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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佩孚将军传·蒋百里先生传-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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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后将以粤督一席为酬。吴的主见则有三点：第一，持盈保泰的做法。他明知北人不服南中水土，离乡愈远则思归更切，苦征不已则军心涣散，不但驱湘军作困兽之斗，尤虑粤桂痛感切肤，西南联为一体，那么北军不败则已，一败将颓然不可复振，所以他主张军事上“适可而止”。第二，他看到段阁受群小包围，北洋诸将骄奢淫逸，他视第三师为北洋正统，隐然以移风易俗及复兴北洋系为其职责。第三，他看到外交问题之严重，不愿续有同室操戈之举。他在衡州赋诗饮酒之余，偶然谈及时政，以官吏不卖国、武人不争地盘及召集国民大会为解决国是的三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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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自救运动
七年（1918）段召集安福国会，九月四日选举徐世昌为总统，自居太上政府之地位。他假名参战与日本签订若干密约，大借外债编练参战军，他在北洋三杰中原有刚正不阿之美誉，其令名自是而衰。其时冯国璋以长江诸督为其羽翼，北洋派分裂为直皖两系，段欲练新军造成其“迪克推多”（dictator，独裁者）的地位，故去冯而以徐为傀儡，哪知徐亦不甘以傀儡自居，暗中恶段而亲直系。七年（1918）八月二十一日，前敌师长吴佩孚发表“息争御侮”的电报，西南闻风响应，徐借此机会于七年十一月下令停战，与军政府合组南北和会于上海，北方总代表朱启钤、南方总代表唐绍仪等于八年（1919）二月二十日召开第一次会议，乃以陕西问题（陕督陈树藩不听约束，仍与靖国军作战）及参战借款问题（南方主张停止假口对外而系用以对内的参战借款），和会仅开六次，至五月十四日南代表提出（一）不承认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之决议案，（二）不承认中日一切密约，（三）惩办签订密约者，（四）不承认民国六年（1917）六月十三日的解散国会令，（五）承认徐世昌为临时总统至国会正式选举总统之日止等等条件；北代表不允接受，于是南北代表宣布总辞职而和会竟告流产。
这当中穿插有民国历史上惊心夺目之一事：一方外交失败，一方则内争不息。当局迄无悔祸之诚意，对外委曲求全，而对内残民以逞，激起了八年（1919）五月四日北京学生殴打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的大风潮。这风潮马上蔓延全国成为“国民自救运动”，而北廷斥之为“学阀操纵，学匪干政，不啻另一义和团之出现”。那时远戍衡阳的吴受了救国热情的驱使，一面援救被捕学生，痛数曹章陆等之卖国行动（该电直接打给徐），一面愿负弩前驱，移师对外，其电中有云：“以有用之兵置诸无用之地，玩岁NE321日，壮志全消。……”他的电报越打越多，一次比一次激烈，主张取消《中日密约》、召开国民大会、反对签字和约（指巴黎和会对胶州之决议案）、敦促南北代表赓续谈判等等。总之，他的主张完全站在民众之前，其动机纯由救国救乡之一念（他是山东人），所以国人视之为“民族救星”，而段的眼光中则认为“北洋系之一叛徒。”
徐在段的高压下进退失据，不得已于八年（1919）六月十三日向国会宣布辞职，并解除其心腹钱能训的国务总理一职，以财长龚心湛代理阁务。当然，徐无求去之决心，但段早亦不满于此老之“忘恩反噬”（徐主持南北和议非段所喜），遂以王揖唐继朱启钤之后为北方议和总代表，一面改参战督办之名为边防督办。十二月二十九日冯国璋病逝津门，段以为他从此成了北洋系唯一领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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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战（1）
民国八年（1919）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时代的浪花，侵蚀了军阀政治的堤岸。当时鲁案未解决，《中日军事协定》未废止，段政府擅借日款成立边防军，以徐树铮为西北筹边使，边防军内有日本军官教导团，同时安福系欲包办南北和议，以该系首领王揖唐为北方议和总代表，这些事凑合起来使向来安天乐命顺“帝”之则的中国人不能再容忍下去，从绝望眼光中发出一片怒吼：以###为急先锋，继之以各界请愿团在新华门死守不去，这风气由北京波及津沪，推而至于全国，各省推派总代表联合北上请愿，纷纷组织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等团体进行抵货、罢工、罢市、罢课运动，北政府忙于逮捕请愿代表，禁载请愿新闻，造成了空前的不宁局势。
段以“督军团”为工具向黎冯采取攻势，军人干政由是开其端：当时报纸满载军人干政电，伐异党同，徒逞私臆，而置国家利害于不顾。吴处此氛围下虽屡有建议，却完全站在国家立场，戛然不同流俗，所以事实上他是革命者，仅未高张革命军之旗帜耳。八年八月卅一日他警告北政府：“自王揖唐任议和总代表以来，恶声不绝。天下耳目非一手所能掩，全国心理非一人所能制，双方和议非一人所能专。佩孚等鉴于时机危迫，未歃撑持重任，特此奉告。”该电明明有以“罢战”为抵制之意，与罢市、罢工、罢课异曲同工。此后他发表任何主张马上风行全国，这因为他的主张是全国所欲言而未敢言或言之而无效的，他俄然成为时局动荡中的核心人物。
反对王的第一炮由北洋军一个前敌师长发出，而敌方反做了他的应声虫——西南军政府迟至九月五日才发表同样主张，这是民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自然，北政府复电予以申斥，可是不申斥则已，一经申斥后激起了他再接再厉的勇气，九月一日竟与当时对敌的湘军将领谭、赵等会衔通电，九日又与湘、粤、桂将领谭延辏И！⑻泛泼鳌⒛傩碌然嵯畏⒈砑训纾蓖⑽笳穑八雇督盗四暇穑俊薄�
倒运的是代人受过的龚代阁，他是段的代言人，吴就把一口毒气呵在他的身上，一次，两次，三次，把他骂得狗血淋头。龚与之打笔墨官司，越打越打不清：他始而只骂王，继而骂安福系，终至无所不骂，直把龚代阁骂倒为止。北政府每做一件事他无不极口反对，而对南则露着伸手待握的姿态。
区区一师长“信口雌黄”，何以北廷仅加申斥而不敢下令撤职？这有多方面关系：第一，他的地位是当时北方所谓“南天柱石”，激怒了他怕他敞开大门来放出南军；第二，他是曹的大将，当时“四省经略”的曹与“三省巡阅”的张（作霖）已有结合（曹弟与张为儿女亲家），不无投鼠忌器的心理；第三，时有冯（国璋）段之争，冯以长江三督（江苏李纯、江西陈光远、湖北王占元）为背景，本人则高卧津沽与曹联络，颇有举足轻重之势；第四，皖系又有靳（云鹏）徐（树铮）之暗斗，靳为持重派，主张采取“软化曹吴”的政策。
段知北洋系行将土崩瓦解，一心一意地编练边防军想造成个人独有的新武力，所以他一再表示让步，其步骤如下：（一）邀冯入京，以冯为副总统而自为总理为合作条件；（二）令曹约束吴的行动；（三）九月二十四日以靳阁代龚阁。只是有一件——为维持北廷威信计，王揖唐万无撤换之可能。（按：冯段合作未成而冯死。）
曹在表面上站在段吴的中间。段往这边拉一把，吴往那边扯一下。曹的地位近在肘腋下，不能像吴之剑拔弩张，所以他假装着一副怒容，责吴不应“阻挠和议”，一面却向北廷催索吴师欠饷，以为不如此不足以平其气。有人献策于段：“吴之不驯是未得湘督之所致，给他督军做，万事皆休。”段颇心动，遣吴光新赴湘试探吴的口气，吴马上提出“不要地盘”的口号来。
要地盘好办，不要地盘就无法向之进行“绥靖政策”了。鲁督张树元、皖督倪嗣冲等请予吴以严厉之处分，段迟疑未决，只责成鄂赣驻军严密监视其行动。且自靳阁登场后，首先是吴打来捧场电报，随之而曹张两使联电拥靳，段为之啼笑皆非。另一方面，日本公使小幡质问北廷，“靳阁是否将与西南联合而将《军事协定》取消？”靳期期不知所答。
电战（2）
九月十一日王揖唐驱车南下，抵沪时且向西南七总裁宣誓，“本人誓以至诚与西南谋和，有违此言，神必殛之！”然而鱼行老板还是鱼行老板，西南置之不答，匪惟不答而已，且暗受吴的指示，有舍和言战进兵赣湘之意。而吴呢，一则受了曹的“假训斥”，谅解曹的环境，九月后果然守口如瓶；二则感于口舌力争之无益，下了“直接行动”的决心，欲与西南组织“爱国同盟军”，又欲只手擎天——撤防北归，单独与皖系作战，这时期外表上风波已平，一切返于静态；实际是“万木无声待雨来。”
直到九年（1920）一月中旬，他才以“久戍疲劳”为由轻轻巧巧地发出请求撤防的电报。另一电反对与日本直接交涉，措词尚属温和（日使小幡对鲁案向北廷提出通牒请由中日直接交涉）。
除对外问题发表主张外，吴在衡阳的一切行动亦值得一写。吴与湖南有着难分难解的关系：第一次入湘时岳州为其发迹脱颖之地，第二次入湘时衡州为其扬眉吐气之始。那时他的环境和个性都有划期的大转变，过去他是个落落寡合、沉默寡言的军人，同僚呼之为“吴傻子”，没一个看得起他，没一个不讨厌着他，他既无拳无勇，只能“我行我素”置而不较，那时他得力于一个“忍”字；现在他功成名就，竟然是雄辩滔滔的一流人物，高谈春秋大义，狂呼爱国口号，国人愈推重他，曹的左右愈厌恶他，曹却愈信任他，常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所以恨吴的当面不敢说，只窃窃私议而已。吴过去并非循规蹈矩一流人物，驻长春时的一段佳话依然啧啧人口，自驻军衡阳以来，却变成了道貌岸然的老学究，恶鸦片如蛇蝎，视嫖赌为畏途，其军纪之佳在北洋团体中数一数二。有人说吴前后判若两人，但吴过去无权责，虽细行不检，不会影响到别人的头上，后来爬到了“南天柱石”的地位，自觉前程无量，所以他要把自己做全军模范，推而及于北洋团体。
吴治军极严，违反军令者死。某日命张福来率兵一团进占一座山头，吴用铅笔画着地形，把原纸递给福来说，“须照这路线进兵。”福来领着兵马走到山脚下，知道上山有一条迂回曲折的山路，他打开纸头一看，笔尖直指山顶，福来连声说，“糟了糟了！”左右询知原委，都说，“我们应循着山路走，难道叫我们攀藤扪葛而上？”福来说，“咱们正得从直线攀登山顶，否则师长叫我们的脑袋搬家。”他咬紧牙关，带队爬上颤巍巍的高山，不到一刻钟之久，湘军赵部从侧面包抄而来，正想占领高地，远远望见山巅上飘动着吴军旗号，以为良机已失，且不明敌军虚实，只得引兵退去。这里是两军作战的险要，假使福来绕着山路走，湘军必捷足先登。后来福来逢人恭维“主将妙算如神”，实则偶然巧合而已。即此一节，可见吴的军令之严。
吴在衡阳改取守势后，近而张敬尧弄得乌烟瘴气，远而安福系、交通系把持政柄，各武人割据地盘，视军队若私人所有，促吴下了“革命行动”的决心。当王揖唐派周渤等赴湘办理国会选举时，吴把湘南绅耆及英彦之士叫过来说，“你们莫同流合污，跟着我不愁没有出路。”那时他暗中拆安福系和张的台，与南军精神上成立“停战协定”，双方信使不绝：湘督谭延辏И＃懔甓懒⒑筇芬韵娑矫迳栊惺鹩谟乐荩┡晒阄魅苏牌溟B为代表，其锽系一才气纵横之士，吴与之一见如故，此后吴与湘军谭赵间不仅不采敌对态度，且为生死患难之交，更以湘军为媒介，与西南各将领莫逆于心。
探马早报到北京，说吴怎样通敌，怎样养寇自重，段的“武力统一”政策是不会因此放弃的；可是北洋诸将除吴肯打硬仗外只知刮地皮抽大烟，不足以当冲锋陷阵之任。段的智多星徐树铮有鉴及此，暗中也有改造北洋系的计划，向日本成立西原借款为购械练兵之用，舆论为之哗然。针对着这些行动的便是吴的“反对借款、不住租界、不与外人勾结、不做督军、不抢地盘”的几大主张，一薰一莸，双方磨擦日甚，遂演为直皖两系的一场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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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防与驱张（1）
七年（1918）南北之役，吴师一马当先攻入长衡，张敬尧以皖系爪牙现现成成坐上“湘督”交椅。张部军纪荡然，尤以其义子第五团长张继忠即所谓“少帅”者招抚了齐鲁之交的散兵游匪，开到湖南后烧、杀、抢、奸，无所不用其极，不独湘人怨气冲天，西报记者亦叹湘省之暗无天日为举世所无，即帝国主义者对其征服地亦未尝至于此极。直到现在，任何湘人谈及当年张的祸湘史无不咬牙痛恨，而当年中外各报之口诛笔伐几于无日无之。试举张纵兵殃民之一例：第七师犯了重大案件，苦主向督署控诉，张气得暴跳如雷说，“这些都是私通南军的乱党。本军秋毫无犯，岂容血口喷人！不砍下几个脑袋来不足以儆刁顽之风！”苦主们有的家里死了人，有的被第七师兵士放了火，有的妻女被奸淫，还得赔上一个脑袋来补偿张家军名誉之损失，哪个再敢来多讨苦吃？这一来张果然收了“政简刑清”之效，而张部无不歌颂“督帅”之神明，此后奉令奸淫，奉令抢劫而益无忌惮，湘人暗中呼之为“张毒”或“毒菌”（督军谐音）。
当时流行几种术语：劫案谓之“打起发”，奸案谓之“玩花姑娘”；湘人有由城市避居乡下的，因为城市北兵太多，又有由乡下逃到城市来的，因为乡下更是无法无天的世界，逃来逃去谓之“躲北兵侉子”。城市每天有血案，夜间行人绝迹，街头但闻北兵嬉笑怒骂之声；乡间轮流“望风”，如有“灰面袋”（北兵之另一称呼）经过时赶忙地把女眷送往山后藏躲，而金银细软则早已窖藏起来（城市居民则将箱篓存于各洋行），是为湘省之“黑色恐怖时代”。
蹉跎复蹉跎，容忍复容忍，湘人的怒火终于按捺不下：旅京湘绅向北廷请愿易督，北廷对各报之口诛笔伐是“熟视无睹”，对湘人之奔走呼吁是“充耳不闻”，一如张之包庇其部下者然。湘人鉴于夏虫之不可语冰，遂将目标移向广州及衡阳，始而组织各界联合会，继而推派驱张请愿团。九年（1920）春间衡城变成了各省请愿代表的山阴道，近之有湘代表请愿驱张，远之有京沪各地代表请愿声讨安福系，而两问题就是一问题——张仅为安福系摇旗呐喊之马前小卒而已。
吴目击湘人之陷于水深火热，暗暗叫声惭愧：“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他驻防衡州不啻“虎伥”的地位，何颜久居是邦？加以边防军士饱马腾，日本人推波助浪，谚谓“先下手者为强”，所以他下了撤防北上的决心。
他一再请求撤防而北廷“相应不理”，事实上北廷一方恃之为对南的“万里长城”，一方又虑其北归后将为“害群之马”，所以一味地采取延宕政策。吴的请求撤防电有云：“远戍湘防，瓜期两届。三载换防，不可谓速，阋墙煮豆，何敢言功。既经罢战议和，南北即属一家，并非寇仇外患，何须重兵防守？……对外不能争主权，对内宁忍设防线？”
九年三月北廷电曹给以直截了当的回答：“不准吴师撤防。”吴因之忿激更甚。时值豫督有易人之说（以吴光新代赵倜），他借题发挥打了个“指桑骂槐”的电报：“比年以来，政府举措投施无不违反民意，全国所痛绝者则保障之，全国所景慕者则排挤之，顺我者存，逆我者亡，举满清所不敢为项城所不肯为者而政府悍然为之！曾亦思武力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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