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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 讲义-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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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智,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于夫子而问智,子曰:‘举直措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于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于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
樊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就是仁。樊迟又问,什么是智?孔子说知人就是智慧,能够识别人就是智。樊迟“未达”,没搞懂,没明白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因为爱人没有分别,知人又有分别,那怎么能同时做到知与仁呢?孔子又说,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邪恶的人,这样就能使邪恶的人归于正直了。选拔正直的人,罢黜那些邪恶的人,叫举直错诸枉;能使邪恶的人归于正直,这就叫能使枉者直。樊迟退下来,见到了子夏,就对子夏说,刚才我见到夫子,“乡”,刚才。刚才我见到夫子并向他问知,夫子说 “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什么意思呢?子夏就说:“富哉言乎!”意思就是说这个话说得太深刻了。子夏领悟到了孔子的意思。 他说,舜得了天下以后,在众人当中选出了皋陶来辅佐他,不仁的人就自然被疏远了。商汤有了天下以后,从众人当中挑出了伊尹来做宰相,不仁的人也自然被疏远了。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段是子夏以历史故事来解释孔子所说的爱人与知人的关系。舜和商汤能从众人中选出皋陶、伊尹,这就是知人,这就是智。什么是智?智就是能辨别是非善恶,所以孟子说:“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辨别是非是智慧的发端。正由于舜与商汤有智慧他们才能识别人,才能选出仁德的皋陶与伊尹。但选出皋陶、伊尹并不是目的,选出他们的目的是要以他们为榜样去教化那些不仁德的人,使他们都能改过向善。使不善之人都能向善,这才是仁,是仁者爱人。所以爱人是以知人为前提,仁是以智为基础,这正是樊迟所不解的地方。为政者要真正爱他的百姓,就要善于给百姓树立榜样,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雷锋、孔繁森、焦裕禄这些榜样都感染、教育了无数的民众,使民众向仁、向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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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渊第十二(9)
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共和国五十八年暮春,李里绘于天人轩。
子贡问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毋自辱焉。”
子贡问怎么交朋友。孔子说对朋友要忠告,进行善意的引导,若他不能接受那就终止友情,而不再和他交朋友,以免自取其辱。对于朋友我们要忠告他,要善于引导他。忠告指的是态度,善于引导指的是方法。我们既要尽到朋友之谊,竭尽全力地去劝导他,但也要注意劝导的方法,不能直来直去,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接受。“道”当引导的“导”字讲。 但是如果这样做了而他不听就算了,不要勉强,勉强反而自取其辱。这可以结合第四篇《里仁》中的“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参看。都是讲交友之道,对大家应该很有帮助。
曾子曰:“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曾子说,君子通过诗、书、礼、乐、文化来结交朋友,通过朋友来培养自己的仁德。这段话里曾子讲了朋友交游的途径与朋友的作用。朋友应是在文化的共识、心灵的共鸣中结交的,绝不是以酒肉利益相交。真正的朋友可以辅佐自己,帮助自己德行的养成。因为见贤思齐,向朋友的长处学习,自然能提高自己。绝不能把朋友当作相互利用的工具,那样既不会有正直的朋友,也丧失了交朋友的真正意义。这句话对中国读书人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读书人都把朋友当成精神道义之交,当成人格学问辅益之源。
子路第十三(1)
子路问政,子曰:“先之劳之。”请益。曰:“无倦。”
子路问为政之道。孔子回答说,你要身先士卒,要求别人怎么做,自己就先要怎么做。要别人劳动自己就率先劳动。“请益”,子路再请老师告诉他还要怎么做。孔子说,持之以恒地身先士卒,以身作则,无所倦怠,这就是为政之道。子路好勇,好勇的人往往勇于实践而不能持久,所以孔子告诉子路要“无倦”。这仍然是孔子关于为政的一贯思想,就是为政者的模范带头作用的重要性。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
仲弓做了季氏的家臣,他也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先要设立好管理各种事务的机构,“有司”即管理机构,定出相应的制度法规。要赦免下属的小过,选拔有德有能的人。赦免下属的小过错,刑法就不滥用,不滥用刑,大家就拥戴你。有人才才好办事。仲弓说:我怎么知道哪个是贤才,举用哪个呢?孔子说,你就举用你所知道的人,你不知道的,难道大家就将他放弃了吗?只要你举用了贤才,大家自然会将你不知道的贤才推荐给你。孔子对子路说的是为政的情怀,对仲弓则是说的为政的方法。一个从道德上讲,一个从方法上讲。为政不先有司,则为政者手忙脚乱,不知所措;不赦小过,则无法找到人才,因为人无完人;不举贤才,则小人庸人当道。有这三条不仅可当家臣,治天下亦不过如此。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
这一段讲的是孔子整个为政的核心,也就是正名的思想。子路说,卫国的国君要用你来治国,你把哪样事情放在第一位来做啊?“奚”就是何。孔子说,那我第一是要正名。什么叫正名?就是要使事物名实相合。在周朝末年春秋时候,天下是名实混乱,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臣弑君,子弑父,比比皆是。卫国更是混乱,所以孔子首先要正名。子路说,有这个必要吗?哎呀,老师你太迂腐啦!“奚其正”,为什么要正名呢?孔子说,你这个子路,太粗野了。君子对他所不知道的事情大都会空缺在那里。“阙如”,就是空缺的样子,不知为不知,宁可让它空缺在那里也不会不懂装懂,这是孔子批评子路不知正名的意义。孔子又说,“名不正,则言不顺”,名不正讲起话来则不顺当。言不顺则事不成,言语都不顺当的话,事情就办不成。事情办不成,就不可能兴起礼乐制度来。礼乐制度兴不起来,刑法的执行就不会妥当。刑法不得当,老百姓就不知道怎么办好。比如当学生的去说本该由老师说的话,这就叫名不正。学生说该由老师来说的话自然就不顺当,其他学生也不听你的,要达到的目的也就达不到,这就叫言不顺而事不成。事情办不成则本该有的秩序和和睦也就建立不起来。因为礼是维持秩序的,乐是来维持和睦的,这就叫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秩序与和睦都没有,制度的执行也不会恰当。因为制度的执行要秩序来维护,要以和睦为目的,这就叫礼乐不兴则刑法不中。制度的执行都不恰当,当然学生们不知怎么办,手足都无所适从了,这就叫刑法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措”当摆放讲。君子说的话必须和自己的身份相合,这样你说的话自然行得通,因此君子对自己说的话从来不马虎。孔子说这段话是针对卫国当时的具体情况来讲的。卫国卫灵公的儿子叫蒯聩。卫灵公好色,娶了南子。蒯聩想杀掉南子,结果得罪了他的父亲卫灵公,卫灵公就把他流放了。流放以后,卫灵公想立另外一个儿子公子郢为王。公子郢不愿意接受。卫灵公死后,蒯聩的儿子辄继承了王位。蒯聩流放了,儿子做了王。南后就想用儿子来牵制父亲,儿子做了王以后,就不会让他父亲回来做王了。后来蒯聩又回来与儿子争王位,一切都是混乱的。正由于卫国君臣父子都是混乱的,所以孔子说如果卫国要用他,首先就是要正名。这里孔子深刻地阐述了正名的重要意义。这一章可与上一章“齐景公问政”参看。最后子路就是因这件事而死去的。蒯聩杀回来跟儿子争王位,当时子路正在卫国做官,子路认为既然食其禄就应为其效忠,结果在斗争中惨死。子路临死还不忘把帽子戴好,说“君子死而冠而不免”,可谓悲壮。但子路不知在卫国这种父子相争的情况下,他为谁效忠都是名不正,言不顺,即使战死,也是不得其死然——孔子曾说子路不得其死然。
子路第十三(2)
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
樊迟向孔子请教种粮食。孔子说,要说种粮食,我不如老农。樊迟又请教种蔬菜。孔子说,要说种蔬菜,我不如老圃。种粮食叫稼,种蔬菜叫圃。樊迟知道孔子有学问,什么都会,所以就请教孔子种庄稼的事情。可是孔子没有回答他。樊迟离开以后,孔子才说:“小人哉!樊须也。”注意,这个“小人”并不是指的品德上有问题,而是指樊迟的问题问得小。孔子是从大处着眼,所以他说如果为政者好礼仪,老百姓没有不尊敬为政者的;为政者好义,百姓没有不服从他的;为政者重视诚信,老百姓没有不诚实的,这就是上行下效的道理。如果为政者能做到以上三点,四方的老百姓都背会着小孩来归顺你。“襁”就是背婴儿的背带。“襁负其子”就是用背带背着小孩。注意,孔子讲这段话的意思是要说明学习首先应学大道,把大道掌握了,其他的小技自然就明白了。道是本,技是末,有本自然就有末,只研究小技,那么就只能学一样会一样,不能一通百通,举一反三。道学好了,再学具体技术就非常容易了。治国之道都懂了,种庄稼之道也就在其中了。大道理套小道理,你把大道理弄明白了,小道理自然也就明白了。
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这句话是孔子讲不能读死书的道理。孔子说,你把《诗经》三百篇都读熟了,但是交给你国家的政事你处理不了,让你出使到四方去做使臣,你却不能独立应答。“专”当“独”字讲。你诗读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你《诗经》读得再多、再熟,读了后一点都不会用,话都不会说,有什么意义呢?诗本来是“本人情,该物理,可以验风俗之盛衰,见政治之得失”。可以通过观诗来看国家政治、经济各方面的情况。所以商周时候有采诗之制,通过诗来考察政治的得失。你把诗读了,却不能够了解政事,不能够致用,那你读得再多也是白读。所以学了诗是要能够真正地用。从这一句里面还可以看出一个深意,那就是《诗经》不只是文学,更重要的是经学,是经学因此可以解决社会生活中方方面面的问题,是可以用来治国平天下,可以经世致用的。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说,你的身心正了,你自己修炼好了,你自己道德完善了,你不发命令,大家都会像你这样做。比如说,校长在这里拖地板了,大家自然就会跟着拖。你自己身心不正,再怎么发命令,大家也正不了。比如说,省长说要遵守交通规则,不要闯红灯,可是省长开着车带头横冲直撞,那么谁还遵守交通规则呢?孔子反复谈这个要正人先正己的道理,足见其重要。
子曰:“鲁卫之政,兄弟也。”
周天子建立周王朝以后,分封了七十二个诸侯,其中五十六个诸侯都姓姬,是周天子的弟兄、乡党、族人。鲁国、卫国的祖先都是周天子姬氏家族的弟兄,所以说“鲁卫之政,兄弟也”。因为鲁国是周公之后,而卫国是周公的兄弟康叔之后,两个国家也是弟兄,是同祖同宗的。孔子在卫国周游时,发现卫国的混乱也跟鲁国差不多了,所以发出深沉的感叹,叹两国曾经都是圣人教化的礼仪之邦,可现在又都衰乱不堪。鲁国是君不君,臣不臣,卫国是父不父,子不子,多么相似,感叹中流露了孔子的无奈与惋惜。也是孔子真实情感的记录,从中可以看出孔子的忧道忧国之心。
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
孔子说卫国的公子荆很善于治理家庭,刚刚有一点财产就说差不多了够了。“苟”表示差不多的意思。“少有”,稍稍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完备了。“富有”,富有的时候就说差不多很完美了。这就是知足常乐。卫公子荆能够知足常乐,所以孔子很称赞,用了个“善”字,说他“善居室”。孔子也是用卫公子荆来对比当时卿大夫的奢侈之风。其实一切物质财产都是身外之物,能知足就能得到快乐,不知足反而心灵被外物所累,物欲反而成为人痛苦的根源。现代人被物质异化,人性泯灭,何谈快乐?如果人人皆能知足常乐,那么国家自然就安定和谐了。如果都说这不够那不够,互相争利,则正如孟子所说“上下交争利而国危矣”——大家都争权夺利,天下就危险了。
子路第十三(3)
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到了卫国,冉有给孔子驾车。“庶”就是众多。孔子叹说,卫国人真多啊! 冉有说,既然人多了,那该怎么办呢?孔子说,那就让他们致富。冉有又说,如果他们已经富了,又该怎么样呢?孔子说,那就教化他们。这是讲的先王为政之道。古代一个国家的大小跟人口的多少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古人很看重人口,人口多就说明国家政通人和、国泰民安,老百姓愿意来归顺。但光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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