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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火中的外交官:中国驻南斯拉夫使馆被炸纪实-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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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外交部亚太司司长扬科维奇告诉我，南联盟外交部已经为使馆人员在洲际旅馆订好了房间，后来考虑到安全问题，又转订了西方同南斯拉夫合资的凯悦旅馆。我考虑，大家已经挨了一次炸，不能再让他们第二次挨炸，应该选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暂时落脚。这样，留下李银堂和董健在使馆前面值班，其余获救的同志全部转移到凯悦旅馆。
使馆的同志们来到凯悦旅馆，大约已经凌晨5点。大家都不肯回房间，坐在前厅里，等候使馆那边的消息。我把同志们召集在一起。我想，经过这突如其来的灾难的震撼，又感受丧失亲爱的同志和朋友的苦痛，目睹自己赖以生存的使馆遭到摧残，拖着紧张拼搏之后疲惫不堪的身躯，当前最需要的是精神支撑。我对大家说：今天我们的使馆遭受浩劫，这样的事情以前谁都没有经历过，对每个人都是第一次。既然灾难已经降临，我们要挺起胸来，迎接这一挑战。同志们，使馆被炸塌了，但是我们的意志不能垮。党中央、祖国人民非常关心我们。中央已经决定派特别小组乘专机前来处理善后事宜，接回烈士的遗骨，伤员也将回国内治疗，部分同志可能回国休整。我要求大家回房间休息，明天大家都要打起精神，还有许多善后事宜等待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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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官在哪里？（1）
在武官任宝凯的房间里，没有找到他……
而此刻，最让我揪心的是武官任宝凯下落不明。刚出危楼时，我听武官处同志们说，他们从楼上向下突围时，听到了武官任宝凯的声音，估计他肯定出来了。可是，在营救同志的时候，却不见他的踪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我多么需要武官在我身旁。在被炸的使馆大楼前，我既要同前来使馆慰问的南联盟高级官员交谈，又要设法营救尚未脱险的同志们。当时政务参赞吴丽元正在国内休假。我多么需要帮手啊！可是，武官到底在哪儿？派人到楼里去找，他的宿舍里没有他。这时，同志们猜测，他可能受了伤，已经送到了医院。我们分别给几个收治中国使馆伤员的医院打电话，都说没有此人。当时，抢救使馆人员的战线拉得很长，使馆前面又挤满了人，没有注意到他在哪里上了救护车也是可能的。使馆里没有武官，伤者里也没有，那就还有一种可能性：牺牲了。但是，没有弄清事实之前就不能下结论，也无法向国内报告。国内有关部门已经再三来电话催问武官的下落。
为了弄清究竟如何，在当时使馆已被封锁的情况下，只有到急救中心太平间去查。我带上翻译，请中央广播电台的记者郭志嘉开车，前往急救中心。
虽然已是凌晨，整个城市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轰炸暂息的贝尔格莱德，死一般沉静。我们在漆黑的街道上穿行，没有灯光，没有人影。我们多么急切地想知道，我们的同志在哪里。记者郭志嘉是学塞尔维亚语的，是南斯拉夫通，对贝尔格莱德市很熟悉，否则在这漆黑的夜里是难以辨别东南西北的。
我们来到急救中心，向值班的负责人说明来意，他回答说，要到太平间找遗体，必须经院长批准，院长7点半来医院上班。我看了一下表，还不到6点。我急了，我说，我们不能等，今天是特殊情况，请你马上打电话给院长，允许我们即刻到太平间探查。值班医生答应打电话给院长，但告诉我们说，即使把他叫醒，他驱车赶来仍需要时间，请我们在会客室稍等。我决定利用这个时间去看望一下伤员。医生带我们走进急诊室。我们的伤员都集中在急诊室的大房间里。医生已经对伤员都做了紧急处理。曹荣飞眼睛蒙着绷带，昏昏入睡。刘锦荣满脸绷带，跟我说话，感到呼吸困难，伤口疼痛。郑海峰头部和颈部都缠着绷带。只有刘新权说，这里他伤势最轻，只是脚扭伤，很快会恢复。屋子里很黑，借着微弱的烛光，勉强看清伤员的脸庞。屋子里只有轻微的呻吟和沉重的呼吸。我带着十分沉重的心情离开急
诊室。
回到急救中心的会客室，院长还没有来。我在会客室焦急地等待，我已无法坐下来，我让值班医生再三催促，希望院长早点儿到来。我觉得，时间过得这样慢，仿佛它已经静止、凝固。院长终于来了，把我们领到太平间的走廊，但不让我们进去。管理人员说不方便。他们进去寻找，并稍事整理，把三位烈士的遗体放在小车上推出来，他们是邵云环、许杏虎和朱颖。这是悲惨的死，壮烈的死，英雄的死。几个小时前，我们还曾相见，我们还曾谈论时局，而现在竟是阴阳两隔，竟是诀别。我的心，像是被一只大手攥紧，是疼痛，是酸楚，是挣扎，是休克。此刻，我无暇多想，痛哉死者，惜哉生人。我还心系着有生还希望的一个下落不明的人。太平间的管理人员告诉我，除了这三人之外，太平间里再没有死亡的中国人。那就是说，武官还在使馆里。我马上用手机把查看情况告诉在使馆前面守候的李银堂，武官还在楼里。让他请消防队员帮助寻找。我们马上赶回使馆，我们一定要找到武官任宝凯。
天阴沉沉的，虽已清晨，几缕吝啬的晨曦从云层里透出，黑暗仍在游荡，不甘消退。我们来到使馆楼前，警报尚未解除，守护使馆的警察仍然把守着门口，不允许进出。我急火中烧，这个时候救同志要紧，管不了那么多。我告诉他，我们的武官还在楼里，生死不明，我要进去找他。消防队员也过来阻止我们，我请他把头盔和手电借给我，我要亲自去找。我们同他们争执着，准备闯进去。这时，在楼前守候的李银堂参赞来告诉我，消防队员在楼里发现了一个人，还活着。我们要进去抢救他，他们说，你们即使进去，也背不出来，还是请急救车来。他们立刻和急救中心联系，急救车风驰电掣而至。不一会儿，从里面抬出一个人来，正是武官任宝凯。我马上走上前去，看见躺在担架上的武官满面尘土，没有伤痕，呼吸很艰难，嘴和鼻子里呼出很多泡沫。武官还活着，武官没有死！急救车载着他向急救中心疾驰而去。
武官任宝凯在急救中心很快恢复了知觉。后来，他和其他伤员一起乘专机回北京治疗，恢复得不错。我和他谈起这段经历，他完全失忆，不记得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推断，北约轰炸使馆后，他从寝室里跑出来，呼喊着武官处的同志，他们听到了他的声音。但在黑暗中，他碰上什么东西，暂时昏迷，倒在走廊转弯的地方，所以在他的寝室里找不到他。他躺在地上，浓烟向上升腾，地面尚有空气，他没有完全窒息。对他来说，这场噩梦是一片空白。他康复后，又重返驻南斯拉夫使馆工作。
武官在哪里？（2）
回到凯悦旅馆后，我和几位同志商量下一步的工作。首先，指定了几位同志去医院轮流看护伤员，看护的人要懂塞尔维亚语，便于同院方和医生联系；其次是使馆的善后事宜，抢救尚未转移出来的器材，找几个人帮助会计清理会计室。会计室中弹起火，屋子里的东西都烧成灰烬，保险柜也烧得焦黑，但因铁皮很厚，打开后，里面的美元尚且完好。第三件事是准备迎接中央派来的特别小组，为他们预订旅馆，并同南斯拉夫官方联系，安排相应的会见。
又是一个漆黑的夜。连续36个小时的工作和战斗，心灵的震撼，身体的疲惫，我感到头重脚轻。由于在楼前指挥抢救，吸进大量烟尘，感到恶心，吃不下饭，吐出的痰是黑色的。夜深了，躺在旅馆的床上，长久地似睡非睡，忽悠忽悠地，仿佛房子还在摇晃，也仿佛我在空中飘来飘去。隆隆的声音，透过密封的窗子传进来，是北约的飞机又在低空飞行，寻找着目标，散布着死神。这声音忽远忽近，忽高忽低，在我的梦里飘游。现在怎么办？起来叫醒大家，岂非徒劳无益？在南斯拉夫这块土地上，难道还有安全的地方吗？算了，由它
去吧！
后来，我弄清楚，那一夜，固然有北约飞机的轰鸣、袭击和轰炸，而那持续的整夜的隆隆声，是来自旅馆旁边的有轨电车。虽然断电，南斯拉夫方面还是想方设法保障有轨电车的通行。就在那一夜，旅馆旁的有轨电车站遭轰炸。
几天后，我正召集使馆有关同志开会，新华社记者杨成明，以及北约开始轰炸后，赶来支援的新华社记者张铁钢前来采访。他们要写北约轰炸使馆的综合报道，让我们讲叙事情的经过。几天的繁忙工作，已经疲惫不堪，而且从我个人来说，也不想进入报道的怪圈。但杨成明来了，带着慰问和采访的诚意。他是驻南斯拉夫资深的老记者，德高望重，我同他关系又很好，却之不恭啊！我只得把事情经过，同志们如何互相救助，脱离危险，讲给他听，讲了死者和伤者。在座的同志们也有补充。他们返回驻地后，连夜写了一篇通讯：“在战火中履行神圣使命”，当夜发回新华社总编辑部。他们也是一夜未睡啊！
经历这种心灵的震撼，我记起李贺悼亡友的诗，稍加改动，
诗云：
思牵今夜肠应直，
雨冷香魂吊书客。
秋坟鬼唱鲍家诗，
热血千年土中碧。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1）
在古代，勇士侠客过招，都知对方使的是什么武器，师承谁家，武艺套路，也知道如何破解。而今北约的轰炸，不是明刀明枪，而是暗器伤人，且趁对方毫无防备。这在昔日，也为武林所不齿。
事发当时，国内打电话问我，是几颗炸弹炸的使馆？我以为是一颗，后来同志们提醒是三颗，大家都认为是巡航导弹，那时是没法弄清楚的。只有在事发之后，经过仔细查看，请专家实地勘察，又经军事研究机构仔细研究，才弄清楚是几颗炸弹，是什么炸弹，以及北约是如何实施这一打击的。
事发两天后，我同从国内来的特别小组组长王国章同志一起查看，认为是五颗炸弹落在大使馆和大使官邸。在使馆的东南角，一颗炸弹斜穿大楼。从顶层一直穿透到一层，在使馆墙角下爆炸，炸出一个数米深的大坑。这边是使馆高级外交官的宿舍，受破坏十分严重，半边山墙向外倒塌。邵云环在宿舍里牺牲，曹荣飞、刘锦荣和小郑受重伤，他们的宿舍离弹着点很近。这一带受伤的有十余人。第二枚炸弹落在使馆的中央，穿透楼顶，越往下破坏力越大。我在三层楼的办公室受到严重破坏，办公室里边一个小卧室中弹起火，屋里用具和床上用品全都化为灰烬，床的铁架子也多被熔化。我有时中午在这个小屋里休息一会儿，幸好晚上我没有睡在这里。炸弹在二层穿透会计室，使馆多年账目被焚毁，其他物品也都化为灰烬。炸弹接着下行到一楼大厅，大厅被炸得一片狼藉。自北约开始轰炸后，有七八个同志就睡在大厅里，用沙发当床，他们认为一层方便，离大门很近，机动灵活，遇事便于应对和转移。幸运的是，那天晚上他们都回到了自己的宿舍，没有睡在大厅里。第三颗炸弹落在使馆的西北角，层层穿炸，《光明日报》记者许杏虎和夫人朱颖住的客房就在办公楼的西北角，他们的房间被炸毁，两人不幸遇难。第四颗炸弹是从一半在地面上的窗子钻进地下室，在俱乐部大厅爆炸，整个地下室钢梁、铁架、破墙、乱砖搅做一团。炸弹引爆了新灌满的五个大煤气罐，它们像五颗炸弹，爆炸后的空罐有的挂在使馆围墙的铁栅栏上，有的散落在几十米外的院子里，有的飞到了院墙外。假如那天晚上在地下室消遣的人们不因为断电而离开地下室，假如当时我答应重开发电机继续发电，那些在地下室的人们可能无一幸免。那么，在这场浩劫中牺牲的将不止是三个人，可能是十几人，甚至二十几人。
这里我还想说一下我们的厨师老王。他的卧室在大使官邸一层。轰炸开始后，他晚上睡在地下室厨房旁边的备餐间里。我经常对他半开玩笑地说，你怕什么，我在你上边（我的卧室在官邸二层），要炸先炸我。每天晚上，地下室里有人从事各种娱乐活动，不那么安静。因为这种种原因，7日晚上他没有睡在地下室，而是回到官邸自己的寝室里。这样，他躲过这一劫，只受了点轻伤。
北约对我特别关照，给我单独预备了一颗炸弹。这第五颗炸弹落在我所住的官邸的中央，穿破屋顶，二层楼板，一直钻到地下。十分幸运的是，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它的巨大的冲击波使官邸遭到严重损毁。但是，如果这颗炸弹爆炸，整个官邸将被化为残砖断瓦，那么牺牲者名单上，还会再添上一个名字——潘占林。如果那样，我也不可能再到中东一个战火纷飞的热点国家当大使，也不可能坐下来回忆当年往事，也就没有这本书面世。后来，我听到国内传闻，说这颗炸弹已经挖出来运回国内，这是谣传。我想，没有哪一家民航班机愿意运送这样的“礼品”。
那么，这些炸弹是什么型号的炸弹，是如何投掷的呢？
据各方面透露，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是B…2重型隐形战略轰炸机。这架飞机从美国本土密苏里州怀特曼空军基地起飞，横跨大西洋，经15小时长途飞行后，抵达贝尔格莱德市中心的中国大使馆上空，接连投下了五枚炸弹。据有关报道，这架B…2重型隐形轰炸机被称为“战争之星”，伴随这架飞机的有空中加油机。飞机上有电磁干扰系统，向南军雷达发送干扰电磁波，使南斯拉夫军方的通讯系统、地对空导弹和电子战设备陷入瘫痪，使轰炸机顺利实施对目标的轰炸。
当时，有人认为，投掷到我驻南斯拉夫使馆的五枚炸弹是巡航导弹。实际上，这种可能应予排除。“战斧”式巡航导弹是美国海军的主要舰载对地攻击武器。专家认为，目前美国使用的巡航导弹是最新型的第三批改进产品，有很高的命中精度和很大的破坏力。但“战斧”巡航导弹受其飞航式弹道的限制，其较低的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难以获得贯顶击穿我驻南联盟大使馆五层大楼所需能量；海上单一舰艇连续发射或者多艘舰艇同时发射，也难以实现对同一建筑物的不同方位和高度的多个命中角。专家得出的结论是，北约轰炸我驻南联盟使馆使用的不是“战斧”式巡航导弹。
北约怎样对我馆实施轰炸？（2）
既然是B…2隐形战略轰炸机投射的航空武器，军事上称作机载武器。在多种机载炸弹中，专家认为，最有可能使用的是制导炸弹中的惯导—卫星制导炸弹，是在普通炸弹基础上加装惯导—卫星制导和气动力控制装置，亦称作灵巧炸弹，其名称为“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音译为“杰达姆”，标准弹重908公斤。就激光制导炸弹而言，从1968年首次投入越南战场使用以来，经过三代的改进发展，到1991年海湾战争时达到巅峰。此后，被第四代制导炸弹所取代。第四代惯导—卫星制导炸弹的突出特点是：使载机具有昼夜、全天候、多目标攻击能力。B…2A（目前B…2只有B…2A型）隐形战略轰炸机采用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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