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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呐喊-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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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在女性一方面,本来也没有罪,现在是做了旧习惯的牺牲。我们既然自觉着人类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们少的老的的罪,又不能责备异性,也只好陪着做一世牺牲,完结了四千年的旧账。
  做一世牺牲,是万分可怕的事;但血液究竟干净,声音究竟醒而且真。
  在那时的婚姻关系中,夫妻双方的地位是不平等的。如果丈夫提出要终止这婚姻关系,叫做“休妻”,那就意味着妻子有了某种重大的过失,于她是很有损名誉的事情。鲁迅虽然不爱朱安,但是如果提出离婚,就会给她很大伤害。他知道,她也是旧习惯的牺牲者,是不幸的人。因而决心“陪着做一世牺牲”。这里,人们可以看到鲁迅的道德面貌。
  这一不幸的婚姻折磨了他二十年。他的学生孙伏园在《鲁迅先生二三事》一书中讲了这样一个细节,那时鲁迅已经在###做官,已经在大学任教了:
  一天我听周老太太说,鲁迅先生的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已经补过多少回,她实在看不过去了,所以叫周太太做了一条棉裤,等鲁迅先生上衙门的时候,偷偷地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换上,万不料竟被他扔出来了。老太太认为我的话有时还能邀老师的信任,所以让我劝劝他。
  鲁迅先生给我的答话都是不平庸的:“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意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这是的确的,……他虽然处在家庭中,过的生活却完全是一个独身者。
  这里,鲁迅直率地说出了“独身的生活”。这一点也立刻得到了在近处观察了的孙伏园的认同。这大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这个婚姻、这个家庭的有名无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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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礼物(3)
毫无疑问,这一婚姻给鲁迅带来了很长久的痛苦。不过这痛苦是得到了补偿的。一个人在感情上、生理上的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多馀的精力就有可能用到事业,用到思想上去了。正好是孙伏园看到的这些年里,鲁迅参加《新青年》的工作,给《晨报副刊》写稿,给《语丝》写稿,和《现代评论》派斗争……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是化痛苦为文章,化痛苦为思想呢?我们可以看看鲁迅的一段引文。他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中,在谈到陆侃如冯沅君夫妇的文学活动的时候,引用了匈牙利诗人裴多菲题BSz夫人照相的诗:
  听说你使你的男人很幸福,我希望不至于此,因为他是苦恼的夜莺,而今沉默在幸福里了。苛待他罢,使他因此常常唱出甜美的歌来。
  引文之后,鲁迅接着说:
  我并不是说:苦恼是艺术的渊源,为了艺术,应该使作家们永久陷在苦恼里。不过在彼兑菲的时候,这话是有些真实的;在十年前的中国,这话也有些真实的。
  在婚姻问题上,上帝是苛待了鲁迅的。不过倒也好,这也就造就出了一位不世出的思想家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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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1)
婚事办过,鲁迅又要去日本过他的留学生活了。正好二弟作人在江南水师学堂毕业,上年冬天到北京通过了练兵处留学日本的考试,只是因为近视不能学习海军,在学堂里闲住了半年,这时改命学习土木工程。于是,1906年夏历九月,两兄弟就一同前往日本。到了东京,就到鲁迅原先住的公寓伏见馆住了下来。
  周作人在《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中谈到过这一回初到东京时候的一件事情:
  当时我同鲁迅往东京去,有在南京相识、在做革命运动的朋友寿州孙竹丹,托我带两样东西,说是亲戚吴家有女儿吴弱男在日本留学,这是带给她去的。这是一把黄砂的茶壶和一件羊皮背心,叫我送给宫崎寅藏,请他转交。……我因语言不通,地理不熟,不能去送,乃由鲁迅代去,找到宫崎滔天,谈得很是投机。过了两天,他到神田小川町的《平民新闻》社去访问,这是社会主义者所办的报纸,红色的大门,大概宫崎滔天也是在内,所以约他在那里会见。那报的主笔是堺枯川(利彦),那时也相见了。他们还出版有《社会主义研究》,一种杂志似的刊物,红色纸面,很是鲜艳,鲁迅当时买有一套,大概是六册,内容已记不清,只记得其中的一册是《共产党宣言》的译本。
  这里说的宫崎寅藏(1871—1922),号白浪庵滔天,与孙中山、黄兴等人过从甚密,所著自传《三十三年落花梦》在中国很有影响。堺利彦(1871—1933),笔名枯川,日本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先后参与了日本社会党和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这次偶然的交往使鲁迅接触到了马克思的著作。
  鲁迅重来东京以后的情况,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往“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小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账,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唯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钉书的铁丝锈烂了,书页已散,他却一直很是宝贵。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宾革命家列札尔(后被西班牙军所杀害)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
  鲁迅自己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里,也是这样说起当时的情况:
  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和学问之类,是绝不相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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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2)
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维支。日本的,是夏目潄石和森鸥外。
  在《为了忘却的记念》一文里,鲁迅谈到他送给白莽的两本裴多菲的书:“那两本书,原是极平常的,一本散文,一本诗集,据德文译者说,这是他搜集起来的,虽在匈牙利本国,也还没有这么完全的本子,然而印在《莱克朗氏万有文库》(引者按:即前引周作人文中所说的“瑞克阑姆文库”)中,倘在德国,就随处可得,也值不到一元钱。不过在我是一种宝贝,因为这是三十年前,正当我热爱彼得斐的时候,特地托丸善书店从德国去买来的,那时还恐怕因为书极便宜,店员不肯经手,开口时非常惴惴。后来大抵带在身边,只是情随事迁,已没有翻译的意思了,这回便决计送给这也如我的那时一样,热爱彼得斐的诗的青年,算是给它寻得了一个好着落。”
  鲁迅、作人兄弟在伏见馆住了些时候。那里还住了几个中国留学生。鲁迅对他们的印象不怎么好。志趣不同,跟他们没有什么话好谈的。就是在公寓里洗浴,也要争个先后。鲁迅不想住在这里了,就在1907年6月移居本乡东竹町中越馆了。搬到这里以后,跟同乡的的几位革命家来往就多些了。周作人在《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中回忆说:
  鲁迅那时的生活不能说是怎么紧张,他往德文学校去的时候也很少,他的用功的地方是公寓的一间小房里。早上起来得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枝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有些同乡亡命客,也是每日空闲的。)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这中越馆原是一家人家,因为寄住了三个房客(鲁迅、作人兄弟和但焘),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就给挂了一块中越馆的招牌。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中越馆三》中回忆说:
  大概因为这里比较公寓方便,来的客也比以前多了,虽然本来也无非那几个人,不是亡命者,便是懒得去上学的人,他们不是星期日也是闲空的。这里主要的是陶焕卿,龚未生,陈子英,陶望潮这些人,差不多隔两天总有一个跑来,上天下地的谈上半天,天晴雨雪都没有关系,就只可惜钱德潜那时没有加入,不然更要热闹了,他也是在早稻田挂名,却是不去上课的。谈到吃饭的时候,主人如抽斗里有钱,买罐头牛肉来添菜,否则只好请用普通客饭,大抵总只是圆豆腐之外一木碗的豆瓣酱汤,好在来访的客人只图谈天,吃食本不在乎,例如陶焕卿即使给他一杯燕菜他也当作粉条喝下去,不觉得有什么好的。在这四五年中间,中越馆这一段虽然过的也是穷日子,大概可以算是最萧散了吧。
  这里说的陶焕卿名成章,光复会的重要活动家。龚未生名宝铨,章太炎的女婿。陈子英名濬。陶望潮名铸,号冶公。他们都是光复会的人。
  关于同陶焕卿的交往,周作人在《关于鲁迅之二》中有更生动的回忆: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计画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嘱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尝笑语曰,填一张正龙头的票布如何?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从这一简短的记述中,鲁迅同陶成章其人及其事业是个怎样的关系,也就可见一斑了。后来,当陶成章死去多年之后,鲁迅依然不能忘怀这一位亡友,他的影像,还不时出现在自己的记忆中。他在1926年《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中深情地说:“夜雨潇潇地下着,提起笔,忽而又想到用麻绳做腰带的困苦的陶焕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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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的计划流产了(3)
不久,陶成章回国运动革命,当时也在东京的蒋智由(号观云)写了一首《送匋耳山人归国》送别:
  亭皋飞落叶,鹰隼出风尘。
  慷慨酬长剑,艰难付别尊。
  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
  万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论。
  蒋智由是同乡前辈,晚清重要诗人之一。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说,他“也是一位负盛名的维新人物而且主张革命的。他居东颇久,我和鲁迅时常同往请教的”。
  1907年7月6日,光复会的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弹尽被捕,当天即遭惨杀。几天之后,7月15日,鉴湖女侠秋瑾又在绍兴遇害。东京的中国留学生群情激愤。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蒋观云》中回忆说:
  当时绍兴属的留学生开了一次会议,本来没有什么善后办法,大抵只是愤慨罢了,不料蒋观云已与梁任公组“政闻社”,主张君主立宪了,会中便主张发电报给清廷,要求不再滥杀党人,主张排满的青年们大为反对。蒋辩说猪被杀也要叫几声,又以狗叫为例,鲁迅答说,猪才只好叫叫,人不能只是这样便罢。当初蒋观云有赠陶焕卿诗,中云,“敢云吾发短,要使此心存”,鲁迅常传诵之,至此乃仿作打油诗云:“敢云猪叫响,要使狗心存”,原有八句,现在只记得这两句而已。
  1907年夏天或者秋天,鲁迅学了一段俄文。这是陶望潮发起的,每天晚上到神田去从玛利亚·孔特夫人学。她是俄国亡命妇女,年纪大约三十多岁,可能是犹太人,不会日语,只能用俄语教授,主要是靠自己用字典和文法书自学,听课差不多只是听俄语发音吧。同学六人:陶望潮、鲁迅、周作人、许寿裳、陈子英、汪公权。这汪公权是刘师培的姻亲,跟刘师培夫妇同来日本,一同参加同盟会,又一同被清朝大吏端方收买,成为暗探,后来在上海被同盟会人暗杀。
  这次俄文学习不到半年就散了。一则每人每月六元的学费是个不轻的负担;再说起初是从中越馆步行到神田,路不很远,次年春天迁居西片町,路太远,也没法去了。
  这回迁居,是因为许寿裳在这里租到一所华美的住宅,招大家去品住,好分担高昂的房租。他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这样描写他们的新居:“这原是日本绅士的家园,主人为要迁居大阪,才租给我的。规模宏大,房间新洁而美丽,庭园之广,花木之繁,尤为可爱,又因为建筑在坂上,居高临下,正和小石川区的大道平行,眺望也甚佳。”如果说到人文景观,那么还应该说到,这是夏目漱石曾经住过的房子。鲁迅、作人兄弟是1908年4月8日搬进去的。另外许寿裳还邀来了钱均夫和朱谋宣两个。许寿裳在这五个留学生的住处门口路灯上题上“伍舍”这两个字。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伍舍》中回忆说:
  那房子的确不错,也是曲尺形的,南向两间,西向两间,都是一大一小,即十席与六席,拐角处为门口,另有下房几间,西向小间住了钱某,大间作为食堂客堂,鲁迅住在南向小间里,大间里是许与朱某,这一转换不打紧,却使得鲁迅本来不宽裕的经济更受了影响,每月入不敷出,因为房租增加了,饭食虽是好了,可是负担也大,没有馀力再到青木堂去喝杯牛奶果子露了。这样支撑着过了年,同居人中间终于发生了意见,钱朱二人提议散伙,其馀三人仍在一起,在近地找了一所较小的房屋搬了过去,还是西片町十番地,不过是丙字十九号罢了。
  鲁迅、作人兄弟来到东京,他们的学习、交游、生活起居这些,就说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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