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的呐喊-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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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最好是无论如何总要对于中国的老毛病刺他几针”，“偏要发议论，而且讲科学，讲科学而仍发议论，庶几乎他们依然不得安稳”。在《新潮》上，鲁迅发表了短篇小说《明天》和译文《察拉图斯忒拉的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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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7）
1919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一号上，刊出了陈独秀的《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文章指出：一些人从根本上反对《新青年》，“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针对这些攻击，陈独秀回答道：
　　这几条罪案，本社同人当然直认不讳，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Democracy）和赛因斯（Science）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大家平心细想，本志除了拥护德赛两先生之外，还有别项罪案没有呢？若是没有，请你们不用专门非难本志，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才算是根本的办法。
　　陈独秀理直气壮地驳斥了反对者，堂堂正正地举起了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生）的大旗。这就是《新青年》的旗帜，五四运动的旗帜，是那以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里几代中国人奋斗的目标。
　　跟《新青年》杂志遭到非难的同时，陈独秀本人也遭到了攻击。一些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攻击文字。1919年2月17日至18日，上海《新申报》刊出了林琴南的影射小说《荆生》，说有田必美（影射陈独秀）、金心异（影射钱玄同）、狄莫（影射胡适）三人聚于陶然亭，田生大骂孔丘，狄生主张白话，忽然隔壁走出一个伟丈夫荆生，把这三个人痛打了一顿。接着，3月19日，他又在该报发表《妖梦》，写“白话学堂”（影射北京大学）的校长、教务长都被神怪吃掉。他不仅发表这些轻薄文字，在3月18日的《公言报》上，他还发表了致蔡元培的公开信，攻击北京大学，“必覆孔孟、铲伦常为快”。蔡元培在答复他的公开信中质问道：“（甲）北京大学教员，曾有以‘覆孔孟，铲伦常’教授学生者乎？（乙）北京大学教授，曾有于学校以外，发表其‘覆孔孟，铲伦常’之言论者乎？”
　　林琴南的这封公开信里，有一要害之处，就是他说，“大学为全国师表，五常之所系属。近者外间谣诼纷集，我公必有所闻，即弟亦不无疑信。”这里他说的，是陈独秀嫖妓的传闻，一些小报对此颇有渲染。蔡元培的覆信里并没有辟谣，只是表示了学校当局对这一类事情的态度。他表示，对于教员，
　　其在校外之言动，悉听自由，本校从不过问，亦不能代负责任。例如复辟主义，民国所排斥也，本校教员中，有拖长辫而持复辟论者，以其所授为英国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嫖、赌、娶妾等事，本校进德会所戒也，教员中间有喜作侧艳之诗词，以纳妾、狎妓为韵事，以赌为消遣者，苟其功课不荒，并不诱学生而与之堕落，则姑听之。夫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且公私之间，自有天然界限。
　　从这里显然可以看出蔡对陈的爱惜和保护之心。只是这时报刊还在不断散布不利于陈独秀的流言。《神州日报》说“陈独秀近有辞职之说”，《公言报》说“###有训令达大学，令其将陈、钱、胡三氏辞退”。对于这些流言，蔡一一去函更正。只是这压力越来越大。3月26日晚上北京大学评议会讨论陈独秀的去留问题。在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等人的影响之下，蔡元培同意了辞退陈独秀。陈独秀就此离开了北京大学，专门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十多年以后，胡适写信给当年在去陈一事上起了关键作用的汤尔和，反思这一事件。1935年12月28日的信中说：
　　三月廿六夜之会上，蔡先生颇不愿于那时去独秀，先生力言其私德太坏，彼时蔡先生还是进德会的提倡者，故颇为尊议所动。我当时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记，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嫖妓是独秀与浮筠都干的事，而“挖伤某妓之下体”是谁见来？及今思之，岂值一噱？当时外人借私行为攻击独秀，明明是攻击北大的新思潮的几个领袖的一种手段，而先生们亦不能把私行为与公行为分开，适堕奸人术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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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
信中说的“浮筠”，即当时北京大学理科学长夏元瑮。胡适1936年1月2日的信中又说：
　　独秀终须去北大，也许是事实。但若无三月廿六夜的事，独秀尽管仍须因五月（按：应为六月）十一夜的事被捕，至少蔡、汤两公不会使我感觉他们因“头巾见解”和“小报流言”而放逐一个有主张的“不羁之才”了。
　　我并不主张大学教授不妨嫖妓，我也不主张政治领袖不妨嫖妓，——我觉得一切在社会上有领袖地位的人都是西洋人所谓“公人”（Public　men），都应该注意他们自己的行为，因为他们的私行为也许可以发生公众的影响。但我也不赞成任何人利用某人的私行为来做攻击他的武器。
　　胡适的这些话，说得真好：当时一些人借私行为攻击陈独秀，实质是旧派人物攻击新思潮的代表人物的一种手段。
　　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了同盟国。1919年1月18日凡尔赛和会开幕。中国曾经对德奥宣战，也作为战胜国出席和会。和会决定将战败的德国根据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在我国山东攫取的各项特权，完全让与日本，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利益。消息传来，国人无比愤慨。5月4日，北京各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三千多人在天安门前###，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拒绝和约签字”，“取消二十一条”等口号。会后游行，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要去向日本使馆抗议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人举着一副十分引人注目的“挽联”：
　　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
　　倾心媚外，不期章惇馀孽死有头。
　　“挽联”的上款是：“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下款是“北京学界同挽”。
　　游行队伍无法进入使馆区，于是就到赵家楼曹汝霖宅。没找到曹汝霖，却遇到了驻日公使章宗祥，愤怒的学生就把他痛打了一顿。一些人捣毁了曹家的一些器物，还放起火来。划时代的五四运动就这样轰轰烈烈地开始了。这天有三十多个学生被捕。学生举行了总罢课。6月3日4日学生在街头演说，又有七百多人被捕。陈独秀起草了一份《北京市民宣言》，向政府提出了几项最低要求，包括：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免除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取消步兵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等几项。6月11日晚9时，他在北京前门外新世界游艺场散这张传单的时候，被京师警察厅便衣密探抓住。关了几个月，经多方营救。9月16日获释。他从此离开北京，到上海去办他的《新青年》去了。
　　在上海，他不断写信来，约鲁迅为杂志写稿。例如，1920年3月11日他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我们很盼望豫才先生为《新青年》创作小说，请先生告诉他。”同年8月22日他收到鲁迅寄来的小说稿《风波》，即写信给周作人说：“鲁迅兄做的小说，我实在五体投地的佩服。”同年9月28日给周作人的信又说：“豫才兄做的小说实在有集拢来重印的价值，请你问他，倘若以为然，可就《新潮》《新青年》剪下自加订正，寄来付印。”十多年之后，那时陈独秀已经关在国民党的狱中了，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深情地说：“这里我必得记念陈独秀先生，他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
　　1919年的8月间，鲁迅兄弟卖掉了绍兴的故宅，合买了北京西直门内公用库八道湾十一号罗姓的房屋，作为全家的住宅。12月1日，鲁迅动身回绍兴去。二十四日，他侍奉母亲，带了妻子以及三弟周建人一家，启程到北京去。这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他将这一次回乡的事写成小说《故乡》其中说：
　　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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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坏这铁屋的希望（9）
在这篇小说里，除了宏儿这个人物是虚构的以外，几乎是如实地记述了这次搬迁的经过。
　　在这篇小说里，鲁迅以他童年时代的好友章运水为原型，塑造了闰土——一个朴实、勤劳、淳厚的中国农民的形象。“多子、饥荒、苛捐、兵、匪、官、绅，都苦得他像一个木偶人了”，他满怀同情地写出了中国农民所受的苦难。
　　在小说的结尾，鲁迅表示了他对新的生活的渴望和信心：
　　我希望他们（小说中的宏儿和闰土的儿子水生——引者）不再像我，又大家隔膜起来……然而我又不愿意他们因为要一气，都如我的辛苦展转而生活，也不愿意他们都如闰土的辛苦麻木而生活，也不愿意都如别人的辛苦恣睢而生活。他们应该有新的生活，为我们所未经生活过的。
　　我想：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全家迁居北京以后，鲁迅结束了七八年来独自一人住会馆的生活。住在一起，一起吃饭的，除了母亲和妻子以外，还有二弟一家子，三弟一家子，又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家庭了。
　　从五四运动前后开始，有了《新青年》、《新潮》和一些报纸的副刊作为发表作品的园地，出现了一批用白话文写作的作家，于是又出现了一些新的文学社团。1921年1月4日，文学研究会在北京成立。十二个发起人是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茅盾）、蒋百里、叶绍钧（圣陶）、郭绍虞、孙伏园和许地山。他们主张“为人生的艺术”。1921年1月，沈雁冰接编《小说月报》，把这个鸳鸯蝴蝶派的刊物改变成了提倡新文学的主要阵地。发表创作之外，还注意介绍俄国和北欧的作品。茅盾在《我和鲁迅的接触》一文中谈到了鲁迅和文学研究会的关系：
　　这个团体是“五四”以后成立的。“文学研究会”成立前，是郑振铎写信给我征求我做发起人。当时我同郑振铎并不相识，北京方面有周作人等，但没有鲁迅。那时鲁迅在###工作。据说有一个“文官法”规定：凡政府官员不能和社团发生关系。鲁迅虽不参加，但对“文学研究会”是支持的，据郑振铎讲，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就经鲁迅看过。他还为改革后我负责编辑的《小说月报》撰稿。“文学研究会”除以《小说月报》为代用机关刊物外，又出了一套《文学研究会丛书》。
　　鲁迅的小说《端午节》、《社戏》、《在酒楼上》等篇，最初都是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他翻译的《工人绥惠略夫》、《一个青年的梦》、《爱罗先珂童话集》等书，都曾经编入《文学研究会丛书》。这也可以看出他同文学研究会关系的密切了。他的文学思想，同文学研究会的主张也大体上是一致的。
　　小说之外，鲁迅在《新青年》上还发表了《我之节烈观》和《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两篇论文，提出了他对于家庭问题、妇女问题、婚姻问题的意见，对中国专制主义文化传统中的道德观念、伦理观念进行了正面的挑战。而反对宗法家族制度，反对礼教，要求妇女解放，正是五四运动为民主和科学而斗争的重要内容之一。
　　《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周作人译的《贞操论》一文，作者是日本与谢野晶子。文章对于把贞操作为应该普遍实行的道德原则提出了种种质疑。作者说：“我对于贞操，不当他是道德，只是一种趣味，一种信仰，一种洁癖。……没有强迫他人的性质。”鲁迅发表在第五卷第二号上的《我之节烈观》，就是对周作人的这篇译文的响应。鲁迅指出：中国历朝统治者和社会都表彰节烈，是不道德的。文章说：
　　道德这事，必须普遍，人人应做，人人能行，又于自他两利，才有存在的价值。现在所谓节烈，不特除开男子，绝不相干；就是女子，也不能全体都遇着这名誉的机会。所以决不能认为道德，当作法式。上回《新青年》登出的《贞操论》里，已经说过理由。不过贞是丈夫还在，节是男子已死的区别，道理却可类推。
　　

毁坏这铁屋的希望（10）
鲁迅的结论是：“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他要求解放妇女和实现男女的真正平等。“要除去于人生毫无意义的苦痛。要除去制造并赏玩别人苦痛的昏迷和强暴”，“要人类都受正当的幸福”。
　　《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论文提出：人应该着眼于未来，父母“对于子女，义务思想须加多，而权利思想却大可切实核减，以准备改作幼者本位的道德”；“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处在这社会变革的时代，更应该有“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的精神，“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这篇文章还提出：不可能离开社会改革来改革家庭，“觉醒的人，愈觉有改造社会的任务”，“根本方法，只有改良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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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Q和绥惠略夫（1）
北京《晨报》于1921年10月12日创刊副刊。由孙伏园编辑。副刊有一个叫做“开心话”的专栏，每周一次，登一些比较轻松的文字。孙伏园请鲁迅为这专栏写一篇分期连载的稿子。这样，12月4日的报纸就刊出了小说《阿Q正传》的第一章：序。署名巴人。一部现代文学的杰作就这样悄悄问世了。
　　孙伏园的约稿，只不过是触发的契机罢了。其实这是他早就想要写的。这篇“序”一开头就说了：“我要给阿Q做正传，已经不止一两年了。”后来他在《〈阿Q正传〉的成因》一文中又说：“阿Q的影像，在我心目中似乎确已有了好几年”。因为有这次约稿，鲁迅就将它写了出来。
　　小说写的是辛亥革命前后江南一个小村庄里发生的故事。主人公阿Q是个破了产的雇农。“阿Q没有家，住在未庆的土谷祠里；也没有固定的职业，只给人家做短工，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他做工很卖力，博得过“真能做”的称赞。然而他受尽了豪绅恶霸直到地保的欺凌、剥削和压迫，甚至连最后的布衫和棉被都被讹诈去了，弄得他剩下的全部财产只是一条万万不可再剥掉的裤子。他没有生路，做了窃贼。辛亥革命的风声传来，他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