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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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现眼前，令何应钦“剪不断，理还乱”，禁不注老泪潸然。
　　除了怀念夫人外，何应钦常常流露出对往日的留念和对家乡的向往之情。他很喜欢在台湾的一些贵州同乡来访，每当这种时候，他便兴致勃勃地谈起他的家乡，谈起他儿时的趣事，乐得像小孩一样。自从大陆实行开放政策后，何应钦总是拜托一些回贵州的亲友及部属，让他们去打听家乡的近况。当这些人从大陆返台后，何应钦总是饶有兴致地向他们问这问那，问他的何氏老屋是否安然，问他在大陆的亲属是否无恙，问何氏祖宗墓地是否完好等等。这些人都如实向他转告。当他听说何家老屋经当地政府维护，依然保持旧貌，祖茔也由政府拨款维修，何家亲人都盼望他回老家兴义探亲等情况，内心十分高兴。但他口头上却顽固地坚持所谓“三不”政策，在他人生的最后年代，对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充
　　满恐惧与敌意。虽然如此，他思乡与怀旧之情却是与日俱增。1984年，何应钦九五大寿，虽年近期颐，却精神矍铄，他自信可以跨入百岁大寿。这一天，他兴致很高，在九层半寿塔蛋糕前，他拉年轻的副官张法乾合影留念，照片出来后，他嘱咐将此照片寄回家乡，让亲人们看看。后来，这张照片终于辗转寄到了兴义市，家乡的亲人看到何应钦高寿之年，身体还如此健康，都在心里深深祝愿他能活到与亲人见面的那一天。
　　但何应钦毕竟是高龄之人了，从1986年开始，身体逐渐衰弱，明显感觉不适。他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常一人呆在书房里，望着著名画家张大千送给他的一幅《泥荡风景图》长久出神。这幅画是张大千根据何应钦向他所描述的贵州老家兴义县泥荡镇的风景凭想象画成，并在他96岁寿日时送来的，何应钦十分喜爱这幅画，挂在书房中时时欣赏一番。此时，病中的何应钦望着画中泥荡小镇那参差错落的房舍、崎岖的羊肠小路，不觉心驰神往，似乎回到了他的家乡泥荡，那高耸的悬崖峭壁，那南方小镇的风土人情，那泥荡石林的绮丽风光，如一幅长卷在眼前飘过，老人内心深处流淌着一股浓浓的乡恋与亲情……
　　这一年的5月1日，何应钦突然发生脑中风，家人即将他送进台北荣民总医院。该院神经部主任朱复礼为他进行精心治疗，用了最有效的药物和一流的仪器，但终不能使病情好转，只能苟延其生命。这样，年高体衰且病重的何应钦又拖了一年的时间。
　　1987年10月20日上午，何应钦的血压突然急骤下降，经医院全力抢救，并以呼吸器维持呼吸，延至21日上午7时30分，何应钦终因心肺衰竭而结束了他的生命，终年98岁，离百岁大寿还差2年。
　　何应钦逝世后，正在病中已不能行走的蒋经国发布了“总统令”，要求“饰终之典，务从隆厚，以似崇褒”，并颁赠“轸悼耆勋”的挽额。按照蒋经国的命令，台北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公祭活动。丧礼后，何应钦的灵柩在各要人的护送下，安葬在台北县汐止五指山“国军”示范公墓特勋区。
　　

军界元老何应钦（4）
何应钦死了，可谓是寿终正寝。他活了九十八高龄，却不能实现他重回家乡、再见亲人的愿望。他顽固坚持“三不”政策，实际上，他也是海峡两岸骨肉分离悲剧的制作者之一，到头来，他作茧自缚，吞咽了由他自己参加酿造的这杯苦酒，这就是他的可悲之处。
　　

理论家戴季陶（1）
1949年10月，正是“暮景萧萧雨霁，云淡天高风细”的深秋季节。在南京郊外一处小巧玲珑、安静舒适的“孝园”别墅里，国民党###戴季陶神经痛日益加剧，常使他不思饮食，夜不成寐。每当这种时候，他便陷入苦苦的思索、苦苦的回忆之中。他回忆昔日辉煌的岁月，也思索自己未来的归宿……
　　戴季陶，名良弼，字选堂，又名传贤，号天仇，晚号孝园。1891年1月6日出生于四川省广汉县。1902年入成都留日预备学校，1905年秋留学日本。回国后，曾任上海《天铎报》主笔，还为《民呼报》、《民吁报》撰稿。这一时期，他写了大量反清排满，鼓吹革命的文章，一时有“穷达利眼识天仇”的美誉。1911年5月加入中国同盟会。武昌首义后，任孙中山秘书达十四年之久。五四时期，介绍过马克思主义，参与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筹备活动，但不久与共产党人分道扬镳。大革命期间，以###的戴季陶主义而出名，受到共产党人的批判。南京政府成立后，任考试院长达二十年之久。1948年因病卸职，被任命为国史馆长，但一直没到职。
　　现在，人民解放军已转入战略反攻，戴季陶似乎已听得见远方隆隆的炮声，他知道南京政府败局已定，自己将何去何从呢？一想到这些问题，他的心情也时而苦闷，时而感伤，时而烦躁，时而悲凉。
　　戴季陶离开南京市中心，到这偏远郊外的“孝园”来居住，一是为了养病，二是为了逃避政治。这里的环境如世外桃源一般，那山中的晨雾、落日的余晖，足足可以使人陶醉。但戴季陶却又安不下心来，他不能离开政治，他一辈子从事政治，一旦离开，又感觉到痛苦。他曾十分坦诚地表白：“但以世风日下，国事日艰，衰病之身，毫无所补，每一念及，则深惶汗。”因此，他身在“孝园”，却念念不忘他的所谓“党国事业”。他总是十分关心时局的发展，如有外人来访，他便关切地询问南京方面的情况，前线战事的进展，共声党方面的动态，社会上的舆论，人事的变更，应变的策略等，且问得十分仔细，并露出伤时之感。不久，戴季陶病痛剧烈，为了免除过度的痛苦，他服了过量的安眠药，以致不省人事，所吸的香烟余烬落在床褥上，几乎酿成一场大火灾。福不双至，祸不单行。恰在此时，他夫人赵淑文又患中风，造成偏痹，不能起床。戴季陶本身疼痛难禁，需人照顾，现在反而还要他来照顾呻吟床褥的夫人，这无疑会加重他的病情。但戴季陶与赵夫人的感情是如此深笃，他不仅带病扶持赵夫人，而且事无巨细，照顾得十分周到。每当他以颤抖的手送来一杯水，喂进一汤匙药时，赵夫人心中好一阵难过。这时，他们会长久地凝视，让多少复杂的情感，在这无声中传递。
　　后来，戴季陶的学生、国民党空军军官学校校长胡伟克见他生活实在不便，便将他们夫妇接到杭州苋桥小住，并派人多方照顾。好长一段时间后，赵夫人病情好转，戴季陶身体也渐康复，睡眠与饮食俱已恢复正常。他不便再打扰学生，而且也留恋牧歌生活的孝园，于是，向胡伟克辞别，又回到南京孝园别墅。此时，辽沈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淮海战役也快结束，人民解放军正陈兵千里长江，南京和整个国民党统治区一片混乱。
　　美国政府看到蒋介石政权的倒台已无法挽回，不肯在军事和经济上再大量援蒋，企图以中途换马的办法来挽救危局，于是便授意国民党内其他派别向蒋介石施加压力，逼蒋下台。这样，让蒋介石辞职，由李宗仁出面进行“和谈”的暗中策划便逐渐公开化了。在形势与各方压力下，蒋介石迫不得已，只得同意以“主动下野”的办法来促成“和谈”，然后争取时间以利再战。对于和谈，应该说，戴季陶从内心是不感兴趣的。还在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企图在和谈的幌子下准备内战，戴季陶就坚决反对。可现在，时局发生了根本变化，共产党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拥护；而相反的是，国民党在政治、经济、军事、内政、外交等各方面都陷入空前的危机，整个蒋家王朝面临最后灭亡。戴季陶，这位蒋介石的大谋士，国民党的忠实文臣，既反对与共产党和谈，又想不出什么绝妙的好计，以挽救当前的危局。因此，面对“和谈”的声浪，他只好以病为由，装聋作哑，默不作声，陷入“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境地。
　　

理论家戴季陶（2）
这一年的11月13日，国民党的另一忠实文臣陈布雷自杀而死，戴季陶听到消息后
　　十分悲痛，“哽咽半晌，不发一言”。他想起在上海办报时与陈布雷的友谊，想起这多年两人的交往，也想到陈布雷为国民党政权鞍前马后，劳碌一生，却落得如此下场，顾影自怜，大有兔死狐悲之感。虽然如此，他还故作镇静，当有人问他对陈布雷自戕的看法时，他装腔作势地说：“照佛家道理，是不许可的。”明确表示他不赞成自杀之举。
　　年底，国民党内外形势已是江河日下，在此情况下，国民党中央计议，在适当时候，将政府南迁广州。这一决定在南京城里引起了一片波澜，国民党大小官员都如惊弓之鸟，匆匆打点行装，准备随时逃往广州。
　　这时，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宋子文根据蒋介石的意思，打电报给戴季陶，邀他到广州小住。同时，宋子文还命粤省驻南京办事处主任何树祥亲自面谒戴季陶，反复劝说他，请他速作决定，在近期成行。
　　除广州外，戴季陶当时可去的地方还有两个：一是台湾；一是四川。对于台湾，他态度很鲜明，坚决不去。虽然当时很多国民党的高级官员纷纷往那儿跑，但他却不愿意去那个孤岛。当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郑彦棻劝他到台湾去时，戴季陶不假思索地说：“不必！”四川是他的出生地，他是可以回去的，但此时，他又不愿作为乱世败将逃回家乡。几个地方相比，他较愿意去广州，那里有他曾惨淡经营的中山大学，他曾与孙中山一起，在那儿奋斗了很长时间。因而，广东能像故乡一样唤起他浓厚的感情。
　　1948年12月28日，戴季陶偕夫人赵淑文及随员乘美龄号专机飞往广州。当飞机徐
　　徐起飞时，他不无伤感地眺望金陵古城，但见苍山如黛，冬日似血，长江无语东流；从鼓楼至挹江门以北地区，那数以千计的小洋楼，绝大部分是国民党达官要们的住宅，现在已是十室九空；新街口、花牌楼、夫子庙一带，向来是南京最繁华喧闹的地方，“车如流水马如龙”，盛极一时，现在则行人稀少，街道冷落。这六朝形胜之地，再也没有了往日的朝气，到处笼罩着一种寂寞清冷的气氛。戴季陶看到这幅破败景象，不禁吟起了元代诗人萨都剌“六代豪华，春去也，更无消息”的词来，心想，现在该是七代了。想到这里，他不觉心里一沉，整个身体就像一下子坠入一片万劫难逃的汪洋苦海中，看不到生机，望不见彼岸。
　　戴季陶到广州后，开始住在国民党广东省政府的招待所迎宾馆，到后来又转往更为幽静舒适的东园宾馆，备受礼待。戴季陶由于病情愈加严重，不常外出。他的神经痛病不时而发，发作时疼痛难忍，没有办法，只得服安眠药片，使其昏沉入睡，即使不发作时，行动也须人扶持。
　　虽然如此，他始终对政治表现出极大的关心。1949年2月8日，他居然还出席了国民党中央迁广州后的第一次中常会。他在记录本上签名时，手抖得十分厉害，额上不时冒出阵阵冷汗，但他还是坚持开会；在与人谈话时，竟有些语无伦次。他明显感到失去了控制力。他的身体、精神衰弱到了极点，就像一匹拉着破车的老马，走到了穷途末路，也走得精疲力绝。
　　此时，三大战役已经结束，人民解放军即将渡江作战，国民党政府已是死亡在即，回天乏术了。在这种情况下，大批国民党军政要员匆匆如丧家之犬，纷纷逃往海外，逃往台湾，广州城里已是风雨飘摇。
　　这时，又有人来劝戴季陶，希望他去台湾。对于这个问题，戴季陶仍和以前一样，十分坚决，他把手一挥说：“不必去！”他不想离开大陆，他不想抛骨异乡。共产党会取得胜利，会得到中国，戴季陶不再怀疑了。共产党会怎样处置他呢？他倒是考虑了的，他以前读过马克思主义的书，接触过共产党，与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如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等都有过一些交往，他不相信共产党会把他怎样，再说，他老了，而且是病残之躯。此时的戴季陶很想家乡，这种思念家乡的情感比任何时候都强烈，那川江蜀道，似乎比任何地方都具有吸引力，因此，他坚持要回四川去。他儿子戴安国多次劝说也无效果，只好遵命，为他准备好了去成都的专机。但时运不佳，偏偏连日气候恶劣，飞机无法起飞，只好一等再等，想等天气好后再飞回四川。
　　

理论家戴季陶（3）
2月11日，戴季陶神经痛病再度发作，这次比历次都要厉害，巨疼难忍。他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呻吟之声不绝于耳，至深夜微微入睡，但到12日凌晨又疼醒。他便叫人烤面包来吃，送来五块，他只吃了三块半，便疼得再不能下咽。他实在没有办法可想，便拿来安眠药，一下子吃了近70粒，然后拉过被子，昏昏沉沉地睡下。
　　早晨8时，家人到他的房间，不闻声息，便觉有异，急启帐幔，见戴季陶面色灰白，知道不妙，忙叫来医生，进行急救。医生为其注射、洗肠，但为时已晚，戴季陶的脉搏已停止了跳动，再也无法救治。1949年2月12日10时40分，戴季陶逝世于广州东园，终年59岁。这位“###最早，决心最大，办法最彻底”的人物最终走向了死亡。
　　关于戴季陶的死，一般说法是自杀，现在看来，自杀的可能性较小，误服安眠药过量而致死的可能性较大。这是因为：第一，戴季陶以前曾几次有过错服安眠药过量，而被抢救过来的先例，这次当然不能排除这种可能；第二，如果是自杀，像戴季陶这样喜欢舞文弄墨的文人，一定会如陈布雷一样写下遗书，留下遗言的，但戴却没有，说明他是没有准备去死的；第三，当时他是要回四川的，并且已经订好了专机，作好了回川的各种准备，不可能突然自杀；第四，死前无任何异常举动；第五，戴季陶与赵夫人感情深厚，当时赵夫人患中风刚脱离险象，偏痹尚未复原，极需人照顾，他不会自杀先赵夫人而去。当然，此时人民解放军即将取得全国胜利，时局将发生重大的转换，戴季陶本身病情的不断加重、病痛的长期折磨等诸种因素，也会导致戴季陶自杀，这种可能，还是有的。
　　戴季陶可以说死得不是时候，当时，国民党正处于失败的前夜，党政要员都在为逃往台湾、应付各种事务而疲于奔命，没有谁来多理会这位“党国元勋”的突然死去。在戴季陶临终前，国民党高级人物中，仅于右任来了一下，因他要赶飞机去南京，也只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去。戴季陶逝世的当天下午3时，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的第178次常会上，由秘书长郑
　　彦棻报告戴逝世的经过，会议决定成立治丧委员会，由孙科任主任委员。14日，治丧委员会例行公事地简单举行大殓后，便匆匆了结此事。
　　至于戴季陶的把兄弟，称戴为“畏友良师”的蒋介石，虽然“闻耗悲痛，故人零落，中夜唏嘘”，也只是迟到3月31日才发出明令褒扬，谓戴季陶“才识恢宏，勋尤懋著”云云。
　　戴季陶大殓后，由其长子戴安国护送灵柩直飞成都。4月3日，与原夫人钮有恒合
　　葬于成都郊外西枣子巷黄太夫人墓地。
　　戴季陶死了，应该说，他是带着遗憾死的，是死而有憾。他曾亲笔书写过陈其美的一副挽联，联云：“扶颠持危事业争光日月；成仁取义俯仰无愧天人。”戴季陶在辛亥革命的年代，在追随孙中山的岁月，曾做过争光日月的事业。即使在国民党的政权里，也做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