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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恨倾城小团圆-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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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奇的,是一位女生被画成驾驶飞机首个登月的太空人——那是在“阿波罗”登月30年前!显然那时的女生也为儒勒?凡尔纳所倾倒。
  张爱玲的绘画天赋,在这几张画页上尽情显露。小人儿的动态活泼,富有创意,多少表现出了各自的性情与抱负。画的人体解剖也对,看来是有相当的素描功底。
  值得一提的是,她把自己画成了一个占卜师,捧着一个水晶球在看。
  ——她能看到自己后来的命运吗?
  在这个可贵的纪念册中,叶莲珍同学在《年级史》结尾的一段话,读来令人感慨:
  他日回味起来,圣校给我们的印象确似慈母一般的温柔、仁爱;又如玛利亚像那样的严肃、贞静。但不知我们这群顽皮的孩子所留给母校的印象是什么?
  中国的现代教育制度,到那时,历史还不长;但是上世纪30年代的教育制度,在百年来的教育史上却是比较“健康”的一段。好的教育,就应该是这样——让孩子们身有“才艺”,内心有阳光。
  现在的“张迷”们,还能看到当年圣马利亚女校学生的一张照片:学生们一律短发,穿着浅得近于白色的旗袍,在拱形门外分两排而立,如玉树临风。
  宁静、朴素、圣洁。无怪有人用了“绝代风华”来形容她们。
  ——是我们现在太少这个东西了!
  张爱玲在《心愿》一文中,提到了校园中的梅林、纵横小路和古老钟楼,似有无限的留恋。她写道,那钟声仿佛在说:“与全中国其他学校相比,圣马利亚的宿舍未必是最大的,校内的花园未必是最美丽的,但她无疑有最优秀、最勤奋好学的小姑娘……”
  今天的“圣校”旧址,已属上海女子三中。校舍、拱门、回廊,都还在。“爬山虎”的绿叶,遮住了当年教堂的整整一面墙……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张爱玲不大喜欢她的中学时代,但对这个地方,恐怕还是偶尔有梦回之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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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的浓绿与火红(1)
凡是看过《倾城之恋》的读者,都难忘张爱玲在里面写的,一种香港的花:
  到了浅水湾,他搀着她下车,指着汽车道旁郁郁的丛林道:“你看那种树,是南边的特产。英国人叫它‘野火花’。”流苏道:“是红的么?”柳原道:“红!”黑夜里,她看不出那红色,然而她直觉地知道它是红得不能再红了,红得不可收拾,一蓬蓬一蓬蓬的小花,窝在参天大树上,壁栗剥落燃烧着,一路烧过去,把那紫蓝的天也熏红了。她仰着脸望上去。柳原道:“广东人叫它‘影树’。你看这叶子。”叶子像凤尾草,一阵风过,那轻纤的黑色剪影零零落落颤动着,耳边恍惚听见一串小小的音符,不成腔,像檐前铁马的叮当。
  那是什么树,是什么花?现在的香港,还有没有?
  就连当地人也不知道,说不清。那谜一样的花!
  其实,那——就是凤凰花。小叶羽状、互生成扇子形,有如凤凰的羽翅,花开时团团簇簇的火红……
  应该说,香港这个城,对张爱玲的成长史来说,就是“一路烧过去”的野火花,让她有了蓬勃的生命力。
  港大的三年,就是从一些热烈的颜色开始的。从少年变为成人,她不再是灰色的了!
  船靠近香港码头时,张爱玲就领略了这个城在色彩上的热闹。
  这印象,后来被她用在了《倾城之恋》里:“望过去最触目的便是码头上围列着的巨型广告牌,红的,橘红的,粉红的,倒映在绿油油的海水里,一条条,一抹抹刺激性的犯冲的色素,窜上落下,在水底下厮杀得异常热闹。”
  她比喻说:“在这夸张的城里,就是栽个跟头,只怕也比别处痛些。”
  张爱玲提着母亲出洋时用过的旧皮箱,只身南下,来到这连语言都不通的殖民地城市,母亲和姑姑都不免为她担心,怕她“栽个跟头”,便事先安排好了接应的人。
  前来码头接爱玲的人,是个谦和的中年男子,叫李开第。母亲指定他作为爱玲在港期间的法定保护人。
  这李开第是何许人?说来话长。
  ——他是姑姑的初恋情人。
  姑姑张茂渊25岁时出洋,在开往英国的轮船上,遇到了26岁的青年才俊李开第,两人一见钟情。
  但因种种原因,不久,李开第另有所爱,并且很快就结了婚。
  张茂渊经历了失恋的剧痛之后,抽身而退,留给了李开第一句话:“今生等不到,我等来生!”
  从此,张茂渊独守空闺,竟为这个李开第守了50年。两人后来都没离开大陆,且都熬过了*,到1979年竟老来携手,圆了并蒂之梦。——当然这都是后话。
  李开第这年已经38岁,从曼彻斯特留学归来,目前在香港做工程师,他对黄逸梵的托付,自是心领神会。
  在码头接到了爱玲,见爱玲寡言,他便也不多说什么,接过行李,只顾在前面引路。上了车,李先生亲自开车把爱玲送到港大。
  这所香港大学,也很有殖民地色彩,坐落在半山腰的一座法国修道院内。管理学生宿舍的,都是天主教的修士和修女。如此,这大学也就有了别样的气息。
  山路。野火花。港湾夜色。——这里的许多景色,后来都成了张爱玲小说中人物的“舞台背景”。
  学生宿舍是每人住一小间,中间由板壁隔开,而门就是那种酒吧式的半截百叶门。
  母亲此前曾经把港大的章程研究了一个透,知道学校的宿舍什么都有,只有台灯需要自备,于是就在先施公司给爱玲买了一盏“乙字式”的小台灯,塞进皮箱,让爱玲千里万里地带了来。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2)
爱玲在宿舍早上起来,点亮窗台上的台灯,然后去洗漱。乳黄色球形灯罩的光,映在透着蓝色海面的窗子上,有一种妖异的感觉。参见《小团圆》。
  港大的学生,多来自东南亚,是华侨富商们的子女。即便是本埠和上海来的学生,家境也都相当优越。他们出手阔绰,社交频繁,有的人上学是有汽车接送的。
  那些侨生们英文都很好,但中文水平仅能识字;本埠学生则大多在修道院的书院里受过教育。
  张爱玲在这里,算是穷学生。正如《小团圆》里所说,“在这橡胶大王子女进的学校里,只有她没有自来水笔(只能用蘸水笔),总是一瓶墨水带来带去,非常触目”。为了省钱,她不敢参加社交活动,结果连跳舞都没学会——因为跳舞要额外置办衣裙,她舍不得。
  同宿舍有一个香港女孩,叫周妙儿。其父与鼎鼎大名的何东爵士齐名,阔得不得了,自家竟然买下了一整座离岛——青衣岛,在上面盖了豪宅。她邀请同宿舍女生去她家玩一天,去的时候要租小轮船,说好大家分摊船钱,每人十多块钱。
  张爱玲最怕这类额外支出,只好向负责管理的修女解释说,因为父母离异,自己被迫出走,母亲送她进大学已经非常吃力,因此不想去。那修女做不了主,又去请示上司,最终闹得修道院长都知道了有这么一位贫困生。
  这一来,连张爱玲的密友都为她感到大失颜面。可是,穷人——又能怎么办?她只有发奋苦读以雪耻。
  她学习英文极其努力,可以背下整本的弥尔顿《失乐园》。
  为了考出好成绩,她动了一番脑筋,“能够揣摩每一个教授的心思”,结果,每样功课都能考第一。到第二年,港大文科二年级的两项奖学金,被她一人拿下,大大扬眉吐气了一回。如此一来,不仅学费、膳宿费全免,毕业后还可免费保送去牛津大学深造。
  有一位以严厉出名的英国籍教授惊叹:教书十几年,从未有人考过这么高的分数!
  为学业而付出的代价,是她在大学里放弃了写小说的爱好。
  三年里,她几乎没用中文写过东西,给母亲和姑姑写信,也用的是英文。姑姑那时常用漂亮的粉红色拷贝纸给她写英文信,上面是淑女样的蓝色字迹。姑姑的英文很棒,爱玲对来的每一封都要细加品味。
  经过一番苦学,她的英文逐渐老到,以至可以用作谋生之道了。晚年在美国时,还曾有教授夸她:英文写作比美国人还地道、还要富有文采。
  对港大的老师,她多不感兴趣,但也有几个,给了她深刻印象。
  教西方文学的,是一位绅士气很足的先生,最爱讲莎士比亚,讲到忘情处就掏出雪茄来,顺手点燃,在袅袅青烟中陶醉。
  教古典文学的,是一位长髯老先生,穿一袭长袍,有仙风道骨的样子。爱玲喜欢听他吟《楚辞》:“长太息以掩泣兮……”
  图书馆是爱玲常去的地方。她喜欢那些乌木长台、影沉沉的书架子和带着冷香的书卷气。有几间旧书库,显是好久没有人来。里面的象牙签、清代礼服的五色图版、大臣奏折……都让她有他乡遇故知的惊喜。
  在这里看书,偶尔抬起头来,能看见窗外斜坡上的花园,那里有艳红的杜鹃花。
  路边铁栏杆外就是雾,再远,就是海湾对面的青山。坐在这里,心里有一种君临天下的安泰感。
  她把大学的这三年,当做来之不易的甜甘蔗,非要榨出最多的汁来不可。偶而出去游玩、拜访人、谈天,都感觉心里不安,以为是浪费了时间。 。 想看书来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3)
惟一没放弃的爱好,就是画画,因为绘画不占用脑子吧,也可以稍微放松一下神经。
  应该说,张爱玲在港大最大的收获,还不是在学业方面的,因为她后来没能沿着这个阶梯往上攀。作为一个潜在的作家,她在这所生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大学,最大的收获是看到了不同的人、不同的人性,开始了对人世的独立观察。
  脱离了父亲的老屋,走出了寄宿制中学,她的视野大大开阔起来。
  这里不像颜色单纯的圣马利亚女校。在这里,来自热带地区的华侨子女,人生态度是恣意放任的,就像那些自顾盛放的野火花。
  ——这种对生活所抱有的热情,大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性格。
  在港大的生活中,能见到各种很刺激的颜色。
  那些女同学们,也好像个个都异乎寻常。
  有个来自马来亚的女同学,叫金桃,淡黑的脸,牙齿很可爱地向外龅着。她从小在娇生惯养中长大。张爱玲最喜欢她教大家学马来人怎样跳舞。
  ——喏,是这样的:男女排成两行,摇摆着小步小步走,或是仅只摇摆;女的捏着大手帕子悠然挥洒,唱着:“沙扬啊!沙扬啊!”
  “沙扬”是爱人的意思。歌声因为单调,在张爱玲听起来,反而“更觉得太平而美丽”。
  马来亚就是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张爱玲有一种偏见,认为那里的人生活习俗“不甚文明”,所以看金桃身上总有不讨人喜欢的小家子气。金桃晚上去看电影,见到其他富家女孩穿了洋装,总要匆忙跑回去,换了洋装再来。这种小小的虚荣,张爱玲说:“就像一床太小的花洋布棉被,遮住了头,盖不住脚。”
  还有一个女孩,叫月女。张爱玲初见她时,她刚抵达香港,在宿舍卫生间里冲了凉出来,新换了白地小花的睡衣,胸前挂着小巧的银十字架,向大家含笑鞠躬。
  她的父亲,是个刚刚发达起来的商人,阔了以后就迷上了一个不正经的女人,昏了头,回到家总是打孩子。因此月女的脸上,就常有一种“羞耻伤恸的神情”。
  月女很天真,她有一个奇怪的念头:老是怕被*。可又不懂*是怎样一回事,只是整天地想着,脸色惨白而浮肿。
  张爱玲很怜惜这女孩,静静地为她难过,觉得“一个人这样的空虚,像是一间空关着的、出了霉虫的白粉墙小房间”。
  港大的女学生,分医科和文科两种。医科的学制特别长,竟有7年之久,又容易留级,因此有三十多岁的女学生也不奇怪。
  医科女生们一点都不死板,平时在饭桌上总是大说大笑的,说一些专业内的笑话,还夹杂着许多术语。爱玲只有一次听懂了,是说一个学生真要死,把酒精罐里的一根性器官扔在了解剖室门口的路上。几个女生说着,都笑得前仰后合。
  女生们并非纯洁天使,有的在同班同学中有了男朋友,有的跟有妇之夫有暧昧关系。
  男同学们也敢于对她们示爱。“夏夜,男生成群的上山散步,距她们宿舍不远处便打住了,互挽着手臂排成长排,在马路上来回走,合唱流行歌。有时候也叫她们宿舍里女生的名字,叫一声,一阵杂乱的笑声”。见《小团圆》。
  女同学们形形色色,匪夷所思,对张爱玲来说,这仍是一个他者的世界。张爱玲晚年时回忆:“我是孤独惯了的,以前在大学里的时候,同学们常会说他们听不懂我在说些什么,但我也不在乎。”见殷允芃《访张爱玲女士》。

香港的浓绿与火红(4)
但是,有一个女同学却打破了她的孤独,让她狭小的天地一下子广阔起来。
  这就是她在港大结识的、情同手足的好友——炎樱。
  张爱玲的一生中,包括血缘的亲属在内,与她有亲密关系的人非常少。而且这些人,从性格上说,多半不“健康”。惟有这个炎樱,是完全健康的。
  无论张爱玲本人,还是如今的“张迷”,都应该感谢炎樱;在张爱玲的生命史中,只要炎樱出现了,就有欢笑。
  ——这是命运的安排。她们两个,居然是坐同一条船从上海来香港的。
  炎樱是个混血的锡兰今斯里兰卡。姑娘。父亲是*裔的锡兰人,*教徒,在上海开珠宝店;母亲是天津人,早年为了跨国婚姻的事,跟家里断绝了关系。
  炎樱皮肤黝黑,娇小丰满,五官轮廓很分明。从照片上看,在港大时期的她,像个英俊的小男孩;再稍长,便有惊人之美。
  这姑娘笑起来很响亮,说话又快、又不讲道理。她天性饱满的热情,多少改变了张爱玲一贯的阴郁。
  她本名Fatima Mohideen,“炎樱”这个中文名,是张爱玲为她取的,两个字的搭配很美。但她本人好像不很满意,自己改名“莫黛”。张爱玲说,这个听起来不好,像“麻袋”,于是又改为“貘梦”。——这是有典故的,貘,是一种专门吃梦的动物。
  不过,还是以“炎樱”最为贴切吧,张爱玲就愿意这么叫她。
  炎樱幽默风趣,经常出语惊人。张爱玲在后来写的《炎樱语录》里,搜集了她的一些经典名言和逸事。
  她身材短小,时时有发胖的危险,但她并不担忧,反而很达观,说:“两个满怀较胜于不满怀。”张爱玲解释说:“这是我根据‘软玉温香抱满怀’勉强翻译的,她原来的话是:Two armfuls is better than no armful。”。
  她在报摊上翻阅画报,统统翻遍之后,一本也没买。报贩讽刺道:“谢谢你!”炎缨答道:“不要客气。”
  炎樱买东西,在付账时,总要抹掉一些零头,即使在精明的犹太人开的商店里,也要这样。她把皮包里的东西兜底掏出来,说:“你看,没有了,真的,全在这儿……”
  炎樱头脑机智,文学天赋也很好,有不少话,都说得很奇崛。
  她说:“每一个蝴蝶都是从前的一朵花的鬼魂,回来寻找它自己。”
  西方有谚语云:“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意为“集思广益”;而炎樱在作文里写道:“两个头总比一个头好——在枕上。”判作文卷的神甫教授看了,目瞪口呆。
  张爱玲孤僻,炎樱热情。这一对密友可谓相得益彰。
  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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