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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济传-第2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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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福兮祸兮长别离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３日，李济告别家人和同事，从上海港登上德国邮轮Scharnhorst号，前往英国讲学。越洋远游在他尽管已有多次，但李权老人这次格外忧心忡忡，既担心儿子这趟远行印度洋风高浪险，也担心儿子不在身边随时可能发生战祸。送走儿子，老人先在祖宗牌位前沐手敬香，然后在自家的书房里，排出牙牌，为儿子的平安认真地算上一课。十一天前爆发的西安事件，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兵谏”捉蒋，内战箭在弦上，日本全面侵华战争随时可能爆发。那时中国知识界好多人认为张杨发动事变是倒行逆施。胡适写了《张学良的叛国》一文，痛斥张学良“背叛国家”，“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文章载于１２月２０日《大公报》津沪版。清华大学朱自清、冯友兰、闻一多、张奚若、吴有训、陈岱孙、萧公权、陈福田、萧叔玉、陈达、潘光旦等发布“清华教授会宣言”，认为“张学良此次之叛变，假抗日之美名，召亡国之实祸，破坏统一，罪恶昭著”。李济在印度洋的航程中，给傅斯年写了一封信，他在信中写道，“别后不及十日，宛若经年，上海启碇时黄浦江上飞雪，现在执笔，挥汗如雨。船上生活每日若梦一般。念念不忘者，国家事也。为此之乱不知将作何变局？在香港时（廿五）闻蒋已被释，前日到曼尼科始略知梗概。内情如何，颇想一探，苦无门路。船上无线电新闻全由柏林转来，别处广播概不准收，此即希特勒统治之一例。乘客大多市侩，鲜可与谈者，昨日遇一水手，聪明智慧，似在大多数乘客之上，观其郁郁之情，可知德国大多数人民之苦也。……”冯志整理：李济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８日致傅斯年信（影印件），王汎森、杜正胜编《傅斯年文物资料选辑》，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９５年。
心事浩茫，海天无极，李济在日月交替中送走二十多个单调的日子。１９３７年１月中旬，轮船终于泊岸伦敦港。按照行程，他将要去威尔士、伦敦、牛津、里兹、利物浦、爱丁堡、曼彻斯特等地的十四所大学以及几个研究所讲学。事前，英国的舆论界做了大量的铺垫。一个受中西方文化熏陶的著名学者，一个收获丰饶的中国考古学的掌门人，李济沿着鲜花和红地毯铺就的路一直走去。他在各地的讲演用现代理论和眼光，用大量的考古实践，讲述考古与中国史前史，讲述中国与西方文化的关系，所到之处大受欢迎。
第五章 从北平到南京（12）
李济此次讲学受到几位中国留学生的热情追随。吴金鼎是李济的得意门生，１９３３年赴英国念博士学位。夏鼐１９３４年于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以实习生身份参加史语所的安阳发掘，受李济的指导和关照，１９３５年赴英国留学，读博士学位。曾昭燏毕业于金陵大学国学研究班，１９３５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学习考古学。他们都十分亲近李济，李济也李济当选为英国及爱尔兰皇家人类学研究院荣誉院士证书。
关心他们的现状和未来，并从师长的角度动员他们日后回国到史语所或中博院工作。
在伦敦，李济曾患病住进医院，异乡诸多不便，幸亏吴金鼎夫人王介忱与曾昭燏悉心照料，经过二十余天的治疗才逐渐康复。
此次访英，李济还应考古学家、瑞典王储古斯塔夫之邀，顺便去瑞典讲学。一年前，他就接到王储通过中国驻瑞典公使发来的专门邀请。１９２６年１０月古斯塔夫访华，曾考察太原附近的两个石器时代遗址。当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发掘，与他“失之交臂”。那一错过竟把会面推迟了十年多。李济到斯德哥尔摩前后参观访问了十多天，作了几次精彩的演讲，跟王储作了多次诚恳的学术交谈，会见了以高本汉为代表的瑞典汉学家和其他“中国学”学者，参观了几个著名的博物馆和王室的珍品，后来又顺访了欧洲大陆的多个国家。
１９３７年６月，李济满载着收获乘船返国。不日，“七七”事变爆发。亲人和同事还来不及分享他学术之旅的喜悦，就一下子卷入战乱的漩涡。
山雨欲来风满楼，那时救亡图存已成为国人的自觉行动。陈启华是仅受过旧式教育的女子，恪守妇道，向不抛头露面。自１９３３年的“热河事件”后，她也常参加史语所的家眷们组织的劳军活动。杨步伟在《杂记赵家》中写道：热河事发生了。虽然大战还未爆发，可是人心已震动起来。那时还派不到妇女从军呢，我们这些太太们总得尽点义务才对啊。所以大组织很多私人团体来做劳军等事。我们想冬天军人在外饥寒交迫，大家做点冬衣去慰劳他们卫国的前线战士们，所以我们家又变成一个大本营了。因为我家向来往来人多，凡来的都劝他们出点钱和出点人力做冬衣等等，没料到大家非常踊跃参加，一下就是二三十人，大家分担买材料的，做机器的裁剪缝纫忙个不停。并且边做边谈天，很快很快就做成了一百七十多件棉短袄。张默君和志希太太还来我家探望我们，问要不要加入妇女工作团，我们大家都回不要，我们都不是沽名钓誉的，不过为前方战士们尽一点义务而已，打算用无名氏团体交给绥靖公署代收转到前方战士们，在每一个口袋内还放了一个条子谢谢他们受冻受累拼死忘生地来保护我们后方的人民。还有人提议写点好玩的给他们，我说恐怕他们想太平的景象，心里不安。（李济之太太也是工作的之一，大约还记得吧。）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９４页。卢沟桥事件后，南京城的中研院各研究所和中博院等单位都在焦急地做南迁准备。猝不及防的灾变，激起人们同仇敌忾的情绪，经过数天不分昼夜的努力，史语所的同人们把图书资料、考古组多年的重要出土物及全部原始记录等重要物资装箱转运。一些运不走的大件物品，只好封箱留存南京。据石璋如回忆：南京离上海很近，战事吃紧，所以先行装箱，有一批六十箱就先运到南昌的农学院保存，由李济先生先押运，另外有一千三百多箱陆续运到下关装船，预备运往长沙……回来后大概第二或第三天，日本的飞机就来轰炸南京考试院，时间大概是在下午吃过晚饭之后，听到天空中传来飞机声，有人发现日本飞机在上空盘旋随即投弹。考试院与研究院只隔一条路，炸弹落在考试院外广场的钟楼鼓楼附近，我们的同人大部分都在研究大楼里头……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２—１８３页。撤离南京，转道汉口，杨步伟的《杂记赵家》，有详细回忆：听见苏州都被炸了的缘故，我着急起来了。因为元任病中一点声音都不能听见，一有声音就满身大汗出得不止，如何能听炸弹的声音呢？我正无法办时，孟真来了，我和他商量办法，他说公务人员现在都还不动，只家眷可以先走，但研究院因保留古物和档案的缘故，暂有一部分人走，乃定的“太古”、“怡和”两只船舱位。但是元任因病自然可以先走，叫我向吴亚农要船舱位。
我对吴去说，吴回我须和李济之先生说，因那时傅做政府的抗敌工作顾问等事忙去了，李则代理所长。我就去问李可否让一两个舱位给元任带一个女儿先走，我们以后再说。李很快回我，赵太太我们听差的都有职务的，暂不能让，元任事慢慢想法子。但是那时弄一个舱位比登天还难，故那时的我，自然容易多心的，我就回他，元任连一个听差的都不如了，好！我就自己另想办法。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９７页。杨步伟想法搞到船票，让赵元任先到汉口，几天后她也带着孩子随后赶到。李济本该扶老携幼举家南迁，忽又临危受命，押送南京存放的国家文物溯江西去重庆秘藏。领着一家妇幼逃难的竟是七十多岁的李权老人。
杨步伟写道：找到旅馆后一看李济之的一家也在那儿，在这时大家见面比亲人还亲了。李老太爷更是关心得不得了，说一下船大家都分散了，他们是由考古组先到的人员给安排的旅馆。……１９３７年年底，赵元任家和李济家的女儿逃难时在长沙湘江边。从左到右：赵新那、李凤徵、李鹤徵、赵如兰。（李光谟提供）
想不到第二天日本的炸弹跟着来了，在汉口市外放了几个炸弹，市内的人自然更恐慌起来了。王慎名正在想办法弄火车给我们到长沙，我说先去看看唐李二家吧。一到旅馆，李老太爷就和王谈起同乡来了，问给我们如何设法走？我说现正办交涉火车位子。李老太爷对我作揖说我们也照赵太太以前办法给小耆即李光谟。先带走，其余再说。……
我看李老太爷的急法，只希望我把孙子小耆带走，因汉口日机已来了炸了市外一两处了。我和王慎名商量，可否再和吴国桢商量商量，能否多挂一辆车给这些人都带到长沙再说，不能的话就多带一个是一个，因在南京临走时唐擘黄也再三托我关照他太太和小孩们的。王说不用找市长了，他现在也是忙得不得了，站长是赵先生的学生，我打电话问问他有没有办法。……车站上回话答应可以另加一节车，但是须有二十个人以上才好意思挂车。我赶快说不止二十个，一共二十七个人呢。杨步伟：《杂记赵家》，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１０２—１０３页。几十年后，逃离南京的情景在李光谟心中还仿若昨日，他说：“记得我们全家老少三代在南京下关的长江码头登船启程时，于波滚浪涌的江心，禁不住回首眺望居住了三年多的石头城，默念着何时才能重归家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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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流寓西南（1）
第一节暂栖长沙
长沙，岳麓山下湘江之滨的这座千年古城，在战乱中骤然膨胀，混乱无序。史语所和中博院分住在长沙城内的韭菜园、圣经学校等地。此时，傅斯年代理中研院总干事，史语所的担子托付给了李济。
石璋如回忆：在长沙组织的管理委员会，以管理圣经学校为主，经常开会。来长沙不久，敌人又来轰炸，于是委员会另行组织巡逻队，警报期间，其他人要去地下室躲飞机，每个所派出一个人组成的巡逻队就要巡查有无间谍在外头发信号引导敌人。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那时，空袭警报时常拉响。惊惶中，人们纷纷躲防空洞或地下室。然而有一天，警报还没来得及拉响，日本飞机已猝然临头。敌机来了，真的就轰炸圣经学校附近，就是学校对面的巷子一带，梁思成全家住在巷内一栋小楼上，当时梁思成到圣经学校躲警报不在家。警报过后我们去到梁家，看见小楼的楼梯被炸毁了，还挂着东西，但是没有楼梯上不去，很惨。家眷幸好也躲到别的地方去了，没有事情。另外一件惨事就是在路上发现不知从哪里来的、还穿着*的女人大腿断肢，真的很惨。另外一件惨事就是我们出去巡逻，所有的同人在研究室宿舍内，遇到空袭就要去地下室躲警报，高去寻走到楼梯台阶，还未下去时，由于后头有人往前推挤，将高先生撞倒台阶上，高先生被撞断牙齿，顿时满嘴鲜血。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５—１８６页。炸开的断壁残垣和四处燃烧的烟火，又在催促流浪者继续逃离。史语所及其他迁在长沙的文化教育单位，包括南下的临时大学北大、清华、南开在长沙临时筹组的大学，即西南联大的前身。等，停留三个多月后，决定再度西迁。考古组李济、董作宾、梁思永等将率大部队撤退，同行的有胡厚宣、郭宝钧等；青年研究员李景聃、石璋如、祁延霈等家乡沦陷，亲人生死未卜，急于回乡寻亲；刘燿、王湘等人，早已打算投笔从戎，赴前线杀敌。
１９３７年１１月初，李济召集众人在长沙郊外的小饭馆“清溪阁”聚会。
“未言心相醉，不再接杯酒”。刘燿从事田野考古七年多了。１９３１年春，他还是河南大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傅斯年率史语所历史组同人岑仲勉、全汉升、劳榦、王崇武等在长沙圣经学校。（台北“中研院”史语所提供）
学国文系学生，参加史语所的殷墟发掘，后留所作研究生，１９３４年升为助理员。他参加过小屯、后冈、卫墓及大赍店等地的发掘，独立主持了山东日照瓦屋村的发掘。田野上他已度过了七个春秋，足迹遍及河南山东等地。此时，他刚刚完成瓦屋村发掘报告的图版及器物草图的制作部分……寒风中的刘燿端起酒杯喊出，“国将不国，何学术为！抗日第一，爱国为先”，然后一饮而尽。
未完成发掘报告就投笔从戎，同人对他既景仰又惋惜：一个搞考古的一生能接触到地下文物，多少带有运数的意味；这种遗憾，极可能就是终生。把酒话别，湘水呜咽。当日的细节奔泻在石璋如的笔下：我们叫了两桌菜，菜没来之前先叫酒。当时大家志气都很激昂，都先喝酒，用小酒杯喝，有人素来酒量不大，像董作宾先生就有“董文抿公”之称，不能喝，李济、梁思永先生酒量也不太大。由于在田野久了，像王湘、刘燿、我、祁延霈几个山东、河南人，喝酒比较爽快，就喝将起来。陈存恭、陈仲玉、任育德，《石璋如先生访问记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２００１年，１８８—１９０页。师长李济，自１９２６年主持山西西阴村发掘至此，已有十多年的考古经历。而今山河沦陷，百姓涂炭，该如何面对抗战救国和田野考古这一矛盾？他无意劝阻刘燿等人，只想说服自己和留下的同人：“我们是否也应该赶赴前线，与日本鬼子决一死战；考古这种工作，在现处的环境中是否是一种浪费？我们并不懊悔选择的这份职业，但那放下铲子扛枪赴前线打仗的冲动是完不了的，是异常强烈的。”李济例举英国的埃及学家裴居离爵士，欧战期间正在考古现场，也想拿枪投入卫国战争，然而冲动的情绪最终服从理性的调遣。于是他语重心长地告诫众人：“现在我们既然没有机会表达我们这种志愿，那就只有继续我们原有的工作。”１９３７年，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时，李济夫人（左三）与杨步伟（左四）到小吴门附近的现场探访。（李光谟提供）
第六章 流寓西南（2）
萧萧秋色，慷慨悲歌。几十年后倾注在石璋如笔下：几人先说“*万岁”，这是第一杯酒，大家都喝。第二杯喊“中央研究院万岁”，第三杯喊“史语所万岁”，第四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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