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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什么不高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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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究竟是因为什么？
就因为孔夫子是“五毒”之教——中国儒教的教主。他的“五毒”的观念，在历代帝王和儒生不断坚持的宣教之下，已经制造了中华民族两千多年之中教育的巨大的败局。正是因为这种教育的巨大的“败局”，致使中国的“文明”在近代与西方文明相遇和对抗的情景之下，严重地处于下风，处于耻辱的一败涂地之中。甚至在经历了近两百多年的屈辱之后，今日的中国，仍旧处于世界上人类智慧创造力的最尾端。
近两百多年的历史已经明明确确地给予了我们最好的答案。它就是落后、贫穷、挨打、让人鄙视。问题在于，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我的答案坚定不移：全部的“根”，都在历代人治专制统治者不断护卫、不断加固的“尊孔”、“读经”、“独尊儒术”对中国人心、人口、人言的完全封闭的“禁锢”。可以一言以蔽之：“尊孔”、“读经”就是为了“防心”、“防言”，“防心”、“防言”就是为了“禁心”、“禁言”，“禁心”、“禁言”就是为了“人治”、“专制”，说白了，“尊孔”、“读经”就是旨在永永远远地“人治”。
孔夫子及其儒家之所以能够得到历代人治专制统治者的青睐，就是因为他们是最能宣教愚昧，并最能制造大量愚昧的“顺民”的“先师”。
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五毒四柔”（1）
两千多年来，中国的极权统治者，帝王将相们给孔夫子戴上了一圈一圈的光环，它们足以让孔夫子最终成为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两千多年来中国历史中的灾难、中国人人性的扭曲、中国人几乎无可救药的愚昧，这一切的最深刻的思想根源，均在长期以来中国人盲目地尊孔。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者之一，黑格尔左派的哲学家费尔巴哈曾说，不是上帝创造了人类，而应是人类创造了上帝。当《圣经》中说，上帝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人类之时，其实更应该说，是人类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上帝。基本上可以说，正是“上帝”与“人类”的长期以来互动的历史，再加上古希腊哲学以及后来西方近代哲学的愈来愈甚的中介和超越，从而大大地推动了西方人类的智慧以及西方人类的文明的加速地发展和进化。可以这样说，西方人关于上帝的一切想象，其实就是他们西方人对自己形象的设想。上帝的“人格”实际上也就是他们西方人自己的“人格”。
按照类似的道理，也可以这样来理解中国人以及中国人的文明。两千多年来连续不断的盲目尊孔，使孔夫子实际上变成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上帝，或代称之“圣人”。一方面是“孔夫子”按照他的（人格）形象塑造了中国人，而另一方面相应地也是历代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文人，同样在按照自己的（人格）形象塑造了“孔夫子”。同样，基本上也可以说，正是“孔夫子”与中国人的这种长期以来互动的历史，构造了中国人的人格以及中国文明的风格。今天我们其实已经很清楚，如此构造的中国人的人格和中国文明的风格，实际上全都处于严重发展停滞的状态之中。同样，也基本上可以认为，孔夫子的人格其实也就是中国人的人格，更特别是中国文人的人格。
按照上述的理论前提，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论：中国人与西方人的差别，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别，基本上也就是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与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夫子”之间的形象，以及这种形象的外化之间的差别。西方人，尤其西方的知识分子差不多个个都是“上帝”；而中国人，尤其中国的文人差不多个个都是“孔夫子”。
西方人心目中的“上帝”是什么呢？全知全能，无所不能；自在永在，无所不在。上帝是西方人心目中的想象和抽象之物，同时在后来的岁月中，它也代表宇宙、自然，更代表真理：自然的真理，社会的真理，人类智慧—逻辑的真理，以及最后，绝对的真理。“上帝”绝对不是偶像，而是永恒、无限的终极（真理）本身。
中国人心目中的“孔夫子”是什么呢？“博大精深”，其实根本不深；两千多年前的偶然存在，现在实际早已不在。孔夫子是中国人心目中短暂、有限的具象之物。他既不关心自然，也不关心真理，而仅一心一意关心“三代”以来，尤其东周以来的“礼乐”传统继承的问题，以及最后他自身“当官”的问题。他的所有关于“仁义”的说法全都只是为了继承上述的“礼乐”传统，以及为他自身“当官”服务的。“孔夫子”绝对只是一个偶像，而且简直就是一个极其有形、极端有限的中国人心灵的“枷锁”和“牢狱”本身。
从上述关于“上帝”与“孔夫子”形象的比较，我们实际上就已经大致可以看出西方人与中国人之间，以及西方文明与中国文明之间的巨大的差别了。我们中国人事实上始终都在自己为自己画地为牢，永不进取，并自愿地成为他人的奴隶，任人宰割；而西方人则从一开始，就进入了永恒、无限的自然，自由勇敢地向自然索取，并相互竞争，永不服输。这种差别真是天壤之别啊！！！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孔夫子及其儒家的“五毒四柔”（2）
那么，孔夫子的人格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在我前面的文章中我曾谈到，孔夫子及其儒家给中国文化、中国语言留下了五种毒素，这五种“毒素”，实际上也就是孔夫子人格的五种负面特征。它们是：
１、精神的复古主义，然而在它后面是深深的忌妒主义；
２、做人的唯上主义，然而在它后面是深深的奴隶主义；
３、认知的独断主义，然而在它后面是深深的愚*义和自欺欺人主义；
４、行政的人治主义，然而在它后面是深深的懒惰主义和情绪主义；
５、政体习惯的专制主义，然而在它后面是深深的禽兽主义和非人主义。
有人马上会提出抗议，难道孔夫子，以及中国人就没有正面的人格了么？
有，而且很重要，它们即：孝、悌、忠、恕。相比于上述的“五毒”，可谓之“四柔”：
１、孝。中国人是真正地孝敬父母，以及长辈；
２、悌。中国人是真正地爱护兄、弟、姐、妹，以及朋友；
３、忠。中国人在有饭吃的时候，是真正地忠于君主，但如果没有饭吃，将会饿死，恐怕就难说了；
４、恕。可以这么说，越是远离官场的地方，中国人就越是具有“恕”的情感，也就是“将心比心”的情感。
综合上述关于孔夫子的人格，简言之：“五毒四柔”，其实也即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的描述。可以这么说，两千多年来的中国老百姓，确确实实是世界上最听话、最好统治的人民之一，或许还有印度人。中国的老百姓最善良、最温顺、最有人情味，但也最胆怯、最怕事、最逆来顺受、最缺乏抗恶的意志和追求真理智慧的勇气。
正是因为中国人的人格具有上述的特点，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几乎占三分之二以上的时间都是来自周边骠悍的少数民族。最明显的如隋、唐、元、清，以及南北朝、五代十国时期的一些小朝廷等等。最后的一轮是日本人，可是他们错过了大好时机。这怪不得别人，只能怪日本人自己同样的愚蠢。
我真是希望我亲爱的同胞们能放下一切固化的成见，认认真真地认识一下自己和自己民族的历史，盲目尊孔、独尊儒术，真是彻底地害苦了我们中华民族。历来的中国人并不是没有人曾经认识到这一点，例如人们称：迂儒、腐儒、蠢儒、陋儒、犬儒，最后是侏儒，这究竟是因为什么？无非是人们对儒家的极其反感而已；可是再反感，胳膊扭不过大腿，帝王和文人们喜欢，而且还用它来进行科举考试，以此选择官员。人们与其说是喜欢儒家，莫如说是喜欢当官。正是“当官”的诱饵（同时也变成了中国人最高的人生价值）彻底扭曲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人格，当然首先是扭曲了中国文人的人格。
我真是认为我的结论具有无可置辩的正确性，甚至真理性：盲目尊孔，的的确确是中国人愚昧的最深刻、最真实、最顽固、最难改的思想的历史的根源。说得更尖锐一点，孔夫子及其儒家简直就是为中华民族所设定的永远的精神牢狱。
孔子是中国第一个给思想和言论定罪的人
孔夫子的传统决不是温柔敦厚、和谐爱人的传统。孔夫子一生都在追求当官，而他一旦当上了官，第一件事却是迫不及待地杀人。杀谁？杀少正卯。为什么杀少正卯？因为少正卯犯了孔子所定的思想罪和言论罪，其实更说穿了，孔夫子极其嫉妒少正卯，早就想借一切可趁的机会，迫不及待地除掉他。关于这件事，在后来的另一位大儒荀子的著作中记录得非常清楚。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予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荀子：宥坐》）
翻译成白话如下：
“孔子当上了鲁国宰相，刚上任第七天就把少正卯杀了。门弟子上前问孔子：‘少正卯是鲁国的名人，您一当权就杀了他，不怕失去人心么？’孔子说：‘你坐下，我来告诉你为什么要杀他。人有五种罪恶，而盗窃还不算在内。一是内心自由放达而好冒险；二是行为邪僻而一意孤行；三是言语虚伪却极为善辩；四是广泛记录并散布丑恶的新闻；五是赞同错误的观点且说得有声有色。这五条罪，只要人有一条，都难免要被君子诛杀，何况少正卯五罪并发。所以，在他居住的地方，他足以纠集门徒成群，他的言论足以蛊惑人心，他的意志足以使之成为反抗当局的领袖，他显然是小人中的枭雄啊，不可不杀。’”
孔夫子上面所说的“五条罪”中，只有第二条涉及行为，而且还没有具体说是什么行为，至于其余四条，全都只涉及思想和言论，可以认为，孔夫子竟是因为少正卯的思想、言论之“罪”而残暴地杀害了他。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推定：孔夫子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为思想、言论定罪，并且擅自杀人的人。因此，孔夫子事实上也就是，严禁和剥夺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权利的始祖。然而我们中国人却把他尊为世世代代永远的“圣人”，这才是中国人真正的“宿命”。
这不由得使我想起了古希腊苏格拉底之死，苏格拉底即死于他的思想和言论，他被指责诱导青年不敬神明。少正卯是不是中国最早的“苏格拉底”呢？据不足的史料看，少正卯是个以“法”抗“礼”的学者，正是因此，他可能得到了荀子的部分同情，所以荀子比较真实地记录了这段始终被其他儒家掩盖的历史。在当时的时代，少正卯至少是个比孔子还更趋向文明进步的士人——当时的知识分子，他要求以稍有一点平等的“法”来取代不平等的“礼”。而且与苏格拉底之死相比，苏格拉底是死于“*”的（五百人陪审团的）众杀，而少正卯却是死于孔子一人“专制”的擅杀。毫无疑问，在杀害少正卯的这个历史事件中，孔子个人是有罪的，而且犯的是开了非常恶劣的反思想自由、反言论自由（也包括结社自由）和滥杀无辜的历史先例的反人类之罪；从他个人的阴暗心理看，则明显是嫉妒杀人，也正是因此，他才会平白无故、无事生非地制造出这种明明属于非法之法的思想罪和言论罪来。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孔子其实是个内心极其阴险恶毒的伪君子。嘴上说得最好听，杀起人来心却最狠。今天的人们应该站在正义的立场上坚决谴责孔子的罪行，还少正卯以中华民族文明历史的公正。为了中华民族整体的利益，这个“冤案”非翻不可。
人类的历史将会愈来愈清楚地证明：正是古希腊人中的烈士苏格拉底（当然也包括后来的另一位烈士——耶稣），首先打开了全人类智慧的先河；而古中国的“圣人”孔子则完全相反，正是从他开始，彻底掐断了中华民族的慧根，使中华民族从此陷入了一个永远难以摆脱的愚昧的深渊。从少正卯的事件中我们即可明显地看到，以思想、言论定罪，严禁中国人思想、言论自由（也包括结社自由）的权利，孔子恰恰是个始作俑者，是后来一切专制统治者进行仿效的始祖；而他的借思想、言论定“罪”并滥杀无辜的历史事件，也正是延续了两千多年的愈来愈甚的严酷的中国文字狱历史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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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经》是严重伤害中国人大脑的“害经”（1）
孔子及其儒家的思维传统是造成中国人愚昧、贫穷、落后两千多年的总的思想根源，这是我四十多年来进行哲学、思想史研究和思考所获得的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如果不拔除这个具有深厚历史基础的祸根，中国人势必将永远都只能是人类文明中的尾巴，因此也永远都不可能真正获得其他人类的平等的尊重。一个其中每个人的大脑都受到了“紧箍咒”之“害”的民族，一个根本就不知道如何正确思维的民族，将怎么可能成为一个真正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呢？
现在看来，孔子还不是儒家思维传统最初的唯一“毒”源，最初的“毒”源应该首先属于留下了《周易》文本的周文王、周公，而且《易传》的作者，也未必就是孔子。但有一点是很显然的，孔子是提倡该“毒”源的第一人，他对于《周易》的确是奉若天书，亦步亦趋；他的人生“六段”，以及“六艺”、“六经”、“六纬”等等之论，实际上全都是按照《周易》的“六爻”来精心加以安排的。孔子奉周文王、周公为“圣人”，更奉《易经》（《周易》加《易传》）为儒家经典的“首经”，用今天的话来说，《易经》即是全部儒家经典的最终的思想或思维的理论基础。而恰恰正是这个“首经”、“最终的理论基础”，从一开始就彻底摧毁了中国人大脑正常思维的几乎一切可能。《易经》不仅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也严重影响了中国人的语言、文风、教育和社会行为的体制等等，它们共同对中国漫长的历史施加了极其负面而有害的作用。
不要只说过去，《易经》就是在今天，也同样被许多中国文人学者简直视为中国人最高的“天书”、“圣经”，无限地赞誉之、颂扬之，以之为“博大精深”，“神乎其神”，更被现代第三期新儒家的“学者”们视为伟大的“天人合一”思想神圣的“范本”，这样的“天人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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