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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2008全球经济危机史:经济的坏脾气-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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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伦敦时，他为了一个女人与情敌威尔逊（）决斗，并将对手杀死，被判终生监禁。就在上诉期间，他冒险越狱逃至荷兰。约翰·劳在阿姆斯特丹、意大利和布鲁塞尔等欧洲城市流浪时期，仔细观察了各国的银行、金融和保险业，从而更加充实了他关于金融方面的知识。和许多18世纪的经济学家一样，他认为在就业不足的情况下，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在不提高物价水平的前提下增加就业机会并增加国民产出。一旦产出增加，对货币的需求也会相应跟上来。在实现了充分就业之后，货币扩张能够吸引外部资源，进一步增加产出。他认为纸币本位制要比贵金属本位制更好，纸币本位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给了发行货币的银行更多的运转空间和控制宏观经济的能力。说白了，采用贵金属本位制，发行货币要看手上有多少金子银子。纸币本位制就没有这个限制，如果金融当局愿意的话，启动银行的印钞机，要印多少就可以印多少。
其实，纸币本位制的这个特点像一把双刃剑，在增强了金融货币政策影响力的同时，也带来了导致通货膨胀的危险。只不过，信奉“要繁荣，发纸币”的约翰·劳坚持认为，拥有货币发行权的银行应当提供生产信贷和足够的通货来保证经济繁荣。他所说的货币供给中，包括了政府法定货币、银行发行的纸币、股票和各种有价证券。不难看出，在约翰·劳的理论中，已经蕴藏了当代供给学派和货币学派的一些基本观点。
约翰·劳在欧洲大陆游历了多年，每到一个国家，他上午的时间一般都是用来研究该国的财政、贸易，以及货币与银行方面的业务，晚上则是泡在当地的赌场里。大概在1700年，他在29岁的时候返回了故乡爱丁堡。在那里，他开始推销自己早在欧洲大陆游历期间就逐渐形成的理念：国家要繁荣，就要发行纸币。他本人对此深信不疑，因为相比传统的金币或银币，用纸币进行交易带来了极大的便利。1705年，他出版了《论货币与贸易：向国家供应货币的建议》一书。
当时苏格兰的经济正处于不景气时期，约翰·劳相信自己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经济不景气与货币有关。他在书中提出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说法——“货币需求”，试图向读者说明，由于货币供给量太少，所以货币的利率太高，解决的办法就是增加货币供给量。约翰·劳声称，扩大货币供给量能够降低利率，而且，只要国家以全部生产能力运行，就不会导致通货膨胀。
他还提出了另外一项建议：在苏格兰建立一家“土地银行”。该银行可以发行银行券，但发行银行券的价值绝不超过国家所拥有土地的价值。持有银行券的人可以获得利息，并且有权选择在特定时间将银行券兑换成土地。这个新的方案有两方面的优点：
● 它将减轻国家的负担，即避免为了适应经济增长而购买越来越多的贵金属来铸造钱币。 txt小说上传分享
要繁荣，发纸币（3）
● 它将使国家更容易管理流通中的货币量，以便适应国家需求的变化。
这个建议非常好，产生了很大的轰动效应，同时也引发了争议。批评者嘲弄这是一个“沙滩银行”，将会破坏国家的命脉。但是，另外有一些人则支持劳的想法，最后，议会针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严肃的辩论。然而，事情也就到此为止，大部分议员最终还是拒绝了这个方案。约翰·劳对此感到非常失望，再加上他又得不到英格兰法庭对他过失杀人罪的赦免（当时的英格兰与苏格兰是两个不同的国家），于是， 他又回到了欧洲大陆。
但是，雄心壮志的约翰·劳在向卢森堡大公推销自己的纸币计划时再次碰了一鼻子灰，卢森堡大公对他说：“我的国家太小，实行不了阁下的宏伟计划，我是欧洲最穷的国王，经不起失败破产的打击；不过我觉得法国人会对您的计划感兴趣，您可以去法国碰碰运气。”
没人知道卢森堡大公为什么要约翰·劳去法国碰运气，也许连他也没有想到，自己的一句无心之谈，却把法国推向了经济破产的深渊。
约翰·劳来到了巴黎。奥尔良公爵是约翰·劳进入法国的保证人，也是他多年以来在赌桌上结识的密友。心怀鬼胎的约翰·劳最终说服了摄政王奥尔良公爵，他向摄政王提交了两份备忘录，提出金属货币远远不能满足一个商业国家的要求，必须要有纸币辅助。他还特别以英国和荷兰为例来阐明纸币的好处，并用许多关于货币信用的真实论据来说明重建法国货币信誉的办法。鉴于当时法国货币在欧洲诸国中不景气的现状，他还建议摄政王建立一个银行来管理国家的税收，再以这些税收和不动产为基础发行纸币。劳氏想照英格兰银行的模型创办一个银行，以动员闲散的资本，而予实业家以低廉的信用。针对这些方案，*评价说劳氏“具有一种诈欺者和预言家的有趣的混合性格”。
对经济一窍不通的摄政王无暇考虑更多，面对20多亿里弗尔的举债，只要能够弄到钱，就是建立10个银行对手握大权的他来说也不成问题。于是，在法国政府的特许下，1716年约翰·劳在巴黎建立了一家私人银行——通用银行（Bangue Genarale），也被称作“劳氏银行”。
这家银行拥有发行货币的特权，其货币可以用来兑换硬币和付税。“劳氏银行”用发行的纸币来支付国债，并根据特权可以随意购买和兑换，发行后价值也保持不变，这便使“劳氏纸币”被认为比经常因政府干预而贬值的金银更能保值。通用银行的股本为600万里弗尔，共分12000股，每股500里弗尔。当时因为财政混乱，利息一般高达20％～30％，劳氏对较可靠的期票，按6％予以贴现。通用银行建立后经营得非常成功，资产总额迅速增加，它的纸币在公众心目中的价值迅速升高，比同样面值的金属货币价值高出1％。人们心中对纸币的信任完全建立了，一年之中，通用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市场价格超过了面值的15％，而国库券，或者说是由政府发行、用以偿还路易十四所欠债务的证券，则下滑到了面值的。这个对比对约翰·劳太有利了，他的信誉蒸蒸日上，他也逐渐成为法国经济界的重量级人物。
疯狂的“劳氏股票”（1）
在约翰·劳声誉蒸蒸日上之时，一个叫安托尼·克罗扎特的商人得到了与法属殖民地路易斯安那从事贸易的许可。但事情进展得并不顺利，安托尼·克罗扎特不得不于1717年9月把许可证交还给法国政府。
得知此消息的约翰·劳发现了其中的巨大商机，他迅速找到摄政王并说服他，取得了在密西西比河广阔流域和河西岸路易斯安那州的贸易特许权以及在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垄断权。这样，约翰·劳于1717年8月成立的“西方公司”（pagnie d’Occident）也就获得了为期25年的自由开发路易斯安那的权利。为了组织贸易，约翰·劳为新公司注入了1亿里弗尔的资本，并将公司改名为“密西西比公司”。
据麦克斯·韦特的记载，密西西比公司拥有整个路易斯安那已经发现的财产和统治权以及正在查明的地产，垄断了加拿大海狸毛皮的贸易。“殖民地的全部政府财产、要塞、武器、生活资料和现金储备，一概无偿地转移给该公司。特权的有效期限为25年。”
新公司的资本被分为20万股，每股500里弗尔。尽管面值500里弗尔的国库券在市场上只能换来160里弗尔，但约翰·劳仍规定新公司的股票可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于是，投机狂潮席卷了整个法兰西。劳氏银行良好的信誉，使得劳所做的任何承诺以及他认为合适的承诺都让人们坚信不疑。在如潮的赞誉声中，劳和摄政王如痴如醉，他们忘记了如果一个银行家没有必须的资金来支持自己发行的纸币，就只有死路一条。
劳氏不断宣称密西西比河流域“遍地黄金”，那里的山都满是金、银、铜、铅、水银，只是当地野人看不出它们的价值，所以他们拿金块和银块来交换欧洲的商品，如小刀、盆子、枪矛、一个小镜子或一小盏白兰地。公司还宣称在阿肯色河流域有一个纯绿宝石山，并已悬赏促其早日发现。从这样的宣传鼓噪看来，很明显，只要持有这个公司的股票，谁都会分享到巨大的利润。
公众被丰厚的利润前景所诱惑，申购新股的人昼夜排队，甚至等上几星期。公司股票的价格扶摇直上，有时几个小时就能涨20％。收购国债的钞票流入股市，股价暴涨又刺激了新股的发行。雪球越滚越大，整个法兰西沉浸在致富的狂热中，经济似乎也真的繁荣起来。
随后， 1718年11月，约翰·劳又成立了塞内加尔公司负责对非洲的贸易。1719年他兼并了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公司，改名为印度公司。至此约翰·劳拥有对好望角、非洲东岸、红海岸，对太平洋诸岛，对波斯、蒙古，对暹罗、中国、日本、南非洲等地的独占贸易权，垄断了法国所有的欧洲以外的贸易。所以，整个法国殖民地贸易都归劳氏公司独占了，这种垄断性的海外贸易也为约翰·劳的公司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超额利润。
1718年，摄政王将劳的银行变为皇家银行，于是劳就把密西西比公司与已存在的东印度公司合并，新的印度公司首先发行了5万张股票。劳向法国人民展示了异常辉煌的前景，他保证每份500里弗尔的股票每年可以分红200里弗尔。由于这些股票是被用国库券以面值购买的，国库券一直在贬值，500里弗尔的面值只抵得上100里弗尔的实际价值，因此，这样算下来每一股的利润竟达到200％。一直热情高涨的人们无法抵御如此看好的前景诱惑，劳的保证一发布，至少有30万人前来申请购买这5万份新股。
疯狂的“劳氏股票”（2）
由于不可能满足所有申请人的需求，公司负责人宣布新的股票持有人的名单要在几周后才能敲定。在这段时间内，公众的焦急心情达到了疯狂的顶点。公爵、侯爵、伯爵以及他们的夫人们每天都在劳的门口等候几个小时以探听结果，最后，等候的人数达到数千人，并充斥于大街。为防止互相推挤，他们搬到了相临的套间内暂住，以致邻近房租都以黄金来计算租价，那些房主都变成了富人。甚至游手好闲的人也都发了财，他们帮助抢购股票的人挤到办公桌旁边去。在整个国家金色梦想的诱惑下，新的申请人源源不断。最后，公司认为可以再发行30万新股，每股5000里弗尔；这样的话，摄政王就可以利用公众普遍的热情还清所有的国债。陷入一片狂热的全国公众早就忘记了什么叫风险，对他们来说，即使三倍这样数额的金钱也在所不惜。
此时，劳这位新财神成了国内最重要的人物。无论是贵族、法官还是主教们都涌进他的办公室；陆军、海军的将领，地位尊贵的女士们，以及每个世袭有爵位或身居要职、认为自己有优先购股权的人都坐在劳的会客室，乞求卖给他们印度公司的股票。但是此时的劳实在是太繁忙了，以至于申请者们不得不绞尽脑汁，想出各种策略以接近他。
有一位努力几天仍不能如愿的女士，放弃了在劳家里访问劳的希望。她命令自己的车夫，当她外出时，他必须仔细观察，如果看到劳走过来就让马车撞到灯柱上，把她摔下。这位女士在城中一连转了三天，心中一再祈求上帝赐给她被摔下的机会。第三天快结束时，她终于看到了劳。她马上对车夫大声叫道：“快让马车翻倒！以上帝的名义！”车夫驾车向柱子撞去，这位女士尖叫着，车子翻了。看到这场事故的劳当然跑到出事地点救助，狡猾的女士向劳道歉之后坦白了自己的计谋。劳微笑着记下了女士的名字，并允许她买一定数量的股票。
另一个故事讲的是布莎夫人。她得知劳在某个饭店吃饭后，就驱车前往，谎称饭店已经失火，于是人们立即离开饭桌向外逃命。当所有的人往外跑时，劳却发现有一位女士急匆匆向他走来，他觉察到其中必定有诈，就向另外一个方向跑了，布莎夫人的狡计最终没能得逞。不是所有聪明人都能成功的，何况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对布莎夫人来说并不算坏事。
此时的劳已处于财富的巅峰，法国人也在迅速地接近痴迷的顶点……
实际上，当时英国与荷兰的东印度公司都经营得比较成功，所以人们认为只要公司每年派遣更多的贸易船只去东印度，加上路易斯安那的殖民开发，那么每年都可能得到250％的股息。在这样的心理预期下，股票价格一时猛涨。以后，劳又发行了几次股票，到1720年共发行了3亿里弗尔的60万张股票。由于新股票的不断发行，旧股票的行市就不免稍稍跌落一些。1719年6月20日劳颁布新规定，要呈示四张旧股票才能购买一张新股票，由是被人们称为“母股”的旧股票又回涨起来。人们为了得到一张“女儿股”，必须持有四张“母股”。1719年7月27日发行“孙女股”即第三代的股票万张，票面价值500里弗尔，认购时已提高到1000里弗尔。要购买一张“孙女股”，必须呈示四张“母股”和一张“女儿股”。
疯狂的“劳氏股票”（3）
这样一来，疯狂的投机，即抢购股票的风潮，就掀动起来了。大家再也不问股票的实际价格如何，就是说，不是希望将来分到红利，也不是希冀密西西比的实际财富，每个人都只想趁着行市高涨，赚取价格的差额而致富。当约翰·劳的公司为包收捐税和筹集12亿里弗尔政府借款而发行第四代股票，即“曾孙女股”时，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竟达到5000里弗尔；这种股票，人人都可认购。现在只要稍有一点积蓄的人，都来参加股票投机了。人们的热情被再次点燃，他们不分昼夜地聚集到公司的办公处前，不怕饥，不怕渴，也不怕层出不穷的危险，甚至断肢折臂也不顾惜，拼命挤在那里，等待认购时刻的到来。
在三个星期中，劳氏共发行了股票30万张，计票面价值亿里弗尔，由于大家争先恐后地抢购着这种纸片，使公司总共得到了15亿里弗尔，即额面价值的十倍。而在所谓黑市中，市价曾达到30亿！其疯狂正如荷兰的郁金香狂潮。谁也不知道行市什么时候会暴落，所以最后大家都把股票囤积起来，直到500里弗尔一张的股票涨到万里弗尔之高！
随着新的印度公司取得包税权、烟草专营权以及铸币权，到1720年1月，约翰·劳被任命为法国的主计长和监督长。此时的约翰·劳一手掌管政府财政和皇家银行的货币发行，一手控制法国海外贸易与殖民地发展。他和他的印度公司负责替法国征收税赋，持有大量的国债。随后，印度公司干脆接管皇家银行的经营权。
印度公司的股票价格猛涨不落，吸引了大量欧洲各国的资金流入。约翰·劳为了抬高印度公司的股市行情，干脆宣布其股票的红利与公司的真实前景无关。他这种深奥莫测的说法进一步鼓励了民间的投机活动。
但是，如此数目惊人的股票投机，自然要求流通手段。要使股票交易进展顺利，就需要大大增多货币的发行，而这又是由“劳氏银行”来执行。仅仅1719年，约翰·劳发行的货币数目如下：
年份 货币数（单位：里弗尔）
1719年7月10日 5000万
1719年7月25日 亿
1719年9月 亿
1719年10月 亿
1719年12月 亿
也就是说，约翰·劳在5个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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