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政要的最后岁月-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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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国、唐纵、周至柔具体领导。不但如此，在蒋介石关于人事变动的所有新任命中，都没有陈果夫的份。
　　随后，蒋经国、陈诚大造舆论，认为大陆的失败是党的失败，党的失败是CC派的失败，作为CC派的首领，陈果夫与陈立夫应对失败负主要责任。于是，在蒋介石改造国民党的过程中，首当其冲地解除了陈果夫、陈立夫为代表的CC系的党治大权，陈果夫被排斥在权力之外。
　　陈果夫以###开始，为巩固蒋介石在国民党中的地位立下了汗马功劳，没想到蒋介石为开脱自己，竟将在大陆失败的责任全推在他的身上；为了传位给儿子，又将他一脚踢开，心中不免又气又恼，又怨又恨，但在当时的环境下又不好发泄，只想以后寻找机会。
　　受此打击，陈果夫病情愈益加重，遵医生嘱咐，不可说话。陈果夫痛苦难言，以此为题，作了一首哑巴歌，歌词曰：“哑巴哥，说不出话真痛苦，……听得人家说话，肚里更加不开心，若闻笑骂声，面孔胀得红又青，摩拳擦掌，胆小不敢争。有时候像煞吃过黄连嘴里苦，有时候像煞受了冤屈没处伸。哑巴哥，不能说话苦得很。”这哪里是写自己的病情，分明是受了陈诚、蒋经国的攻击，得不到蒋介石信任时自己委屈、苦痛心情的一种曲折反映，也是对蒋介石的一种无力的抗争。
　　

党魁陈果夫（2）
当然，陈果夫在表面上也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他给自己写了一副对联：“合法、合情、合理，做成大事；轻权，轻利、轻名，修得长生”，以为警戒，似乎把名利看得十分淡薄，但内心总是觉得不舒服，有时不免大发牢骚。8月20日，张道藩来访，陈果夫见了老部下，顿觉十分亲切。张道藩虽然名列改造委员会委员，但CC既然完蛋，他也只是一种摆设，大权实为陈诚、蒋经国在握，两人见面，都有一种惺惺惜惺惺之感。谈起台湾政局，不免议论起陈诚与蒋经国来，陈果夫又是一阵冒火，大发牢骚，张道藩即劝他此种情况下以少说话为佳，陈果夫仍然不能平静下来，他说：“有关国家前途之事，此时不言，实在有点忍不住。”但不管陈果夫发牢骚也好，借机讽喻也好，他的政治上的黄金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陈果夫的弟弟陈立夫不同，他认为，台湾既然不容他，干脆远走高飞，他要离开台湾，远渡重洋。
　　陈果夫知道弟弟要离开自己，出走异国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感伤，这一去不像当年留学美国，读几年书还会回来，他知道陈立夫的性格，这一去不会再回来了。尽管如此，他还是支持弟弟到外国去，台湾的现实他比谁都清楚，陈诚、蒋经国已露出咄咄逼人的气势，说不定什么时候拿谁开刀，因而离开台湾是最好的选择。但他知道自己病情日益沉重，将不久于人世了，这次离别将是兄弟间永久的诀别。8月3日，陈果夫顾不得病痛之苦，爬起床来，支撑着病体，给陈立夫写了一封信，信中虽也冠冕堂皇地要陈立夫离台到国外后，多“考察研究经济恢复与建设事业”，但更多的却是在平淡的语言中所透露出的他与陈立夫之间的手足深情。
　　陈立夫走了，陈果夫留在台湾，苟延残喘以度过他最后的岁月。
　　由于政治上的失意，再加疾病缠身，陈果夫内心极为痛苦，1950年是他最难熬的一年。为了消磨时光，他想写一本回忆录，将他四十多年的经历与主张，如水利、合作、广播、电影、金融、礼俗、医药、卫生、建筑、计划，经济、教育，人事、个人道德、组织、政治制度、世界大同、CC来源、党务、豪门等分门别类写出来。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想“俾世人瞭我心之所向，与遭谤之由来”。实际上，他是要向蒋介石表白，他陈果夫是忠于蒋介石，忠心耿耿为蒋介石办事的，希望以此让蒋介石能有恻隐之心，对他陈家另眼相看。他雄心勃勃，希望在短期内完成这部大型回忆录，但他的病却是一天比一天加重。到9月份，吐血一直不能停止，断断续续拖了一个多月，后经台中陆军医院副院长徐佐周、外科主任王佶、内科主任张协时等到寓所联合会诊，方才止住，但体质已比前大为虚弱。
　　9月份，张静江在美国纽约病故，消息传来，陈果夫又是一阵感伤，不禁想起当年在上海办交易所时两人亲密相处，大革命时期两人过从甚密的情谊，便勉强支撑起床，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中央日报》发表。不久，他的好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筠等相继谢世，更添几分惆怅，不觉有一种“杜曲晚耆旧，四郊多白杨”的感觉，他感到死神也在慢慢向他逼近。
　　陈果夫虽然躺在病床上，但还是比较注意大陆及海外各方面的情况的。12月，他得知大陆方面召开中医药会议，很是高兴，当晚便在日记中写道：“###各方对此似比吾人在京时更为重视。”这在当时海峡两岸严重对立的情况下，应该说是难能可贵的。
　　这年年底，陈果夫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松了口气，自觉精神状态还好，准备到了第二年，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12月31日，陈果夫坐在床上静默沉思，很多往事都涌上心头。每年的最后一天，他总有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这一年，他似乎感慨更多，不仅一年中所做的各种事浮现眼前，而且一生中的各种经历也涌上心头，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概的总结，认为他自己在很多方面都做到了超凡脱俗，主要有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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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魁陈果夫（3）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未尚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二）管钱终始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不爱钱。（三）读书未尚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五）做官未尚作威、作福，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始终保持平民本色。（六）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七）办党务不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八）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客观地说，陈果夫为自己所作的这个总结，有些还是公允的，如第一条、第八条，陈果夫基本上是做到了。但其他各条，却是自欺欺人，不爱钱吗？不植党吗？不作威、不作福吗？不作固位之想，没有幸进之图吗？陈果夫的一生为此作了最好的注解。
　　1951年1月22日，陈果夫由台中市迁往台北市，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延医购药比以前方便多了，这对医病确实有利；但来访客人却比以前增多，这又不利于病人的休息。而且台北是整个台岛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处于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像在台中那样说话随便。一天，有位来客开玩笑说：“台中天高”，陈果夫马上接道：“皇帝远！”这一幽默的对答，曲折地反映了陈果夫在台中的自由心境及在台北的谨慎处世态度。
　　6至7月间，台北天气酷热无比，处于病中的陈果夫觉得十分难受，每天只能起来一个小时，时间稍长一点便不能支持，绝大部分时间都是躺在床上；体温总在摄氏38度左右；浓痰越来越多；心脏逐渐减弱，医生吴迪、林茅生商定用PAS，一面服用，一面由注射器输入，每针药水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注射约3刻钟后，咳嗽时感觉味苦，可见已入空洞；两天后，注射4cc，但10分钟后，引起剧烈咳嗽，吐出大量苦水苦痰，陈果夫几乎喘不过气来。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菌已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侵入脑后，其生命已处于垂危时期。陈果夫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一种“日觉死生忙”的感觉悄然升起。虽然他已走到死亡的边缘，但他依然关心着台湾的政局，还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他将自己经过长期考虑的对国民党、对政府、对社会、对人生的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坐起来，由人搀扶着，写于纸上，名曰“诤谏之文”，派人呈送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一片忠心。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40．5度，医生匆匆赶到，进行紧急会诊抢救，终不能使之好转，延至下午4时52分，陈果夫溘然长逝，享年60岁。
　　陈果夫年岁不高，便在愁思重重而又强作欢颜的复杂情感中离开了人世。在他60年的岁月中，在他从家乡吴兴出发到台湾海岛的人生轨迹中，他对于自己的国家无疑是做了一些好事的，如在辛亥革命中，他积极参加反清斗争，作出了自己的贡献；抗战时期，他主张抗日，主张国共合作，为时人所称道；在主持苏政期间，他治理淮河，整治民风吏治，多少对人民是有益的。但陈果夫把自己绑在了蒋介石的战车上，顽固地###反人民，为维护蒋介石的统治尽心竭力，到头来，不仅不能有所成就，相反为蒋介石所抛弃，这是陈果夫所未能预料的。蒋介石虽然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已经死了，也得敷衍一下，以安抚其他在台的CC派人物以及一些国民党###。于是，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存放遗体的极乐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现出哀痛的神情，几度鞠躬，似乎要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予以原谅。同时，蒋介石还送来了亲笔写的“痛失元良”的挽额，可谓是仁至义尽。
　　蒋介石还觉不尽满意，9月15日亲自颁布了所谓“褒扬令”，称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同时，对他生前加入同盟会，参与武昌起义、讨袁、北伐、抗战等一一历数，对他办黄埔军校、主持淮河水利、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等一一称道，认为“卓著勖勤”、“均彰懋绩”，特别刻意表彰他“对于###倡乱，尤能烛识机先，悉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以期借陈果夫之死，在台湾岛内掀起###声浪。
　　

党魁陈果夫（4）
陈果夫的墓地选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一块山地上，这里草木葱茏，四季常青，是十分理想的地方。但陈果夫生前却希望埋骨在他的桑梓之地——吴兴。他十分喜爱自己的家乡，他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诗云：
　　我希望我的故乡，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爱我如慈母，
　　不让我飘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离开我的放乡。
　　诗行中，跳跃着陈果夫爱故乡的乡心；诗韵里，寄托着他爱故乡的乡情。可现在，他却离开了他的故乡。秀丽的观音山和浩翰的太湖虽然都是中国的锦绣山河，但茫茫的海峡却将它们隔成两个天地。尽管吴兴已是山河无恙，人文发扬，腥膻洗尽，无人敢侵略，而陈果夫只能埋骨异乡。
　　1951年11月4日，陈果夫灵柩在观音山墓地举行了安厝典礼，鼓乐声中，一代特务政治的始作甬者就长眠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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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1）
1949年，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决战已进入最后关头。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成功地进行了三大战役，消灭国民党军队150多万，解放了东北、华北、长江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蒋介石的主力部队丧失大半，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覆灭已成定局。
　　在国内形势急转直下的情况下，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台，由南京飞往他的老家奉化溪口，将政权交给副总统李宗仁代理。
　　李宗仁上台后，根据形势的变化，表示愿与中国共产党举行和平谈判，并为此作了一些准备。1月24日，李宗仁正式公布了国民政府赴北平谈判的代表名单，准备中共一旦同意，代表团随即启程赴平。
　　对于李宗仁的和谈要求，中国共产党表示欢迎，但对谈判代表，也提出了一些看法。1月25日，中共发言人发表谈话，对国民党谈判代表中的彭昭贤予以挡驾。中共发言人说：“彭昭贤是主战最力的国民党CC派的主要干部之一，人们认为是一个战争罪犯，中共方面不能接受这样的代表。”
　　中共发言人的谈话传到南京后，李宗仁坐立不安，十分紧张。中共既然不欢迎彭昭贤，那么必须另行改换，换谁呢？李宗仁又为难了，他将国民党中的高级官员一个个排列，一个个审视，觉得都不合适。他知道，所派代表，既要为共产党欢迎，又要能代表国民党的利益，偌大个南京城里，如此庞大的文臣武将队伍中，竟无一人能担当此任。
　　李宗仁前思后想，绞尽脑汁，始终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正着急时，他突然眼睛一亮，想起了一个人，认为这个人再合适不过的了，而此人不在南京，正居上海，于是李宗仁即乘上专机，直飞上海，亲自登门请将。
　　使李宗仁无比欣喜，并亲自登门约请的这个人是谁呢？他就是国民党立法委员章
　　士钊，字行严，号孤桐。
　　章士钊1882年出生于湖南，早年与黄兴创建华兴会，参加反清斗争，后到日本、英国学习法律；辛亥革命后回国，任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笔。1912年任中央参议院议员。1913年参与讨袁的二次革命，失败后亡命日本。袁世凯死后，回国任众议院议员；护法时随孙中山南下，任广东政府秘书长，并作为南方代表之一，参与南北和谈。1924年，章士钊又北上，投靠段祺瑞，当上了段祺瑞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1926年“三一八”惨案时，因不支持学生运动，成为学生攻击的对象，旋而下台，改任北京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时，章士钊在重庆任第一、二、三届国民参政员。1948年当选为立法委员。由于章士钊是湖南人，平时又爱广交朋友，因此与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有很深的交往，与周恩来、董必武、徐特立、吴玉章、刘少奇、陈毅等也很熟悉，让他作为谈判代表，共产党一
　　定会接受。
　　李宗仁来到上海，亲自登门拜访章士钊，告诉他目前的局势及自己的苦衷，希望章士钊能出马赴平，解决国是，以救当前。章士钊此时已是68岁高龄，尽管多年来已不担任国民党及政府的具体行政职务，只领参政员、立法委员之类的虚职，但为了国内和平，两党合作，他满口答应，愿意为国共和谈而尽心效力。
　　根据章士钊的建议，在正式代表团去北平谈判之前，先派一个“民间”团体去作试探性访问，为正式谈判作准备。于是，李宗仁当场决定由章士钊与国民党已退休的老外交家颜惠庆及上海著名律师江庸三人组成“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于2月13日飞往北平，与中共作非正式的会谈。
　　章士钊等人到达北平后，受到中国共产党的热情接待。中共领导人叶剑英、董必武、罗荣桓、聂荣臻等分别会见他们，并与他们就国内形势、两党和谈等方面进行了坦率交谈，就有关和谈的条件交换了意见，双方观点基本趋于一致。
　　2月22日，章士钊等由李维汉陪同，前往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拜会中共其他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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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谈代表章士钊（2）
人。
　　毛泽东首先接见了章士钊，一见面，毛泽东就双手紧握着章士钊的手，亲热地说：“行严老，重庆一别，三年多没有见面了，你身体还好吧？”章士钊十分激动，连声说：“好，好，还好！”便问毛泽东：“你担负这么大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