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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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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帅府后，张作霖已奄奄一息，他喃喃说道：“我受伤太重，……恐怕不行了！告诉小六子以国家为重，好好地干吧！叫小六子赶快回沈阳。”说完就绝气身亡。
张学良正在保定前线指挥战事，得知父亲惨死的消息后，犹如五雷轰顶，万箭穿心，他紧急将军队撤至滦河一带，进行战略收缩，将必要的军务处理完毕后，化装成士兵模样，搭乘军车回到沈阳。
在父亲的灵堂前，张学良长跪不起，声泪俱下地发誓：“爹，小六子回来了，您安息吧，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此生不为您报仇，我誓不罢休。”
6月20日，张学良宣布正式就任奉天军务督办，全权处理东北地区军政事务。此时，蒋介石军队已占领北京、天津地区，并进至冀东滦河，与奉军隔河对峙。由于新疆督军杨增新宣布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领土只剩下东三省不在青天白日旗之下，因此，蒋介石便加紧策动张学良及早换旗，归顺南京。
日本炸死张作霖后，企图乘机占领东北的阴谋并没得逞，但仍不肯放弃分裂满蒙的方针。因此，日本方面坚决反对东北“易帜”，采用威胁、利诱相结合的手段，逼迫张学良充当其控制下的东北王，以达到日本独占的目的。
在险象环生的复杂局面下，张学良临危受命，沉着应对，他清醒地认识到，御外侮，报父仇，必须靠全国的力量，全力对外。面对日本人的挑衅与阻拦，张学良大义凛然，不为所动，并鼓励东三省人民发起统一行动，与日本相抗衡。他还设法与英、美等国接触，争取国际同情。在内部，张学良开展了一系列整肃行政、屯垦裁军的工作，以减轻人民的负担，为易帜作准备。
少帅张学良（2）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见时机成熟，毅然发出通电，正式昭告天下：“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于是，悬挂了十几年的北洋军阀统治时代的五色旗降落，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在全东北升了起来。东北易帜后，奉天省改为辽宁省，省会奉天改为沈阳市，张学良被南京政府任命为东北边防司令长官，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易帜挫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割东北的阴谋，维护了国家主权领土的完整，是张学良对中华民族所做出的一大贡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后，1933年侵占了热河省，1935年又发动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而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于1935年9月，让张学良任“西北剿总”副司令，率10万东北军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北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然而不到3个月的时间，张学良军队就损失近3个师的兵力，使张学良及东北军官兵受到极大震动。后来，在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下，张学良同中共多次联系，并达成协议，停止敌对行动，联合抗日。
1936年10月21日，蒋介石来西安布置“剿共”，对张学良作战不力多有抱怨，张学良乘机慷慨陈辞，要求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尽早结束同胞间的这种相互厮杀，联合起来，共同抗日。蒋介石一听大为震怒，骂张学良“中了共产党的骗术”，并宣称：“剿尽###之前，决不轻言抗日。”
受了蒋介石斥责后，张学良并不泄气，10月31日，蒋介石在洛阳举行50大寿庆典，张学良乘蒋高兴时，再度进谏，要蒋领导抗日，并质问蒋：“共产党与日寇，究竟谁是我们真正的敌人？”蒋介石一听，当即变脸，呵斥张学良“一派胡言”，并拂袖而去。
心情苦闷的张学良还不甘心，回到西安后，于11月下旬提笔给蒋介石写了一封《请缨抗敌书》，蒋介石回他六个字：“时机尚未成熟。”张学良仍不死心，于12月3日亲自驾机到洛阳，向蒋介石面陈抗日愿望，两人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张学良气愤地说：“你要是不改变主意，坚持内战，我们东北军没法带下去了，学良无能，只好请委员长亲自出马说服大家了。”
“好啊，”蒋介石冷冷答道：“我明天就去西安，看看你的部队是听我委员长的，还是听共产党的一套宣传。”
12月4日，蒋介石来到西安，立即向张学良、杨虎城提出两个方案，一是全力进攻陕甘苏区；二是调驻福建和安徽，陕甘两省让给中央军去“剿共”。张学良、杨虎城不能接受这两个方案，他们下定决心，一不打内战，二不离开西北，通过秘密研究后，第一步“苦谏”，求蒋抗日，如苦谏不成则采取“兵谏”，逼蒋抗日。
12月7日，张学良前往华清池，见到蒋介石后，表示有些话要向委员长陈述。
“陈述什么？是不是还是洛阳那些话？”蒋介石不高兴地问。
“是的，还是那些话。”张学良恳切地说，“学良之陈述完全是从党国利益出发。国父当年也同共产党搞过合作，现在日本侵略，大敌当前……”
“你懂什么？”蒋介石打断张学良的话，“剿共是既定国策，决不动摇，你就是用枪打死我，也不能改变！”
张学良痛苦地摇摇头，声音已变得嘶哑：“学良已数日难眠，以为当前国策，应当放弃剿共，枪口对外，否则，我们将成千古罪人！”
说到这里，张学良声泪俱下，抱头痛哭。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训斥道：“共产党的毒你中的太多了，不要再讲了，我不愿听！”
张学良绝望了，他站起身，步履沉重地跨出了房门。后来，杨虎城也去作了委婉劝说，也为蒋介石所拒绝。
12月9日，西安青年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爱国请愿，张学良劝学生回去，并表示一星期内以事实回答大家。随后，张学良与杨虎城进行最后密商，决定“兵谏”捉蒋，逼他抗日。
少帅张学良（3）
12月12日晨5时许，东北军卫队营一连兵力在孙铭九等率领下，冲进华清池，与守卫士兵展开激战。蒋介石在睡梦中惊醒，着睡衣逃出，在骊山一块大石后躲藏，捉蒋部队立即搜山，找到了缩成一团的蒋介石，即将他解送至西安新城大楼。与此同时，东、西北军联合行动，很快解除了蒋系势力的武装，控制了局势，至此，张学良、杨虎城实现了“兵谏”捉蒋的计划。
随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达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而张学良则在送蒋介石回南京后被蒋扣押，在经过所谓军###审后，开始了被囚禁的漫长岁月。
回首往事，张学良尽管生出无尽的感慨，但他并不后悔，过去的他，也许有种种不是，值得欣慰的是，在关系民族安危的大事上，他对得起自己的国家和人民。“汉卿，你看下面，景色真美！”赵四小姐用手轻轻拍一下张学良，指指窗外，想把他从沉思中拉出来。张学良睁开眼，转过身，透过机窗向下望去，田畴万顷，山河环绕，想到这一去，恐怕再也不能看到大陆的山水了，于是他睁开眼睛，凝神窗外，要把这千万里江山永远地装进自己的心中。
张学良到台湾后，先住在台北市郊的草山招待所，三天之后，住进了新竹县竹东镇的井上温泉。竹山是台湾一座古老的城镇，四面环山，林木茂盛，山边有优资碳酸温泉，终年泉水叮咚，热气腾腾。张学良沉醉于山中优美景色之间，心境渐渐得以平静。
不久，台湾发生“二二八事变”，防卫张学良的特务队长刘乙光得到通报，说是有人想趁混乱营救张学良。于是，刘乙光将手下200多名特务全副武装起来，实行紧急状态应付事变。并作出决定，如果台湾事变闹到不可收拾时，就将张学良和夫人一起处死。
张学良的自由被剥夺了，电话被切断，房门不准出，只能待在小小的房间里，与真正坐牢没有两样。临近午夜时，多种吵闹渐渐平息，张学良正准备脱衣上床，外面的门被悄然推开，一个卫兵探进头来，神情紧张地说：“副司令，你恐怕得有点准备。”
“有什么事？”赵四小姐急忙奔过来问。
“我们队长说在局面不可收拾时，想把副司令和夫人处死。”卫兵说完，急忙走开。
“这个刘乙光！”张学良一巴掌拍在桌上，气咻咻地说：“他大概忘记了我张学良是什么人！”
“刘乙光心狠手辣，完全可能做得出来，我们是要有所准备。”赵四小姐一边抹泪一边说。
张学良不再说话，他内心开始盘算，万一刘乙光真要下毒手，是引颈就戮呢？还是争取他部下，先下手干掉刘呢？但又觉得都非己愿，想去想来，不觉窗外已经泛白。
“二二八”事件的风波直到第10天才逐渐平息下来，桃山隧道重新打开，紧闭于其中的人们才得以走出山中，一场险些给张学良带来杀身之祸的混乱结束了。
1947年5月，一直为释放张学良而奔走的莫德惠获准到井上温泉探访张学良，张学良十分高兴，与莫德惠在山中观赏风景，打网球，品茶，交谈甚欢。张学良告诉莫德惠，他多年来一直研究明史，很想做一名历史教授，在台湾大学讲授明史，他颇有体会地说：“我读历史的启示，发觉世间最有权威的人，不足以治人。或者说，世间惟一可以治人者，唯学术而已矣。”当莫德惠离开井上温泉时，张学良赋诗一首，赠与莫德惠，诗云：
十载无多病，故人亦未疏。
余生烽火后，惟一愿读书。
莫德惠感到张学良变了，他已不是从前那个统帅千军万马的少帅了，而是一个文质彬彬的谦谦学者。
1949年，国民党在大陆失败，逃到台湾后，张学良也从新竹县井上温泉迁出，在基隆、高雄短暂住了一个时期，最后移居台北郊外的阳明山。阳明山日据时期叫草山，光复后改为阳明山，其意是纪念明代的大思想家王阳明。张学良见这里青山翠谷，温泉星罗棋布，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感到心情舒畅，觉得是修身养性、研读学问的好居处。
少帅张学良（4）
1959年3月，春光融融，微风和煦，国民党“总统府”秘书长张群满面喜色，兴冲
冲地登上了阳明山，直驱张学良的居所。
张群是国民党的###，因其字为岳军，故常被尊称为“岳翁”。在国民党的高级官员中，除宋子文外，张群可以说是与张学良交往最深，并与张学良的政治生涯有密切关系的人物。
“汉卿，你自由了。”张群说到，“中常委刚刚通过了总统的提议，解除军委会对你的‘管束’……”
朝思暮盼了22年的自由突然降临，屋子里寂然无声，好久，才传出赵四小姐低声的抽泣。张学良从椅子上慢慢站起来，一只手抓住胸前的衣襟，一只手扶住桌子，两行热泪潸然而下。得到自由消息的那个晚上，两人一宿未眠，默坐到了天亮。
几天之后，张群邀约了张学良的老朋友莫德惠、王新横、冯庸等来到阳明山，向张学良和赵一荻表示祝贺。大家共同庆贺张学良来之不易的自由，那一晚，张学良和赵一荻抬头望月，觉得月光分外皎洁。
自从张学良被解除“管束”之后，来阳明山看望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1961年张学良的女儿张闾瑛和女婿陶鹏飞来到台湾，自然会提出见张学良，这是人之常情，也是当局意料之中的事。但当这个要求提出后，却几遭推诿，最后张闾瑛不得不找到了张群，通过他的努力后才获得批准，但条件极为苛刻：只能会见一小时，理由是张学良最近身体不适，不喜外人打扰。
两人一听这个条件，气恼不已。他们是张学良的亲生女儿和女婿，怎能被称之为“外人”！不过为了见父亲，他们只得答应下来，并接受了警务处所作的时间安排。正是秋日，艳阳高照。汽车经过安全人员盘查，停在宅邸门口，有人引着他们走进灰色的木板大门，穿过院子，进到客厅。见到了父亲。他坐在沙发上，乘着拐杖正站起身来，一只手向前伸出，嘴唇哆嗦，欲呼无声。
“爸爸”，张闾瑛抢上一步，紧拉住父亲的手，一声悲叫，引出满腹酸楚，哭了起来。女婿陶鹏飞也上前去，先叫了声“校长”，接着又呼了声“爸爸”，泪水也夺眶而出。
张学良老泪纵横，哽咽无语，只伸手抚摸着女儿的头发，好半天才颤着叫出女儿的名字“闾瑛……”
张学良看着女儿一家在美国寓所的照片，脸上荡起了笑容，说看来你们在那里真还生活不错，孙儿孙女都显得很聪明。“美国我没去过，将来若有条件，我要到那里去看看你们”。
闾瑛忙说：“您不是自由了吗？想到美国还不方便？”
张学良苦笑道：“是呀，我是自由了，我可以去台北市啦，也可以去下馆子啦！”女儿和女婿的心上掠过一片阴影。看来，所谓的自由，不过是扩大了点活动范围而已。后张学良又问其母亲于凤至怎样，心中无限感思，21年了，大洋阻隔，亲情难寄。于凤至无时不在关注着丈夫的命运，从美国不时寄钱寄物，表示自己深深地思念。在酸楚的漫长幽禁日子里，妻子的关怀与情爱给了张学良巨大的安慰，成为他熬过艰难人生的一种精神支柱。7000多个日夜，于凤至离别时的那声“汉卿，你多保重……”的呼喊，仍不时萦绕在他的耳际……“回去告诉你母亲，说我这里很好，叫她不要惦记，”张学良对女儿说，“请她体谅我的难处，有些事情我会写信给她的。”
“明白了，爸爸。”张闾瑛扑上前去紧紧抱住父亲说。
不知不觉中时间超过规定的一个小时，张学良拄着拐杖走出大门，送女儿女婿上了汽车，汽车缓缓离去，张闾瑛从车上探出头来，见秋阳之中，父亲的身影是那么单薄和凄凉。她泪眼迷离，将手伸出窗外，向父亲依依挥别。
1964年7月4日，是张学良、赵一荻终生难忘的幸福日子，他俩历经三十多年坎坷岁月后，终于向世人宣布——结成伉俪。这年，张学良刚过64岁生日，赵一荻53岁。
少帅张学良（5）
良辰吉日这天，张学良和赵一荻在警卫、便衣人员的“保护”下，前往台北市杭州南路的美籍友人吉米·爱尔窦先生的寓所举行结婚礼。前来参加婚礼的宾客有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总统府”资政张群、“立法委员”王新横、“国策顾问”何世礼和画家张大千等12人。
在漫长的与世隔绝的幽禁生活中，赵一荻一直只能以“秘书”、“小姐”的身份与张学良相伴，现在终于等到爱情之树开花结果，在法律上得到了承认，她将以张学良夫人的身份面对世人。
婚礼当日的下午，张学良和赵一荻告别了各位朋友，驾着他们的轿车，在“随从人员”的保护下，返回复兴岗住地。
夜的帷幕垂落下来。月亮姑娘似乎也在为这对患难夫妻的良辰增辉，她把皎洁明亮的银辉洒向复兴岗，给半山坡上的那幢小楼披上了神奇的色彩。此时的张学良和赵一荻正在赏月观花，诉说着绵绵的情谊。张学良最爱兰花，眼前的盆盆兰花散发着浓郁的芳香，扑鼻沁肺，让人陶醉。看着这些浸透赵一荻汗水和心血的兰花，他情不自禁地弯下腰，摘下一朵白兰花，深情地说：“一荻，你我患难与共三十余年，今日终成正式夫妻，此刻，我没有贵物相赠，只有这朵兰花送给你。”
说着，他用手将白兰花轻轻地插进赵一荻的鬓发，然后仔细端详她的面容，赞美道：“今天你漂亮得就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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