严肃地找我说了一件事。原来，一家出版社找他，想出一本《韩乔生语录》。他觉得既然被人指责诟病这么多年了，不如干脆出本书，“挨骂咱也挨出点儿效益来啊。”他问我的意见。我们的交谈非常坦诚，我说这个问题不是简单一本书的问题，它产生的影响应该是综合的。我建议他问问妻子、儿子，看家里支持与否。他最终没有出这本书，他后来说我的建议是对的。
2005年底，凤凰卫视《鲁豫有约》节目，要做韩老师的专访。韩老师特意让凤凰的人来采访我。专访中他还提起我在世界杯的时候建议他少说话，他说我们俩是同事中关系最好的之一。我们彼此尊重、坦诚，这种关系中，更多的应该是韩老师的胸怀决定了这个局面，我很尊重他。
2004年夏天，韩老师跟我们一起去葡萄牙转播欧洲杯，开始的时候，他与刘建宏搭档组合，一起解说，而我与陶伟一组。后来因为正常的工作安排，考虑到交通、住宿等实际问题，韩老师与我搭档了几场。没想到网络上竟然就出现了极为无耻的谎言、流言，说建宏跟韩老师在比赛解说中互相抢话，导致赛后爆发激烈争吵，甚至动起了手。我们在葡萄牙看到网上的这一则流言，既愤慨又觉得滑稽可笑。
和我一起战斗的人们
陶伟原是北京的球员，后来在四川全兴退役，2000年之前他在北京有线台做过足球解说。央视每周星期天晚上增加一场德甲转播，李指导后来因为星期一上班，无法工作到深夜。于是要有一位新人参与，我就把陶伟介绍到德甲星期天晚上的转播。
他是热情勤奋的人，精力旺盛，工作认真，深夜进行的转播也能保持很好的工作状态。他是嘉宾顾问中最年轻的一个，平时积极准备各种工作资料，看报、看书、上网，了解有关情况。他参加了2004年欧洲杯前方转播，现在仍和我一起做着德甲的解说。
继陶伟之后，我们又陆续邀请了杨朝晖、宫磊和徐阳等退役球员来参加解说评论，因为我们购买了大量的足球比赛转播权，需要更多的解说顾问。杨朝晖是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队第一中锋，是那个时候的“郝海东”，曾经在日本踢过职业队，论对足球的理解，那是没得说；宫磊是1985年获得世界青年锦标赛前八名的中国青年队的队长；徐阳在2000年代表国家队参加过亚洲杯的比赛，都是正宗的“国脚”。他们的专业理解都没有问题，只要多些电视经验，都会对我们的转播节目很有帮助。现在，观众已经开始熟悉和接受他们了。
这两年，刘建宏和段暄也开始多做现场直播的解说。建宏原是《足球之夜》的主持人，做解说稍晚，但是他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像他自己常说的，“农民式”的执著与顽强。今年，他也去德国解说世界杯。
段暄比我们年轻四五岁，是很帅气的小伙子，在《足球之夜》节目早期，曾经被我逼着做过国际足球配音。那时他年轻，喜欢出差，到处跑，放弃了配音解说工作。后来《天下足球》节目开播，固定在每周一播出，而我由于星期天晚上要直播两场球，难以再承受星期一的栏目，于是段暄被挖掘出来当主持人。他同我一样学英语出身，弱点在于非播音科班出身，有基本功不太扎实的地方。他以阳光大男孩的形象气质，符合《天下足球》国际化、娱乐化、时尚享受的要求。这个节目非常成功，也贴上他明显的个人标签。
今年的德国世界杯上，我将和同事们一起去前方解说。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拿出最好的状态，让大家看到有不同解说风格的世界杯。这对观众来说是一件好事，对我们每个人来说，也同样如此。
在我看来，电视解说评论是一个需要多种风格的行业，观众的欣赏眼光日新月异。好几年前，在一期《体育沙龙》节目里我就说过：“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三五年”，一个人能维持几年高峰期就很不错了。我从来不认为一个人可以包打天下，我们这个行业确实需要不断有新人出现的，所有大赛都让一个人做，他会很快完蛋。1999前后是观众对我的好评最集中的时候。过了几年，就有人不喜欢你，讨厌你。这一切很正常，尽在意料之中。也有人觉得我走在最前面，做得好一些，其实是因为我碰撞的地方比他们多。我像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扎得满嘴血窟窿了，然后才有了一些经验和工作感悟。我相信以后大家都会做得很好，团队还会壮大。当体育频道出现更多解说的时候，我很高兴，因为他们都很优秀，多种风格并存是观众的幸运，也是我们这个行业的幸运。
再说说《足球之夜》创办时期的搭档张斌。我们一起创办了这个里程碑式的体育节目，以后老了、退休了，一定会在各自的回忆录里提到对方。假如只说他是优秀的主持和解说，就太委屈他了。他的综合能力很强，是个很优秀很全面的电视人，因此，不能专注于解说和主持。他现在做了领导，主要负责我们频道所有的足球节目，相信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他一定会在主持和解说上的位置上给大家以惊喜和难忘的表现。
他是精力旺盛，思维敏捷，让我赞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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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饮——我的酒友
酒友之中，首先是白岩松，另一位是刘建宏，我们是“三味聊斋”时的搭档。这个节目从2002年4月开播后快速成长，虽然在当年6月就已经结束，但至今仍被人们津津乐道。观众以为“黄、白、红（宏）”三角缺一不可，换任何一个人都没有这个味道。
白岩松是我非常佩服的人，业务优秀为人成熟，所以他能有那么多的辉煌和成功。我和他开玩笑，他到我们体育节目是来发泄和放松的，因为在本职工作岗位上不能太轻松随意，他来做体育节目却是纯粹的享乐。他在我2000年出的那本书中欣然地做了一个序。
白岩松在自己家里支了个斯诺克台球案子。每次来朋友喝酒之后，就要兴致勃勃地拉着别人打球，球杆经常撞到背后的墙上。如果是喝醉了，就把墙上挂的画胡乱扒到地上，还会经常乱打别人的球，以至段暄总是捂着球说，别打别打，这是我的球。他平时工作压力太，岗位责任重，因此喝完之后偶尔痛哭。有一回在建宏家喝酒，酒醉之后，坐到地上，把建宏儿子的玩具小汽车压碎了好几辆。
2005年底，领导点将，希望我来做一个体育频道周刊类的评论节目。我在筹备节目过程中，找小白聊了聊，因为他做过“中国周刊”、“东方时空”，“新闻会客厅”的主持人和制片人，做这种栏目，特别是周播的新闻综述性的栏目，他是很有经验的。我在他家吃饭，听他传经布道，得到很多帮助，受了很多启发，他的业务能力和人品真是没得说。
我和小白踢球时是球友，他有心要把我发展成酒友，可我基础太差，练不出来。建宏和他倒成酒友了，两人都是八两、一斤白酒的量。我们住得很近，周末常相约到某人家中聚餐、聊天、喝酒。
我对酒精过敏，但是等他们喝到八两多的时候，我以二两的酒力跟他们叫板。结果等我喝到三两的时候，他们已经喝到一斤一二两，于是就大醉了。几次三番，搞得他们俩很奇怪：为什么健翔没醉而自己醉了？
白岩松是阿根廷的球迷，他不用掩饰自己对足球的喜好，因为他不是体育节目主持人。我和建宏则必须藏着掖着，不能让观众知道我们喜欢哪个队。说实话，在足球领域里，我是只有固定的审美标准，而没有固定的情人。我喜欢技术好，踢得漂亮，踢得积极的球队。我是足球场上的唯美派，不喜欢破坏性的、功利和丑陋的足球。我唯一可说的就是：除了中国队，我迷恋过82年和86年的巴西队，那是在我青少年时代看过的比赛。
建宏也爱喝酒，如果有朋友读完这本书之后有机会和他交往，那么，一定要请他喝个痛快。八两白酒他肯定没事，一斤可能会醉，视当天的状态而言。建宏和小白有理论，喝白酒要喝好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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