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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动天下--苏秦和他生活的时代写真-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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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野心膨胀超出极限的子之,如同魔鬼附身般地一心想要得到对国家的完全控制,认定只有作了燕国名副其实的老大,才能让自己尽显身手,千里疆土任凭他随意挥洒。

  他当然知道这并不容易,燕王哙虽远称不上是一代雄主,但也绝无重大的过失和恶行,要想强行废黜他,实在找不出充足的理由,硬来的话很可能是让自己倒霉。

  盘算之后,子之决定采取渗透战术,一点点地瓦解燕王哙的权力,搞他个和平演变。

  子之的初步计划是,先把燕国的所有行政权抓到自己手里,将燕王哙架空。

  这件事作起来也有难度。虽然倚重子之,但燕王哙仍然攥着国家事务的最后裁决权。要想一切权力归子之,就必须说服他彻底放手。

  子之不可能亲自跑去向燕王哙伸手要权,那等于让所有人怀疑到他的不良企图。必须有人替他出面充当说客,蒙哄燕王哙自动让出权力。

  选谁来作说客呢?这个人应该跟子之关系密切,如此才可确保他不会出卖子之;还要深受燕王哙的信任,这样他说的话才能得到重视。

  子之想到了苏代,他完全符合前面的两条标准。

  初次见面就被燕王哙赏识的苏代,跟这位国君的关系自然不会错。可他是怎么跟子之攀上交情的?

  据司马迁在《史记·苏秦传》中的说法,苏代能跟子之靠近,是因为苏秦早先“与子之为婚”,两人是儿女亲家,或者是一方娶了另一方的姐妹的姻亲关系,所以“苏代与子之交”。这当然不可能,即便结亲也只能在苏代和子之间直接进行,如果苏代没娶老婆(笑话苏秦的那位嫂子不是他的太太,而是苏秦另外存在的兄长的妻子),或是家中虽有糟糠妻,但子之家族中偏有那痴情女子甘当小妾。

  政客间的结交,其中就算真有亲缘的联系,也从来不是多么重要的因素。苏代投靠子之的真正理由,无非是利益和政见两种考虑。

  子之在燕国位高权重,傍上他自然前程无量,这一点只要不是弱智就都能明白。

  除去私欲的算计,苏代很可能也认为,燕国只有在子之这样处事果决,雷厉风行的人主持下,才振兴有望。所以在官场复杂的争斗中,他明确选择了站在子之一边。

  不管是哪种原因,都足以让苏代不能拒绝子之要他帮忙的请求。

  苏代也真的就答应了。

  按照子之的布置,更可能是他和苏代共同商量的行动方案,子之先给苏代争取到了一份出使齐国的差事。那时诸侯之间流行交换质子,就是相互把自家的一个儿子,送到对方的国家去作人质,以此确保两国不发生冲突。燕国这时就有位王室公子要到齐国去当质子,苏代在子之的安排下,承担了护送这位公子入齐的任务。他顺利完成了使命,回到了燕国。

  这便是开头的那一幕情景,听到燕王哙在问齐宣王的情况,苏代知道那个预谋已久的一刻到了。

  三。一言兴邦,一言丧邦还真不是吹牛。

  大凡一国出使别国的臣子归来,国君通常都会探问他对那个国家元首的印象,燕王哙的问话早在子之和苏代的意料之中。

  于是按照事先想好的词句,苏代对燕王哙回答道:“必不霸。”

  齐宣王不是块当霸主的料子。

  在后人看来,苏代这话明摆着是胡说八道。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齐宣王怎么也都称得上是齐国的杰出君主,这个国家在他的手中持续了以往的繁荣和昌盛。

  可是对当时的燕王哙来说,真实情况却并非那么清晰可辨。此时齐宣王即位不过几年的时间,他的执政能力究竟如何,外人一时都还难以确切判定。所以向来受信任的苏代的话,对燕王哙还是很有欺骗性的。

  当然燕王哙也不是一句话就能糊弄过去的,他接着问道:“何也?”

  你说齐王作不成霸主,总得给个理由吧。

  苏代的回答倒也干脆:“不信其臣。”

  齐王的毛病是不能全心全意相信他的臣子。

  连通常只管客观叙事的司马迁写到此处也忍不住点明,苏代这是“欲以激燕王以尊子之也”'2'。

  苏代摸准了燕王哙只求让燕国尽快强大起来的迫切心理,这才说出那样的话来,把对他有知遇之恩的国君推向了阴谋的陷阱。

  本来就宠信子之的燕王哙果然中计,从此“专任子之”'3',心甘情愿地把大权旁落给他这位能干的相国。

  轻易就取得了成功的子之欣喜不已,对苏代也是感激不尽。他当然懂得帮忙没有白帮的道理,“因遗苏代百金”'4'。

  这“百金”的“金”并非黄金,而是铜钱。“百”是指一百镒的,一镒的重量据说等于二十四两。也就是说,子之送到苏代面前的是整整两千四百两放射着诱人光泽的巨款。

  这是一场两千年前的黑金交易,买断的是一个国家的统治权。

  而这才只是子之计划的第一步。

  此刻国王的宝座离子之近在咫尺。燕王哙居然能那么痛快地下放权力,让子之发现,篡位原来可以省略掉许多劳神筹划的麻烦,只需一个知道怎样说话能够打动人心的说客就足够了。

  按说这样的人选还是非苏代莫属,子之肯定也这样想过。

  可是最终出马的人却不是苏代,至于为什么,史料没有任何说明。

  也许苏代虽然爱钱,为升官也不惜攀附权贵,但他多少还保留了一点作人的底线。燕王哙毕竟对自己有恩,即便是真要下课,这件事也不应该由他来作。苏代甚至可能只赞成子之专权,却不支持他僭越国君的大位。所以当子之请他再做说客时,苏代选择了拒绝。或许还会劝告子之见好就收,适可而止,国君的位子并不是那么好坐的。

  对最高权力已经*攻心的子之,这时候是什么话都听不进去的。苏代不再和他一起玩,他便另选搭档,想巴结自己的人有的是。

  一个叫鹿毛寿的家伙就这样登场了。

  对鹿毛寿的情况,史家同样没有多费笔墨,只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奸佞之徒的形象。

  真正的坏人往往也都是聪明人,鹿毛寿就是一例。他经过细心谨慎的谋算,决定把引诱燕王哙让位的行动分成两步来走。

  在第一步他先向燕王哙提议,用把国家转让给子之的行为,替自己炒作一个圣贤的荣誉。理由是古时候的圣贤尧曾要让位给个叫许由的人,许由坚决不受,尧因此“有让天下之名,而实不失天下”,又换得了人人都“谓尧贤”的好名声。“今王以国让子之,子之必不敢受,是王与尧同行也”。您不但仍旧是国王,在历史上的地位还跟尧一般高啦!

  燕王哙还真的就听从了这番鬼话。当了国君的人,多半都想被人赞美成贤德之主,这种虚荣心燕王哙也不会没有。再说现在所有国事全都交给了子之打理,整天闲得发慌,就算给自己找个事情作吧。他此时似乎根本没意识到,自己玩的是一场多么危险游戏。

  这位政治上的天真汉很快就公开宣布“属国于子之”,子之的地位立刻“大重”,分量加重了的子之对燕王哙的转让行为却丝毫没有推辞的表示。这时任谁都应该明白,假戏可能要真做了。

  鹿毛寿却又跑来见燕王哙,对他狡辩说,虽然名义上出让了国家,但实际上各级官吏都是太子的人,“是名属子之而实太子用事也”。意思很明白,子之要掌握所有官员的人事任免权,控制这些人的命运就等于控制了整个国家的神经中枢。既然说要让国,您就该彻彻底底地让一回吧。

  这已全然不是游戏,而是近乎直白的要篡夺政权了。

  燕王哙却还像个傻瓜似的,把俸禄收入在三百石粮食以上的臣属的官印统统收缴上来,又把这些代表国家各种权力的信物统统交到了子之的手上。大功告成的子之也即刻卸去了所有的伪装,堂而皇之地“南面行王事”,坐在朝南的王位上,向着已经属于他的燕国发号施令了'5'。

  四。圣贤与奸佞都没有修炼成熟。

  这样随便地将一个国家转手出去,燕王哙真的是个白痴不成?

  在正常情况下,一个国君死后,都必须被追赠谥号,比如燕王哙的父亲燕易王这个名号就是去世后才加封的。可是燕王哙故去之后,却没有得到这样理所应当的待遇,只能像现在这般不尴不尬地称呼他。足见子孙和臣民对他将自家祖业无偿转让的行为是何等的怨恨。

  这燕王哙怎么就会笨到如此可笑的地步?

  从史籍上看,燕王哙的性格中确实有着寻常君王少有的单纯,但决不是糊涂。从任用子之、苏代这样有才干的人(只是对他们的野心和贪欲始料未及)可以看出,他并非一个昏君。

  那他为什么要这样作?

  不妨先来看他对子之篡位的反应。在这个昨日的相国“行王事”之后,《史记·六国表》记述燕王哙的态度竟是“愿为臣”。从日后的结果看,子之的势力远没有达到后世曹操。司马昭那样足以挟制君王的规模,燕王哙只要振臂一呼,至少也能拉起一支队伍跟子之对打。可是眼睁睁看着子之如此的大逆不道,他居然没有表现出一丝的不爽。

  也许所有人都小看了燕王哙,低估了他的人格境界。

  燕王哙的头脑中当然还不会有国家是人民公器这样明确的思想,但他显然认为,只要能让燕国强盛,谁作这个国王都行。子之既然有能力,让位给他也没什么不可以。尧舜那样至圣之人都肯让贤,我怎么就不能让。给自己落下个贤德的美名,又有什么不好?

  这是一个比那些雄才大略之徒高尚百倍的千古真君子。

  可是现实总是爱开残酷的玩笑,一个好人所作的事并不都能有好的结局,甚至适得其反,明明想要人们进天堂,最后却把人送进了地狱。因为好人做事凭借的仅仅是良好的愿望,常常缺乏坏人那种魔鬼般的精明和计算。所以正义即便战胜了邪恶,也往往是在付出许多惨痛的代价之后。而这其中的不少悲剧,追溯原因竟然都是好人们当初真诚善意的选择。

  燕王哙这个君子万万料想不到,让他把一个国家托付出去的那个人,根本就没有使燕国真正健康发展的能力与才识。

  以子之的性格和处事作风,他对燕国的管理一定是严格乃至严厉的。“行王事”以后,志得意满的他或许以为从此有了更多更大的行动自由,可以尽情发挥。于是作起事来可能更加无所顾忌,全凭个人的意志喜好,愈发专断强横,根本不理会别人的感受。如果人们因此有所不满,出现一些抗拒的行动,他只会加倍严酷地予以惩罚,完全不明白这样作反倒会让自己失去人心。

  子之的样子让人不由得想起那位“天资刻薄”的商鞅,不同的是商鞅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秦孝公这顶无人敢碰的保护伞罩着,一旦失去秦孝公,商鞅便只好粉身碎骨。野心过剩的子之却迫不及待地主动拿掉了燕王哙这个权威的庇佑,他自己觉得不过是搬走了一块碍手碍脚的拦路石,其实是引火烧身。那些曾经跟他一道作燕王的臣子的官员们,亲眼看到他靠卑劣的手段爬上了王位,他们中间有几个人还会敬服效忠他。何况子之从前大概也很少善待过他们。万一形势有变,这些人非但不会挺身相救,反而会搞他个墙倒众人推。子之等于是把自己放在一个全无遮挡,没有一点防护屏障的旷野中央,危险随时会从一个或几个方向朝他袭来。

  子之另一个不如商鞅的地方,就是他不象商鞅那样有一整套可以编成一本《商君书》的完备理论与规划。他处理国家事务的方法,更多的可能是就事论事,遇到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的实际操作。缺乏全面和根本的考虑,使得他既不能把燕国弄成秦那样的野蛮霸主,也没法让它受到文明正宗的熏陶。正邪两派功夫都没学到家,最终的失败也就不令人奇怪。

  不过子之毕竟还是个有才能的人,坐上王位后的施政也不会毫无成绩,所以恨他的人很多,支持他的人也不少。两方明里暗里较起劲来,燕国也就非出事不可。

  公元前314年,子之对燕国的接管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史记·燕召公世家》记载,“国大乱”。

  这样的乱局,在任何时代都是反对派借机起事的时机。

  五。追求正义是人们互相杀戮的理由。

  在反对子之的那些人中,与他结仇最深的是一个叫平的人。理由很简单,因为这个平乃是燕王哙的儿子,燕国原本的太子。

  眼睁睁地看着那迟早是属于自己的江山,硬生生地被一个不相干的家伙随便拿走,太子平当然恨子之入骨,千刀万剐才解气。

  但这位太子并非卤莽之辈,他明白在子之势头正盛,多数人即便心存不满也不敢加以对抗的时候,与此人正面冲撞实属不智。他选择了隐忍的策略,先保全自己,再待机而动。

  子之屁股底下的王位是燕王哙甘愿出让的,他即使不心存感激,也得把表面功夫作足,尽量善待前王室成员,如此才能减低人们对他篡位的抵触。这样一来,太子平的生活虽然可能受到监视,但应该还是有一定的自由活动的空间。

  三年的时间里,太子平可能整日在人前都只是尽情吃喝,放纵享乐,活脱脱一个不成器的花花公子。

  看着太子平醉生梦死的样子,子之慢慢地也就对这个没心没肺的小子放松了警惕。

  他绝没有想到,在暗地里,太子平正利用相对宽松的环境,秘密联络那些看子之不顺眼的人士,悄悄地积聚颠覆他的力量。

  在这些与太子平结交的人中,有一个叫市被的将军。

  从以后发生的事情看,市被担任的这个将军并非燕国的武装力量最高统帅,至多是个军区司令员的级别。但不管他手中能握有多少士卒兵车,有了这样一位军方人士的支持,太子平夺回王位的底气肯定更觉充足了。

  太子平很有耐心地等了三年,终于等来了燕国大乱。

  他知道机会来了。

  但有了机会也并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成功。太子平看得很清楚,子之的势力仍很强大。凭他和市被的能量,一旦火拼起来,很难说就一定胜券在握。

  必须有更强大力量的帮助,才能万无一失。那就只有一个办法,争取外援。

  谁有能力伸出这样强有力的援手呢?

  太子平想到了齐国。邻国中能够占据压倒子之的绝对优势的,就只有齐宣王麾下的大军了。

  事不宜迟,太子平即刻派出秘使与齐国方面接洽。

  秘使没有多费什么口舌,齐宣王那边就答应了帮忙。这位大国之君很郑重地捎话给燕国太子,赞美他恢复君臣父子纲常伦理的义举,告诉他自己将“唯太子所以令之”'6',完全听从太子平的吩咐。

  这下太子平的心里彻底踏实了,立即开始了光复河山的行动。

  起事的日子到了,只见太子平号令一出,市被立刻率领属下的军队响应,其他的反对派力量也迅速聚拢在正统的大旗下,一齐杀向子之的宫殿,很快就将子之团团围困,匡复王室的起义似乎马上就要大获全胜。

  可子之哪里是那么好对付的,他指挥眼前的人马顽强抵抗,死死地顶住了进攻,使得市被他们竟迟迟不能拿下宫殿。

  死守宫殿的同时,子之又四处召唤支援。没用多少时间,大批的普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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