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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达姆和他的伊拉克-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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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前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决定了的。革命前，复兴党地区领导为成立这一阵线曾同各爱国主义力量进行联系，但他们采取不负责任的消极态度。7月17日革命爆发后，复兴党领导再次作了一切努力，但遗憾的是这些力量仍然采取消极的态度……”
那么伊拉克共产党为什么拒绝参加这一阵线呢？不外乎有以下五个方面的因素：一是心理的因素，多年来两个政党在政治舞台上的政治关系一直不好；二是意识形态的因素；三是估计错误，认为伊拉克革命只不过是小资产阶级某些阶层发动的一次“政变”，就像在第三世界和阿拉伯国家所发生的那样，很快就会失去热情，落得不可收拾、一事无成的下场；第四是组织方面的因素，伊拉克共产党曾遭受内部分裂的影响，尚未恢复元气，就像阿拉伯国家所有共产党运动那样；最后一个因素，也许是最重要的因素，这就是阵线领导权之争。从一开始，共产党就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阵线内担任主要领导采取鄙视的态度，要求各政党在阵线领导权方面实现平等，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当然是不会接受共产党提出的这一要求的。
1970年5月，萨达姆在一次讨论会上斩钉截铁地说：“革命既然发生就必定会存在下去；只要存在下去，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就是这一革命的领导，非他莫属。我们呼吁爱国主义力量的联合，并不意味着放弃我们对群众组织和政府机构的领导作用。我们不是为执政而执政，而是为了贯彻复兴党的纲领……要求我们离开对革命和政府机构的领导岗位是痴心妄想……”
但伊拉克共产党一直坚持领导权“均等”的原则，或组成“各方均等的阵线”。
1970年，伊拉克共产党召开第二届代表大会，老调重弹。
1971年11月，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颁布《全国行动宪章》，谈到了组成这一阵线的必要性以及在全国进步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力量之间实现联合的主张，认为这一主张是“原则性的，战略性的”。宪章还介绍了伊拉克革命在复兴党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例如，肃清了伊拉克国内的间谍网，对磷、石油工业项目的投资，颁布1970年第151号农业改革法，1970年第151号劳动法，就业、社会保险法，通过和平、民主手段解决库尔德问题，制订伊拉克历史上第一个目标宏伟的五年发展计划等。
1972年2月，萨达姆率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之后苏联柯西金总理访问伊拉克，于1972年4月苏联同伊拉克签署了友好合作条约。柯西金访问伊拉克期间，还同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成员进行了会晤，“两个兄弟党”交换了意见。伊拉克共产党对伊苏友好合作条约发表声明说：“伊拉克共产党对伊苏条约表示热烈的欢迎，它一直关注着伊拉克和苏联之间关系的发展，尤其是伊拉克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以后，今天两国终于成功地签署了这一条约。我们伊拉克共产党对这一历史性的步骤给予积极的评价，并宣布将毫无保留地、不遗余力地同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进行合作，以便让伊苏友好的旗帜高高飘扬……”
伊拉克共产党宣布这一立场后，复兴党领导要求它加入内阁，并给它两个部长席位。伊拉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这个问题，决定采取积极的态度，派中央委员阿米尔·阿卜杜拉和穆克拉姆·塔利巴尼入阁。
1973年7月17日，复兴党和共产党的代表举行了一系列会晤后，宣布了两党的联合声明，复兴党地区书记艾哈迈德·哈桑·贝克尔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阿齐兹·穆罕默德在联合声明上签了字。共产党在联合声明中公开承认了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在全国联合阵线及其机构中的特殊领导地位，承认复兴党是国家政权的领导者。联合声明还明确规定除革命的领导政党外，其他政党不允许在武装部队内进行党派活动，以保证武装部队的统一。
很显然，全国联合阵线的原则性目标和战略构想并没有离开萨达姆·侯赛因的思想。
但伊拉克共产党在1978年3月召开的中央全会后发表的政治报告中，对阿拉伯社会主义复兴党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提出了一些违反全国联合阵线行动宪章精神的新的要求。
这些要求是：要求1978年成为结束过渡时期的一年，在政治自由、广泛发动群众的基础上为议会选举进行准备；要求阵线在颁布重要决定前进行讨论；要求取消党对责任负有义务的条件。
这实际上是共产党对在阵线各委员会和最高领导机构中进行心平气和地讨论设置了障碍。
对于议会选举的准备工作，伊拉克复兴党从来没有犹豫过。至于共产党所要求的政治自由和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更是节外生枝，这等于暗示在伊拉克国内有限制和镇压现象，这是与共产党上一次代表大会的决议精神相违背的，也是同它所享受的公开从事政治活动自由的权利相矛盾的。它每天都在自己的中央机关报纸上发表意见，这是阿拉伯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共产党所享受不到的政治自由。
答记者问（上）
我在巴格达下榻的旅馆距共和国宫只有一箭之遥，乘车中速行驶只需十来分钟。
我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会面的时间约定在晚八点。尽管我盼望着这次会见，但我看了一眼我事前写好的采访提纲仍觉得心里没底。问题不在于我要提出的问题上，因为事实上我近乎准备了一份工作文件，要提出的问题一大堆，足可以讨论几个小时的。问题在于提出这些问题时，需要好好动脑筋，将问题提得巧妙，保证同他的对话获得成功。
当时1982年，他的日程排得很满，来自亚非国家的首脑正纷至沓来，出席在巴格达举行的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巴格达几乎变成了一个大贵宾室。萨达姆总统忙于接见各国政府首脑，几乎无一刻的闲暇。我承认我自己曾不止一次对这些首脑们充满了怨恨。因为他们访问、会谈占去的时间挤掉了我的时间。但现在我要去共和国宫了，难道需要向他们表示歉意吗？
事实上，萨达姆承受的压力和工作量是一般人无法比拟的。他刚刚送走一位政府首脑，就又迎来另一位客人；萨达姆刚刚离开办公室，但瞬间就会在某个部、某个企业或某家工厂、学校或部队出现；忽儿，又会从那里前往某个城市，某地区、县或边界某个偏僻的小乡村，到老百姓家里同男女老少促膝谈心，调查了解他们的情况和问题。他经常抱起孩子，同村民们一起吃面包。因此，不管他在伊拉克的社会地位如何，人们并不将他当成外人看待，他走到哪里都受到像家人一样的接待，没有哪个男人像他那样，从北部库尔德斯坦的高山上到南部两河流域的平原他都扶过犁，耕种过伊拉克肥沃的土地……
他热爱自己的人民，和人民同呼吸。正是这种领袖同人民群众之间的纯真的关系将他同历史车轮和革命的脉搏联系在一起……
随着他不断前进的脚步，我们越来越会感到在他的一生中有着史诗一样的东西。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周恩来总理在离开我们这个世界前说过的一句话：“1949年，我们开始了又一个新的长征，但我们还没有超越长征的第一阶段……”这就是说，萨达姆·侯赛因也想在这块阿拉伯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的伊拉克。他确实建起了新的伊拉克，但他仍以坚定不移的态度希望革命继续发展，期望在阿拉伯的土地上革命的源泉永不枯竭。
两个月前，我第一次在他身边聆听过他谈论阿拉伯民族的历史、遗产、文明和使命问题。他谈的头头是道，既通俗，又像苏非派那么神秘。苏非派为穆斯林的一个派别，又称神秘派 。而后，他又谈到阿拉伯民族的现在，它的潜力和未来，就好像在指挥室里一样，面前摆着军事的、经济的和人力情况的地图，他胸有成竹，既高瞻远瞩，有战略的眼光，又懂得运用战术。
他突然问我在伊拉克有多少埃及人，他们的情况如何，我告诉他，有近百万阿拉伯埃及公民在伊拉克全国各地工作，从北到南都有埃及人。他对这个数字表示怀疑，他说：“难道真有100万吗？”我向他表示确定无疑。他双眸充满了高兴和骄傲的神色。我知道，埃及在他心目中是占有特殊地位的，不仅我知道这点，所有在伊拉克工作的埃及人都很清楚。他也知道他在埃及人心目中的地位。每当他在埃及人民群众中时，他们都用埃及方言欢呼道：“萨达姆，我们用生命保卫你。”就像过去他们对加迈尔·阿卜杜拉·纳赛尔所表达他们心中的爱那样：
当汽车驶进共和国宫的大门时，停了一会儿，我向警卫通报了姓名。
晚八点，共和国总统府的新闻局长——我的老朋友萨巴赫·苏莱曼陪我步入萨达姆·侯赛因的办公室。
萨达姆站在办公室的中央，他双目炯炯有神，似乎一眼就可以看透你内心的秘密。
然而很快你就会发现这位坐在你面前的彪形大汉就像一块现代阿拉伯历史的活的标本，具有超人的透视能力；但你也会突然获得一种亲切感，瞬间就可以使你畏惧、紧张的心情放松下来，使你觉得他并不陌生，就好像是一位认识多年的朋友或同事一样。
我感到一分一秒都是宝贵的。我尽量控制自己，不要面面俱到地提问，我只想提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作为本书的结尾。
我首先向他表示歉意，也许采访的时间过长。当时我真想说出这样一句话：事实上，我并没有什么问题可以提问的，只是提几个要点，使这次采访围绕几个要点进行。他大概看出了我不安的心情，脸上露出了微笑，说：“你放心吧，今天晚上的全部时间我都给你了。为了你，中午我足足睡了45分钟。”
这次采访是在1982年5月13日晚上9点30分开始进行的。
问：在暗杀阿卜杜拉·克里姆·卡赛姆事件败露后，您去了叙利亚，之后从那里去开罗。您为什么不留在叙利亚而是去了埃及？
萨达姆·侯赛因，以下简称萨：我是按照当时阿拉伯联合共和国政府的决定和愿望到埃及去的。因为当时在叙利亚，复兴党基本上还存在，在叙利亚国内复兴党的气氛很浓，基于这种分析，我必须离开叙利亚到埃及去，以摆脱这种气氛。因此我们前往埃及是一项强制性的决定。
答记者问（中）
问：您在开罗的生活情况几乎无人所知。您在开罗生活了三年，三年的时间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并非很短的时间。您可以给我们讲一讲您那几年的生活情况吗？例如，您是如何在那里生活的？如何消磨时光的？您都参观了埃及哪些地方？您同埃及人的关系如何？这段生活给您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
萨：事实上我在埃及那段生活是很平常的。如果说有什么与普通人不同的地方，那就是秘密工作。一个复兴党学生，住在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复习功课，阅读课外书。我的生活很平常，不像有的人迷恋开罗的花花草草，我只是从事秘密的工作。当时，我们负责加沙的组织以及阿拉伯北非、苏丹、阿拉伯半岛、海湾、埃及支部的领导工作。我的责任重大，因为当时民族领导的情况很困难，几乎难以在叙利亚国内进行活动，大多数党员都躲在黎巴嫩，而在黎巴嫩困难也很多，因为当时黎巴嫩当局对复兴党的活动也很敏感。当时我们就担负着这么艰巨的任务。
问：在那期间您一直待在开罗，还是到了其他一些地方？您一直住在一个地方吗？
萨：在那期间我一直待在开罗，当然也去过开罗以外的一些城市和地方。在开罗期间，我在尼罗河畔的艾尼宫区住的时间最长。我住的房子虽然很小，但位于河畔，倒也心旷神怡。此外，我还在阿吉扎区住了近一年的时间。
问：您是否去过艾格萨尔和阿斯旺？
萨：是的，我是在1963年斋月革命发生那天去艾格萨尔和阿斯旺的，当天返回。当时我是参加大学生旅行团去的。同时，我还去过亚历山大，在那儿住了15天，当时我们7个人住在一套房子里。此外，我还去过赫勒万，在马特鲁哈港住过两夜。
问：对此您有什么特殊的记忆吗？
萨：当时每逢月底我们都要在达吉的一家咖啡馆聚会。到月底时，我们手里都没有钱了，大家只好将剩下的一点钱凑起来，在最后的两三天找个地方聚会。我们自己做饭吃，彼此就像一家人一样。我还出席过乌姆·凯勒苏姆（埃及已故著名女歌唱家——译者）的一次演唱会。
问：您看过戏剧演出吗？
萨：在亚历山大看过一两次，在开罗也看过一次。
问：在埃及的一般老百姓中，您有朋友吗？
萨：是的，我有一位朋友，名叫穆罕默德。伊拉克革命成功后，他还来巴格达看过我。他的全家人都来了。我和我的同事们还有另外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瓦利姆。我们本想同埃及人建立起友谊，但我又怕给他们造成麻烦，我想同他们加强友谊，但担心引起埃及情报部门对他们的注意，就是穆罕默德这个朋友，我也是悄悄地去看他，不让人知道。一次我到他家去，认识了他的全家人，后来我曾对他说：穆罕默德，我不想给你找麻烦，引起埃及情报机构对你的注意。
问：从对您生活的了解，我得出这样一种深刻的印像：您的理智胜于感情。但尽管如此，我是否可以问您这样一个问题，您同您的妻子在结婚前后的关系如何？您同您孩子们的关系如何？
萨：不能说我们的理智胜于人道主义的感情。我认为一个人如果没有人道主义的感情，他对人道主义来说就无意义，因为政治的、原则性的理智行为只能是一种人道主义的行为，我是这样认为的。因此，我相信一个人，随着责任的扩大、社会地位的提高，他的理智就应相对得到发展和深化，但不应超过合理的人道主义的感情，理智和感情应该相对平衡。我从小乃至在见到我的妻子之前，我的母亲就给我讲故事，带领我认识我的亲戚，其中包括我舅舅的女儿。当时，我们居住在塔厄米姆省，我们在一起生活了近三年的时间，使得一些亲戚们对我们很不满。按照当时的习惯，凡招惹别人不满的人，都必须搬到另外的地方去住，因而我们从萨拉赫丁的欧加村搬到塔厄米姆的扈威加。母亲对我说：“是你爷爷将你舅舅的女儿给了你。”过去，爷爷的话是不能不听的。就这样，一直到我上小学一年级时我才见到她。我上小学很晚，当时不是九岁就是十岁。我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舅舅的家里，至今我还记忆犹新，但我不能谈这件事，因为这是不允许的。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爱慕的感情理所当然地要随之加深，但不允许我向她表达我的感情，尽管我们是一家人，我是这个家庭的一部分。1961年，我在开罗时第一次宣布了我同舅舅的女儿结婚的愿望，并得到了舅舅的同意。1963年斋月革命后，我返回巴格达，于同年5月5日我们结了婚。
尽管我很忙，但回到家里处理公务就很少了。在这方面，我似乎有一种特殊的能力。在家里有时待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我们就像普通人一样，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我有五个孩子，其中三个女儿，两个儿子。我对两个儿子的关心不够，有点偏爱女儿，有时甚至带着小女儿去上班。
问：您从小失去了父亲，这对您有什么影响？您是否从您叔叔和舅舅那里得到了补偿？
萨：事实上我在感情上得到了补偿。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不止一次问自己：你是否感受到了痛苦？回答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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