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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人考察纪事-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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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属马。1937年生的袁振新教授，属牛。
“三马一牛”里的于军有两个弟弟——我们曾经一起在燕子桠守候“野人”的于工已然逝去，二弟于建烧伤毁容。——这些都是因为在这茫茫神农架寻找“野人”闹的。
于工是1996年死的。那年，山里报来个情报，说是有人目击那东西。找王方辰一合计，值得去一趟。于是王方辰、唐师曾、于军、于工几个去了神农架。不知为什么，于军总觉得这次要出事，心里一直有些七上八下。从山里回来时，东风汽车公司赞助给考察队一辆车。就在回北京的路上，惨剧发生了……于军脑子里空空的。跑到车前，拉开车门，看见于军闭着眼睛静静地坐在车里。再一看，方向盘已经挤弯了。拖拉机的角切了进来，挤断了于军的一条腿，到处都是喷出来的血。于军让开拖拉机的小伙子抱着于工，他开车送于工去医院。
他一手开车，一手把兄弟的断腿抱在怀里，一路都没有松开。他还从没有和兄弟的身体这么亲近过。他甚至能听到于工的心还在跳。十几分钟就送到了一家医院。下午六点钟，于工心脏停止跳动。
1995年那次兴师动众的考察以后，当时的下一步计划是等到冬季大雪封山，在基本无人打猎的雪夜，放几个热气球，搞夜间红外摄影，对整个神农架或者几个可能有“野人”出没的地区来个地毯式扫描。可总是缺钱。那次神农架“野人”探险考察是一次官方认可，由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植物考察专业委员会具体操作的民间活动。这个专业委员会没有什么钱，当年开大会来的也都来的是一些有胆没钱的，还是于家兄弟拿了几千块大家才有了盒饭吃，现在，到哪里去弄热气球？
从气象局打听到空军六所，该所从五八年就开始为了解放台湾放气球，经验丰富，但是做一个球体要8万，充一次气还要4万……思来想去干脆还是自己做吧。这于家兄弟其实并不富裕，沈爱民先生对此也有详细记述：“……于军这些年挣的钱全部用于考察，家里的日常开销和女儿的生活学习费用，就靠媳妇小姚在毛巾厂和菜市场做工的那点工资了。小姚的同事都知道她嫁了个个体户，都说你们家那么有钱，别太省。小姚只是笑笑，她不指望于军能拿多少钱回家。于军不但不拿钱回家，还老把家里的东西往山上搬。为了装标本，连家里的电冰箱、发电机全搬走了。一辆摩托车也带进了山，常年在山里扔着。那山更象他的家。
这回要制作热气球，更是把于军多年攒的一点家底全填进去了。也试着跑过赞助，找了一家酒厂，说你出个万儿八千的，我把气球做成酒坛子样，上边一个大大的厂家商标，想想，空中飘一个你们厂的大酒坛子，从北京飞到湖北去，怎么样？厂家说，我就想在地上呆着。
那就还是自己做。没有任何人指导，和小秦几个人用PVC材料作底，加一层尼龙网膜当球体，做成了一个直径十三四米、高十几米、氦气容量500多立方米的蓝钻石形的大球。买了个发动机，又买了点木头，锯呀刨呀的做成了个木螺旋桨，可不同角度转，用于调整升降和方向。用铝合金角铁做了一个坐人的大筐子。球体2万元，吊篮等3万多元，充气3万多元。
于军、于建兄弟俩，又谋划着做热气球。1998年底，他们选了个日子到卢沟桥沙滩上做实验，如果试验成功，下次就从这儿直接奔南飞了。
可是很顺利，美丽的蓝色气球竖起来了，连吊篮足有20多米高，球真的慢慢飞起来了。飘了一会儿，感觉不错就着了陆，大家乐呵呵开始放气收球。
放气靠一个自制的放气阀，原来想做成铁的，活来怕铁的产生静电，打出火花。试验用的是氦气，500多立方米的氦气碰上火花，谁都知道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于是就改用尼龙做成放气阀。没人想到尼龙更容易产生静电。这一改铸成大错。500多立方米的氦气球成了一大团烟雾。于军从火堆里跑出来，看见于建正在火里打滚，赶忙拍灭他身上的火，问：怎么样？
于建说：没什么事。
于军再一看，心一沈，于建那张始终带着明朗微笑的脸已经烧成了团……
梦一般的，二十多年就那么过去了，现在两个弟弟一死一伤，于军仍然每年默默钻进神农架。
神农架的山风依旧，晨光依旧。
月冷风清，薄雾如冰，我心似火：为什么？为了什么？——这是我不禁要问的问题。
说到这里，我懒得再描述山野考察的那份艰辛、危险以及肉体的挑战的煎熬。这些东西说得够多了。老渲染这些，弄得一提起这帮人和这类人，就是一副“自虐狂“、“苦行僧“的形象，这真不爽，也真没什么意思。我只说一句吧：在神农架这样的地方找寻“野人”，“*铁腿橡皮肚”那是最起码的基本功。那种野外生活，很多东西是超出看官您想象的。
自从二十多年前，于氏三兄弟很偶然的迷上了“野人”，打听到考察队进山集中的时间地点，带了个证明身份的户口本，背了个自制的帐篷买了几十斤大米风尘仆仆初次来到神农架那时候开始，他们这些年的野外生活在外人看来可能一点也不酷，没有什么浪漫情怀。
他们几乎一直是以那种最低物质条件的维持野外生活。有时候，一个人三块钱就能对付一礼拜。他们也只能这样。但即使如此，仍然会时时受到钱的困扰。玩过这个的都知道，野外考察其实是很费钱的事情。可随着考察的深入，装备需要不断添置和更新，这就需要更多的钱。二十多年了，挣钱来神农架几乎就是于氏三兄弟最重要的事情。
什么都是靠自己，没有任何别人和任何组织要求他们这么做，驱使他们的只有自己心灵深处那些说不清楚的东西。自然也不会有人给他们发工资，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山里来山里去的。这也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徐霞客就没有人发工资嘛。
但是，几十年下来，即使是这痴迷很深的“三马一牛”，也都无缘亲眼目睹“野人”的影子，只找到一些还未能进行充分科学鉴定的毛发、脚印、粪便标本，再就是一些目击记录。——在几十年来所有参加过正式考察的队员中，真正和“野人”打过照面的，也只有黎国华、袁裕豪，樊井泉、郭建等屈指可数的几个。
只有置身神农架，你才能真正明白，已经自以为是地球主宰的我们人类，面对这虚无飘渺的神农架“野人”，那绝对是大海捞针。那种茫然和深深失落曾令我多次感到孤寂难耐。别说几十个人，就是成团成师，往这山里一洒，那也如同水银泄地，立马难见踪影。
“野人”这东西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但即使这“野人”仍然在神农架存在，这东西不愿见人的话，即使就在几米以外，你再多的努力，也是白搭。
他们所做的也许就只是永远无望的守候。
——这些，他们比任何人都体会深刻，都更加清楚。
那么，他们又为什么非要这么痴迷不悔？干什么不行？找这东西又能给自己带来什么效益呢？
为了一朝成名天下闻？——在这个时代，很容易会有这样的联想。但据我所知。这么看的话，那绝对是对他们的一种侮辱。
老实说，我个人对此也不能理解多少。
“生命属于人们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该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致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这本书里的这段话，据说于军现在仍能一字不错的顺口背出。
这使我多少能够理解他们一点了。
在这些人里面，张金星更加极端一些。在某种意义以上，为了一句话，这老兄真的就在神农架呆七八年了，并且还会这样独自坚守下去。在这一点上，他更象一位古代的侠士。
1994年10月，这“老新人类”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南厅开会时当众立志：“野人”之迷不破，不剃须，不出神农架……现在，他的那头长发和飘飘长须已经成了一个标志，声名远扬。每到旅游旺季，慕名而来的游客争先恐后要和大胡子张金星合影留念。见不着真“野人”，就照个“现代野人”也算不虚此行吧。
在找野人的这支队伍中的那只老牛袁振新教授，搞了一辈子古生物、古人类研究，是２０多年前就参加中国科学院主持的那次大规模野人考察，直到现在依然兴趣不减并积极参与的少数科学家之一。
尽管人家说真正的专家，如今都不屑于谈论这个问题。
袁教授不管人家怎么说，他相信自己的眼睛。
如果问袁教授为什么对野人感兴趣？他会说就因为感兴趣，别的，他不愿多讲什么。
熟悉他的朋友说，袁教授心中有一份深藏的忧伤，他知道植物和动物们都有自己的家族，每个家族都有成千上万个成员，可人类却是生物中最孤独的一个种群，我们似乎没有兄弟姐妹，也没有亲朋好友。长臂猿、大猩猩、黑猩猩、猩猩等类人猿与人差得太远。如果野人真的存在，就等于找到比类人猿还近的近亲，可以借此慰藉我们孤寂的灵魂。。 最好的txt下载网
（十二）杂交野人与“野人”队长王方辰
（十二）杂交野人与“野人”队长王方辰
在“三马一牛”中，我打交道较多的是考察队长王方辰，这是我见过的最具梦想和激情但却也最冷静沉默，最崇尚科学的一个人。
在我们相识的这些年，我几乎没有从他的脸上看出过有什么能让他激动的事情。至少，在外表上，这个中等个子的北京人情绪绝不外露。
多年的艰苦考察，使他养成了极强的野外生存经验和良好心理素质。1995年那次神农架考察，途中他随手抓了一条蛇，顺便找个塑料袋就挂在了他的座位旁。在下我最怕动物就是这玩艺，一直眼睁睁看着，一路上，他始终都是那副平和的表情。1998年轰动一时的穿越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别人乘飞机飞，他被安排开着汽车从北京日夜兼程。到达后，整个人已经几乎虚脱。当时，在派乡转运站的篝火旁我和他聊天，他已经累的几乎说不出几句话，我也没有听他说过有什么抱怨，还是那一脸平和。
在我的印象里，这位中国科学探险协会奇异珍稀动植物考察专业委员会的秘书长遇事不管别人说得怎么煽情，媒体怎么热炒，总是面无表情，无动于衷，只是自己拿着各种仪器测来量去，记下各种资料。
他的作风是在“我来了，我看见”之后，还能自信地说“我懂了”。
这样一个人，为什么能数十年如一日执著这几乎看不到尽头的研究？进行这几乎是无望的守候？
是什么使他对“野人”研究情有独钟？
王方辰说，这个话题说起来就比较深了。因为现在人类学的研究，包括人类起源还不太清楚。因为按照达尔文进化论，从猿到人应该是一条非常完整的进化链，在这个进化链里面，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比如说人是地球上最强壮的一个物种，但是往前推一万年，人就已经比较少了，推十万年，不仅数量很少，而且形态也跟现代人差很多。要往前推一百万年，人的形态、功能各个方面差距就非常之大了。但同时我们又发现，那些叫做人类祖先的东西，比如说猩猩、猴子等低等灵长类活得都很好。恰恰在这条从猿到人的进化链里，人类最直接的祖先没有找到。
全球人口约６０亿以上，一个这么强壮的群体，按照优胜劣汰的原则他的祖先演化到今天，就像一棵粗大的树，一定要有一个强大的根系才行，如果根系非常薄弱，或者说祖先早就灭绝了，后代子孙从哪儿来呢？因此研究野人有没有活着的，对于研究人类学，人类起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
1995年那次考察结束后，吾心愈发*。次年，为了我们的“徒步长江”，我到过他在北京的家。在那个后海旁边的小四合院里，首先吸引我注意是一间小屋，里面几排铁架子上横七竖八堆满帐篷、睡袋、化石、“野人”脚印模型、显微镜、经纬仪、电钻、电影摄影机之类的东西，还有一个半身的猿人雕塑，表情严肃忧郁，目光迷离。
另一件屋子里有一台计算机。他的七八岁的小儿子正在独自一个人玩。家庭计算机这东西在当时尚比较罕见。
在这间收拾得整洁干净屋子里，我见到了更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听王队长谈了不少长见识的话题。当时在那间小屋，使我最感震惊的照片有——一个脑袋上竟然做过钛合金修补手术的很多很多万年前的头骨化石；还有一张是就象教科书里“北京人”形象的浑身*的当代人……王队长给我讲过他对进化论的看法，很多东西于教科书有异，听得我目瞪口呆，但不由得连连点头称是，的确很有说服力的。
王方辰不仅是一个勤于思考还是一个心灵手巧的人，他那间杂而不乱的储藏室里甚至还有一般在工厂车间才能见到的台钳、砂轮机、电钻之类的工具。
那次我们离开北京就直奔了长江源头，在青藏高原的冰天雪地里，王队长送我们的他自己制作的太阳能电池组也真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
1997年初我走到金沙江边的云南巧家县，那天，我酒酣头沉之际突然从收音机里听了一耳朵“杂交野人”，再一细听，酒醒了大半。
这消息有点骇人听闻。——有人发现首例活体“杂交野人”，并播放了“杂交野人”的录像。引发多家对此质疑。——报道说这段录像的拍摄这就是王方辰。印象里，我在北京王方辰的家里也看到过照片，也听他说讲过这件事。电话打到北京，王队长说他也是从山里回来才听说，正为这事着急。
后来，王队长给我详细讲述了当时的一切：
1986年，我们在神农架拍片子的时候，当地有一个野人爱好者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就赶到了长阳。长阳那么大地方，找这个也很困难，找了一段时间以后都灰心了，在一个小饭馆里吃饭，老乡就说了一些情况，说正好我跟所谓的猴娃是同乡，可以领你们去。当时我们很高兴。在路上，老乡介绍说猴娃的母亲是怎么给先生到山里送饭，说得不是很清楚，反正是说他母亲进了山了，被野人接走，过一段时间生了这么一个后代。
这个说法只是老百姓的传说。但是这个人的形态从个头讲比我高一些，将近１．８米，脚确实很大。照片的样子，尤其是头部比正常人小得多，头上面有三个棱子。而猿的头正上面有一个石状体，是挂咀嚼肌的，因为他们吃的东西比人类的要大。我们见到猴娃以后感觉跟近亲结婚、先天畸形有很大的不同，头上有棱子，脑量非常小，身上不穿衣服，家属给我们介绍，冬天下着很厚的大雪，他光着脚赤身露体在雪地上跑，不得病，身体很强壮。我们认为很有研究价值。但是怎么确定他是不是人猿杂交呢？没有证据，没有看到，没有采到血样。
十五六年前也没有什么很好的办法研究。现在有ＤＮＡ的手段。后来我们再研究的时候，听说他已经死掉了，由专业委员会的袁主任带队到猴娃的家乡，把已经去世的所谓的猴娃的骨头挖出来，有几方面的专家，遗传学家、贾兰坡院士，北京医科大学的解剖系主任于文华教授等参与了这个研究，脑量比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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