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档案-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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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作比鲁迅的高明多了。）又如你说‘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是‘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别的小小‘不够正确’的例子，如你引的‘旧梦’，第二行原丈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又此诗应分两节写，前后两节各四行。又此诗引在此文之首，你的意思我不大明白。又如此文中用的英文字有multanimity似是不见于字典的字又有nonpunitive　reaction似乎也不很正确。在‘经历和著作’里，也有很不正确的地方，如我在康奈尔只得了，并没有经过的阶段，就直接准备博士学位的工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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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3）
“我的《播种者胡适》是1962年1月1日发表的，胡适信中说‘这一个月以来’自是2月间写的信，他死在2月24日，可见这封信是他死前不久写的；那时他72岁。这封信，写得又认真、又婉转、又诚恳，足见此公高明光大的一面。不过他不知道我写出的每一件，都是有所本的，都是印在别人的书里的，不是我捏造的。只是有的所本的资讯有问题，我也跟着‘不够正确’了。像退回6万美金宣传费的事，我根据的是1942年的Curreltt　Biographt、的Time杂志也都文证俱在；像到监狱看周作人的事，我根据的是陈之藩《在春风里》第18章‘周作人坐监时，他（胡适）去探监’的记载……我都有所本，既然胡适本人亲笔否认，自当以当事人自己的更正为准，以免‘不够正确’。不过，胡适年纪大了，有时他的记忆力可能出了点问题，例如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那句话，他说‘我就不记得我在什么时候引用过这句话’，事实上，这是在1936年12月14日他写给苏雪林信中引用的话，信的原文是：‘今年美国大选时，共和党提出Governor　Landon（兰敦州长）来打Roosevelt（罗斯福），有人说：‘You　can誸　beat　somebody　with　nobody，’（你们不能拿小人物来打大人物）。’我们对左派也可以说：‘You　can誸　beat　something　with　nothing。’（你们不能拿没有东西来打有东西的）。只要我们有东西，不怕人家拿‘没有东西’来打我们。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又如《旧梦》那首诗，他说‘我引用小小不够正确，’，他说第二行原文是‘瞥见飞檐一角’，第六行原文是‘没人懂’，但我引用的根据，是初发表时刊在《新月》第一卷第六号（一九二八年八月上海出版）上并收入胡不归《胡适之传》里的原文，明明是‘露出飞檐一角’，明明是‘（声苦）无人懂’，胡适老了，他完全忘记了，可见胡适纵为当事人，‘不够正确’，也未能免。……陶英惠来信举胡适写给杨联升的信，自道记忆偶出故障的事，我想人老了，谁都避免不了了。
　　“胡适死前头一天，他还‘下条子’，请他的秘书胡颂平把他写的《康奈尔传》送给我，他对我的好意，真可说至死方休。我想我是他青年朋友中，他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想我也是惟一不负他期许的一位，虽然我对他的论断，他不一定服气。照杨树人的回忆，胡适当年看了我写的《播种者胡适》，还甚为不悦呢。
　　“在‘五四’人物中，我认为胡适是头脑比较清楚的，在肯定个人价值与英美式民主方面，他更显得头脑出众。胡适忧虑‘五四’以后思想自由被国民党与共产党左右‘双杀’，他苦口婆心又小心翼翼地特别强调他一贯的个人主义的重要，他在‘五四’以后11年写道：‘这个个人主义的人生观一面教我们学娜拉，要努力把自己铸造成个人；一面教我们学斯锋曼医生，要特立独行，敢说老实话，敢向恶势力作战。少年的朋友们，不要笑这是19世纪维多利亚时代的陈腐思想！我们去维多利亚时代还老远哩。欧洲有了十###世纪的个人主义，造出了无数爱自由过于面包、爱真理过于生命的特立独行之士，方才有今日的文明世界。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争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这是胡适思想的真精神。他说这话后68年，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北京大学，还特别引证加以颂扬。这种思想虽是胡适思想的精华，可惜的是，胡适一生中，精力花在此类‘思想作战’上太少太少，结果在左右澎湃的浪潮下，他的声音已经沦为浪花余沫，被夹击得没有多少还手之力。而他本人，也变得老惫而世故，与‘五四’时代的胡适，不能伦比。这是胡适的悲剧，也是中国自由主义者的悲剧。在‘思想作战’上，形成如此败绩，胡适不能辞其咎，而我们又深为胡适惜也。
　　“我初见胡适在1952年，那时我是台中一中的学生，跟他只匆匆说过几句话；7年后，1959年，他约我单独大聊了一阵，那时我是台大学生。后来又见过几次面，通了几次信。1961一年我进台大研究所，他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特别以限时信寄来1000元，并写给我说：‘……过了10月10日，你来玩玩，好不好？现在送上壹仟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从这点上，就看出胡适的细心处，他一方面雪中送炭，一方面又使你有理由消受这一炭。这种细心，在22天后的一封来信里，再度表现出来。在这封信里，所写的内容，如被邮局检查到，会给我带来麻烦，因此他不邮寄，而在信封上写了‘敬乞姚从吾先生便交李敖先生’字样，由姚从吾老师‘偷偷’转给我。
　　

自述：与钱穆、胡适的关系（4）
“胡适是我父亲在北京大学时的老师，并不是我的老师，但他跟我说，他完全不记得我父亲这个学生了，这是我父亲在北大成绩并不出色的缘故。胡适的学生姚从吾是我老师，姚从吾写信给人说，胡先生待李敖如罗尔纲。罗尔纲是胡适贴身的出色徒弟，身在大陆。胡适特别亲题罗尔纲《师门五年记》一册寄我、又当面送我一册，我感到姚从吾老师所说，不为无因。在胡适眼中，我是出色的，可是没等我念完究所，他就死了，他拉我做他徒弟的心愿，也就永远不会成为事实了。
　　“胡适死后八年，我为《胡适给赵元任的信》编标题，在一封被我标做《收徒弟的哲学》一信里，重温他引清朝学者李恕谷的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我颇有感悟。胡适生前交朋友以‘自大其身’是热闹的，但他死后，他的朋友却犹大者天下皆是也，幸亏有我这种‘士’来不断从大方向以‘不朽’之，或聊偿其所愿，梁实秋在《读（胡适评传）第一册》中说，胡适告诉他‘台湾有一位年轻的朋友李敖先生，他所知道的有关胡适的事比胡适自己还清楚。’我相信这是真的。胡适‘交友’是失败的，但‘求士’却没看走眼，我的确是最清楚他的一个人，每看到别人的‘胡说’，我就哑然失笑，如今胡适百年孤寂，我千山独行，自念天下不可为之事，尚有待我去可为，权写杂感，以志里程如上。”
　　“这篇文字，可说是胡适与我之间的一个简单缩影。我没做成他的徒弟，但是云龙契合之际，我却在他生前死后，做了比任何人都识其大者的事。这种奇缘与情义，求之古今人物，亦属罕见。清朝王源《刘处士墓表》中记”（刘献廷）尝从容谓余曰：‘吾志若不就，他无所愿，但愿先子死耳！’予惊问故，曰：‘吾生平知己，舍子其谁？得子为吾传以传，复何恨哉？’我想，胡适死而有知，当有刘献廷这一感叹。
　　“我在台大时，所佩服的在台湾的前辈人物，只是胡适、殷海光而已。我后来的发展，和他们比较起来，可这样说：胡适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连的，是硕果仅存的李敖。李敖的际遇比胡适、殷海光坏得多：第一，胡适、殷海光出道时，整个原野是大陆，李敖只剩下台湾；第二，胡适、殷海光有正当职业，并且是大学教授，李敖却一直被封杀；第三，胡适、殷海光赶上知识分子被尊敬的最后一代，李敖则碰到经济挂帅、武士刀挂帅、知识分子不帅的时代；第四，胡适、殷海光都没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却饱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虽然皮肉相连，却生不逢时，也不逢地……”
　　“特立独行”四字，堪称作家李敖为文为人的宗旨。在李敖自撰的自述中，随处可见他这种性格的生动写照。李敖认为：“我就是看不过去，就是要在这岛上，给知识分子留下浩然之气的榜样。我的手法是霹雳式的，因为施的是天威，所以雷劈之下，不论首从。虽然以劈‘当路’的‘豺狼’为主，但是兼问‘狐狸’，有时也有必要。我满喜欢一幅漫画，画的是打猎家在家中墙上，以所猎动物头标本为装饰，但在墙脚下的老鼠洞旁，却有另一装饰，盖老鼠头标本也！此公对敌人一视同仁、葑菲不弃、巨细不遗、大的要、小的也要，真是要得！　……今之台湾知识分子不成才，卖身上床、粉墨登场而不以为耻，此真顾亭林所谓之‘亡天下’也！顾亭林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是政权的失落，‘亡天下’是道德的失落。国民党‘亡国’是他家的事，但是率二流、三流、不入流的知识分子以‘亡天下’，我却要站出来打，打它个明白。　”
　　

自述：“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1）
“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
　　“这种浩然之气，就是我几十年来的一贯人格与风格。它的形成、它的正果，有着漫长的心路历程与身路历程，而我愿以回忆录和快意恩仇录来做一清算，显有施教和典范之意存焉。我坦白写出我并没有很好的天资和背景，也非天纵之圣，而是自己困学硬造出来的豪杰人物，甚至近乎圣人………至于我，显然老是做战士，无新陈代谢之可言，没有退休、没有变化，似乎该以圣人论了。套句明朝哲人的话：我做圣人，我做不到；但是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我想，即使孔夫子在台湾，在国民党这样统治之下，做的也不会比我更多吧？……”
　　“这种类比，就是我自诩的根源。王安石赞美被人恶骂的冯道，说他有‘圣人行’（圣人的行为），我自诩自己就是做有‘圣人行’的豪杰。自己穷困时候，一顿顿饿饭帮助老师，此‘圣人行’也；自己富有时候，一把把钞票支援难友，此‘圣人行’也；自己坐牢时候，一篇篇文章抢救奇冤异惨的死魂灵，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至于仗义声援弱小、疏财领先抗暴、出山以救苍生、入狱以谢知己、散尽收藏以助慰安妇……此‘圣人行’也，圣人做我，也不过如此吧？但我为何引起争议？为何不乖乖像圣人一样，净得嘉名？追究起来，有原因在，就是我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太生不逢时了，所以虽‘圣人行’不止，却‘恶人名’不已，所以我的嘉名，没得到应得到的程度与浓度。这种不相称，不是从我开始的，早从古代的圣人墨子就遭遇到了。墨子是热心救世的人，班固说‘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就是说墨子住的地方，烟囱还没熏黑，就跑去救世去了。
　　“墨家的救世，比起儒家来，动人得多。孟子一方面明知‘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一方面却血口喷人，骂墨子‘是禽兽也’。这未免太不公道，也太伪君子了。儒家高高在上，以不耕而食为君子、以学稼为小人，一心要‘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生活起居，都要乘舆代步、从者众多的大排场，这样的救世者，比起‘赴火蹈刃，死不旋踵’的墨家来，是应该脸红的。孟子不但不脸红，竟还骂墨子是禽兽，这又算什么呢？比起儒家的圣人来，墨子们却没得到应得的嘉名，这当然不公道，不过，有一点公道的是被骂禽兽，骂他的还是圣人级的人物，但李敖呢？在文章中和电视call—in中被骂禽兽，骂他的却是小人级的狗腿了，但我有比墨子优势一点的是，我因为太坦白了、太尖锐了、太凶悍了，我可以报复回去，不在乎形象，墨子却做不到。所以，同为‘圣人行’的，李敖活得虽难度最高，却活得最痛快，痛快的原因之一，是我可以公然自大。我曾告诉陈彦增说：‘大概只有像你这样深知我的老朋友，才对我这种‘关门自大’的态度，不以为异，也毫不见怪。不深知我的人，就不习惯我这种大模大样了。其实我的自大，从不表现在脸上，只是表现在身上，我从无‘满脸骄气’，却总有‘一身傲骨’……只有深知自己的老朋友，才能消受得起，不是吗？我认为，自大如果变为一种施教或武器，自大是可贵的。李鸿章、戴高乐（DeGaulle），都是出了名的自大的人，他们在受别人气的国势里，居然能以气势凌人、以自大获得别人的慑服与尊敬，这真是了不起的事。但是，李鸿章、戴高乐他们这种大模大样的外铄，都因为在内心中，他们真的都有舍我其谁的气魄，所以“诚于中，形于外”，就有那种架式出来，并不是演戏，而是真的舍我其谁的。30年前，《纽约时报》的两名记者包德甫和沙荡夹住我，跟我合照一相，一边照相我一边说：‘糟糕，我被美帝包围了。’—他们知道我这个中国人自大，而愿一左一右侧立拍照，可是，我仍旧嘴不饶人，真情以玩笑出之，我深愧不如李鸿章和戴高乐也。
　　“在我表现狂气的时候，看起来有大头症、有自大狂，其实我内心深处，可自我谦虚得很。我常以出糗的故事，来浇自己多么有名的凉水；也用两个故事，挖苦我没有那么有名或有名有过了头……看到了吧，这就是我独自一人时玩世的喜感。不过上面属于长篇的，还有短篇的。1991年10月19日我有《新版三十三不亦快哉》，可以略见我雅人深致、怡然自得的奇趣。
　　“在文星时，陶运猷写了一幅中堂送我，中有一句说我‘敢违世俗表天真’，他这句诗写得很传神，我的为人，的确如此，‘表天真’并不是装小孩、显幼稚，而是真正基于真知和真诚的率性表述，这种表述容或夸大，但非扯谎，也非虚伪，反倒非常‘性格巨星’。正因为我自己雅好此道，所以人物中我偏好‘性格巨星’式，像东方朔、像李贽、像金圣叹、像汪中、像狄阿杰尼斯（Diogenes）、像伏尔泰、像斯威夫特（Swift）、像萧伯纳、像巴顿将军（），我喜欢他们的锋利和那股表现锋利的激情。在党外时代，我帮黄石城出资的《深耕》写一篇东西，他们给我4000块稿费，我马上叫来人找到黄石城说：‘笑话，只给4000，拿3万来。’黄石城果然给了我3万，可是我把这钱转给林正杰当竞选经费了。这就是我‘敢违世俗表天真’的动作，态度嘛，不够好，且有‘流气’，但极有效，因为别人怕我，所以大家反倒少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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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述：“特立独行”的作家天性（2）
“我从1949年5月12日登陆台湾，一天也没离开，转眼已满50年。一个外省人，50年在孤岛上，一天也没离开过，还不算稀奇。稀奇的是，这个外省人，‘残山剩水我独行’，在国民党一党独大的统治下，挺身与国民党当权派斗争，一往直前、二入牢狱、三头六臂、四面树敌；又挺身与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