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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亡清兴六十年(下)-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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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敢犯上司。袁崇焕善待同僚，体恤下属，“焕得大将风，士卒同甘苦”。但是，袁崇焕不善于“应对”上司。有人说：“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他不爱钱，不惜死，不辞劳怨，不避嫌疑，而秉性耿直，忠于朝廷，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于经略王在晋：深受其倚重，并被题为兵备佥事；但是，“崇焕薄在晋无远略，不尽遵其令。及在晋议筑重城八里铺，崇焕以为非策，争不得，奏记首辅叶向高”。袁崇焕以区区小官，在唯诺成风的官场中，冒犯上司，径直奏记，是何等刚直，又有何等胆魄！他于大学士孙承宗：深受其器重，并被委任筑守宁远；但是，孙承宗、马世龙出击后金，兵败柳河；他不顾及孙承宗之情面而揭斥道：“前柳河之失，皆缘若辈贪功，自为送死。乃因此而撤城堡，动居民，锦、右动摇，宁、前震惊。”他于经略高第：高第代孙承宗后，谓关外必不可守，令尽撤锦、右将士入关。崇焕抗曰：“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高第没有办法，听其守宁远。他于督师王之臣：先是请移满桂往它镇，桂被召还，王之臣又奏留桂。“崇焕以之臣奏留桂，又与不协”。他于厂臣魏忠贤：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内外大权，一归忠贤”，魏忠贤“矫诏遣其党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山海关，收揽兵柄”。崇焕具抗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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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讲 崇焕死因（5）
兵，阴谋而诡道也，从来无数人谈兵之理。臣故疏裁总兵，心苦矣。战守之总兵且恐其多，况内臣而六员乎？又所辖之随行，军法不得问者，不知几许乎？昨部臣崔呈秀疏谏厂臣魏忠贤，约束内官，不干与部事。部事且不令干与，况呼吸存亡之兵事乎？
疏上，天启帝拒纳。崇焕虽尽力与忠贤委蛇，却终不为其所喜，而引疾辞职归里。袁崇焕一心忠君，以社稷为重，竭力抗御后金，图复辽东失地，因而敢于冒犯上司，不太注意与上级的人际关系。正如《天启朝袁崇焕人际关系的变化》文中所论：“他并不重视向上看的联系上级的人际关系，他重视的是同僚关系，以及与下属的人际关系。他向下看多过向上看，他不急于升官。”袁崇焕自赋诗句：“杖策只因图雪耻，横戈原不为封侯”，是其价值取向，也是其孤迂性格的诗词表达。
第三，敢违圣颜。在帝制时代，君威至高，皇权至上。袁崇焕不仅犯上司，而且违圣颜。后者，仅举讲款与斩帅二例。讲款，为庙堂之大事。天启末讲款，袁巡抚首疏。辽东巡抚袁崇焕听闻后金汗努尔哈赤死，遣使吊丧，探其虚实。此事虽由内臣主持，却未先行奏请圣旨。天启六年即天命十一年（1626年）九月二十八，《明熹宗实录》载督师王之臣和巡抚袁崇焕奏报：“奴酋哈赤死于沈阳，四子与长子争继未定。”第二天即二十九日，袁崇焕复奏：“臣敕内原许便宜行事，嗣有的音，方与在事诸臣会奏。”可见，此奏上报之时，李喇嘛已派出。十二月十三日，《明熹宗实录》载：李喇嘛返回，袁崇焕奏报，得旨：“夷在，无急款以失中国之体。”此奏报虽优旨许之，后却频旨戒谕。“崇焕却藉是修故疆，持愈力”。而朝鲜被兵，言官谓款议所致。御史智铤、刘徽、李应荐等交章奏劾，甚至王之臣与袁崇焕缘此而“意见异同，遂成水火”。袁崇焕具疏抗辩，无济于事，宁锦捷后，引疾归里。右副都御史霍维华为其疏鸣不平，却得到“袁崇焕讲款一节，所误非小”的罪名。崇祯初讲款，袁督师又议。但是，仅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间，皇太极与袁崇焕往来书简12封，《崇祯实录》和《崇祯长编》均没有记载袁督师向崇祯帝奏报此事。斩帅，亦为庙堂之大事。袁督师计斩总兵毛文龙，虽同辅臣钱龙锡私商过，却未先请旨，先斩后奏，以致留下“擅杀”罪名。钱龙锡“悉封上崇焕原书及所答书”，得无死，遭谪戍。特别是朝廷派太监监军，他上疏反对。
袁崇焕墓
袁崇焕在奏疏中，陈述自己的性格称：“臣孤迂耿僻，原不合于边臣旧格。”孤迂、廉直、耿僻是袁崇焕重要的性格特征。因其孤迂，则是其所是，而行险路；因其廉直，则非其所非，而冒犯上司；因其耿僻，则不工阿附，而触违圣颜。由是，袁崇焕的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的刚愎暴戾性格发生了冲突。袁督师的历史悲剧，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心理史学视角看，是袁崇焕孤迂耿僻性格与崇祯帝刚愎暴戾性格之间冲撞的结果。在帝制时代，正人君子，名节清流，仕途坎坷，难得通达，主昏政暗，尤其如是。检《明史》宦官、阉党、佞幸、奸臣，或憸（xiān）邪，或阴狡，或善伺旨意、或恶正丑直。阉党如魏广微“由奉忠贤，如奴役然”；阎鸣泰则“专事谄谀，虚词罔上”；奸臣如周延儒“善伺意指”；温体仁则“机深刺骨”。至于此前的严嵩，“嵩无他才略，惟一意媚上，窃权罔利”。伺旨、谄谀、结纳、通贿和阴险，这是历史上一切奸佞之臣的共同特点。袁崇焕刚正、孤迂、清廉和忠耿的品格，自为明季昏君和奸臣所不容。在明末官场中，君子之清流与小人之浑浊，泾渭分明，势同水火。但是，小人必逢君恶，方能谗构售奸，这就是《明史·宦官传》所说的“逢君作奸”。所以，袁崇焕孤耿刚廉的品格，不仅同诸奸臣谄附媚上的奴性相冲突，而且与崇祯帝刚愎昏暴的个性相冲突。在君为臣纲、君视臣如草芥的帝制时代，袁崇焕性格与崇祯帝个性相对撞的结局，袁督师只能以悲剧结束自己的一生。
第三十五讲 崇焕死因（6）
就心理史学而言，从后来崇祯帝亲手用宝剑砍伤自己的女儿、砍死自己的妃子，可以看出他心理与性格的残忍性。崇祯帝刚愎暴戾的性格，袁崇焕孤迂耿僻的性格，矛盾冲突，君为臣纲，而演出袁督师被磔死的历史悲剧就不难理解了。
袁崇焕之死，有着多层面的、极复杂的原因，可以说是多因而一果，主要的则是政治原因。后金的反间是其诱因，阉党的排构是其外因，崇祯帝的昏暴则是其主因。袁崇焕之死，是个人的悲剧，是社会的悲剧，是历史的悲剧，更是文明的悲剧——“衣冠填于狴犴，善类殒于刀锯”，正义被亵渎，文明遭玷污！
杀袁崇焕，崇祯皇帝自以为很聪明，其实他做了一件蠢事。“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但是，袁崇焕虽然死了，他的精神却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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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1）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既是他的辉煌业绩，更是他的崇高精神。
袁崇焕的崇高精神是什么？有言者说是“忠”，也有言者说是“义”。于前者，“忠”就是忠君。袁崇焕作为明朝万历的进士，身受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朝的国恩，任泰昌、天启、崇祯三朝的官员，受过系统完整的儒家教育，自然要忠于国君。因此，袁崇焕必定有忠君的思想。于后者，“义”如《礼记·中庸》曰：“义者，宜也。”韩愈《原道》引申说：“行而宜之之谓义。”北京龙潭湖畔袁督师庙旧址人们通常以“义”来规范朋友之间的关系。袁崇焕深通“四书”、“五经”，自然理解《孟子·离娄上》对“义”的阐释：“义，人之正路也。”因此，袁崇焕讲“义”是没有争议的。所以，袁崇焕有“君”与“义”的理念，是没有问题的，也是没有争议的。他在宁远大战的临战之前，对守城官兵“刺血为书，激以忠义，为之下拜，将士咸请效死”（《明史·袁崇焕传》），就是很好的例证。然而，“忠”与“义”不是袁崇焕精神的根本，也不是袁崇焕精神的灵髓。
袁崇焕留给后人的宝贵财富是什么？我认为是“正气”和“精神”，就是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袁崇焕的浩然正气和爱国精神，体现了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是中华民族精神的灵髓。一、勇敢拼搏
袁崇焕有着过人的事功，而这源于他过人的勇气——勇敢拼搏。在困难面前，是勇敢拼搏，还是萎靡退缩？这是强者与懦者、英雄与凡夫的一个重要区别。
袁崇焕有大勇，敢拼搏。他出山海关担任辽东官职时，明朝丢城失地，败报频传——一失抚顺、二失清河、三失开原、四失铁岭、五失沈阳、六失辽阳、七失广宁、八失义州，还有萨尔浒大败，上下沮丧，局势危急。《明史》记载：自辽左军兴，明朝总兵阵亡者凡14员：抚顺则张承胤，萨尔浒之战则杜松、刘綎、王宣、赵梦麟，开原则马林，沈阳则贺世贤、尤世功，浑河则童仲揆、陈策，辽阳则杨宗业、梁仲善，广宁则刘渠、祁秉忠。还有因战败自裁的总兵李如柏（明初定制总兵官为21员）。同期还有辽东经略、巡抚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因此而被杀，或自尽。京师朝野官员，可谓谈辽色变：“时广宁失守，王化贞与熊廷弼逃归，画山海关为守。京师各官，言及辽事，皆缩朒不敢任。崇焕独攘臂请行。”（《明史·袁崇焕传》）
第三十六讲崇焕精神｜袁崇焕出任关外，要到前屯卫安置失业的辽人，《明史·袁崇焕传》记载：“崇焕即夜行荆棘虎豹中，以四鼓入城，将士莫不壮其胆。”后明辽东总兵高第下令尽撤山海关外右屯、大凌河、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等八城军民到山海关内，惟独宁前道袁崇焕坚决拒撤，他说：“我宁前道也！官此，当死此，我必不去！”（《明史·袁崇焕传》）甚至发出“独卧孤城以当虏耳”的豪言壮语。这是何等胆量、何等气魄。《袁督师庙记》拓片（康有为撰书，1917年刻）
至于袁崇焕杀东江总兵毛文龙，虽有其越制之失，但梁启超在《袁督师传》中说道：“夫以举国不能杀、不敢杀之人，而督师毅然去之，若缚一鸡而探一鷇（ɡòu）也。指挥若定，声色不惊。呜呼，非天下之大勇，其孰能与之斯？”袁崇焕既有虎豹在山的气势，又有飞龙腾空的雄风。他在北京保卫战当中，身先士卒，进行拼杀，矢林镞雨，马颈相交。他在魏忠贤当权、阉党专政的恶劣政治局面下，对朝廷向关外派太监监军的决定，竟然上疏，表示反对。
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2）
所以，袁崇焕的性格特点，凸现一个“敢”字——敢走险路，敢担责任，敢犯上司，敢违圣颜。二、进取求新
袁崇焕取得过人的事功，还源于他有过人的思想——进取求新。
袁崇焕到山海关外任职，辽东经略王在晋要在山海关外八里铺建一座新城，守护山海关。袁崇焕不同意筑八里铺重城，反对辽东经略王在晋的消极防御兵略。他提出在山海关外200里修筑宁远城（今辽宁兴城）的新见。但因人微言轻，遭王在晋拒绝，便越级奏告首辅叶向高，后被采纳。后来宁远这座重城，成为明军抵御后金军南进的中坚堡垒。直至明朝灭亡，清朝也没有夺取这座坚城。袁崇焕又在孙承宗支持下，提出在山海关外400里修筑从山海关、经宁远、到锦州的关宁锦防线。后来这道关（山海关）宁（宁远）锦（锦州）防线，成为阻挡后金军南进的坚固长城。
袁崇焕于战略策略原则，有所创新，有所发明。不同于王在晋的消极“防守”、王化贞的冒险“进攻”、王之臣的拒绝“议和”等片面僵化原则，他提出“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的策略原则，就是打仗的时候该守就守，该战就战，该讲和时就讲和，灵活运用。他总结明军自辽事以来抚顺、清河、开原、铁岭、沈阳、辽阳、广宁、义州失守的惨痛教训，提出抵御后金进攻的法宝是“凭坚城、用大炮”。特别是他第一次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火炮——红夷大炮，用于宁远实战，抵御后金天命汗的进攻，取得宁远大捷；随后打退皇太极的进攻，又取得宁锦大捷。崇祯二年即天聪三年（1629年），北京危急之时，他率领九千骑兵，“士不传餐，马不再秣”，日夜兼驰，入援北京，再取得京师大捷。
袁崇焕比其前任杨镐、袁应泰、熊廷弼、王化贞、王在晋、高第等人的高明之处，在于进取求新，诸如凭坚城、用大炮，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等，都是战略战术的重大创新。就某种意义说，袁崇焕取得宁远、宁锦、北京三次大捷，是袁崇焕求新进取的胜利。三、清正廉洁
袁崇焕是一位廉洁的清官。他在邵武知县任上的清廉事迹，据乾隆《邵武府志》记载：
天启初，知邵武县。明决有胆略，尽心民事，冤抑无不伸。素趫捷有力，尝出救火，着靴上墙屋，如履平地。
上面记载的两件小事：尽心民事，平反冤狱；穿靴上房，帮民救火——清楚生动地记述了袁崇焕这位清正廉洁知县的形象。
他做官不贪。张岱在《石匮（ɡuì）书后集·袁崇焕传》中说：“此臣作法自别，向为县令，不取一钱，天生此臣，以为社稷。”查继佐在《罪惟录·袁崇焕传》中也记载袁崇焕为官清廉：“此臣作县官，不入一钱。”“袁督师庙”额（康有为题）
袁崇焕父亲死后，他在请求回乡料理丧事的《三乞给假疏》中说：“臣自为令至今，未尝余一钱，以负陛下。昨闻讣之日，诸臣怜臣之不能为行李，自阁、督、抚以下，俱醵（jù）金为赙（fù）。臣择而受之，束装遄（chuàn）归，以襄臣父大事。”袁崇焕请假回去给父亲办理丧事，但他连回家的盘缠都没有，再说料理丧事还需要花钱，这些钱都是其同事、朋友等凑钱资助的。袁崇焕一生，“浮沉宦途，家无子息”。死后，《明史·袁崇焕传》记载：袁崇焕死，籍其家产，“家亦无余赀”。在“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封建皇朝时代，做官“分文不贪”，确实是出类拔萃的。袁崇焕和岳飞一样，都能做到如《宋史·岳飞传》所说的“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这既是天下文官的典范，也是天下武官的楷模。
第三十六讲 崇焕精神（3）
崇焕精神，程本直在《漩声记》中，说了如下一段概括的话：
举世皆巧人，而袁公一大痴汉也。惟其痴，故举世最爱者钱，袁公不知爱也；惟其痴，故举世最惜者死，袁公不知惜也。于是乎举世所不敢任之劳怨，袁公直任之而弗（fú）辞也；于是乎举世所不得避之嫌疑，袁公直不避之而独行也；而且举世所不能耐之饥寒，袁公直耐之以为士卒先也；而且举世所不肯破之体貌，袁公力破之，以与诸将吏推心而置腹也。犹忆其言曰：“予何人哉？十年以来，父母不得以为子，妻孥（nú）不得以为夫，手足不得以为兄弟，交游不得以为朋友。”……即今圣明在上，宵旰抚髀，无非思得一真心实意之人，任此社稷封疆之事。予则谓：“掀翻两直隶，踏遍一十三省，求其浑身担荷，彻里承当如袁公者，正恐不可再得也！”
布衣程本直以血与泪的文字，以生命弃市的代价，朴素地评价并颂扬了袁督师在明末官场污浊、物欲饕餮的邪气中，表现出的浩然正气与爱国精神。
前面讲的袁崇焕勇敢拼搏、进取求新、清正廉洁的高尚品格，源于其高尚的爱国精神。袁崇焕的精神与灵魂，主要是“爱国”。有学者认为，袁崇焕生活在明代，当时只有忠君的意识，没有爱国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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