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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好人-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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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值得推荐的。
海瑞极端厌恶乡愿。乡愿知善而不能尽从，知恶而不能尽去，与俗浮沉。说起来，普通人都有这个弱点，只是程度不同。所以海瑞满眼都是缺少道德勇气的乡愿，“举朝之士皆妇人”。在他自己这一方面，交战于胸中的不是善恶——善恶对他已不是问题——而是“正道与乡愿”。克制自己心中任何妥协的想法，对人对己不留情面，我们不知道海瑞是怎么做到的，但他确实做到了。
他曾有个五岁的女儿。有一天，海瑞见她拿块饼子在吃，问起来，是家中的仆人给她的。海瑞十分愤怒，说，你是女子，怎么可以从男仆手中拿东西吃？简直不像我的女儿。你要是能知耻而饿死，才是我的女儿。这个五岁的小女孩，哭啼起来，再不肯吃饭，七天后真的饿死了。
海瑞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刚直激烈，终始一致。但每次有人对我说起他的好，我一边同意，一边难免要想：去对他的女儿说吧。
与海瑞同时的文人王世贞曾诗论海瑞“胸中无黑白，止有径寸丹”。他是在批评海瑞执法，不论事之是非曲直，只凭胸中一团正气。原来正气不能取代一切，若不格以事理，便成蹈空。海瑞巡抚应天时的事迹流传最广，不多述，只说他事事偏袒弱小，不但未奏颠覆之功，反倒弄出些奇奇怪怪的效果。在海瑞这边，只要紧握高尚的动机，便问心无愧，在受治者那里，又难免有别的感受。
在汉代，清官每入酷吏传。海瑞在任上没做过什么残酷的事，虽衙门前总有枷号的人，但并不算出格，虽建议恢复朱元璋的严刑酷法，也只是说说，未得施行。他的意志可尽行的地方，是他的家庭，如果不算他母亲对他的控制。这位母亲也是非常之人，青年守寡，便把“全部心血倾注在儿子身上”，同处一室，日夜督问。
按我们的常识，被人倾注以全部心血，是很不舒服的事。不过海瑞是孝子。头两位妻子，与婆婆不和，都被休掉，其中的潘氏，过门不到一个月，便被逐出。第三位夫人在家最久，最后与一妾先后自杀。时人非议海瑞的，一是矫激，二是迂阔，第三便是“薄于闺阁”。家事不好妄说，但无论如何，这不像一个幸福家庭。
海瑞胸中的径寸丹心是什么？对弱者的同情心？从他的政令来看，似乎是的，因为他断起案来，总是站在弱者的立场上，但联系到其他方面，又未必然，因为很难想像一种广泛的感情会丰于彼而吝于此。看来那是一种抽象的正义，圣化的政治理想，强烈到可以克制正常的情感，而不是养成与丰富之。其实圣人哪里又是这样的呢？还记得孔子不与暴虎冯河，并厌恶果敢而窒者吗？
我本来相当厌恶《大学》里修齐治平这一套，近年渐渐觉得它不是毫无道理。修身齐家为先，治国平天下为后。没有一种借口可以使人问心无愧地抛亲弃友，尽管曾有许多强人取得过相反的成功，对他们来说，亲密的人，不过是些可以在必要时牺牲而又不引起非议的人——不但不引起非议，还经常为人啧啧赞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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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令忠孝两难全：赵苞
赵苞是东汉末年的辽西太守。就职的第二年，派人把母亲和妻儿接到任上来。路过柳城（在今天的朝阳县），遇上鲜卑人入塞钞掠，赵苞的母亲和妻儿被劫。鲜卑人便把她们当作人质，来进攻郡城。赵苞率兵接战，鲜卑人把他的母亲推到阵前。——这时，赵苞该怎么办？
在汉代，这个问题的意义与在今天很不同。今天的读者或许会要联想到“恐怖主义”或“民族大义”之类，但这两样，在那时都不存在。而重要的，是母亲被劫一事。古代，“孝”在价值观中的地位数一数二，陷父母于危境，甚至死亡，是不能考虑的事情。
类似的难题经常发生，尽管不都如赵苞的处境那样极端。君权与父权，忠与孝，家与国，难道是天生的冤家？楚国直躬的父亲偷别人的羊，直躬去告发。孔子认为这样不是正直，而“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才算正直。强调君权的韩非子不同意孔子，他还看到了孝与忠的不可调和，说“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而“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后世则有人说，在家为慈父孝子，在国必为贪官污吏，——你把公家的东西都搬到家里来，算不算一种孝顺呢？该怎样协调这些关系？
在春秋时代，家是高于国的。著名的管仲，一打仗就当逃兵，这样的行为也能得到原谅，因为，按鲍叔的解释，管仲不是胆怯，而是家有老母。伍子胥过昭关，借吴兵以伐父母之邦，来报私仇，当时的人觉得他是正当的，司马迁还赞扬他“弃小义，雪大耻，名垂于后世”。
秦汉以后，天平越来越往君权的方向倾斜。“忠”的概念发生了变化。以前，“忠”的意义广泛，后来只指对皇帝及其家族的忠诚；以前是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包含双方的义务关系，后来变成单向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孝呢？汉人编了一本《孝经》，在里面，什么都成了孝，“孝者所以事君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这本书应该叫《忠经》才对。同样是汉人编的《礼记》，讲打仗不勇敢就是不孝。打仗勇敢固然很好，但这和孝有什么关系？——这是汉人在设法模糊忠与孝的冲突。
但这种冲突毕竟没办法给全抹掉。一方面，君主的统治是仿照父权建立起来的，把父权否认光了，君权何所依傍？另一方面，个人生活，家庭关系，都是如此强大的事实，怎能视而不见？所以赵苞的处境，依然没有一种两全的出路。刘邦说“幸分我一杯羹”，在汉代给吹捧为“不以父命废王命”。但刘邦是皇帝，赵苞不是，怎么敢那么说？
宋代的哲学家程颐，给赵苞出了个主意，说他可以先辞掉辽西太守，再以私人身份去鲜卑人那里赎回母亲。这个主意在实际中全不可行，而且也没有触到问题的实质。——不妨看另一个更鲜明的命题：假设君王与父亲都得了一种重病，而只有一丸药，只能救一人，那么，该救谁呢？
这个问题是曹丕提出来的。程颐肯定知道这个命题，但没有回答过。
忠孝冲突，揪扯了好几千年。孝，以及与之对应的宗法结构，是古代唯一能平衡中央集权的东西，但当君权越来越强大，“忠”越来越被强调时，与之颉颃的“孝”，也越来越添进些可怕的内容，——割大腿肉来给父母治病，这样的人，到唐代已至少有三十多位，到后世则更有刺心截肠、剔肝抠眼等等，十分恐怖。为什么会走到这样的极端？
也许问题不在于“忠”“孝”这些范畴本身，而在于缺少一种普遍的正义观，高于具体人际关系的价值。前面我只说“家国”、“忠孝”、“君父”，一直不曾说“公私”，就是因为古代几乎没有我们今天愿意称之为“公”的结构，家也是私，国也是私，——是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私有之物（在这个意义上，古代的皇帝都是僭主）。我们可以说“古代社会”，但得意识到那种“社会”并无清楚的边际，也无自己的价值体系。那种社会没有管理，像个战场，任由强者逐鹿，也任由“忠”“孝”之类的狭念像野兽一样不受羁束地驰骋冲突。
最后，赵苞选择了忠。他的母亲被杀。下葬后，赵苞也呕血而死。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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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天下者得民心：朱元璋
古代，帝王得天下，总要说上膺天命，下餍民心，而非智竞力争而来。天命如何，人不知鬼不觉，你说什么便是什么好了；至于民心，似乎是有些准儿的事，所以不但帝王借此来合成王朝的合法性，老百姓也跟腔学调，拿它来增加自己的幸福感：瞧啊，我就是天视天听的民！我就是载舟覆舟的水！还有格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很动听，然而可惜，是句谎言。
一天，朱元璋微服出行，走到三山街，在一个老太太门口歇脚。听说老太太是苏州人，便问张士诚在苏州如何。老太太说，张士诚不战而降，苏州人不受兵戈之苦，很感念他的恩德。第二天朱元璋在朝中发牢骚：京师十万人，怎么没有一个人能像这个老太太，背地里说我的好？
张士诚为人宽厚，比朱元璋更得人心，但得天下的不是他。朱元璋起兵后行“寨粮”、“检括”，与剽掠无异，却能得天下。他高兴地说：“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暖融融。”这位弥赛亚，对民心很可能别有自己的见解。比如，他或许已觉察到民心和民意是两回事。曾有十三人因为说“朝廷法度厉害”，全家成年男子都被处死，妇女流放；他的一条有名的榜令，是禁止人“不思朝廷凡事自有公论，但不满所欲，便生议论，捏写匿名文书，贴在街巷墙壁”，违者全家处死。——管不了你的心，还管不了你的嘴呀？未得表露的民心，总没什么大用。
史书里总有许多材料，证明开国皇帝得民心以得天下，亡国皇帝反之。那些都是剪裁涂饰过的。朱元璋自己认为元朝之亡，在于纲纪废弛。“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治道的中心是使民战栗，而对民心，则是半信半疑。明确提出“得民心者得天下”命题的是孟子。朱元璋下令把《孟子》中不顺耳的话都删掉，其中便包括所有对“民心”的讨论。若全信民心论，他不敢删《孟子》；若全不信，他不必删《孟子》。
流传有许多朱元璋治吏的故事，身受吏治之苦的平民听着很满足。不妨再看看他的治民——
朱元璋畏惧无业游民。《大诰》里明明白白地写着“逸夫处死”。榜文则说，百姓都要就业，外出要知道本人下落，到哪里去，去做什么；人们互相监督，若有人远行不知下落，或日久不回，里甲邻居不告发的，一律充军。另一条是规定看病的、算卦的，都只能在本地行业，不许远游。
按他的榜令，对说谎的人、通奸者和骗子小偷的处罚都是死刑（曾有人偷卖草束，被凌迟处死）。自以为道德无瑕的人，说不定会为此欢呼呢。但你一旦认可了这种任意处置的权力，就不要再抱怨这种权力干涉到你的生活。
比如，同姓结婚的，处死；私改名姓的，处死。违反官定的服式，穿“半截靴”的，处死；违反官定的发型，孩子剃“一搭头”的，阉割。你要喝酒吗？有“乡饮酒礼”，犯者打五十，甚至充军。你要听戏吗？只许演“义夫节妇，孝子贤孙，劝人为善，及欢乐太平者”，别的不但不能演，连戏本子也不能看，“敢有收藏者，全家杀了”。
还有呢。民间的医生，只能称医士、医者，不能称大夫、郎中。梳头人只许称“梳篦人”，或称“整容”，不许称待诏。万一叫错了呢？“治以重罪”。又军人子弟只许演习弓马，否则便是不务正业，学唱的，割舌；下棋的，断手；踢球的，卸脚；做买卖的，充军。要是吹箫呢？“连上唇连鼻尖割了”，看你拿什么吹。
除非明朝人是很特别的一种人民，否则无法想像，这样一位皇帝，这样一种统治，会得什么“民心”。
但在民间，朱皇帝的口碑竟还不错，尤其是与他的为人相比。这已不是“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所能解释的了。王朝自马背上得来，得民心不如得士心，得士心不如得军心。“都很狡猾”的士人，一开始或要闹点别扭，迟早要加入新朝以自保。士是民的精神领袖，还是其传记作者。士心一旦收揽，民心也就粗定了。
在底层，个体的人心与整体的民心已有很大的区别，而且，提出民心论的先贤，假设的是处于理想状态中的民人。这种状态，自秦汉以后，怎么可能接近呢？百姓在精神上早被征服，这时再谈什么民心向背，不过是拿幻象来自我娱悦罢了。
朱元璋得到了民心。明朝也得到了，而且靠着士人的越俎代庖，享祚近三百年。看来，“得民心者得天下”虽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但有比它更有道理，也更合实情的一句话，便是“得天下者得民心”。
此一时彼一时：袁崇焕、李陵
近日脑子乱。眼睛读袁崇焕事，心里总想起李陵。
汉朝人毕竟是汉朝人。李陵投北，明里暗里，仍有替他辩护的人。汉武杀了李陵全家，他不肯回来。但我有时想，如果他回来，且不免于弃市，那么，长安的市民，会有什么反应？
帝制下人民的生活，常受到君主个人事务的影响。鲁酒薄而邯郸围；先是因为武帝对一个女人的爱情，或者说怀念，大宛国就倒了霉。仗打完了，李广利得到海西侯的爵位，而没得到名誉；在朝中没人敢批评皇帝的行为，私下里则物议沸然。同李广利带回来的战利品相比，中国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武帝是这样一种人，批评恰使其更加刚愎，李广利回来两年后，武帝又给他指挥战争的机会，以为他在同大宛国的战事中攒够了军事经验，总不会再出丑。
因为没有显而易见的作战对象，汉人的宿敌匈奴便被挑中了。公元前九十九年开始的一连串对匈奴的用兵，至少在军事上是意义不明的。在这次战争中，李陵像个牺牲品。除战争性质有些特别，李陵获得广泛同情的另个原因，是汉朝人的气质，与后代人不同。汉人也常“替天行怒”。王莽悬首宛市，百姓在下面用石头掷，甚至把他的舌头切开分吃。董卓之诛，长安人欢忭之余，给他肚子插上灯芯。不过这些事发生在乱世。平时，汉朝人不很容易群而暴起。
“明奸”的待遇显然不如“汉奸”。袁崇焕的凌迟，在京师大快人心。去西市的路上，观者如堵，无不咬牙切齿，或者说磨牙磋齿。刽子手从袁身上割下肉来，百姓涌上去抢。刽子手赶之不退，且看出是笔生意，便拿来卖钱。老话虽常说“千刀万剐”，真执行起来，刽子手何尝有那些耐心？但这一回有好生意，事情就不同了。袁崇焕的肉据说卖至一两银子一块；当年刘瑾之诛，仇家买他的肉，也不过一文钱一块。
我忘了提什么事情？北京受过两次大的威胁，一次是土木之变，一次是直接导致袁崇焕被处死的己巳之变。前后差一百八十年，明人的信心消磨光了。建州兵的声势尚不如瓦剌，给京师人的惊吓则远超前者；这便是壮夫和病人的不同，青年和老年的不同。带着不祥的预感，京师人扑向袁崇焕，名曰纾愤，何尝不是在祓除心里的恐惧。
如果这些人活得久，能赶上知道袁崇焕是冤枉的，也不会有什么内疚。他们会认为受骗或骗人的是皇帝，而不是他们，他们是在做一件正义的事。道德下降的第一个迹象，就是不关心事实，毕竟，特别在帝制时代，小小百姓，有多少信息来源呢？便在今天，辨别真相，也是累人的事。容易的办法，还是把自己从这一负担解脱，让别人来告诉我谁是“坏人”，我只负责吃掉他。
说回到李陵。那年汉历九月，李陵带领他的五千步兵，从居延出发向北，穿过寒冷的戈壁和干枯的草原，取道阿尔泰山和戈壁之间的平川，一个月后来到杭爱山脉南面的浚稽山。在等待指令的日子里，周围的危险日渐浓重。浚稽山接近匈奴人的腹地，汉军的出现不可能被忽视。终于有一天，对面山梁上闪耀起兵器的光芒，且鞮侯单于亲率的三万骑兵出现在五千汉军面前。
幸运的李陵。有此一战，负亦可以免于人言了。到了袁崇焕时代，中原人和北方民族间的关系，早不像健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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