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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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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父亲母亲站在一旁，让我进到人群里去打探行情。我在人群中穿行，偷听别人讨价还价，最后摸清了行情。壮丽的原价两角五，这里卖三角五，太平的原价一角七，这里卖二角五。我将行情告诉了父母亲，他们观察着买烟者的面相，那些一眼看过去就不是好人的人不谈，那些趾高气扬滔滔不绝的人不谈，见到一位面善且寡言的中年人，父亲轻声问：“要烟啵？”中年人笑着说：“我也是卖烟的。”
我瞄到一位年长者因价钱没谈好而作罢，赶紧追上去说：“我这里有烟，要啵？”年长者疑惑地看着我，我把他带到父母身边，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成交，父亲接过钱，把布袋里的五包烟给了那人。
忙碌了大半夜，赚了四角四分钱。这可是我们家唯一的计划外收入，钱虽不多，但正如嬷嬷她老人家说的，我们经济人家每一分都金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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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日子
从1959年到1961年，共和国经历了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困难的严重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来自三个方面，一是天灾，连续三年的自然灾害，使粮食大面积减产，有些地方颗粒无收。二是由于“大跃进”、“人民公社”的盲目冒进，弄虚作假的浮夸之风盛行，各级政府没有客观冷静地采取相应的政策对待灾害。三是因为苏联政府背信弃义、撕毁合同、撤走专家、停建项目、逼迫还债、雪上加霜。
我是这次灾害的亲历者，虽然当时只有10多岁，但记忆是深刻的，有些情景历历在目。
情景之一：安徽佬抢饭吃。
刚开始搞城市人民公社化时，我们都要进食堂吃饭。一天中午，我把全家的饭打好，急匆匆回家。在绳金塔大街上，我前面的一位年轻人端着一碗饭正走着，冷不丁从路旁窜出一个“安徽佬”，饿狗扑食一般，冲上前来，用双手抢到一捧米饭，往嘴里塞。年轻人见手里的那碗饭没有了，气愤至极，拳头两声般落在“安徽佬”身上。任凭怎么打，“安徽佬”不作任何抵抗，只是拼命将手中的饭粒塞进嘴里，狼吞虎咽下去。年轻人打累了，在众人的劝说下，无可奈何地停住了手，端着一只还剩几粒饭的碗，长叹一声：“我一家人还吃什么！”
类似这样的“安徽佬”，当时南昌街头有很多。以至于在我们这一代人心目中，“安徽佬”成了流落街头讨饭人的代名词。每当遇到有人狼吞虎咽吃相难看时，就会说他像“安徽佬”一样。
古语：“仓禀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三年大饥荒时期，当饥饿已经威胁到人的生命，人间的廉耻便丧失殆尽。街头上那些衣不遮体、蒙头垢面的“安徽佬”，为了得到一点可怜的食品，而去抢夺，这是人在极端状况下的非常举动。因为在他们的家乡，可以吃的和不能吃的东西已经全部啃了、嚼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比黄连还苦，也被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下去，甚至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由于饥饿，卖儿卖女成了风气，家破人亡习以为常。
情景之二：一家人分饭吃。
那几年我们家是嬷嬷（祖母）操持家务。天还未亮，她就要摸黑赶到菜场排队，凭供应证购买平价的蔬菜。那时的菜场都是由国家统一经营，一般情况下无菜可卖，碰得好会卖点包菜边皮。嬷嬷将边皮洗净切好，放进鼎罐里和米一起煮粥。等水开了一段时间后，她揭开锅盖，在水中捞出两碗饭，然后再盖上锅盖，继续熬粥。
一大一小两碗“捞饭”是我和大弟云冰才能享受到的特殊待遇。我那时十多岁，云冰七、八岁，都处在长身体的时候，男孩好动，体力消耗大，为了能让我们俩健康成长，嬷嬷硬是从全家的嘴里抢出饭来给我们吃。捞走两碗饭之后，鼎罐里的粥更稀了。嬷嬷和其他孩子只能喝包菜稀粥了。
嬷嬷在家庭内部采用的这种“重点照顾，定量分配”的方法，是非常时期不得不采用的权宜之计。如果不是这样精打细算、细水长流、合理安排，那就会发生家中断粮、无米下锅的惨状。
当时的粮食定量也不是很低，为什么大家都感觉吃不饱？主要是肚子里没有油水，物资缺失，没有任何副食品，肉、鱼、蛋、奶这些东西根本看不到，光吃粮食，能不饿吗？
情景之三：吞着口水看人吃。
少年时期我一直没吃过早饭。清早起床后急匆匆要赶到学校去早读，家里不会准备早饭，也不会给钱到街上买吃，只能空着肚子上课。那几年肚子里油水少，每餐都吃不饱，又是长身体贪吃的时候，不吃早餐要熬完四节课，真是不容易。
中午十二点放学，街上的高音喇叭开始广播，开始曲是那支百听不厌的《社会主义好》：
“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我听着听着，最后那三字竟听成了“吃不饱”。这是我心里的一闪念，从来不敢说给人听。
放学路过进贤门交叉路口，那里有几个路旁小摊，我们会围上去看，有钱的同学会买点小吃。至今印象深刻的是买藕丸的小摊，一团一团像鸡蛋一般大小的藕丸晶莹剔透、香气朴鼻。望着这些个诱人的宝贝疙瘩，饥肠辘辘的我们久久不愿离去。
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城里人的一只表，当不得乡下人的一担藕。”手表是那个时代的“三大件”之一，是有钱人的象征物，在食品短缺的三年困难时期，手表不能充饥，确实抵不上一担藕的价值。那天放学后我们又围在藕丸摊旁过眼睛瘾，来了一个拉板车的壮汉，左手掏出一叠钞票，右手拿起筷子，夹一只藕丸，往嘴里一塞，囫囵吞枣，一口咽下；接着又夹住一只，往口里一塞，来不及咀嚼，又吃了下去……只见他一口一只往嘴里不停地塞，我们在心里替他算着数，与此同时，每当他吃一只，我们禁不住要咽一口唾液，他一连吃了十二只，我们的咽喉动了十二下。
情景之四：流着泪水慢慢吃。
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描绘的情景。
三年困难时期，一名警卫战士从家乡探亲回来，毛泽东与他交谈，了解农村实际生活状况。警卫战士掏出一个窝窝头，轻声地说：“这就是乡亲们吃的粮食。”
毛泽东接过窝头一看，这哪里是什么人吃的窝头！又黑又硬的一团。他感慨万千，沉思良久，哽咽着说：“这就是老百姓吃的口粮，我应该尝尝。”
毛泽东把窝头掰开，一点一点地放进嘴里，慢慢地咀嚼，艰难地咽下，泪水从他的眼睛里悄悄地流淌出来。在场的警卫战士们见此情景，也都流下了眼泪。
男儿有泪不轻弹。毛泽东一生很少流眼泪，即使是在艰苦的战争年代，在屡次失去亲人之后，他都没有流泪。而此时他面对一个窝头却流泪了。
三年困难时期，每个城市居民的粮食定量都减到最低限度。中央号召机关干部们带头勒紧裤带，渡过难关，中南海里的领导干部也不例外，也要重新定量，先由个人报数再由群众公议评定。身高体阔的毛泽东自报粮食定量是每月26斤，周恩来报了24斤，刘少奇报得最低，只有18斤。
经历了这三年饥饿日子的煎熬，我对“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一针一缕恒念物力艰辛”有了更深切地理解，形成了从不浪费一粒粮食，从不乱花一分钱的习惯和观念。这种习惯与观念，可以说是我人生的一笔精神财富，也可以说是束缚我提高生活质量的精神枷锁。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普遍贫穷，大家的收入都差不多，要想生活得顺畅，只能靠节俭，靠长远计划，合理安排。否则，生活中的难关很难渡过。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都养成了节俭的习惯，能节省的钱尽量节省。但过份的节俭往往会导至缩手缩脚，谨小慎微，甚至吝啬小气，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如今的时代是竞争的时代，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大家的收入相差很大，要想生活得幸福，只能靠增加收入，多赚钱。如果光靠节俭，从牙缝里抠钱，那是永远也发不了财的。
彼一时此一时，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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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街上
一
进贤门内有一条小街，几百米长的街面上曾经是大户人家聚集之地，布满了高大宽敞的深宅大院。厚实沉重的大门上悬挂着门环，门前的石狮气宇轩昂，走进门楼，只见天井明亮高深，门窗雕花精细，沿着红麻石铺底的一进进院落层层深入，别有洞天。
这条小街叫书院街，南昌古代三大书院之一的豫章书院就坐落在此因而得名。豫章书院创建于明代万历年间，明清两代经多次修建后规模宏伟，藏书丰富，成为南昌士大夫的读书中心。从此薪火相传，文脉久远。光绪年间废科举，豫章书院改为江西省办高等学堂，以后又改为江西甲种工业学校，方志敏烈士曾在这所学校的机械科读过书。新中国成立后，这里一度成为南昌大学工学院，1958年改名为洪都大学，1963年改为南昌十八中学。
我是1963年南昌十八中学创建时，由十六中转入十八中的，有幸成为南昌十八中学第一届毕业生。
这是一次令人高兴的转学。南昌十六中位于坛子口原175医院旁边，从养济院背到坛子口去上学，有很长一段路程。那时家里吃饭都困难，不可能买自行车，只能靠两条腿走路。每天早上蒙蒙亮，起床后不吃早饭，就要上路了。穿过热闹的绳金塔大街，穿过狭窄的十字街路口，穿过细长的东坛巷，进入宽阔的八一大道，最后走进校门，还有一段长长的路，才能望见教学大楼。这一路走要50分钟左右，每天来回要走四趟，有时有晚自习要走六趟，在路上耗费了大量的时间。
刚从小学进入初中的我，被每天的步行上学弄得疲惫不堪，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放在课外阅读提高素质上。虽然学习成绩还不错，但应该显露出来的潜质没有表现出来。
初二转入十八中后，上课的路大大缩短。从养济院背到书院街，只有10分钟路程。这让我从疲惫中解脱出来，上学变成了轻松愉快的事。
瘦死的骆驼比马大。由洪都大学改建成的南昌十八中，教学设置齐全，有高大的教学楼，有专门的教师办公楼，有宽阔的操场，校园里绿树成阴，整洁干净。特别值得称道的还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和剧院式的大礼堂。
图书馆有单独一栋平房，藏有各个时期遗留在这里的大量书籍。我没有进到内部深处去看过，只是在门口近处的几排暂借书目中挑过几本书看。这样规模的图书馆在初中学校里是不多见的。
用作全校开会的大礼堂，紧靠教学大楼，分上下两层，可容纳近千人。有供演出的舞台、灯光、幕布，整个格局就像是一个剧院。每逢春节时，有些剧团会租用这个礼堂对外卖票公演。
二
在这个曾悬挂康熙御书章水文渊匾额的书院内，十三郡二百多学士曾济济一堂，聆听名儒讲学，成为当时名声大震的学府。乾隆下江南时，这里的学生去应召试，有两名一等，被作为人才重用。可见书院的教育水准之高，学生们求学之刻苦。薪火传承到当代，莘莘学子们在好好读书天天向上的教导下，学习更加努力。
学习环境有了很大的改变，我的潜质开始显现出来。上课认真听讲，把老师的每一句话都听懂，这是掌握知识提高学习效力的关键。课堂上弄懂了，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老师每次在期末评语中都有这样一句：“该同学接受能力强。”不是我的接受能力强，而是你的每一句话我都认真听。
很快，我的学习成绩成为全班佼佼者。我仍然喜欢作文，而且小露锋芒，在全校的一次国庆征文比赛中，荣获二等奖。我以《小巷今昔》为题，描述了养济院背我家旁边一条小巷的变迁，歌颂祖国日新月异的变化。征文获奖后，我的作文经常抄写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有一次是写短作文，一节课45分钟完成，记校运会中的一件事。我匆匆写完就上交了。过了几天，作文居然被抄在校门口黑板报上，还加了编者按语：“在很短的时间里，能写出这样构思完整、情节起伏、语言流畅的作文，是很可喜的。”
每次作文课都是二节连上，老师布置题目，作些说明，然后让大家去写。我看了题目后，在心里琢磨，总想写出新奇的东西，能让老师眼前一亮。于是陷入沉思，左顾右盼，看到别的同学都在动笔写，我却一字未写，真有些焦急。
往往一节课完了，别人都写了一半，我还在苦思冥想。等到第二节课了，再不写就来不及了。万事开头难，写好开头之后，思路打开了，句子源源不断涌入笔下，我只能一口气写下去，不再左顾右盼，时间仿佛凝固……当下课的铃声响起，我刚好停住了笔，来不及检查一遍，老师就来收本子，我如释重负长出一口气。
我的数学成绩也是名列前茅的，教数学的老师是孙家珠，他培养了几名班里的数学尖子，我是其中之一。在一次全年级数学竞赛中，我曾获三等奖。孙家珠是班主任，晚上自习他也要来班上照看。他把我的作业本拿去批改，都是对的，改完之后，把作业本还给我，又把全班同学的作业本都给我，让我对的打“√”，错的打“×”，完后他只写个“阅”字。孙老师为了自己省事，居然让我替他改作业。我当时的心情还挺得意，这是老师的信任呵！其实是孙老师在偷懒。
我的英语成绩却每况愈下，初一时90多分，初二时80多分，初三时只有70多分。原因很简单，英语要记单词，要下功夫死记硬背，光靠课堂上听讲解决不料了问题。而我成绩好只是建立在课堂听讲上，课后从不背单词，到了初三单词多了，不死记硬背行吗？说来也有趣，学校组织了一次英语书写比赛，我并不当一回事，英语成绩不够好的我匆匆抄了一页纸上交，揭晓时我居然荣获一等奖，真是歪打正着。英语书写连笔，讲究流畅，而我匆匆一笔而蹴，比那些刻意者显得自然，不拘束，反而赢得好评。
三
书院街有一座非常富有江南民居特色的深宅大院，采光极好的巨大天井一共六进。这所原本大户人家的宅子后来成了江西师范学院的一处宿舍，于是学贯中西的教授们住了进来。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经常拜访这里的有著名小提琴家盛中国的父亲盛雪、有著名画家彭友善、有作家胡平的父亲逻辑学教授胡正业等人。这便形成了一个文化浓厚的生活圈子，给文脉久远的书院街增添了新的活力。
在这一文化氛围的熏陶下，当年的一批少年脱颖而出，其中有学者（江西社科院院长）傅修延、有画家（南昌画院副院长）熊青、有作家（南昌市作协副主席）杨建葆、有书法家（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邱振中等人。他们的成功并不是因为死读书，而是得益于文化环境陶冶、兴趣爱好广泛、课外生活丰富。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一般家庭都有五、六个孩子，哪还有钱供他们读高中上大学呢，家长只希望孩子们长大成人能找份工作就心满意足了，并不想逼着孩子走高考这座独木桥。那时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以培养合格的普通劳动者为教育方针。没有应试的重压，学生们对自己的前途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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