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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1948我的战争-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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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圣村对面有个更小的村子，村里有个小学教师也姓胡， 偷偷借书给我看，又让我写自传，了解我的自然情况，后来就告诉我，你走吧，这地方剥削你。那时候我还不太明白什么叫剥削，我说我上哪儿去呢？他说，你就去这附近的东江嘛。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东江有共产党军队，他的意思很含蓄， 不明说让你去哪里。
在我的印象里，军队的士兵个个瘦得像个麻秆儿棍似的，吃不饱，个个都生癞、拉肚子，上厕所老兵都拿枪跟着，都是抽来的壮丁。征兵时，每家抽签，抽到谁谁就得去，你家有两个男孩，抽到了没研究，肯定得去一个，不愿意去就拿钱，让征兵单位帮你找替身。
胡老师建议我去当兵，我一看那帮兵就够了。
没别的办法，就给韶关的哥哥写了封信，哥哥回信说，待不下去就过来吧，有什么困难咱们想办法。估计他那里也很难， 关键是不是能有饭吃，那时候能吃饱饭是很不容易的事。
一九四三年，过完端午节，我和姑姑就上韶关了。
二奶还挺舍不得的，老头儿已经七十二岁，她才四十岁， 又不能生，我走的时候她都没敢出来看我，舍不得我走。我知道她心情不好，我想是你自己不好，给我碗饭吃起码我就不能走，哪怕让我念完书干点儿活也行，不给书念还把雇工辞掉了， 我就等于你的雇工，雇工还要给粮食，当时不给工钱只给稻子， 我比雇工还便宜，雇工在这儿干活还要三顿管饱，我是两顿饭， 连雇工也不如，哪能受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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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从博罗逃到韶关
步行六七天到了韶关，好不容易找到了哥哥。哥哥找到父亲当年的一个学生，他在印刷厂当头头，又找来大姐，大家给我们凑点钱帮我们租了个房子，让我们做点小买卖。我姑有很
严重的近视眼，看东西很难，光靠我，我那时候不过十五岁， 也没有经验。日本飞机每天都来轰炸，扔炸弹、扫射，有时九架有时十八架，市区没有为老百姓修建的防空设施，躲空袭必须过江躲到河西的山上，路途很远，那儿没有军政机构，能安全点儿。
但那里有军政要员的住宅，日本飞机也轰炸，也不安全。
这时姑姑已经患了重病，一来警报了，她就说你跑吧，我实在跑不动。
我就一个人跑到河西，隐蔽在草丛、坑洼里看飞机轰炸、
机关枪扫射，谁倒霉谁就死。地面的高射炮根本打不着，日本
飞机飞得很低都打不着。
来警报时要走浮桥跑到河西，浮桥是搭在船上的，船一撤
浮桥就散开没有了，人就回不来了，要等警报解除以后，船才
出来，浮桥才又回来。
为了离家近一点，我就不往河西跑了，在河东的江边石阶和堤坝边上找到一个死角，躲在下面。
有一次看到市内的落弹点好像在我家附近，赶忙起身往家
跑，因为警报还没有解除警察拦着不让通过，我跟他们说我家
着火了，他们看我是个小孩就放过去了。果然就是我家被炸了，
前半截已经炸塌了，房屋都是木结构，屋炸塌了还有屋架顶着，
我扒开挡在门口的破砖烂瓦撞开门，姑姑就在床上倒着，没有被炸着也没有被压着，哥哥也赶回来了，一起把姑姑抬出来，
半个月后她就没了。
这样，家里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大姐说，弟弟，实在没法子，就找莫叔叔去吧。莫雄当时是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中将游击司令。广东哪有游击队？就是挂着虚名领薪金，国民政府给同盟会会员的待遇都非常好。到东北后，我们新六军也有个同盟会的，挂着中将高参，其实什么也参不了，给他一台吉普车，没事爱往哪儿溜达往哪儿溜达， 到时就给发饷，按家里人口给粮食，就是给养起来了。
我真去找莫雄了，但他那地方卫兵林立，都不让你到跟前儿，不让说话。看我年龄小，喝一声，小孩干什么，就把我轰走了。
在香港介绍我们去博罗的四叔有个女儿叫胡云清，在广东省政府当科员，她先生是广东省参议。我哥找到她，你看耀武怎么办，能不能帮帮忙。她说行，我给你介绍。
那时候找工作多难啊，进省政府得大学毕业，有的大学生也要来当工友，人家不要，有知识也进不去，有关系也进不去， 当时要找一份能吃饱饭的工作太困难了。我一个小孩会干什么？ 还没有学历，但就进去了。记得后来有个有关系的大学生进来了，在秘书处二科当代理会计。
那些头头儿一看到我就挺喜欢，安排在秘书长室做工友， 给秘书长陈元英收拾书信、接待等等，我的工作就是每天把秘书长的办公室打扫干净，把报纸、藏书室的图书整理好。谁来要见秘书长，我先拿着对方的名片看看是什么样的人物，一般人秘书长不接见，一看职务很大，就说你稍等，我看秘书长在不在。有一次，一位挂着少将军衔的广东干训团教育长要见秘书长。秘书长说不见，我就出去说秘书长刚走。这个人官不小， 秘书长为什么不见，估计他是要钱来了。秘书长管钱、批经费。
当时精兵简政，省主席以下的官员都没有随从秘书，每个星期一要开碰头会，参加会议的人通常有省主席李汉魂、秘书长陈元英、民政厅长何彤等六七个人，我负责安排他们的早点。会议室旁边就是省政府的大茶楼，会议即将结束时，让酒楼送上茶点，按广东的习惯，点心有叉烧包、豆沙包、莲蓉包、虾饺、烧卖等等，我趁此也要一点儿在另外一个屋子里喝茶吃点心，这是一次免费的改善大餐。
秘书长没有专职秘书，开会、上下班都是独来独往。
广东省政府的机关挺大，但房子很简陋，当时倡导厉行节约，都是竹子搭的房子，两面抹上石灰和沙子，这就是办公室。秘书长办公室是这样，省主席办公室也是这样。秘书长有汽车但不能坐，只能坐人力车，汽车只能放库里头，要省汽油。只有省主席李汉魂可以坐汽车，除了他以外所有厅长、局长都是坐人力车，当时就那么困难。
在秘书长室工作是比较舒服的，我不住集体宿舍的大棚，住在藏书室，有大沙发和大电炉子，秘书室的秘书、咨议、主任有三十来人，在另外一个办公室，他们有时候也找我：“小黄，帮个忙，煮点什么吃行吗？”我一般都谢绝，主要怕引起火灾。
我一个月可以挣三斗米，一斗米有十二三斤，再给几块钱的零花钱，这就是工资。秘书处有总值班室，每天轮换，供两顿饭，但科长、主任他们都是在家吃饱饭再来，我和总值班室的梁阿财很好，他就打来两份饭菜我们一起吃，吃完后再打点儿留着明天早晨吃，这样就把三斗米的伙食省下了。当时米很贵，一个月省下三斗米很不错了，在那个*的年月，能有一个安定的地方吃饱饭真不容易，所以这个工作虽然很低微但我很满足。
但是我们每天还是要跑空袭，把电话线、电话拿着，到防空洞听空袭情况。省政府设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山沟里，没被炸过，飞机主要炸军队指挥机构。
这时在韶关合作社当小职员的哥哥被裁下来了，那时找工作很困难，他无以为生，就跟我讲要回乡下去。当初母亲带着我们从广州搬乡下去的时候，带了很多红木家具，他回去想变卖了，据说母亲还在园子里埋了金子。然后打算去广州投奔师傅，他在香港红矗齑习嗍钡氖Ω档焦阒萘恕�
哥哥对我照顾很多，他失业了，我也没招儿，我说我还剩下不到十二斗米，你都拿着吧。他把米卖了做盘缠就回乡下去了，一斗米有十二三斤，那个年代粮食很贵。
第五节 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1）
当时中国的形势很困难，沿海基本都丢了，广东除了部分山区和非常闭塞的地方全都失陷了。日军不时地出击粤汉路，韶关以南都丢了，以北只通到湖南的衡阳、株洲、长沙。政府对抗日宣传得很厉害，非常有深度， 范围很大，三青团也宣传得很活跃，号召青年人走出工厂、田庄、课堂，拿起刀枪上前线，中心就是中国人怎么办？不想当亡国奴就跟日本打，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保卫家乡。
我的生活其实比较安稳，当时的思想是，日本飞机来轰炸，天天跑空袭，咱们一点招儿都没有，只能一来警报就跑，我不愿意再过这种每天受到空袭威胁的日子， 加上家里的遭遇，就想，我们不去谁去？国恨家仇谁报？ 走吧，参军去，从军到前线，跟日本人干，只有这一条路，要是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
姑姑死了，哥哥回乡下了，大姐在河西的明德学校教书，离我挺远。我那么小，没和任何人商量，就自己决定上前线了。
编者注：鉴于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缺员较多， 为弥补兵源不足状况，改善兵源质量，一九四三年下半年，国民政府决定开展知识青年从军运动，广泛动员学生参军抗战。
各种招兵的宣传里，有一个是以三青团韶关分团名义招募远征军的，我就跑到他们的军营去看。
军营在韶关复兴山上，门口没有站岗的，进去随便走，士兵穿的都是灰棉军衣，有的晒太阳，有的在闲谈，也有的几个人一起在唱歌，看上去很悠闲，这里自由、欢乐的气氛一下子把我吸引了。我看到有几个人在一起闲聊，就去问他们这是什么性质的部队，入伍需要什么手续。
有一个姓潘的就给我介绍，说这里是远征区队，去印度、缅甸打仗的，师管区是挂名招我们，但我们不归他管。我问他是哪儿的，他说我是国民大学毕业的。这个人二十多岁，篮球打得很好，在我们从韶关出发前患肺结核病故了，这个病当时没有救。
另一个人叫吴启光，是华侨，高中毕业刚考上广州大学，
我跟他也谈了一下，他说现在不当兵还等待何时？以后你都不够资格了，战争打完了，当兵还有啥意义，现在当兵那目标就很明确，你不是要打鬼子吗？ 还有一个叫黎兆基的，也跟他聊了聊，后来到东北，他帮助我很多。部队的副队长是一个上尉，我也跟他唠，他说你多大？我说我不大，他说你不到十八岁不能当兵，我说哎呀那我刚好十八岁。回来我就跟几个年龄差不多的工友说，这是去参加出国远征的，问他们去不。大都不愿意去，说当兵多苦，去了能行吗。有的说中国打不赢，困难啊。其中有两个，说应该去，不死不也受罪嘛，我们这么小，死了拉倒，死了还为国家流滴血，如果打胜了没死，以后日子有可能比现在过得好。机要室主任平时对我很好，过春节见到我，给我拿个红包。
有时看见我就说，没事到我办公室来玩。他劝我，说中国黑暗、社会黑暗，去了肯定被当猪仔卖掉。他的职务是简任，相当于部队的将官。荐任相当于校官，尉任相当于尉官，这都是当时的编制名称。那时国家征兵是抽壮丁，一个村子十八岁以上的， 抽到谁谁就得去。猪仔就是抽兵抽到你了又不想去的，家里拿钱给抽兵单位，他找人给你顶替，你就不用去了。抽兵单位县一级叫团管区、市一级的叫师管区，相当于现在的武装部。
第五节 不打败日本鬼子，那就没有出路（2）
财会室主任结婚时，说小黄，来帮我啊。他娶媳妇摆了上百桌，我们帮着招呼。秘书处一科的女科员，丈夫是省参议员。他们都对我很好，也说不能去当兵，劝我说，这个环境多好， 多少人想进都进不来。
他们几个说你是自愿从军，师管区一定用你的名顶替拿钱的人。当时我还不懂这些，我说不可能。
一九四三年末，我和孙雪明、钟敬维两个工友，一起去报名参军。到军营一看，报名的大部分是年轻学生，都十*岁。我一报名，招兵的说你不够岁数，不要，他说我要十八岁的。我那年还不足十六岁，说话还是童声呢，我说我是十八岁， 是虚岁，就差不一点儿。其实他们对年龄要求并不是很严格， 也是稀里糊涂，兵员那么缺少，来的人越多越好嘛，就把我收下了。
我到现在也记不清自己到底是一九二八年生还是二九年生的，就是因为参军时报的是假年龄，到后来自己也记不清真正的年份了。
省政府对我们参军还挺当回事，《广东日报》《韶关日报》都报道了。去跟大姐告别时，大姐说看到报纸了，题目叫《三工友请缨杀敌》，头一个名字就是我。
离开省政府时，秘书长主持的告别会，场面挺感人。我作为三个人的代表讲话，尽管当时还是个孩子，也没什么文化， 但讲的都是心里话。我说，别了，谢谢你们这一年来对我的教育、帮助，让我懂得不少事情。我想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什么时候呢，当我们胜利的旗帜插遍了珠江，我会凯旋归来，胜利归来。
那时很小，不大懂，就是很自然地流露出对战争胜利的渴望。
我是一九四三年末报名，一九四四年初入营，队伍名称叫韶关远征区队，有五六十人。后来三青团介入，改成了三*义青年团韶关分团团员出国远征区队。但我不是三青团员，从来没有填过申请表也没有过宣誓，他们开会、过生活都不让我参加。
进了兵营一看，哎呀，生活很苦，可是朝气蓬勃。
我们推选了大学生华侨吴启光为区队长，从香港回来参军
的曾焯忠为区队副。队员以力行中学和广东师范学校的较多， 吴启光、黎兆基和病亡的潘同学是大学生，也有香港回来的青年和一些政府部门的在职人员，还有七八人是编余的连、排级军官，我们互相之间称同学。
这些年轻人每天在一起都快快乐乐，出操、升旗、唱歌， 甚至唱共产党歌曲都没人管， 《太行山上》《延安颂》《延水谣》我都是在那儿学会的。不知道还有共产党这么个派别，脑海里没有这个概念，街道上挂着抗战的宣传照片，这边是蒋介石及何应钦、陈诚等高级将官，那边毛泽东、朱德、贺龙的照片也都有，这些照片在工厂、学校、街头到处都有，我第一次看到是在香港的学校里，只知道这都是抗日领袖和将领。那时候没想太多，对整个政局也不怎么了解，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也都不知道，看不出有什么敌对的，不知道他们之间还存在一些问题。
参军后最不习惯的就是伙食，吃的是糙米，稻壳磨掉了， 但还是很粗糙，很硬，有的是掺了稻子、稻壳、沙子，到胃里不消化。定量每天一斤半，去了杂物后，实际只有一斤二三两。
许多人吃了以后都泻肚。我的脾胃差，吃好吃赖不要紧，但是我吃不了糙米，不去皮不消化，老拉肚子。但既然来了，不行也得行，慢慢吃慢慢适应，咬牙啊！
不到十天，当初一起参军的孙雪明不辞而别了，我想我不能跑，坚决干到底，我必须得干到底。部队没有薪饷，除了一套很薄的灰棉军服、一条皮带、半床棉被，再无其他用品。这半床被只有平时的小被那么大，睡觉时要用皮带把脚裹绑上，不然晚上脚一伸就出去了，也不能翻身。身下铺的是稻草，袜子和鞋都是自己带去的。
但是精神很愉快，每天都是唱歌、跳舞、打球，很活跃， 大家一谈起未来就充满憧憬，都相信会有那么一天把日本鬼子打掉的，会胜利的。那天不知道谁说，走吧，咱们起个誓，对抗日战争表个决心。我们就全队拉到黄冈山上，搞了一次宣誓仪式，歃血为盟，立一个誓言，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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